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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

邓绍基

孙楷第先生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他生前说过:“夫学者沈酣书史,固不必责以干济之事。其所以贡献于国家社会者,唯此著作耳”(见《评明季滇黔佛教考》)。孙先生著作等身,他的著作就是他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孙先生的治学范围很广,他在俗文学研究领域内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尤为学人推重和心折。人们几乎不需要多加思索,就会想到以下三件事实:对于研究古代小说的人来说,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是他们案头必备之本;对于研究元曲的人来说,孙先生的《元曲家考略》和《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是他们必须依傍之书;对于研究变文的人来说,孙先生的《唐代俗讲軌范与其本之体裁》和《读变文》也是必须参考之文。即此三端,就已奠定了孙先生作为一个卓越的俗文学研究家的权威地位。

孙楷第先生早年研习训诂、校勘之学,在大学读书时代,清代著名朴学家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对他影响尤大。清代朴学的主要特点是严格的求实态度,清代一些著名朴学家的主要长处是他们学问渊博,尤其精通文字、训诂和考据学,给孙楷第先生影响很大的段玉裁和王念孙父子就是这样的学者。正是在清代朴学家的学术著作和治学方法的影响下,孙先生于北平师范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的次年,即一九二九年,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披露他的《刘子新论校释》,他以程荣本为底本,以另外六种本子对校,并参考有关古籍,把《刘子》中不可解不可通者予以订正凿通。它与一九三五年发表的《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都是很见功力的著作(孙先生另有《读〈庄子〉〈淮南子〉札记》,我未能读到)。最先检验出《刘子新论校释》的功力的是王重民先生,他于一九三五年在法国巴黎研究和整理敦煌发现的古籍时,以敦煌藏本《刘子》和《刘子新论校释》比勘,发现符合者十之八九(参见《敦煌古籍校录》)。在考据学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学者的考订由新发现的文献、文物来证明其精确的程度,当年王念孙考证通行本《战国策·赵策四》中记载的那位说服赵太后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入齐为质的触詟应是触龙,是后人把“龙”、“言”两字合成一字之误,这个不算复杂的订正最后被证明精确无误是在王念孙去世将近二百年之后,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果然作触龙。这类可以视作学林佳话的故事,在孙先生的治学生涯中发生过不止一次。也许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九四七年,孙先生在《辅仁学志》发表《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一文,文中订正了新旧《唐书》记载李贤享年之误,前者记他卒时为三十四岁,后者记他活了三十二岁,孙先生则考订李贤自杀时为三十一岁。文末说:“虽所关者细,粗有发明,或亦读史者所不弃耳。”过了二十五年,一九七二年二月,陕西省乾县乾陵公社发现章怀太子李贤墓,经发掘,有墓志铭二,都明白地记着李贤终年“三十有一”。

早年专攻传统的训诂、校勘之学的孙先生,后来转为研究小说、戏曲和变文等俗文学,虽然带有某种偶然性(由于工作的需要:一九二九年,孙先生为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助教,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受编纂处委托,编辑小说书目。),但从全局上看,他的这一转变却又正适应历史的需要,具体说来,是适应着我国学术界发生了以训诂、校勘之学用于俗文学这一转折的新潮流。在这方面,孙先生有自觉的认识,他说过:“至于穷经稽古之流,则根本不屑用其心思于淫词猥曲,校勘训诂之学,可施之于经,施之于史,施之于杂史说部,而不可施之于俗文戏曲,……可是这样的见解,居然在近十年间解放了。有名的学者王静安,以纯然史家的态度作了一部不朽的《宋元戏曲史》,又作了一部有价值的六卷的《曲录》,并且意思说‘要补三朝之志’…而小说戏曲,也居然有了所谓版本之学。”(见《辑雍熙乐府本西厢记序》)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和道理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既有俗文戏曲这个客观存在,又有朴学家的校勘训诂之学这个治学方法,以后者施之于前者,似乎是容易理解的常理中事,可是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特定的环境,在当年,这种做法却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具有历史性的变化和转折。

