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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

刘乃和

孙楷第先生1931年在北平图书馆作编辑时,已在北大,师大、辅仁三校中文系兼课,但由于他时常到外地调查研究、访书写作等,各大学的课,时讲时辍。

1941年,北平沦陷后,北平图书馆被日本宪兵强行接管,孙先生出于爱国义愤,断然放弃了他所热爱的工作,弃职离馆。

自从日寇占领北平,国立大学被日伪接管后,各校爱国师生纷纷迁出,在甘肃,云南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辅仁大学是天主教会所办,当时该校正换了德国教会主持,由于陈垣(字援庵)校长和爱国师生的努力,并有教会某些人的关说,辅仁未被敌伪接管。在陈垣校长的主持下,学校门外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敌伪规定的教材,日文不做必修课。学校在敌伪迫害监视下,却始终保持了民族气节。八年间,不少师生从这所学府辗转去到解放区和大后方,也有的师生遭逮捕,被监禁。原国立大学中未得离平的教授,不愿继续在敌伪把持的学校任教,很多人转入辅仁。当时辅仁课程严格,人才济济,是沦陷区唯一被中国政府承认的大学,抗战胜利,政府特给以“抗日的大学”称号。

这时期,辅大校长陈垣,坚持著书教课,不与敌伪妥协,艰苦卓绝地主持校务,延请在北平的知名教授到校任教。孙楷第先生这时由北平图书馆辞职家居。生活无着,援庵老师再度请他到辅仁中文系教课。

孙先生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和援庵老师认识的。这时援庵师在北平师大历史系任教,兼系主任工作,孙先生刚在师大中文系毕业不久,留系做助教。他景仰援庵师道德学问,经常去历史系听课,得识援师,以后常到励耘书屋请教。当时援师住地安门米粮库,孙先生每周必到,谈诗说史,有时遇到其他同学在座,更是谈笑风生,论学竟日。

我在辅大历史系是1943年毕业,援庵老师是我的指导教师,当时校中补修国文课的学生,都命读《三国演义》,开班讲授,援庵师乃命我写《三国演义史征》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以演义为主,探其史源,按其事物,求之史书。援庵师因孙先生精研小说、戏曲,介绍我去向他请教,孙先生很热心,曾为我的论文提出指导性的中肯意见。并将1934年他写的《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一文,借我参考(此文载北平师大《小说史参考》,1965年收入《沧州集》),从此我和孙先生时有过从。

抗战胜利,援庵师和孙先生同时在北京大学讲课,两人课在同一天,时常在教员休息室见面。援庵师讲《史学名著评论》,这课我在辅仁已听过,所以他不让我再去北大听。我因每听都收获很大,很愿意听,便自己去北大,坐在教室后面,听他的课人多,他并未察觉。一天,援庵师又遇到孙先生,孙先生问:“乃和怎么不来休息室一起回去?”于是我未经援庵师同意去听课的事被泄露。若干年后,孙先生还常提起“泄露天机”的故事。

北平解放后,援庵师和孙先生都忙,每年只见一二次面,援庵师有时让我去看望他。并曾帮助孙先生解决他家庭中生活上的问题,不断援助,继续达一年多的时间,援庵师对孙先生的帮助并没有告诉他本人,而是在暗中帮助他的。

孙先生搬到北大镜春园住后,常常患病,进城路远,援庵师常去北大看望。镜春园在北大西门内,在大路北侧,房屋敞亮,在四面环水的一个“小岛”上,自大路经一堤径,通往他的厅堂。堤坝上有一用树枝杈编制的木栅门,枝条错综,参差古朴,增添郊野村舍意境。屋前土堤路两侧野花杂草,池中碧叶红莲,临风摇曳多姿。援师甚喜其环境,常与孙先生等环坐在屋前土坪上,欣赏村野风味。他说此处三面荷花一面柳,树杈栅门,尤多村舍气息。常漫步堤坝,我多次给他们摄影留念。

1961年北京大学自苏州师院借调柴德赓先生讲学,住校内专家楼。柴先生是援庵师学生,是孙先生前后同学,是我的老师。援师时常让我代他到北大看望他们,每去辄与孙先生、孙师母,柴先生、柴师母在一起聚谈。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晚饭后,我和他们四人自专家楼出来,在校园漫步,边走边谈,停在未名湖畔石舫小坐,我们谈到清人治学特点,谈到目录校勘的应用,谈到戏曲小说,并谈到最近的工作和今后计划,我听到不少高论,收获极大。当时满地树影细碎,草丛秋虫唧唧,湖中秋水荡漾,夜色清幽,校园寂静。我们谈到很晚,我才告别他们进城。

