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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

杨镰

1932年,孙楷第所著《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附《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一卷)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及北京图书馆出版。孙楷第在本书“缘起”中说:

自向歆校书,总群书而为《七略》,班固因之作“艺文志”,爰有簿录之学。……小说虽微,其在古时,盖亦诸子之亚,元明以来作者蔚起,传本之多,浸浸焉与四部书争衡;则从事于此者,冀综合群书而有作撰著,自不得不于目录板刻,稍稍讲求。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小说版本目录学专著(本文中的小说,一般均指“通俗小说”,即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而上述“缘起”则是小说版本目录学创始人的“起步宣言”。孙楷第本人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也正是从讲求“目录板刻”开始的。

在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作的序中,胡适毫无保留地指出:“沧县孙子书(楷第)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文中所引胡适评论,均见此序。该文收入于《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序的题目原作《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因孙楷第原著在再版时改为今名,所以胡序与孙楷第书目的名称略有不同)进而,胡适这样概括孙楷第的学术研究的特点:

他的成就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作基础而已。

从今天来看,这是相当准确、相当有预见性的提法。在1932年,孙楷第刚步入学坛,《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是他第一部著作。时过60年,当我们试图就孙楷第的学术成就做一些分析研究时,不能不对胡适所指出的特点予以特殊的关注。

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于分析孙楷第怎样进入自己的研究位置,而他又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小说戏曲研究体系的,可以看作一篇宏观的孙楷第学术研究史;第二部分侧重于讨论孙楷第学术研究的特点与基本方法,尤其注意他怎样利用资料取得

新的成果,可以看作一篇微观的孙楷第学术研究方法论。

一 建立在版本目录学基础上的小说戏曲研究

重视小说戏曲的创作与研究,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了近代——前现代时期——的标志之一。就整部文学史而言,元代是一个“分水岭”,此前,诗歌、散文被视为文坛正宗;此后,小说、戏曲逐渐占据了时代文化生活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如此,传统的惯性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元、明及清代的小说、戏曲仍然未取得与诗文平等的正统地位。在近代,这种情况才开始有了根本的改变。

近代文学的巨子梁启超不但写出诸如《清代学术概论》这样深刻的学术史著作,还提倡“小说界革命”,组织创办《新小说》杂志,亲自着手译叙了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名作《十五小豪杰》(这是凡尔纳晚期的作品,书名直译为《两年假期》。1903年梁启超将其译作章回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题名《十五小豪杰》。1981年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刘扳盛译本,题作《孤岛历险记》)。辛亥革命前后,长篇小说《红楼梦》受到普遍的关注,以致形成了“红学”——旧红学;而此后的1919年“五四”运动,则是新红学的催生剂。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戏剧理论论著及小说、戏曲史著作,几乎都可以看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伴生物。

回顾一下孙楷第步入学界、从事小说史研究之前的古典小说研究状况,无疑对于确认孙楷第在古典小说研究史上所处的地位大有帮助。

与社会关注密切相联的,首先是新资料的发现;而新资料陆续披露,当然会进一步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仅从辛亥革命到1930年这20年间,就发现过多种“天壤不易见”(缪荃孙语,见“烟画东堂小品”本《京本通俗小说》跋。这里未将《京本通俗小说》列在“新资料”中,因其真伪有争议,而笔者倾向于必伪无疑。)的古典小说,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三卷 中国久无传本,1916年罗振玉首先据日本高山寺藏本影印;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排印本。

《新编五代史平话》宋代刊本长期隐而不显,至民国初年始有董氏诵芬室据曹元忠藏本影印。

《大宋宣和遗事》历来只见书目收录,不见传本。1914年上海扫叶山房影印,1915年涵芬楼排印。

《新刊全相平话五种》中国久无传本。日本大正丙寅盐谷温影印,商务印书馆又据以影印。

《清平山堂话本》全书久佚不传。民国初年陆续发现几种残本,如天一阁旧藏残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等。

……

除了新资料不断发现,古典小说也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大为普及。民国初年,上海专门印制铅字排印本小说的大达图书供应社等书店几乎妇孺皆知;而汪原放为上海亚东图书馆用新式标点校印的古典名著《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排印数次)等确实达到雅俗共赏的地步。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倡导者鲁迅、胡适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放到古典小说研究上,对学界起了领异标新的作用。鲁迅于1920—192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出版了据讲义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7月,赴西安作暑期讲学时,鲁迅又讲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胡适不但创立新红学,而且为一系列新版的古典小说写了新序,并以其为基础编成《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

新资料不断出现,使由于遭到禁毁或受到忽视、长期不见传本的重要作品再次呈现在学术界面前;古典小说的阅读日益普遍,研究日益深入,史著已开始出现。正是这总的学术背景,促成孙楷第着手编写古典小说的目录。

在同一历史时期(辛亥革命到本世纪30年代),从事古典戏曲研究最有成就的,首推王国维与吴梅。海宁王静安(国维)、长洲吴瞿安(梅)是中国现代的古典戏曲研究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二安”中王国维的《曲录》、《宋元戏曲史》,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等曾被视为指导戏曲史研究、代表当时学术研究水准的著述。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水自沉时,孙楷第尚未大学毕业;而避兵南下的吴梅病逝于云南时,滞留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的孙楷第已知名于学林。