自宋、元到清末,小说、戏曲的创作和演出越来越盛行,早已成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一些有识之士也早已对它们进行研究,元代就出现了两部有名著作——《中原音韵》和《录鬼簿》,前者研究元曲的声韵格律,后者实际上具有文献、目录学性质。明人又开始了对戏曲、小说的校勘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形成一股风气。但是,把我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考据、训诂和校勘学发展到高峰的清代朴学家,却大都是“穷经稽古”的学问家,他们在这方面的学问和方法远远胜过了元、明人,但他们在对戏曲、小说的观念上却又大大落后于元、明人。孙楷第先生在《李笠翁与十二楼》一文中曾说到:“清朝人好读古书、好讲考据,尤其是嘉庆以还士大夫的志趣几乎完全在穷经稽古一方面,成了一时的风气……据当时人的见解,连词章之学还觉得可以不作,何况于小说戏曲呢?学者默想到嘉、道间朴学如何之盛,便知道戏曲、小说在当时有不得不低微的理由了。”是的,朴学愈盛,戏曲、小说地位越低,这是当时的历史事实,这同戏曲、小说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正统文学观念所排斥这个历史事实是相联系着的。

抛弃掉清代朴学家们对戏曲、小说的陈腐偏见,继承着他们的治学方法,用来研究俗文学,这无疑是中国文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具有历史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学者王国维。当然,王国维也是具体历史环境造就的人物,他的重视俗文戏曲的观念同清末兴起的维新变法的新思潮有关,同他认为的甲午战争以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引进国外新思想的潮流有关。

孙楷第先生是很推重王国维的,这从他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曲录》等著作的评价中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孙先生开始他的小说、戏曲史的研究工作是在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距离一九一七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已有十来年,“五四”运动前后,曾发生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重新估价,当时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对传统文学总的持批判、贬抑态度,但在正统文学和俗文学这两者之间,对后者的肯定较多。(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说“元明剧本”和“明清小说”是“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事实上,对俗文学研究的更加重视和蔚成风气正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作为与诗文词赋这类“正统文学”对立的名称的“俗文学”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间印行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继一九一五年印行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又一部俗文学的系统著作,前者在理论性、系统性方面还超过了后者。从孙楷第先生的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小说史略》对他的影响。(参见《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宋朝说话人的家数》和《夏二铭与野叟曝言》等文)但对孙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方法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受业师杨树达先生和陈垣先生。杨树达先生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孙先生早期著作《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和《刘子新论校释》就是在杨先生指导下进行的。陈垣先生在宗教史、元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均有卓越成就,在陈先生的治学方法中,也明显地可以看到他继承着清代朴学家的优良传统。孙先生曾经两次借用陈寅恪先生为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写序文中的“十六言品题”并予以发挥’来评论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这“十六言品题”是:“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识断之精”和“体制之善”。实际上这也是孙先生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和所奉行的信条。在孙先生发挥这“十六言品题”而作的议论中,我们还可以再一次发现,清代“段、王之训诂”和“钱(大昕)、赵()之考证”,一直是他所推崇的。

看来决非偶然,推崇清代朴学家并继承着他们优良传统的孙楷第先生,在小说研究领域内,首先从版本目录入手,这在小说研究史上也是属于开创性的工作,而且是艰巨的工作。孙先生曾经感慨小说版本“又非如四部之书各家有详细记载可以援引,欲述其板刻源流,已匪易事”(见《三言二拍源流考》)。但他自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奋力撰写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收录了八百余种见存和已佚未见的小说作品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体例序列是经过作者精心考虑安排的,除在“自宋起至清季止”这个年代安排上从《中国小说史略》外,作者在其他体例方面还认真地研究了《四库全书总目》、《经义考》、《小学考》、《书目答问》和《曲录》的得失优劣,从而决定抉择去取,因此这部著作在五十多年来便利学人方面早有论定外,同时在中国通俗小说的版本目录学上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小说、戏曲研究界有一种看法,把王国维《曲录》和《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并称。《曲录》固然列目力求广博,但不录著板本)当然,在今天看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分类法未必允当或者容有商兑之处,但这也并不影响它的以传统的版本目录学用于小说史研究的创始之功。