在史无前例的年月里,很长时间没有孙先生消息了,援师十分惦念,命我去北大看望。一进北大西门,远远就看见湖边墙上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靠近镜春园,墙上大字报都是一层盖着一层,有不少都是给孙先生贴的。镜春园的栅门已经拆掉,堤上竖起席墙,都是为贴大字报之用。镜春园已住进别人,成了某战斗队的司令部,门前很多青年走出走进,我未敢细问,匆忙离去。到校门传达室打听,问了很多人,好不容易才知孙先生已被勒令搬离北大,住北大东门外成府的后罗锅胡同。我急驱车去找,曲曲折折,终于找到。这是一条极窄小的东西向的小胡同,位于一条深深的污水沟旁西侧。从北大东门要经过一段沟旁泥泞窄坡小道,车不能骑,只能抬着车越过很多沟沟坎坎,不小心就会滑掉到沟里。

孙先生住的是一个破旧的小四合院,土泥院墙,破旧小门。他住在低矮阴湿的两间小南屋,中间有韦箔隔断,分成两间。孙先生和师母都在家,他们万万没想到我去看他们。三人见面,久久相对说不出话来。我问他们搬离北大情况,他们说因为孙先生已调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又是“牛鬼蛇神’,所以不能再在镜春园住,勒令他马上搬离校园。匆促之间找不到房子,总算幸运地在学校附近找到这两间南屋.

我环视四周,但见临北窗放一张书桌,桌上堆着碗筷瓶罐等生活用品。南墙靠西是一张木板床,是用很多书箱架上床板搭成。孙先生原藏书很多,镜春园迎面大厅是四壁图书,西里屋他读书写作的地方也是围着不少书架。大厅东面墙立着极精美的组合书箱,书箱有横有直,大小不一,错落有致,若干书箱拼组成一整齐书柜模样,很象同文书局廿四史书箱的布局,但比廿四史书箱高大得多,非常美观合用。我非常欣赏羡慕这组书箱,所以至今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这组书箱放的都是他珍藏的古本小说。这时这组书箱已经散放成一个床高的体积,搭上木板,成为床铺,主要是因屋小书多,可省些空间。孙先生说这书箱搭床很不理想,因为每一个小箱高低都不一样,有的还要叠上些精装书才能取平。

里屋的书堆得满满的,书架靠墙,在屋门口已看不见,因为书架前也堆着书,是用书将屋子塞满,中间无有走道,没有一点空隙,一直叠到小屋顶棚,人进不去,因为书的体积和屋子空间是相同的,一直堵住里屋门口。孙先生说,以后不能读书看书了,只求把书都能塞进去,暂时也不会拿动,屋进不去人也没关系。

他们二位身体尚可,只是神情不定,心境不佳,说时有惊惶恐怖之感。他们问了援庵师的处境。讲话不多,常相对无言。后来我即告辞。临行孙先生握手久久不放,让我代他问援庵师平安,互道珍重而别。

后来,我又去一次,他们告我近期就要离京,说恐怕书也不能保住了。不久,我的处境也有困难,不便出入,就再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

再见面时,他已自五七干校回京,搬进文学研究所楼房宿舍了。我去看他,才详知别后情况变化。其时援师已经逝世,他询问了“文革”中援师情况,及最后病情。他痛哭失声,对援师的逝世无限悲痛。

他诉说了他的藏书和手稿的不幸遭遇,他毕生辛勤搜购的珍贵图书和多年撰写的书稿,以及积累的资料,已损失殆尽。他说回京后,除去四本“红宝书”外,其余典籍,荡然无存,这是他最痛心的事情,说罢又痛哭不止。

近几年,我因骨质增生,步履艰难,且任务繁重,疏于问候。直到最近看到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载出黄克同志写的《沧州后集》出版的文章,非常高兴,写信道贺并问候,这时我并不知他已病重住进医院了。虽然仍清醒地看了我最后的信,但不幸未及一面,他就溘然长逝了。