孙楷第对古典戏曲的研究起步略迟于对古典小说的研究,主要成果大都撰写于本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但它同样也受到了自民国初年以来戏曲史新资料不断披露的影响。其中较著名的新发现的资料有:《元刊杂剧三十种》,其中竟有17种不见于《元曲选》;《脉望馆钞 校本古今杂剧》(64册),即钱曾也是园旧藏的古今杂剧(目前学术界一般均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为《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本文为孙楷第评传,故从其所称,一律以“也是园”为其名);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明初无名氏所著《录鬼簿续编》(此书也有人认为是贾仲明所作,但无直接证据)……。

在孙楷第之前,不存在专门的小说目录,当然也不存在小说版本目录学。

中国是公私著述发展比较早的国度,西汉后期,当刘向、刘歆父子校勘内府图书时,已有了图书分类。在刘歆完成中国第一部目录学专著《七略》时,天下群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班固《汉书·艺文志》使这个分类系统更加完善。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四部——经、史、子、集——分类法起源于魏晋之际。到清代学者孙星衍着手编写《祠堂书目》时,才将图书目录扩编为十二类,而小说始列为十二类的最后一项:第十二类。

不论刘歆总成《七略》、班固撰著《艺文志》的两汉,还是始用四部的魏晋,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戏曲远未出现,所以六类或四部当中没有小说戏曲的位置。明清一些藏书家的书目中包括有小说、戏曲,一些以收藏小说、戏曲为特点的藏书家(如钱曾)在他们的书目(如《述古堂书目》、《宝文堂书目》)中虽然记录了相当多的小说戏曲作品,但以版本目录学角度而言,仍不是专门的小说或戏曲目录。在编撰《四库全书》时,古典小说戏曲仍是其缺项,尽管据说乾隆皇帝本人爱读小说。

从版本目录学进入研究位置,这是乾嘉学派学者及许多大学问家的基本特点。而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家当中,从版本目录学进入研究位置的,始于孙楷第,胡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孙楷第为现代研究家中“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一员。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孙楷第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

孙楷第之所以能在本世纪30年代初创立小说目录学,除了受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总的背景的影响,也是个人学术研究史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

1922—1928年,孙楷第在北平高等师范(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学习。大学期间,始终对乾嘉学派的著作十分感兴趣,并精读了《广韵》、《集韵》,在古文字学家杨树达(遇夫)指导下,陆续写出《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补正》、《刘子新论校释》、《读庄子淮南子札记》。那时他就刻意学习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等都是他反复研读的典籍。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时,他是从诸子研究着手渐渐体现出自己的研究特色的。

大学一毕业,孙楷第就兼任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辑。参与了二三十年代的两部大型工具书《中国大辞典》、《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工作,这是孙楷第创立古典小说目录学的直接动因。这两部规模空前的大书其实都没有编成出版,但因为参与前者,孙楷第撰写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又于1933年统编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因为参与后者,孙楷第撰写了《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三部书目总共记录评述了逾千种古典小说戏曲的版本。这两部大型工具书(尤其是前者)成为孙楷第学术道路的入口。

当上述三种书目都未编成出版的1931年,孙楷第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二号)上发表了《三言二拍源流考》,这实际上是他得益于自己书目基础的第一篇论文。此文“缘起”中说:

昔余读鲁迅先生“小说史略”,始知有所谓“三言”及《拍案惊奇》者。闻高阆仙(步瀛)师有《醒世恒言》,因即假观,……一九二九年,因奉《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之命编辑小说书目,识马隅卿(廉)先生,尽读平妖堂藏书,……先生为斯学专家,收藏极富,于“三言”“二拍”之学尤为研究有素。余工作之暇,辄就款谈,聆其议论,有所启发,默而识之,因得细心校理,识其途径。三。年夏,调查既竞,爰即旧稿加以排比,读书有得,兼附鄙见,撰为解题。

这既是《三言二拍源流考》的“缘起”,也是他草创小说书目的简记。

他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实是《中国大辞典》小说类辞目的资料准备,为这项工作,他在1929—1930年遍阅北京图书馆、孔德学校藏书及马廉等私人所藏,为补其不备,又于1931年赴日本访书,补录了东京及大连收藏的小说作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年的出版,对古典小说研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胡适以一个同行的身份肯定为古典小说作目录具有“绝大重要”,因为“没有这些古本小说的详细记载,我们决无从了解一部小说的历史”。把传统版本目录学扩展到小说领域,在胡适看来,是为现代的小说研究打下了“新基础”。时过20年,郑振铎在为孙楷第论文集《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作序时,仍称誉道:“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二十多年来的小说研究者们,对于这部书是重视的,对于孙先生的这个工作是感谢的。”(见孙楷第《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卷首)

