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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尽火传

杨镰

从1983年以来这十几年间,我一共在《文学遗产》杂志上发表了4篇论文,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而最近这篇《元佚诗研究》长达两万字;这4篇都是关于元代文学的,而且都是考证。1983年第2期《文学遗产》发表了我的《贯云石集考实》,孙子书(楷第)先生看了说,好,你能作考证!紧接着,我又写了长文《关于天一阁旧藏〈小山乐府〉》(发表于中华书局《文史》总25辑)。这篇文章的草稿孙楷第先生看了三遍,用蓝钢笔一一批改;吴晓铃先生也看了三遍,用红蓝铅笔细加铅黄;吕薇芬老师还一再给予鼓励和指教。先生们这样看重,我情绪高涨,前后改了七八稿。孙先生看过定稿,在页眉批了:“作得好!”我知道,在一个花甲前,孙先生本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杨树达先生就曾在他的作业上批过这几个字。这简单的几个字表明,孙先生已经“认可”我“毕业”了。同时孙先生专门讲了他对文学史料与考证的见解。他说,五六十年代是轻视考证的,他的《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在发表时总是排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甚至连论文都不算,只归于“资料”类。他说,考证当不是资料,就像馒头、米饭不等于大米、白面一样。作学术考证就好比你走进一个漆黑的房间,把四面墙壁全打通了,安上门窗,这才能认准你该朝什么方向走。

孙楷第先生去世十几年了,而我只是有幸在他一生最后的四五年时间获接余论。从五十年代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其元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以出成果,出人材而受到学界关注的。我上中学时,三卷《中国文学史》在我们这些爱好古典文学的中学生心目中,不亚于三卷圣经;而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孙楷第、吴世昌、王伯祥……都是只能仰视的山岳。随着时间的逝去,这些学界前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今天,当我的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杂志上,并获得优秀论文奖时,除了感谢《文学遗产》十几年来的扶植、栽培,也感谢孙楷第等前辈学者的指教,感谢吕薇芬等老师从我入所以来给予的开导、关照,感谢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同事在无形中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所给予我的教益。

《文学遗产》是文学研究所优良学风的体现。文学研究所历届所长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殚精竭虑,不但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保障,也是我们治学的榜样。而我个人对“广东中华文化王季思古典文学研究基金”、《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所的最好的感谢不是言辞,而是继续拿出新的更有分量的力作!

原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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