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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存在问题

郑振铎

词是什么?从前名之日“诗余”,日“长短旬”,而今日则皆知其为“诗”的一支,其和五七言诗的区别,正象唐代律诗之和汉、魏古诗或周、秦四言诗的区别,毫无二致。

所以当胡适之提倡诗的解放的时代,是连词也被解放在内的。不料事隔多年,竟又有什么可笑的“词的解放”运动产生!

根本上不明了什么是词,什么是诗,还恋恋着“词牌”的空壳子,而仅仅装上了俳优式的调笑语,而公然亦名之日“解放”,我真将为“解放”二字一痛哭。

词是可歌唱的诗。但当词不复能够歌唱的时候,词体便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它失掉它的生存的意义,失掉它的在文坛上重要的地位,只是苟延残喘,被若干迷古的文人学士们所追摹着而已。五代,宋词是活的,明、清词便只是伪拟古主义的产物。所以任凭是敦厚的刘基,是生龙活虎的陈卧子,是渊博的陈维崧、朱彝尊,是清隽的纳兰成德,都是不能当行出色的。王国维论词,颇多特见;他对于自己的词也大有自负之意。、然而他的《人间词》,在实际上只不过是李后主的舆台而已;也许学得有几分象,然而终于是赝鼎。

明白的人知道要走上别一条路才可生存。故元人向北曲走去,明人向南曲、走去,明末人便也竞写着《挂枝儿》、《银纽丝》、《罗江怨》、《吴歌》,而不再作什么《水龙吟》、《玉楼春》。同是“长短句”,为什么不“填”可歌唱的活的歌曲而要“填”什么已死僵了的“词牌”呢?用过倍的精力,然而所得的却是空虚!天下吃力不讨好的事,孰有过于此者。

所以“词”固不必“填”,而词的“解放”则尤为多事。除了怜恤其无知以外,别无他话可说。

如果有人要写些新的“长短旬”来自己唱唱的话,其应当走的路,只有两条:

(一)是自度曲,即他为一个制曲家,会自己作谱,创造若干新的歌曲出来;

(二)是采用了民间的歌曲或西洋歌的曲谱来做切切实实的“填”的工作。

这是活泼泼的有趣的事业:有志的人为什么不一试身手呢?前途的伟大,谁都看得出。今日歌坛是那末寂寞,可唱的歌是那末少!中学、小学的唱歌集有几本是拿在手里有些份量的!

正是才子文人们最好的一个创造新体歌曲的时代!白居易,韦庄、刘禹锡、李后主的出现,是不会在别一个时期的,而关汉卿、马致远、张小山、乔梦符的产生,也正在象这样韵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

走新的路,不要再徘徊瞻顾!向后走是一条死胡同,走不过去的。

活人要听活的歌曲,做了曲或打了谱,立刻便可在无数活人的口中歌唱出来,这是如何愉快的事呢。王伯良《曲律》尽力鼓吹着做南曲,也为的是听自己的歌被歌唱出来,其感动之情是言之不能尽的。

数十年来,词运总算是亨通的:四印斋、双照楼、强村所刊的丛书,其精备是明、清人所未尝梦见的。为了他们的提倡,今日得其余沥的,也还足以“拥皐比”而做“大学教授”。因此便梦想着一个:

词学昌明 的时代的到来。在猖狂的鼓吹着青年们的做词;尽管不通,他们会改得清顺的。即使完全不会做,也可以有人会代做,或马马糊糊混过去的。故大学之所谓“词”的讲座,几完全消磨在“词”的作法之中。

这不是把不正确的迷古的毒素向青年们输送么?由这种“词学家”包办了词韵讲授,新歌曲还会有出现的时候么?

“词”的讲座,自然该设立,“词”也不是不该研究。却单单不是为了昌明词道。这是大学主持者或教授们所该明白的。现在,对于古文学乃是一个总结账的时代。我们研究,我们讲授,都没有反对的理由。我们用较新的眼光来研究旧文学,这是必要的。如果要借讲授之便而散布毒素,而迷恋乃至追摹古作甚至要强迫一般青年们同路走,那便非反对不可了。

扫除这一批为真正古文学研究者的障碍物的“传教者”们,为了新的文学发展上的必要。

新的大路是那末明显而坦荡的摆在那里!


(据《郑振铎文集》第七卷扫描录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原载:《短剑集》,一九三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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