1934年底,孙楷第开始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撰写小说戏曲类提要。这部巨型工具书是由日本“东方文化协会”以“庚子赔款”为后盾而着手进行的一大工程。全书分头约请中国当时知名的学者如柯劭态、赵万里等人为之撰稿。在前教育总长、藏书家傅增湘和中国大学中文系主任孙蜀丞(人和)介绍下,东方文化协会负责此事的乔川时雄正式约请孙楷第为小说、戏曲类提要的撰稿人。原计划把通俗小说书目所著录小说及他先后阅读并写有《读曲札记》的干种戏曲剧本都写出提要,但这一工作并不顺利,社会舆论对此事颇多微词,孙楷第也一再打算搁笔,“七七”事变后,就决然中止了写作。从1934年12月到1937年夏天,两年多时间里共写出一百八十余种古典小说三百三十余种古典戏曲及部分有关著述的提要。这已完成的部分,仅占原写作计划的三分之一。这五百余篇提要由孙楷第定名为《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于199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孙楷第自己一直视“提要”(即“解题”)为其目录学的组成部分目录主要记录各书题目、作者、版本,间或简介作者生平或概评内容而提要则是书目的补充说明,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考辨不但选目时就明确为《四库全书》的续补,在撰写时,也要求与四库提要大致相称。

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作小说书目时,孙楷第是当时阅读小说、戏由剧本最多的人。几乎从这一工作起始,他就得到藏书家如马廉、傅增湘等人的支持,他甚至长住傅增湘家中,并且与郑振铎、陈垣、胡适等人建立了半师半友的亲密关系。小说目录学的出现,实际上是当时小说研究界、收藏家共同期待并促成的,是古典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就孙楷第个人的学术研究史而言,小说目录学仅只是第一步,是以后研究的基础。它不仅给学人“开启了一个找书的门径”,也为孙楷第拓宽了道路,扩展了视野。

如果对孙楷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小说史研究做深入的考察,就能看到这样两个特点:

首先,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是“几十年一贯制”,几乎从未变化。“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他,说他“北洋军阀也罢、日伪政权也罢、国民党腐败也罢、经历多少次政治运动也罢,总是小说戏曲、戏曲小说,此外不闻不问,什么都不懂”。这“诬蔑不实”之词当中,倒隐含着事实。读他30年代初的文章与80年代初的文章,不但语气、笔法一脉相承,立论的方式、论证的过程也感觉不出时代已由半封建半殖民地进入了社会主义。除乾嘉学派的考证方式,他从没想到试试采用更时兴的方法。

其次,就他个人的小说戏曲史研究过程而言,则是脉络清晰、按部就班地在向前推进。有人曾误以为孙楷第就等于小说书目,似乎此外无他。他的步骤是:打破四部界限,泛读群书;接受朴学注重版本目录、讲究训诂校勘的学风,把研究对象做一番总体叙述与考察,其成果就是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为代表的小说版本目录学;进而将目录扩充为提要,对每一种作品做切实的具体分析研究;此后,着手考证小说的来源——“本事”,解决小说形成、演进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对小说发展史做全新的解说。在这个宏观、微观相结合,整体、个别相补充的总的构架中,孙楷第以游刃有余的从容风度,对小说史的种种现象做了综合性的深入研究。在半个世纪中,他步步为营,解决一个问题才前进一步。他也许缺乏魄力,但绝不失之马虎草率,从无敷衍塞责之举。也许是这一学术工程太精细繁复,他并未能把其特点一一展示清楚。而一些重要研究成果在生前始终未能面世(《戏曲小说书录解题》拖了半世纪之久才以1500册的印数开印,《小说旁证》至今仍是手稿),也使这一颇具科学性与现代性的宏大目标未能完全实现。

《小说旁证》可以说是孙楷第一生中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而为小说作“旁证”,专门考证小说的“本事”“出处”,就像为小说作目录,也是由孙楷第首倡的。这本书的创意,肯定曾受到诗话、本事诗一类著作的启发,但小说与诗在叙事与言情等方面的区别,使小说旁证之作更接近史著。清代学者钱大昕倡言:读书要知道底本。孙楷第由此萌生出写《小说旁证》的念头。从进入学坛起,在四部群书中每读到通俗小说的本事出处或有关资料,便一一择要摘出,经过排比、疏解、校勘、筛选,再加上言简意赅的按语,诠释要义,指陈衍变,使小说本事复显于世,据此可以回溯小说写作过程,揭示小说形成因由。在30年代,便积累成旁证七卷200篇,自谦“非云博识,聊为讲求谈论之资云尔”(《小说旁证序》)。自从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九卷一号(1935年)首先刊出自序及8则“旁证”,一直是学人关注的对象。此后随写随刊发,几十年来陆续在《文献》、《文学评论》等报刊选登过数十则,然而由作者手定的全书则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以《小说旁证》中的资料为基础撰写的《水浒传人物考》、《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等论文发表后,均引起过较大反响。

长篇论文《李笠翁与十二楼》是清初戏曲小说家李渔的评传。而收在《论中国短篇自话小说》一书中的5篇论文:《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该文在编入《沧州集》时,由编者将其后半篇删去,改题作《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成为不包括艺术分析与品评的单纯史料学文章。《沧州集》编于1958年,出版于“文化大革命”前夕,著者对其“难产”只能认可,但在样书目录及该文末尾一再注明此非全文,并表示对这个删节十分不满)、《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说话考》、《词话考》、《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都是研究小说发展史的论文,尤其第一篇,更是兼有史笔与分剖辨析之长的大著作。孙楷第自己对这类研究小说史本身进展的论文相当偏爱。