孙先生研究中国通俗小说板本的著名文章还有《三言二拍源流考》。明代出现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以至被学人目为“宝库”。现在这些短篇小说在读者中已很风行,但在清代中叶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三言”“二拍”的选辑本易得,如《今古奇观》本还很流行,“三言”“二拍”本身却反而难见,而那些选辑本,大抵或割裂原书,别为标目,或袭其名称而与原作无涉。孙先生在一九三年和一九三一年,先后撰写的长篇论文《重印今古奇观序》和《三言二拍源流考》,被公认为是这方面的力作,后者引出了其他学人研究“三言”“二拍”各篇所描写的故事的来源、也即所谓“母题”的兴趣,因而孙先生此文也被誉为谈“三言”“二拍”来源的演变最早的文章。但孙先生这篇文章着重探索的是“三言”“二拍”系统的板刻源流,恰恰是在这点上,至今无有其他文章可代替。而如果要举孙先生研究小说、戏曲故事的来源、衍化的著名文章却又当以《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为代表。这篇五万余字的长文在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内,考订之详,比较之细,直可使人读后叹为观止。这样的俗文学研究力作,用孙先生的话来说,却又是“爰师孙志祖《家语疏证》之意”写成的。孙志祖是清乾隆年间人,他考论经子杂家,折衷精审,也很著名。

孙先生研究元杂剧版本的有名著作当推《也是园古今杂剧考》。在这之前,他在《跋明孟称舜编柳枝集》中曾感慨于世人多抨击臧懋循擅改元杂剧,而无校刊考异之作。据《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孙楷第传略》介绍,“孙先生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校《元曲选》,以三、四年的时间,校了四、五遍。”“因为孙先生有了如此扎实的校雠基础,他的《述也是园古今杂剧》……论元曲版本极为详尽,并且有不少发明”。( (孙楷第传略)作者是杨镰同志.我写作本文时,参考了这篇(传略》,谨此说明并致谢。)

《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一九三八年,郑振铎先生发现了曾由明代脉望馆主人赵琦美和清代也是园主人钱曾等人收藏过的二百三十余种杂剧剧本,其中有一百三十多种为孤本,此次发现堪称是近代戏曲研究上的划时代事件,郑先生乃至把它和敦煌千佛洞藏书的发现相提并论。孙先生于一九三九年赴沪阅览,归作是书。该书“板本、“校勘”部分虽从赵琦美所藏剧本谈起,但实际涉及到了今存元剧剧本的板本源流问题。从《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板本》部分所述,我们知道孙先生校阅工作的规模是很大的。大凡今存明刊元人杂剧总集主要的有七种,除了李开先《考定元贤传奇》孙先生未见外,其他六种,他都曾一一雠校,这六种总集是:新安徐氏刊《古名家杂剧》、息机子刊《元人杂剧选》,黄正位尊生馆刊《阳春奏》、顾曲斋刊《元杂剧》、臧懋循《元曲选》、孟称舜刊《古今名剧合选》(包括《柳枝集》和《酹江集》)。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孙先生的校勘成果一直未能以校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却披露过他在经过大量雠校工作后得出的结论,他在《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说:“以余所考,除臧懋循《元曲选》不依原文,改订太多,孟称舜《柳枝》、《酹江》二集,出入于原文及懋循本之间,此二书应别论外,其余五书(原文如此,其余“五书”似为其余“四书”之误。),勘其文皆大同小异,知同出一源。其所据底本今虽不能尽知,然余意当直接间接自明府本或教坊本出。”又说:“至臧懋循《元曲选》,本自内本出。而懋循师心自用,改订太多,故其书在明人所选元曲中自为一系。凡懋循所订与他一本不合者,校以其他诸本,皆不合。凡他一本所作与懋循本不合者,校以其他诸本、皆大致相合。敞知明人选元曲之刻于万历中间,除《元曲选》外,皆同系。然懋循选元曲,谓其出于内本而不依内本也可,谓其不出于内本则不可。孟称舜《柳枝集》、《酹江集》,书出在臧懋循本之后。故其书名依懋循本。然据其眉评所称原本作某某句或某某字,称舜或从或不从者,以新安徐氏刊本.顾曲斋本核之,文皆一一相合。知称舜所据原奉,非新安徐氏本即顾曲斋本。”孙先生还把《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以外的明刊本的有关本子对校,认为“大抵存原文十之七、八”,而把元刊本作品和《元曲选》本同名杂剧对校,“其所存原文不过十之五、六或十之四、五”。因此,孙先生校勘的结果,实际上把今存元人杂剧版本分为三个系统:一、元刊本;二、“删润本”(即《元曲选》以外的明刊本) 三、《元曲选》本。

