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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何其芳同志逝世三十周年座谈会侧记

程 凯

会场之一 何京颉 何三雅
杨义

曹天成、陆永品、钱中文、沈斯亨

樊骏 邓绍基 朱寨
刘士杰 肖莉 王平凡 张炯

党圣元、杜书瀛、吕林

何文轩 汤学智

卓如 朱静霞 康金镛

刘士德

毛晓平 严平 王信

张国民 李传龙 吴庚顺
吴子敏 彭韵倩 徐公持

张大明 刘跃进 刘扬忠 朱渊寿

会场之二


2007年9月21日,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会议室召开了纪念何其芳诞辰95周年、逝世30周年座谈会。众多文学所老一辈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济济一堂,共同缅怀文学所的老所长何其芳同志,探讨他的精神、品格、学术成就以及对文学所做出的贡献。

文学所所长杨义研究员首先在座谈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全面概述了何其芳同志的一生。他在发言中称:何其芳是我国著名作家、批评家、文学理论家,是新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杰出领导者之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曾属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直接奠基者,何其芳的名字,与文学研究所同在。他并且着重指出何其芳的一生中有三个无可替代的成就:

(一)何其芳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时期,就写出了散文集《画梦录》和《预言》这样诗篇,在青春写作中已经显示了深湛的诗文修养和精妙的诗美品位。这个起点影响其终生,成就其终生,他是持着诗美的“身份证”通行于其后从事的文学诸领域的。在其后的风云变幻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他都不愿损伤,反而往往是直率或曲折地维护着精美的诗词、戏曲、小说的尊严,对滚滚的激流起到了他的家乡的都江堰那种分流作用,发挥了为那些不知诗美为何物的大人物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二)在1942年以后,何其芳以主流批评家的身份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强调人民生活源泉论,提倡作家要有人民大众的立场和观点,促进艺术与真理相结合。但他反对把现实主义简单化,抗衡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贯串中国文学史的偏见,高度珍视古今作品的艺术价值,强调文艺批评中的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直至在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中提出“典型共名说”,从诗学形式上关心中国新诗前途而提倡现代格律诗。在文艺批评空间日趋萎缩的岁月,他以自己的真诚和踏实,为理论的创新性铺路垫土,身体力行。

(三)创建和发展文学研究所,为学术骨干人才的汇集和后续人才的成长呕心沥血,并在政治运动频繁之秋,尊重学者,尊重学术,为学者发挥才能提供尽可能宽松和谐的环境。同时规划外国文学名著和理论丛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为文学研究拓展思想空间提供资源。尤其是创办《文学研究》(后更名《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为学者潜心研究和学术质量的提高,提供了由文学研究所牵头的、泽及全国文学研究界的园地,影响极其深远。

如此“无可代替的三端”,足以使何其芳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

与何其芳在延安时期就有深切交往的朱寨先生在会上着重阐述了何其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关系。他认为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不能不看到何其芳在阐释、传播毛泽东文艺思想过程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并非一人的创造,何其芳等人在整理、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将其系统化的过程中也带入了自己对文艺的理解。

就何其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关系,古代室的邓绍基研究员也系统地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全面地梳理从40年代到60年代,何其芳是如何研究、阐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其中蕴含着文革前文艺思想、文艺政策起伏变化的重要历史脉络。他特别提到60年代初,何其芳几次重要的讲话和文章。尤其是1961年何其芳在访越期间发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1962年发表的《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都提到在文艺思想、文艺政策中不能只强调反右,而要坚持两条路线上的斗争,甚至提出违反文学艺术规律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在邓绍基看来,这种重视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文艺思想虽然在当时受到批评但影响深远,80年代后,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反对文艺简单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文艺政策就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

文学所的老书记王平凡同志通过众多生动的事例回顾了何其芳在长期担任文学所领导工作的过程中如何保护知识分子。像子虚乌有的“清华间谍案”曾将钱钟书先生牵扯其中,是何其芳力保其免于遭受迫害。

曾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当过理论编辑的李传龙则谈到何其芳作为学术领导人的另一面,即他在担任文学所所长期间如何招纳贤才,亲自主持进人工作,将众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延揽到文学所来。他特别提到1959年何其芳如何将现代文学专家唐调入文学所,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带头人。同时,他还以自己在编辑部的事例详细讲述了何其芳如何一丝不苟、手把手地培养文学所的年轻人。

理论室的钱中文研究员就何其芳的品格和思想总结了三点:一是为人真诚。以诗人的情怀对待人,特别是对待青年人,对人有一种特别坦诚的态度。二是爱护人才,而且善于使用人才,能做到人尽其才。三是懂得艺术规律。在五六十年代文艺思想、文艺政策越来越极端化的情况下,何其芳能够注重对艺术规律的理解,一边反左,一边反右。虽然他有许多被时代误解的地方,但大家终归会客观评价他的思想。

文学所的彭韵倩回顾了何其芳在不同时期的工作风貌。在《文学研究集刊》创办时期她曾就孙楷第的《小说考证》求教于何其芳。何其芳坦言自己也并不完全懂,但不要因为看不懂就不发,因为有的读者会懂;并特别强调《集刊》就应该发表专家的文章,要代表文学所的水平,待发文章要送所有专家审评,严格把关。即便是曾受过批判的俞平伯的文章也在何其芳的主持下发在了《集刊》的头条。而在文革结束后的短暂时期内,彭韵倩印象最

