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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小说里的几个故典

王培军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有如前人所说的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只是我辈后学腹笥太俭,多不能知其用事来历,所以于钱先生的匠心独运,在领会上便打了折扣。数年前,有学者专就《围城》一书考证钱先生小说里的典故,惜乎可喜的创获不多,对读者的帮助也殊为有限。我自己读书寡陋,更无资格饶舌,冒充解人作“郑笺”,不过平日偶有所见,曾随手记诸简端,今摘出聊为谈助,以当“写在钱钟书的边上”,或亦如钱先生妙译所云,“小遗于大海中,当不无小补”。
  在《围城》第三章,钱先生写了几次聚会,其中一次,董斜川说旧体诗,极有解颐妙语:“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董斜川的原型,是钱先生的好友冒效鲁,但是这一段话,不过是钱先生的雅谑,未必真是冒的诗学见解。因为所谓“三陵”、“四山”,亦有来历,既非钱先生杜撰,也与冒氏关系无多。张佩纶《涧于日记》(壬辰上)云:“《随园诗话》载王楼村先生诗学‘三山’,谓香山(白居易)、义山、遗山也。晦若(于式枚)因之改香山为虞山(钱谦益)。余皆不以为是。余亦有‘三山’,则义山(李商隐)、半山、眉山(苏轼)耳。香山与义山太不类,遗山亦不足学,由半山以溯昌黎(韩愈),由眉山以规李杜,此学诗之津梁,通唐宋之界,而上无晚唐波靡之音,下断西江粗直之派,则亦诗之中流也。”张佩纶所说“三山”,虽本诸袁枚《随园诗话》(见卷九),但具体之人颇有变更,这自是其诗学不同所致。《谈艺录》(补订本)第八十页云:“近人张篑斋(佩伦)笃好荆公(王安石),至以半山配义山、眉山为‘三山’。”这当可为《围城》之笺。后来汪辟疆论诗,又受到张说的影响,更添为“六山”,其《读常见书斋小记·六山》云:“白香山,真挚;王半山,深婉;李义山,缛丽;陈后山,孤往;韩玉山(韩偓),凄咽;元遗山,精警。予尝谓学诗必寝馈唐宋,自李杜王韩苏黄而外,尚有‘六山’。必精研熟读,方足以博其趣而抉其微者,即此‘六山’是也。”钱先生所举的“四山”,没有超出汪说的范围。据此,我似可来个“大胆判断”:董斜川虽主要用以影冒,可也夹有汪辟疆的口吻。钱先生在《石语》里,就曾提到过汪,说彼此见过面、有过交谈。当然,汪辟疆诗学属于同光派,是亦步亦趋追随陈三立的,不过其于唐宋诗之间,也还未此疆彼界,绝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是应该提醒的。
 而所谓的“三陵”之说,则始发于胡汉民,见其《不匮室诗钞》卷五《答大厂见谢言诗之作叠恻韵》(友人吴念庵先生告。参见刘衍文先生《寄庐茶座》第248~249页。又,近人屈向邦《粤东诗话》卷一,亦载此,可见胡说影响)。
 在那几句妙论之前,董斜川还说道:“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这也不是董的臆造,而是那时候老派人的公认。如张慧剑《辰子说林》即云:“故诗人陈散原先生,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口气何其相似乃尔。又汪辟疆《展庵醉后论诗》云:“散原能生,能造境。能生故无陈腐诗,能造境故无犹人语。凿开鸿蒙,手洗日月,杜陵而后,仅有散原。”推挹程度更过于董。至所谓“陵谷山原”各家,大都是晚清诗人“挂在口边”的,其中只有“二谷”之昌谷,在老派诗人那里,不算得怎么时髦,也许是钱先生自己喜欢,顺手拉来凑个数的。