孙楷第戏曲史的研究,也绝不仅是编撰戏曲书目提要。与小说相比,他更重视戏曲家本身。

古典戏曲目录几乎是与戏曲作品同时出现的,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就是一部相当完备的元曲总目。这是它与古典小说的不同之处。但孙楷第的戏曲史研究也是从版本目录入手的,只是他的这一“基础工程”多未刊行于世,不大为人所知而已。

当孙楷第完成了为《中国大辞典》撰写小说类书目的工作之后,于1934—1939年,开始涉足戏曲领域。其具体成果就是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阅读了近千种明、清戏曲剧本,所积累的笔记多达十余册,总题为《读曲札记》。仅就“文化大革命”劫后所余的部分来看,这些阅读札记就是古典戏曲剧本的提要。在新版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卷四至卷六当中,还可以找到它们的痕迹。为配合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戏曲类提要,他还在友人朱福荣协助下,自北京图书馆藏书中辑出有关明清两代戏曲家生平事迹的资料数百条。除撰写《元曲家考略》,他还计划撰写《明清曲家考略》。此书虽未着笔,但这丰富的资料积累对其戏曲史研究无疑大有助益。

由于前人已著有戏曲目录,孙楷第无须从自编古典戏曲目录着手研究戏曲的版本目录学,他便把重点放到整理、校勘前人所著曲录之上。笔者曾见到孙楷第所著《天一阁本录鬼簿校注》稿本。该稿以民国年间才发现的天一阁所藏《录鬼簿》作为底本,用现存其他诸种善本《录鬼簿》进行校勘,所得异文颇多,然后核定异同,审忖对错,相当精确。全稿以五色墨过录异文,读之一目了然。这是孙楷第的戏曲版本目录学著作《曲录新编》的一种。在研究工作中,凡需引证曲录之处,他引据的都是经自己亲手校订过的文字。

仿《小说旁证》之例,孙楷第还曾着手陆续撰写《元佚曲故事考》。元曲的散佚历来为戏曲史家所关注,辑佚工作也相当有成就。孙楷第把只存残曲及全佚的元曲都列为“元佚曲”,不措意其中支曲散套的存在与否,而立足于考证出这些佚曲的故事来源与情节梗概。在《曲录新编》中的《天一阁本录鬼簿校注》的基础上,以天一阁藏蓝格抄本《录鬼簿》为所著录的各篇元曲标明的题目、正名作主要依据,考证、钩稽元佚曲的本事,创获颇多。与《小说旁证》一样,它是孙楷第戏曲研究总体结构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为综合研究打下基础的组成部分。

上述《读曲札记》、《曲录新编》、《元佚曲故事考》等都是有待整理修订的未刊稿,是孙楷第戏曲研究这一“高层建筑”的“地下基础”。孙楷第除注重研究曲录与本事,所撰写的经得起时间考验、代表当时戏曲研究水准的著述,有关于戏曲史与戏曲家的:《元曲家考略》、《关汉卿行年考》、《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有戏曲版本校勘著作《也是园古今杂剧考》;有关于戏曲发展史的:《傀儡戏考原》、《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元曲新考》。

元朝杂剧、散曲作家大多社会地位不高,其生平事迹往往隐而不显,这给元曲研究带来了许多问题。自40年代后期,孙楷第开始撰写《元曲家考略》,该书是专门考证元曲家生平行迹的,所引称的资料相当广泛,考述的元曲家也不拘于成就大小,涉及面较宽。在最初构思时,孙楷第计划将全书分为甲、乙、丙、丁、戊,共五稿(即五卷),论列元曲家百余人。其中甲稿、乙稿分别于1949年、1950年发表于《燕京大学学报》,上海的上杂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元曲家考略》只收有这两稿(两卷)。1957年到1960年,作者在《文学研究》(即今《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先后刊出陆续写成的丙、丁两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的《元曲家考略》包括甲、乙、丙、丁四稿,共有85位元曲家的生平考略。全书仅戊稿未刊,共收有元曲家18人,其中的刘时中、冯海粟二人的考略,经笔者协助整理,发表于《文学遗产》1983年第四期,余有16位元曲家的考略未能完成。自正式出版后,《元曲家考略》已是治元曲史的学人必读之书。为元曲家考证生平行迹相当困难,点滴资料的获得,也许需要穷年累月或积十数年的努力才有进展。这本书的出版,大幅度地丰富了对元曲及元曲家的认识。