臧懋循师心自用,大改元曲,这本为元剧研究者所公认。自从《元刊杂剧三十种》发现后,学人大抵也都发现它们的曲文与明刊本尽有出入。但经过大量的校雠工作,对现存杂剧板刻源流作比较系统和详细的论证,就我所知,孙先生是第一人。按我的粗浅知识’我认为孙先生把现存元剧版本分为三个系统,其中第一和第三个系统的分别在学人中当不会有争议,第二种系统的剧本之间,是有不少细微差别的,如果再把《盛世新声》,《雍熙乐府》和《词林摘艳》等曲选所收的有关元剧曲文一并参阅,也可能会引出判断上的踌蹰。但同样按我对元剧剧本的粗浅知识,我认为孙先生所作的第二系列的判断还是允当的。当我在一九五九年读了吴晓铃先生和单耀海、李国炎、刘坚诸同志编校的《关汉卿戏曲集》中的校勘记后,当我在一九八○年读了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和入矢义高、田中谦二,还有我国留甲学人魏敷训合作撰著的《元曲选释》后(《元曲选释》系为汉文本,出版于一九四五年。),我更加相信孙先生对元剧版本分类中的第二系列的归纳是稳当妥善的,因为,它们之间纵有细微的差异,但从版本系统上讲,实无再加区分的必要,事实上也很难再予以归类区分(这里指元剧版本的一般情况而言,个别剧本如《西厢记)则有特殊情况,它虽无元刊和臧改本,但明、清时代校评本很多,当应作为特殊问题处理)。

初刊印《元曲选》,学人曾论定为“功之首,罪之魁”。这“功”指他使大量元剧得以流传,至于“罪”,当就是说他妄自改动。近三十多年来,有从“艺术加工”和“好读”角度肯定《元曲选》的看法,角度不同,论说也就不同,尽可以仁智各见。但从“存真”的角度,从严格的校勘学的角度来认识,臧氏的做法显然是不足取的。前人曾有一种说法:明人刻古书而古书亡。这是当时学风使然,非徒臧氏一人而已。明代著名的曲学家王骥德校注《西厢记》,在他来说,已很认真。汇集了五种较重要的本子,参以坊刻诸本,反覆校定,并且还附校记。可是他偏于主观,最终也是离开了校勘学的原则。孙先生所撰《辑雍熙乐府本西厢记曲文序》就是批评王氏《西厢记》校本的力作。孙先生在对雍熙乐府辑本和王本作了详细比勘并列举了王氏“断之以律”和“以故典易常语”等做法后,下结论道:“所以我们敢大胆的说,王先生的校书至少是不科学的,或者竟是理想的。论起校雠的本义,本是如两造公庭对簿,互相敌对,不含有改正的意味。到了学者和考证家的校雠,便一面是两造,一面又是法官了。但校雠是校雠,考订是考订,虽一人兼演,其身分地位还是两个,不相蒙蔽。像王先生的校书,校与改是没有分别的,他所谓古本俗本也是以意升降,和时代先后没有关系,书刻的源流似乎也不甚注意。这样的校书所产生的本子,当然不足为善本,而令人失望了。”孙先生在文中还说:“本来校书事业是平凡的,并不是什么漂亮的职务。他所最需要的是忍耐细密,却并不是聪明。如果王先生校刻此书时,老老实实的,以一种本为底本,或者笺注,或者将校记附在每一套曲的后面,将各本异文一律注在底本的某某字之下,有校改之字,注明今据某某本改。个人有发明或考证的地方,亦在校记中一一说明。如此,我们得一此本,可以得许多本之用。就是后来读者对王先生所改正的字,有不满意的地方,仍可取所记的他本为根据。这是最妥善不过的地方。”孙先生的这种批评无疑是从严格的校雠学的原则出发的,这也是朴学家所一贯坚持的校雠原则。