孙楷第先生(1898—1986),字子书。河北沧县人。青年时学习和写作都很突出,师大同学因他才识过人,学有所成,称他为“沧州才子”。他自幼年开始,就用功勤奋,博览群书,毕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0年开始辑录小说书目,当时主要是根据北平图书馆和孔德学校图书馆的馆藏,以及马隅卿先生等私人藏书。后来又阅读了日本长泽规矩也先生所记的日本小说板刻,又经过他多方搜辑所得,对小说书目已收录了八百多种。但长泽所记的那部分书目,他自己未得亲自看到,只看记录,则对书目的歧异,和原书的内容等等,都不能详知,终不如自己看到为好,于是他决定到日本亲自看阅。商得北平图书馆领导同意,于1931年到日本访书。不想他正在东渡的轮船上,发生“九·一八”事变。9月19日抵达东京,才得知消息,他悲愤填膺,想立刻回国,转而考虑,为这次东行,馆里费了不少事,给予了很大支持,既已抵达,不如抓紧时间阅读,免得徒劳枉返,于是决定留在东京,共住了一个多月。由于长泽先生等人的协助,得以去到很多图书馆实际调查,公家图书馆他曾到;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帝国图书馆,私家藏书处去过尊经阁,静嘉堂和成篑堂,并到藏书家盐谷温、长泽规矩也等藏书处。这些公私家所藏的小说,他都一一详细披阅,记其版本、版式、装帧、尺寸、纸质,书的内容。是全的还是残缺的,以及该书其他特点,也都详加记录,写成提要,记其概况。

他原来计划还去京都考察,但因“九·一八”事变,他归心似箭,改变原订计划,不去京都,绕到大连,急速返国。去大连主要是听说大连满铁图书馆藏有日本大谷氏捐赠的小说多种,且该馆中藏书有旧本,是内地所不易见到的。所以在大连停留五天,返回北平。东京、大连之行他收获很大,返平不久,就发表了《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和《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两篇书目提要的著作。两文于1981年已合印成书。

“在中国文学里,小说的研究是最晚着手,也最难着手。小说与戏曲,在过去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封建社会的卫道之士,视之如洪水猛兽,必欲禁之、焚之以为快。”这是郑振铎先生1953年10月为孙先生《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一书写的序(今此书已改名《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序仍保留)。郑先生还说:“孙先生又由目录之学,而更深入的研究小说的流变与发展。他从古代的许多文献材料里,细心而正确的找出有关小说的资料来,而加以整理、研究。象沙里淘金似的,那工作是辛苦的、勤劳的、但对于后来的人说来,他的工作是有益的,有用的。”郑先生这话是对孙先生的研究工作最公允的评价。

孙先生的治学,是从目录,版本、训诂、校勘学入手,然后进行大范围、多方面的考证。他对楚辞、乐府、变文都曾深入钻研,对小说史和戏曲史用功尤深。他所撰写的几种小说书目提要,虽然成书是在半个世纪以前,但至今仍是研治小说史的重要参考书籍。他所撰的《小说旁证》,是从四部群籍里钩勒出的小说材料,并考证辨析短篇白话小说的本事和源流,是一项前人所未做的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元曲家考略》是几十年间考元曲家生平的唯一专著。《傀儡戏考原》、《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等著作,也都是资料丰富,完备,考辨详实,有独到见解的专著。总之,孙先生青年时,从治经治史入门,在学术上打下坚实基础,从而研究前人很少涉及的中国古典小说,白话小说、唐代的俗讲,宋代的说话,以及元曲,杂剧等方面,他的研究开拓了文学史上新的领域,正如郑先生所说,这是“沙里淘金”的工作,直到现在,这金子还在闪闪发光,所以郑先生说这些著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的人看来,都是极有用的。许多见解是很精辟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足以供研究者作为依据的”。孙先生研究小说的著作如此,研究其他方面的著作也无不如此。他治学一向严谨、扎实,掌握资料丰富,完备,旁征博引,立论确切,在学术研究上能取得很高成就,确实不是偶然的。

孙先生为人耿介,待人诚恳,不慕名利,热爱祖国。惜近二十多年来,身体多病,且由于大量书籍的损失,心情不畅。抑郁难伸,无法继续开展研究工作,不然他一定还能有更卓越的成就。

孙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学术界一大损失,先生的学术研究将会由年轻一代继承,先生勤苦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都是他留给后辈的学习榜样。

他为了永远不忘母校北京师大.为了永远悼念他的母校校长陈援庵老师,临终前留下遗言,愿把骨灰葬在北京师大校园内,不立碑碣。经我们北京师大领导研究,同意他的请求,已于1986年夏将其骨灰安葬于校医院前池心亭东侧,上植松树一株以为标志。今小松已渐长大,象征着他的未竟事业,正在有人继承、发展。

原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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