也是园是清初藏书家钱曾(遵王)藏书地点之名。钱曾也是园以收藏宋元小说、元明戏曲剧本著称,其旧藏图书一直是后世藏家关注、追踪的对象,但钱曾藏曲长期下落不明。30年代后期,钱曾旧藏戏曲剧本突然复显于世,大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元明戏曲作品的了解.此前,学者能读到的元杂剧剧本,主要就是明人臧懋循所辑《元曲选》收入的90余种(其中收有几种明人之作)。见到也是园旧藏戏曲作品,孙楷第立即将其与《元曲选》作了精确的校勘。他的校勘不但是元曲版本研究的重要成果,也证实前人评臧懋循辑刊《元曲选》为“功之首、罪之魁”是不刊之论。他对也是园藏曲的研究成果以《述也是园古今杂剧》为题,由《图书季刊》于1940年出版了专印本;后经修订,改题《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由上海的上杂癌版社于1953年出版单粗本。此书问世之初,就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目为元曲版学的划时代之作。当时,商务印书馆从也是园藏曲中选择了若干种善本,辑成《孤本元明杂剧》,并由王季烈为所收各本撰写了提要。在提要中,王季烈一再引称孙楷第《述也是园古今杂剧》中的论断。王季烈是戏曲研究界的前辈,把孙楷第视为忘年交,曾亲自到北京图书馆访问年轻于己近四十岁的孙楷第,交换对元明戏曲版本、校勘等方面的意见。日本汉学家盐谷温十分推重《述也是园古今杂剧》,曾邀请孙楷第专门为其学生讲述也是园藏曲及有关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孙楷第的戏曲研究同样是建立在版本目录学的基础上的,版本目录是其工作的出发点、第一步。

前引胡适、郑振铎两篇序,分别作于孙楷第刚写出第一部小说书目的1932年和其成就已为学术界认可的1953年。胡适在序中不但称孙楷第为现代小说史研究“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还特别地指出,“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如果说,就1932年的孙楷第而言,胡适的推重有点儿超前,有点预言的味道,那么郑振铎于1953年做的评价,则可以视为结论或定评。郑振铎指出,自从创立小说目录学到1953年,“在这二十多年里,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而加以整理、研究。像沙里淘金似的,那工作是辛苦的、勤劳的,但对于后来的人说来,他的工作是有益的、有用的”。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回顾孙楷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不能不承认胡适那言之过早的、颇具穿透力的归纳——孙楷第是以版本目录作基础,进而力图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的确非局外人只匆匆翻过一两种书,就下的断语可比。当然,由于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这一宏大构想,以一个人的努力或一代人的时间为之奋斗,都太艰难、太短促,但孙楷第毕竟是现代第一个探索实现这一构想的途径并终生身体力行的人。

1986年初,孙楷第应笔者之请,曾亲笔列出自己单篇论文的代表作:

小说:《水浒传旧本考》、《三言二拍源流考》、《李笠翁与十二楼》、《关于儿女英雄传》;

戏曲:《近世戏曲的唱演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变文:《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

历史人物事迹:《刘裕与士大夫》、《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唐宗室与李白》。从其代表作目录可以看出,孙楷第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小说、戏曲,但在不同时期,或由工作需要,或由兴趣所至,也从事过其他文史方面的研究。他的单篇论文,大都收在《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及《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当中。《沧州集》分为六卷,卷一卷二论小说,卷三卷四论戏曲,卷五论诗词歌赋,卷六“皆涉训诂”(见孙楷第的《沧州集》自序)《沧州后集》分为五卷,卷一至卷三论小说故事,卷四论文史,卷五为书评。小说戏曲以外的论文分量虽不重,但所涉及的门类范围则相当宽。

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孙楷第侧重于变文,这显而易见是由小说发展史研究所波及。他著有《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等文。这些论文都写于30年代后期,在当时均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后者。敦煌学家向达在40年代后期写的《补说唐代俗讲二三事答周一良、关德栋两先生》之中,称孙楷第此文“体大思精,发明甚多。俗讲的研究,至是逐渐露出一线光明”( 见1947年5月14日上海《大公报》的《图书周刊》)王重民称其“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并指出:变文含义“从汉语释义的,以孙楷第的变文之解为最好”(见王重民遗稿《敦煌变文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

此外,在其《九歌为汉歌辞考》、《读楚辞九辨》等文中提出:楚辞中《九歌》实是汉代的歌辞,宋玉《九辨》也应作如是观。《清商曲小史》、《绝句是怎样起来的》等论文或论述南朝清商曲原委,或考究绝句的起源,都提出了独到见解。

除古典文学,在诸子研究、训诂、文史研究等方面,孙楷第也都有其成就。研究领域虽不同,但这些论文仍以注重资料,长于考证,不作题外发挥,行文言简意赅为其特色。

二 泛读群书与专题考辨

对孙楷第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作分析、讨论之前,有必要介绍几种与我们不一致的看法,这几种看法虽然谈不上什么代表性,却时有可闻,而且全是针对孙楷第实际成就而发的。

其一认为,孙楷第从事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仅是收集资料。比方有的刊物在发表《小说旁证》时,未将其归于论文之列,却单设立了一个栏目一一“资料”,并以《小说旁证》归而属之。在言及孙楷第学术研究长处与特点时,也往往以一言蔽之:资料尚有可取。

其二认为,孙楷第算不得大学问家,只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而已。在倡此论者心目中,多读书不是学问,只有“论”才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孙楷第的确不是以议论宏肆、善于创立“理论体系”见长。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见解虽然同样贬低读书,但与“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并非一回事。

不管怎么说,结论应该来自实践。所以我们准备先就孙楷第的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做一番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讨论,然后再来就应该怎样看待资料、怎样利用资料、孙楷第的研究到底算不算“有学问”等问题做出认真的回答。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是一篇影响较大的论文,副标题为“现在所见的杨东来评本《西游记》杂剧不是吴昌龄作的”,写于1939年6月,发表于《辅仁学志》八卷一期,是利用深厚的版本目录学基础作繁难考证的力作。