我们今天校勘文学古籍,校勘古代戏曲作品,虽然要视不同的需要而在校勘方法上有所变通,校勘记的表现方式也有所不同,但即使是为出版一种普及读本而进行校勘工作时,我国传统的校勘学的严肃精神同样也需要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在元代杂剧、散曲作品和作家的考订方面,孙先生也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元曲家考略》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大量阅读元人和明初人的诗文别集的基础上,参以有关史传、笔记和方誌、碑刻,对八十余位元曲作家的生平事迹作了勾稽考索。学术界大抵都知道,前人对元曲作家生平材料的搜集极少,有关专门记载又缺略殊甚,孙先生此书刻意搜罗,详搜博采。就我所知,即使研究界对其中若干作家的考订持不同看法,但莫不认为它是研究元曲时的必备之书。因为元曲家生平的考订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孙先生是持着慎重态度的,他在行文中常常很有分寸,如所搜材料不足以构成信说,他决不作武断之言。譬如“马致远”条,孙先生先据《录鬼簿》和马致远本人的作品,确定马致远是至元、泰定年间人(按:据各家考订和补充,此已为通行之说),然后对至元年间人的别集中所记的三个马致远,一一加以比较考核。他虽然倾向于邓文原《巴西集》中所记的广平马致远即曲家马致远,但因无确证,所以说:“疑即曲家马致远。”

是否可以这么说,《元曲家考略》中有不少考订是可以构成信说的,也有不少考订是足资参考和可备一说的(即虽还未到信说的程度,但也无充足材料可予推翻),这两者占全书所考作家的大部分。还有一些考订提供了线索,可以启发人们去进一步研究。古人说:不为贤者讳。《考略》中确也存在不够周密乃至失误之处。事实上,孙先生也曾订正过他自己的考证。一九五四年,孙先生所撰《关汉卿行年考》一文中,考关氏“其生当在蒙古乃马真后称制元年与海迷失后称制三年之间(一二四八至一二五○),其卒当在延祐七年以后,泰定元年以前。虽不敢云必是,应去事实不远。”此说披露后,国内研究戏曲的人中,有几位著名专家都相信此说。在海外学人中,曾出现一篇罕见的考订关氏生卒的长篇沦文,作者在比较了各家的纷纭说法后,最后还是倾向于孙先生的见解。这一情况,加上孙先生在学术界的声望,可以说,他的这种见解已在客观上构成一定的权威性。可是,当孙先生在认真研究了清缪荃荪所辑《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引《析津志》中所载的元梁有(九思)撰《关已斋》小传后,却改变了对关汉卿卒年的看法,他说:“读此传,知关汉卿卒,远在元仁宗行科举之前”,复说:“关汉卿卒,在元仁宗皇庆二年诏行科举之前。”(见一九八一年版《元曲家考略》第六○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在新版《元曲家考略》中,他对“王和卿”、“撖彦举”、“阿魯威”、“李直夫”、“李寿卿”、“李好古”、“邾仲谊”诸条,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或作订正,或作补充。