 大家在等苏文纨来时,董斜川“要了一枝秃笔”,埋头写自己的得意佳句,其中如“好赋归来看妇靥,大惭名字止儿啼”,是本冒效鲁的《还家作》:“妇靥犹堪看,儿啼那忍嗔。”(《叔子诗稿》)似乎已有人指出了,但不免有所误解,把董自赞的“上句梅圣俞,下句杨大眼”照搬过来赞冒诗了。其实冒诗的下句虽是同样说到“儿啼”,但同“杨大眼”不相干。所谓“杨大眼”,典出《魏书·杨大眼传》(略云:“传言淮泗、荆沔之间,有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即止”),意不过“李逵姓名吓止小孩儿啼哭”。又如“不须上溯康乾世,回首同光已惘然”两句,刘永翔先生曾告我,是本诸陈宝琛《沧趣楼诗集》卷六《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
  但是下面这两句“数子提携寻旧迹,哀芦苦竹照凄悲”,似尚未见有人提及。方鸿渐“没有读过《散原精舍诗》”,感到不解,心想:“‘数子’明明指朋友,朋友并非小孩子,怎可以‘提携’?”“数子提携”云云,照我的个人揣测,应该是蕴藏了散原诗本事的,即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八所云:“立秋后一日,陈士可毅招同樊山、笏卿、子封、实甫、君立、鸿甫、治薌,燕集宣南畿辅先哲祠。实甫言伯严在武昌,重九日张文襄(张之洞)招同登高,伯严(陈三立)有诗,末二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夕阳城郭万鸦沈。’‘元老’自指文襄,文襄批驳‘领’字,谓何以反见领于伯严也。余言伯严早以此事告余,笑文襄说诗之固,‘领元老’岂吾领之哉。”此事,为当日诗坛一大公案,如樊增祥《广雅堂诗跋》(《樊樊山集》)、由雲龙《定庵诗话》卷上、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皆载其事首尾,而复言之津津。后来吴宗慈撰《陈三立传略》,钱先生的老师、植物学家胡先骕,犹且抵书与之讨论,云:“(散原)先生诗句云:‘作健逢辰领元老。’以南皮之元老,而先生竟泰然领之,其胸中浩然之气可想。”仍蹈张之洞之误而不知。钱先生小说带及这个轶事,用意是开散原诗的玩笑,因为散原老人的诗虽被董斜川称为“五六百年来第一”,但钱先生于其诗却是很不喜欢,批评说“以艰涩自文饰”。陈诗的题目为《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节庵兵备》,见《散原精舍诗》卷下,末句作“下窥城郭万鸦沉”,当是最后的定稿。而董斜川诗的另外两句:“秋气苏身一雁过,鬓丝摇影万鸦窥”,似乎就摇曳着陈诗的影子。    董斜川所提到的樊樊山(增祥),也是光宣诗坛的一大家,董说了他的一个笑话是:“光绪初年做京官的时候,有人从外国回来,送给他一罐咖啡,他以为是鼻烟,把鼻孔里的皮都擦破了。他集子里有首诗讲这件事。”这件事确非子虚乌有,不过时间有些不对,并非所谓的“光绪初年”,而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送者也不是“从外国回来”,而是樊山的老朋友袁爽秋,即那个因谏而被慈禧所杀的袁昶。樊樊山的诗,题目叫做《爽翁惠咖啡余误为鼻烟》,见《樊山续集》卷十,全诗云:“苦说茄菲是淡巴,荳香误尽勇卢家。也如白雪楼中叟,不识人间有岕茶。”自注:“李于鳞按浙,徐子与致岕茶,李嫌叶大梗多,以赏皂役。”按诗题的“爽翁”,即是袁昶,袁字“爽秋”,故云。樊诗里所说的“勇卢”,是“鼻烟”的代指,“勇卢”一词,见于《太平御览》卷八八一引《龙鱼河图》:“鼻神名勇卢。”而用之以代指鼻烟,则始于晚清赵之谦《勇卢闲诘》,其书收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想来樊诗用典必出于此。“白雪楼中叟”,则是明代“后七子”的李攀龙。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李所以构“白雪楼”,是因王世贞赞其诗文,“比之峨眉天半雪”,所谓“文许先秦上,诗卑正始还”云云,李遂居之不疑。李攀龙的自负也是出了名的。