据《录鬼簿》,元曲家吴昌龄著有《西天取经》(即《西游记》的异称)杂剧。此剧清初尚有传本,藏于钱曾也是园,但后来久已亡佚。1928年,在日本发现了“传奇四十种”,其中之一是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刊本《西游记》杂剧,署吴昌龄撰,杨东来评,共6本24折。日本学者盐谷温把它影印出版,立即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重视。此《西游记》作吴昌龄撰原无问题,一是明刊本原就是这样署名的,二是《录鬼簿》又有相应记载。但孙楷第却撰文从根本剥夺了吴昌龄的著作权,将其归之于元末明初另一个曲家杨景贤(杨景贤又作杨景言,名杨讷,蒙古人。生于元末,卒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生平事迹见《录鬼簿续编》)。此论虽语惊四邻,但自其一出,立即为学术界普遍接受。比如50年代后期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在“编例”中特意说:

现存元人杂剧,其中有颇难确定撰人者。根据今所见文献考证某剧为某人作,仅可聊备一说,未必尽确。本书于撰人有异说之杂剧,绝大部分以存本所题者为准。

然而《元曲选外编》全书唯一的特例,就是在《西游记》“存本”题吴昌龄撰的情况下,将此剧归属杨景贤,并注明“兹据孙楷第考证列为杨景贤作”。

孙楷第在该文考证过程中首先指出,各种善本《录鬼簿》对吴昌龄《西游记》(即《西天取经》)的著录并不一致。天一阁抄本《录鬼簿》在此剧剧名之下,还注出了该剧的“题目正名”:

老回回东楼叫佛

唐三藏西天取经

此天一阁抄本是民国年间新发现的重要善本,它指明吴昌龄原作必含有“回回叫佛”这一特殊情节,而今题吴昌龄作的《西游记》在6本24折当中,却无此踪影。此后,孙楷第又在明清曲选中发现了“回回叫佛”一整折佚曲,此佚曲情节、文辞完全出于题吴昌龄所作的杂剧之外。

明人李开先读曲颇丰,而且也是剧作家。他写有曲论著作《词谑》,有明嘉靖刊本,中华书局曾据以排印。但孙楷第又发现一部《词谑》的抄本,其中第二篇引有署名“杨景夏”的《玄奘取经》杂剧的第四出,而这段重要内容恰恰是常见的中华书局排印本所未收的。进而,孙楷第注意到抄本《词谑》原系徐乾学“传是楼”旧藏,再推究传是楼藏本来历,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王士禎《带经堂全集》卷九十、二,可知徐乾学曾从李开先后人手中买下了李开先藏书的很大一部分。有了这一推究,可知尽管嘉靖刊本(即中华排印本)《词谑》是常见本,但传是楼藏抄本却是很可能得自李开先家藏本的善本。这个善本中独存的《玄奘取经》佚曲,经孙楷第比勘则正是题吴昌龄作的《西游记》杂剧中的第四出。然而又据与天一阁藏抄本《录鬼簿》同时发现于天一阁的重要文献《录鬼簿续编》所注明,明初曲家杨景贤也写有《西游记》杂剧。所谓“杨景言”、“杨景夏”当都是杨景贤的异称。于是,孙楷第考证的结果为:现传自日本的“吴昌龄西游记”,系明人误署作者,应为杨景贤作;而吴昌龄所作《西游记》全剧已佚,其残曲(即“回回叫佛”片断。据《录鬼簿》等书著录,吴昌龄还写有《浪子回回赏黄花》、《老回回探胡洞》等剧,“回回叫佛”无论从笔法还是从感觉上,都只能属于元人吴昌龄,而不可能是明初的蒙古人杨景贤所写)尚存在于曲选中。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孙楷第的结论都是难于推翻的。他的特点不但在于注重版本(善本优先)、讲究校勘,也在于熟悉典籍,对每一条新资料都待作出疏解,才判定它的意义。相关联的资料,只有进行了比较之后,再确认它的位置。对资料的态度,很少有人比孙楷第再审慎了。对于这一点,结合《关汉卿行年考》中一例,也许能讲得更清楚。

《关汉卿行年考》属于《元曲家考略》系列,发表于1954年,全文仅不到2000字。此文中,孙楷第将关汉卿行年比定在元前期,其特点在于,他对将关汉卿考作金元之际人这一不同结论所依据的资料,一一进行了疏解。关汉卿仕于金说主要的资料是元人杨维桢的一首诗: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