在孙先生的考订元曲作家、作品的文章中,我们还必须提到他的《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这是一篇著名的考证文章。中国小说、戏曲研究者常常很感兴趣地把元代杂剧中的描写三国和水浒故事的剧本来和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比较,从而说明他们所需要说明的有关问题。这类剧本有相当数量。但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剧本却几乎是风毛鳞角,因此,从清末开始,戏曲和小说研究者都向往能读到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的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因为大家知道清初的钱曾还藏有其书。一九二八年,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现名书陵部)发现了明万历甲寅刻本杨东来评吴昌龄《西游记》杂剧,日本著名汉学家盐谷温先生将此书重印,一时传遍中外学术界。此书传到中国后,研究者视为珍宝,但孙先生却怀疑它是否真为吴氏作品。一九三九年,在占有充分的材料后,孙先生撰文论证杨东来评本不是吴昌龄的《唐天藏西天取经》杂剧,而是元末明初人杨景贤的作品。孙先生在文章中说: “我这话或者今人乍听了有点惊异”,“到大家认为可信时,便平淡无奇了”。是的,今天的文学史著作中,“吴昌龄《西天取经》杂剧已佚”的说法已成为平淡无奇的常识性的交代,当年却是令一些专家、学者既惊异又信服的消息。

结合着孙先生治学论著的写作年代来认识它们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大大小小的创见几乎层出不穷。他从训诂的角度对“变文”释义是有创见的(见《读变文》)。他又最早提出了把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上推到唐、五代的“俗讲”的见解(见《重印今古奇观序》)。他还提出了宋元以来的戏文杂剧的唱演形式主要受更早的傀儡戏、影戏的影响的观点(见《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和《傀儡戏考源》)。此外,孙先生还最早提出了自宋代以来水浒故事传说的流传中,形成了南北两个系统和百回本《水浒》写成于元代的看法(见《水浒传旧本考》)。现在颇为“走运”的清代作家李渔,研究他的人蜂起,而孙先生在五十年前撰写的《李笠翁与十二楼》,在全面地考订李渔的生平、作品方面,后人几乎难以超越它;在改变前人对李渔的片面评价(前人大抵倾向于贬抑)方面,也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现在探讨元杂剧繁荣的原因时,几乎总要说到宫廷演剧影响、书会才人的作用和戏剧本身适应社会娱乐生活的需要,而且几乎已成为文学史中交代的常识。在《宋元戏曲史》中却还需要驳明人毫无根据的“以曲取士”说,他在《宋元戏曲史》中强调说:“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孙先生却认为王国维其言“虽卓”,但与当时事理“仅得其半”,他补充了“宫庭习尚”而“影响于臣民”的因素,补充了戏剧为新兴文艺,受到时人爱好而繁荣的因素,还特别强调了书会中人的剧作家对元剧之盛所起的特殊作用(以上见(《元曲新考·书会》)。这在当时,无疑都是新颖的见解。

孙先生的种种创见,都是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不少见解的权威性已被学术界所承认,有些虽未被普遍承认,但也足以构成一家之言。以上只是以孙先生的若干主要著作为例所作的简略回顾,如果要标举孙先生文章中所涉及的更具体的发明和创见(如一位作家的生卒年,一个名词术语的解释等)那真可说是不胜枚举了。

自清末发端、到“五四”以后才真正兴旺发达起来的小说、戏曲研究领域内,作为一位学者,他的不止一二种著作被后来的研究者公认为必读之书,他的不少论著被研究界视为“开山”之作,他的不少观点被研究者采纳或成为他们必须重视的一家之言,这样的人并不很多,乃至是屈指可数。而孙楷第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之一。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将来,当人们回顾中国小说、戏曲的研究历程时,也必然会承认,孙楷第先生的研究论著是这个艰辛历程中的一个十分显著的路标。

原载:《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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