  小说里的褚慎明,是影射钱先生的同乡,即曾研究相对论、且与爱因斯坦真通过信的许思园,这是喜欢“钱学”的人都知晓的。钱先生据此添枝加叶,说褚慎明“查出世界大哲学家的通信处,写信给他们,说自己如何爱读他们的书”,惹得他们“高兴得跟疯子一样”,“回信赞褚慎明是中国新哲学的创始人”。又说“不过褚慎明再写信去,就收不到多少复信,缘故是那些虚荣的老头子拿了他第一封信向同行卖弄,不料彼此都收到他这样一封信,彼此都是他认为‘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不免扫兴生气了”。这一段里所写的情事,颇似传说中林徽音之所为,据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云:“不久,林女突来一电(与徐志摩),内容云:独处国外生活苦闷,希望你能写一电对吾多多有以安慰,使吾略得温暖云云。志摩得电后,大喜欲狂,即写了一长电,情意缠绵,以谓可得美人青睐了。次日即亲至电报局发电,哪知收电报之人忽笑谓志摩云:‘先生,吾今日已同时收到了发给这位黛微丝的电稿四分了,你已是第五个了呀!’志摩不怿云:你不要胡说,这女士只有本人一个朋友呀。这收发员遂立即出示其他四人电文示之。志摩一看,天啊,都是留美的四个老同学也。志摩气极了,即持了林之来电去询张似旭,你为何去电的,当时张还以为志摩得了风闻,故意去冒他的,坚不承认。志摩乃出林电示之,张大忿,亦出原电示之,一字未易也。于是二人同去其他三人处询问,都是初不认承,及出电互相同观,应是一个稿子也。五人大怒,遂共同签名去一电大骂之,与之绝交了。”陈氏此文所记,也未必全然可据,且钱先生也肯定没有读过,但我想林夫人的轶事流播人口,钱先生当不致无所闻,而且其《猫》中更是影射了林,那么把林的一个轶事,变化之而写进自己的小说,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吧。
  在影射当代名人最多的《猫》里,所涉及的文坛学界名流,除林徽音、梁思成外,还有林语堂、周作人、沈从文等,而爱默父亲的那句格言,更是借了林语堂的俏皮话。爱默的父亲,“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林语堂《自传》第九章《论幽默》说:“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用这个笑话,似乎也暗示了爱默为“林女”。林语堂的这个笑话,虽然“已经传遍了世界”,但论及《猫》一文,尚未见有人提及。爱默的父亲是“前清遗老”,照那时遗老的脾气,免不了满腹牢骚,但是,他虽“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却“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年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遗老值得一做”。同为晚清遗老的陈曾寿在钱先生写小说那时,也曾做过一首诗痛骂此类情形,题为《闻近日求人书者,以进士为贵,戏作一绝》云:“北江著论妙机锋,院体山癯本不同。树倒已无堪蚀叶,书空犹自见青虫。”所谓“树倒”云云,自是指清朝之亡,而所谓的“青虫”,则是唐人骂进士的话,详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
  《猫》里的陆伯麟,影射周作人,也是明显不过的,介绍陆的兴趣那一节,几乎可看作知堂的“漫画像”。钱先生在《与黄裳书》中称赞黄的文章,曾拿知堂文字来作比,说:“深得苦茶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似可拿来和此节参印。知堂所喜浏览的杂书,在钱先生的眼里,也许不过“奇零小册”,无当大雅,所以,陆伯麟恭维爱默时,便会说:“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像妲己,古文作黑且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话中不无讥讽知堂耽读冷僻书之意。
原载:《书屋》 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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