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

一些引证者只措意“大金优谏关卿在”一句,全不涉及此诗整体意蕴,便以其为关汉卿仕金之一证。孙楷第则认为此诗中作为“大金优谏”的“关卿”只是另一个姓关的人,不必是确指关汉卿,因为第二句“白翎飞上十三弦”据《辍耕录》卷二十系咏金人硕德闾事迹,现有资料又从无关汉卿写有杂剧《伊尹扶汤》之说,向朝廷进呈《伊尹扶汤》的必是另外的人,四句诗中有两句均与关汉卿无涉,那么第三句的“关卿”如系指另一个写过《伊尹扶汤》的关姓杂剧家更为妥当。孙楷第的分析虽极简略,但由于他抓问题抓得很准,提出的疑问又别无他解,所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考证过程全用资料来验证资料,用资料来解析资料,他的结论(进《伊尹扶汤》的关卿,赐名硕德闾,乃教坊中由金入元者)尽管也是推定的,却比直观地、不管上下文地把“关卿”等于关汉卿更有说服力。所以,当孙楷第面对上述指责…即认为他只是收集资料一一时,曾一再指出:哪篇文章都不能完全离开资料,我也不例外,我不过对资料更认真些,绝不“各取所需”,胡征乱引。比如有人曾引证了一条关于元曲家张可久的新资料一一“德政碑”,笔者曾当面向孙楷第请教:《元曲家考略》为何没有引证“德政碑”?孙楷第说:我早看过那个“德政碑”,但元人立“德政碑”是有品级界限的,至少当为县令。曲家张可久一生沉沦下僚,年七十尚为小吏。这个有立碑资格的只能是同名的另一人!孙楷第坚持每一条资料都要经过校勘、鉴别、疏解才能使用,而且在引证证明自己结论的资料的同时,必须对与此不利的资料做出分析判别,不能采取视而不见或一味贬斥的做法。所以,我们认为孙楷第的研究绝不等于收集资料,而他的特长正在于深知怎样利用资料,从不超越现有资料去立论。

从年轻时起,孙楷第就是手不释卷、逢书必读的人,直到84岁高龄,在为笔者所著《贯云石评传》[1]作序时还为自己“卧病东皋”不能多读善本而感叹不已,并借陆游“老见异书犹眼明”诗句来略伸读书的快意。他的文章不拘长短,都以容量大见长。

《小说旁证》中对《金海陵纵欲亡身》一文本事进行的考证,[2]就是将各种不同文献融会贯通进行专题考辨的例证。也是多读书、会读书的必然结果。

《金海陵纵欲亡身》是收入《醒世恒言》卷二十三的话本,据说又见于《京本通俗小说》。依《小说旁证》的惯例,孙楷第为它作“旁证”时,先引《三朝北盟会编》及《金史》有关卷次的文字,就小说“本事”来源做了介绍,其中《金史》是重点征引对象,涉及面颇宽。做完旁证后,孙楷第又继续引了元好问《中州集》、《遗山文集》、《金史·贾益谦传》、元人苏天爵《滋溪文稿》等典籍,反证出话本中所写的所谓金朝海陵王完颜亮荒淫无耻的情节,完全是来源于其政敌(主要是金世宗完颜雍)编造的谎言,而金朝的实录、本纪也都是以其为根据撰写的。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金代名臣贾益谦针对这些记载的一段言论。当朝廷向贾征求完颜亮当朝时的史实以修史时,贾氏直言:“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骜,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信一耶?”为证实此条资料的可信性,孙楷第先后引录了《中州集》的贾氏小传、《遗山文集》的《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金史》的本传,互相参证补充,使其前后经过毕现,利用这一信史,推翻了《金史》有关卷次的内容。这一旁证不但考知本事何据,还考知了本事何来,对于分析这一话本的产生时代、演变、写作动机都有难以替代的参考价值。这篇旁证中使用的群书互证、互补,把一切有关内容都展示明白的做法,可以视为乾嘉学派考据学在现代成功运用的例证。

《文学评论》1959年第4期刊出的《元曲家考略》中的一篇——《薛昂夫考略》,也是能够说明读书与做学问关系的颇有说服力的力作。

关于元曲家生平的资料不但相当零散、钩稽不易,而且还往往互相抵触、互为反证,使人不知该相信哪一种说法。比方关汉卿,各列“元曲四大家”之首,可有关他的生平除姓关,其他资料几乎无一没有异说。薛昂夫是元代主要的散曲家之一,是入居中原的维吾尔族将领(“色目世臣”)之后。他本名薛超吾,依元代西域人华化的惯例,起了汉姓——马,表字昂夫,号九皋,在元代曲坛颇为活跃。其作品长期竟分属“薛昂夫”、“马昂夫”、“马九皋”三个名字,就连明初曲学权威著作《太和正音谱》在分论187位元曲家的艺术风格时,也将他一分为三,竟称“马九皋之词,如松阴鸣鹤”,“薛昂夫之词,如雪窗翠竹”,“马昂夫之间,如秋兰独茂”。史学家陈垣在其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也于“西域之中国诗人”节论列了薛昂夫,又于“西域之中国曲家”节论列了马九皋。现代曲家卢前(冀野)于30年代曾为薛昂夫散曲结集,并以“饮虹簃”名义刊行,但他辑的《马九皋词》只录入了署名马九皋、马昂夫的作品,未将薛昂夫视作同一人,所以仅收有现存薛昂夫散曲的一半略多一些。

面对这一矛盾、复杂的现象,孙楷第以乾嘉学派周密、审慎的考证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所谓马九皋、马昂夫、薛昂夫为同一人。作为一篇“考略”,全文仅3000余字,但引证了近三十种书籍。他先证明马昂夫、马九皋为同一人——这不难,他又据萨都剌《寄马昂夫总管》诗及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为马昂夫、薛昂夫之间划上了等号。此外,还首次列出了薛昂夫的仕履。