深的是他急于工作的忘我精神,希望能再工作至少五年。而对于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他抱着宽容的心境去面对,特别是对年轻人,对曾迫害过自己的人都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而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文学所前所长张炯研究员从政治的角度评价何其芳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党的好干部的榜样。他认为何其芳无论在学术工作上还是在事务工作和生活上都是极其认真的人。他自己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何其芳亲自帮助删改的。而在文革下乡劳动的过程中,何其芳对待打扫厕所、喂猪这样的体力劳动也是一样的一丝不苟。认真体现在治学上就是严谨。何其芳在年轻时经历了从诗人向评论家的转向,后来又走向学术岗位。无论在哪个阶段,他的文章都是观点鲜明,有说服力,材料引证丰富、扎实。他为《文学评论》定下的取稿标准强调一要有新意、言之有物,二要材料扎实、语言准确。此外,和其他接触过何其芳的人一样,张炯也特别强调何其芳是一个真诚的人,待人诚恳,没有城府。他认为何其芳在文革后的清查运动中一病不起与他的过于真诚有关。

文学所刘士杰研究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何其芳对青年人的关怀。他在人生的低潮期曾一度想调离文学所,但何其芳激励他说可以离开文学所,但要有了成绩才能走。是何其芳的激励使他坚持下来,并做出了成绩。

文学所吴庚舜研究员集中谈到何其芳作为《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的主持人在办刊过程中体现出的风格和眼光。一是能够兼收并蓄,只要言之有理就发表,不拘一格吸收人才。因此,何其芳主持下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成为培养年轻一代专家学者的摇篮。二是能够抓住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以此引导学术方向。而何其芳主持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在百年文学史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精品。此外,他也强调何其芳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何其芳几乎受到了全国性的批判。他奋力撰写《再谈新诗的形式问题》一文,对各方的批判进行答辩,鲜明阐述自己的观点。余冠英先生曾称这篇文章是“横扫千军如卷席”。但吴庚舜同样指出,在文学所的几十年间,大量的行政工作占用了何其芳过多的时间,使得他作为诗人的才情、作为学者的才华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这是很大的遗憾。作为何其芳学生的何西来研究员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他眼中的何其芳以及他对何其芳的理解。首先,他把何其芳称为自己的恩师。因为是何其芳把他招入了人大文艺理论研究班。何其芳作为研究班的负责人,亲自为学生开列三百部必读书,延请名师授课。之后,又是何其芳把他招进了文学所,从此与之共事近20年。何其芳不许他称自己的官职,也不叫老师,只以同志相称。在随后的历史动荡中,他亲眼目睹了何其芳在各个时期遭受的磨难以及面对这些磨难时表现出的认真、执著。他特别强调了文革结束后,何其芳在清查运动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认为他究竟为什么会过早去世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此而言,何其芳的死是有着历史悲剧的色彩。其次,在他的观察中,何其芳是一个有诗人的禀赋气质,并对自己的才气有自信、自觉的人。虽然曾是著名诗人的何其芳在解放后很少再发表新诗,但他在工作之余撰写的一些旧体诗充分表现出他真实的心境。何西来边朗诵、边解读了其中的几首,以剖析何其芳作为一个诗人在放弃诗歌写作后的自我理解。在他看来,何其芳至死想到的都是诗,希望作为一个诗人能对自己和对时代有一个交待。最后,他强调何其芳是一个真诚的人。何其芳在40年代的转变曾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改造的一个代表。在他看来,何其芳对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是自觉地认同的,并且认认真真地去实践。他的“到生活中去”也是真的,从“土改”到“四清”,乃至在“五七干校”中,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生活中去。而何其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传播者,他对毛泽东思想并非愚忠,而是以自己认识为前提的相信。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他能够坚守,不会轻易动摇。可以说,他是真正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民间室的吕微研究员作为青年学者代表发言,表达了他个人对何其芳的怀念。他说自己并没有见过何其芳,但又好像真的见过他。因为在父辈以及文学所前辈的口中听到过太多关于何其芳的描述、故事和传说。何其芳几乎成为了一个民间文学中所说的“箭垛式人物”。这些故事共同勾画了一个神圣的形象。他其实成为了文学所精神的代表。在“评职称的故事”这些大家反复传诵的段落中,其实寄托着大家对学术精神的理想。在吕微看来,何其芳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坚持独立学术与见解的人。在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号的编后记中何其芳特别区分了两种文章形态:长期的研究和短期的谈论。通过这样的区分,目的在于树立学术研究的标准。何其芳的存在对于文学所而言就是为文学所树立了神圣的理想、标杆与典范。

最后,何其芳的秘书康金镛赋诗一首,表达对何其芳的怀念。家属代表何三亚简短讲述了何其芳对文学所的感情,并对众多当年文学所同仁的与会表示感谢。文学所党委书记包明德对会议进行了总结,指出大家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何其芳做出了历史的评价。文学所的后人应当发扬何其芳的精神,文学所因为有了何其芳的存在而更美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原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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