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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哭星双尾蝎解宝孙楷第

胡文辉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三十五  
  孙楷第(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州人。
  登高一呼,激扬风气,树立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使小说史研究成为近古文学史的正宗,自以胡适为始;而实际建构规模、指引门径,真正将小说史打造为现代学术的独立王国,则以孙楷第为始。
  孙氏早岁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从杨树达治训诂校勘,著《刘子新论校释》、《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极受杨氏推重,已得窥清代朴学的殿堂。但他宁愿为新学问的鸡口,不甘作旧学问的牛后,故逐渐转向新兴的小说考证。随后因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需要,博涉中日小说馆藏,编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更进而完成《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遂一举为古典小说研究奠定版本目录学的基础。胡适称道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专为了看小说而渡海出洋,孙先生真可算是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哥仑布了”。
  按:在孙氏以前,治小说史的前驱尚有鲁迅、马廉二氏。鲁迅以《中国小说史略》享名,但他偏重文言小说方面,实不预现代小说史的主流,他的成就实由于其文化政治地位而被放大;相反,马廉收藏小说珍本甚富,研治小说史亦极勤,惜英年早逝,著述未成,故其学术史地位长期都被低估。孙氏早期《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实多受马廉启发而作;《通俗小说书目》之作,更以马、孙合编的《近代小说书目提要》为蓝本,尤有赖于马氏的指点及其小说庋藏。故孙氏于此道,实遥奉胡适,而追步马廉。若孙氏为哥伦布,则马氏可谓郑和矣。
 又,孙氏之于小说史,类乎谢国桢之于明末清初史;谢氏著有《清开国史料考》、《晚明史籍考》,亦以专题目录而作学科指南也。
 孙氏治小说,文本源流方面,《三国志》、《水浒传》、《今古奇观》、《包公案》、《醒世姻缘传》、《儿女英雄传》等皆有考辨;传播方式方面,有《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本事出处方面,有《小说旁证》。于戏曲史用力亦勤,成就亦多:如《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叙录戏曲文献三百余种,《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述元曲版本,《元曲家考略》辨人物事迹,《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傀儡戏考原》追溯近世戏曲渊源,《元曲新考》补订王国维、吴梅的缺失,《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指证盐谷温的疏误,其成绩亦不在小说史之下。此外,于楚辞、汉晋乐府、唐代变文、元代俗语,亦多有发明。其中散篇论著,汇辑为《沧州集》、《沧州后集》。
 大抵孙氏以严谨的朴学方法及作风考证下里巴人的小说戏曲,以目录学为基础,比勘版本,考镜源流,在材料上必求博赡,在结论上务能新颖,故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誉。
  孙氏著作多成于三四十年代,早已确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元老地位,但五十年代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之后,却深受排挤。至八十年代,文学所推举“十大学者”,结果仅选出七人,而孙氏竟不与其列。故他晚年作《口述自传》及《业务自传》,颇援引师友对他的评语以自重;甚至托名将《业务自传》改写为《孙楷弟先生学术研究五十年》,欲藉此作自我表彰(后未发表)。盖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孙氏不得其平,不过欲求名副其实耳。
 孙氏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原居北大镜春园,“文革”时被迫搬离,不久又下放干校,藏书无处可存,据说为家人贱价售予中国书店。及至七十年代回城,欲赎回藏书,而书店索价甚巨,力不能致;复向总理办公厅去函求助,书店闻之,乃抢先将其书拆售。孙氏为此痛心疾首,直到临终前,文研所所长刘再复前去探望,孙氏已不能言语,犹在手心写一“书”字,以表白其终身恨事。以其结局可悲,故拟为天哭星焉。然而当日此类遭际固甚多,孙氏之痛,亦知识分子之痛也。
  诗曰:目录编成竭泽渔,沧州二集戒空疏。多藏却令终遗恨,谁散平生万卷书。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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