1963年——《薛昂夫考略》发表四年后,日本出版的《东京支那学报》第9期刊出了琦玉大学助教田森襄的长文《马昂夫传略》。据此文,田森襄氏在考证薛昂夫生平时,尚未见到孙楷第的考略,他也独自得出了与孙楷第一致的结论:马昂夫、马九皋、薛昂夫为同一元曲家。特别有趣的是,田森襄也正是依据完全相同的两种资料:萨都剌诗及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为薛昂夫、马昂夫之间架上了桥梁。此外,两文的引用书目虽不完全一致,但主体部分相同。孙楷第此文一发表,中国学术界就接受了这个结论,此后再也没有把薛昂夫分三人或二人论之者。

与《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等文不一样的地方是:这篇考略所引称的数十种书籍无一是善本、孤本或新发现的罕见秘籍,只是从未有人把如此丛杂的四部群书中有关一人生平的资料汇为一篇,再细加排比、疏解而已。从这个意义再来重温郑振铎“沙里淘金”的推许,真是贴切极了。打破四部界限泛读群书,再一一归之于小说戏曲研究,这本是孙楷第学术生涯的特点,然而,能作这篇小小的《薛昂夫考略》的,却非积数十年读书之功不可为。比如钱大听《元史氏族表》本为补《元史》之缺失而著,只是一“表”,又属晚出之作(写于清代),一般人往往因其常见,因其晚出而忽略之。但由于钱氏撰此表时得见了为《四库全书》失收的元人虞集文集《道园类稿》,并引用了其中的《马清献公墓亭记》,才为考证薛昂夫即马昂夫补上了最后的“缺环”。这就是孙楷第读书多的优势和因几十年如一日读书甚勤获得的潜在根基与功力。

有这样一则关于史学家向达的轶事。“文化大革命”之前,某领导组织人批判向达,并说:“向达有什么学问,不就是多读了几百本书吗?我们发动几百人,每人读一本,用不了一星期就能超过他。”向达听说后,笑笑说:“几百个人一人读一本和一人读几百本怎么能一样呢?”读几百本书再来写一本书甚至一篇数干字的文章,这,就是学问!对这一点难道还有疑问吗?我们读有些论著,常有以次充好或底气不足、功力不济的感受;而读另一些论著,则如坐春风,甚至不觉得时间逝去。这就是读几百本写一本(一篇)与读一本写一本或几本(篇)的差别吧!

就孙楷第而言,不多读书就谈不上校勘、诠解,就不可能见微知著,也作不成辨析考证,这是不言而喻的。读书,在他就是“沙里淘金”,就是酝酿新的研究课题,寻找新的感觉。临终时,亲友问孙楷第还有什么未了心愿,他毫不迟疑地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3](那时他口头表达已有障碍)。可以说,孙楷第的一生单一到只用“读书”、“写书”四个字就能概括。他的小说目录学是在读书中诞生的,他的建立科学的小说史学的构想,也在读书写书中一步步向前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孙楷第是否有学问是与他的著述是否有价值完全一致的,对这一点我们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三 余 论

1986年6月,孙楷第病逝于北京。 根据遗愿,没有为他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临终,他留下遗言:希望把骨灰埋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不立碑志。北京师范大学校领导接受了这一请求,把他的骨灰安葬于校医院池心亭东侧[4],并植油松一株,以志怀念。经历了近一个花甲的沧桑岁月,当年为同学们称为“沧州才子”的孙楷第又回到了扶植他起步的母校,并长眠于此。

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他总是向前看,几乎从不回头寻觅自己的身影,从不关心生前身后会有怎样的毁誉。他的生活、工作似乎过于单调、刻板、冷落,然而他所从事的研究也并不需要借欢呼、高潮来作烘托、陪衬。孙楷第去世后,笔者曾一次次地追溯他的生平,确信他的学术成就不会因为岁月逝去而黯然失色,然而也一再因他晚年一度被剥夺了“读书”、“写书”的权利,未能在生前最终结构完成自己的总体设想而扼腕慨叹!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证实: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仍未过时,并且能够在现代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中得到应用。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申明:历史发展到20世纪,也还需要心不旁骛、专心治学的自甘寂寞的精神。同时,他留下了比已刊著作还多的遗稿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一生毕竟是有限的,现代精神体现在古典学术意识上,则要求研究者有更准确的分工、更完备的计划。也许到了该认真讨论怎样把单人匹马出现在文学史研究难点上的“独行者”置换成高度自觉的群体的转变时期了。

以想要做或正在做的与已经完成的相比,总是有那么多的遗憾与叹惋,这是每一个有建树的学者都会有的心境.作为后来的“评判者”或读者,能从已经公之于众的著述中“读”出潜在的、内含的意蕴,那么这部著述和它的作者在著述自身以外所付出的,就算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孙楷第的著述总能使我们超出行文本身,“研习”到他额外的付出与慷慨的馈赠,领略到执笔者的执著与真诚,哪怕仅就这一点而言,他也完全无负于毕生的心血!



[1]见《贯云石评传》卷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见《文学评论》1962年第一期。

[3] 这里的,据笔者理解,应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他散失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万册藏书尚未收回;二是指他写了几十年的著作——《小说旁证》、《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等——在生前未能出版。

[4]参见《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所载刘乃和的文章《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王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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