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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鲁迅 读懂鲁迅

——漫忆唐弢及其鲁迅研究

张颂南
内容提要 唐弢的鲁迅研究影响过一代人,他总是默默地与鲁迅“对话”,始终围绕着读懂鲁迅这一思路,他又是一个把鲁迅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学者。

去年是唐弢去年是弢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文艺报》接连发表了两版文章:“中国作协举办纪念唐弢诞辰九十周年活动”、“有了唐弢的藏书就有了文学馆的一半”。这主要是为报导唐弢先生的家属将共计藏品4.3万件,其中一级品图书141种的唐弢藏书完整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壮举而写的。文章称唐弢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虽对他的鲁迅研究没有提及,但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同志的讲话中似包容着这个内容。他说:“我们隆重纪念唐弢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爱国忧民、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和为人民写作的精神风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做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宣传者和促进者……”这是我看到的第二位文化领导人对唐弢的评价。第一位是已故前文化部长陈荒煤同志,他“希望大家能像唐弢同志那样,拿出一些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有学术价值,有助于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文章和著作。”并说“唐弢同志给我们留下来很多宝贵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对鲁迅研究的著作。”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文艺报》接连发表了两版文章:“中国作协举办纪念唐弢诞辰九十周年活动”、“有了唐弢的藏书就有了文学馆的一半”。这主要是为报导唐弢先生的家属将共计藏品4.3万件,其中一级品图书141种的唐弢藏书完整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一壮举而写的。文章称唐弢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虽对他的鲁迅研究没有提及,但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同志的讲话中似包容着这个内容。他说:“我们隆重纪念唐弢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爱国忧民、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和为人民写作的精神风范,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做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宣传者和促进者……”这是我看到的第二位文化领导人对唐弢的评价。第一位是已故前文化部长陈荒煤同志,他“希望大家能像唐弢同志那样,拿出一些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有学术价值,有助于真正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促进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文章和著作。”并说“唐弢同志给我们留下来很多宝贵的学术著作,特别是对鲁迅研究的著作。”

然而,自唐弢先生去世后的十周年,由于受“纯文学”、“重写文学史”、“向内转”等等思潮的影响,鲁迅被淡化自不待言,贬损的声音也时有所闻。当然也有认真研究的新作。不久前我看到一本论析鲁迅精神的著作,作者大概是位年轻学者,该书没有学究气,却有书卷气。它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论述了鲁迅这位先驱者的痛苦,不但反映出了当今青年即使写论文也富有感情色彩的特点,连我这双老眼看了也为之动容,不过我对作者最后说:“鲁迅的伟大意义应该止于20世纪”的说法则不能同意。〔1〕至于那些似是而非贬损鲁迅的大文高见,其实不过是在重复着数十年前“利用鲁迅”的错误,只是目的和手段不同而已,我们大可不必因此而对鲁迅说拜拜的。有人说:“如果每一个受过基本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能领悟到鲁迅的思想的价值,中国社会就真正进步了,鲁迅的价值肯定是永远存在的,但我们对鲁迅的理解过分意识形态化。”〔2〕我倒是同意这种看法的。鲁迅或鲁迅研究,是有一些地方需要重新认识,不过我想补充一点的是:要真正领悟鲁迅的思想,除要防止过分的意识形态化外,就必须回到鲁迅本身,真正读懂鲁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接过唐弢先生享有“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的美誉的话题,重温他倾注全力为我们搭了一座读懂鲁迅的平台的鲁迅研究是不无意义的。

寻梦人的幸遇

唐弢,浙江镇海人。在旧中国,他是一个初中尚未毕业就到上海做学徒的邮电工人。他业余爱好文学,自学成才。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写了不少散文和杂文。其中有一篇《寻梦人》,这是他最满意的一篇,曾经自选让重新发表在《浙江新文学创作选》上。并在给笔者的信中说:“主人自是一个追求向上的人。”在散文里,作者以诗一般的语言,描写这个主人看守着一所古宅,他有善于思索的头脑,又有一个美丽而不宁的梦,还有一颗像一团融融的火那般的心。他为了追求人生的意味,像是饮了白堕春醪,深深地为自己的理想醉倒,终于在“猫头鹰———灰发蓬蓬的先知”的启示下,卸下回忆的重担,和往昔告别,走出这座古宅的大门,以至成为一个忧国忧民“向着自己的理想在奔逐、成败利钝不出一途”的战士。“散文是灵魂的歌”,不难体会,这里有着唐弢自己的人格和心影。直白地说,这个“寻梦人”也就是唐弢的自况,而鲁迅则正是这个寻梦人所幸遇的一盏明灯。

一九三三年,在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中,20岁的唐弢写了篇杂文《新脸谱》,反对派文人竟误以为是鲁迅所作,便联系鲁迅别的杂文对它大张鞑伐。过后在一次约稿会上,鲁迅见到唐弢,不禁笑着对他说:“唐弢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从此,这个做着好梦的青年,终于在人生的道路上幸遇这盏“正义的明灯”。

在过后的几年间,唐弢虽然不能常常见到鲁迅,可碰到有什么问题就写信向鲁迅请教,现在我们从鲁迅全集中保留的七封鲁迅给唐弢的复信中,便可看出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

唐弢曾同我说过,鲁迅之所以被称为“先生”,是因为他确实担任过多年的教学工作,同时也因为他是部百科全书,这话并不过分。鲁迅的不含糊不敷衍的态度也可从他给唐弢的信中看出。1936年,上海今代书店拟请唐弢和庄启东合编《今代文艺》,书店要求他们“不属于任何一面”并表示编者采用稿件有“绝对的自由”。唐弢写信征求鲁迅意见,原想得到鲁迅的支持,没想到鲁迅非常直截干脆地回答说:“编刊物决不会‘绝对的自由’,而且人也决不会‘不属于任何一面’,一做事,要看出来的,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那么,他是一个怪人,或是一个滑人,刊物一定办不好。”他明确告诉唐弢“我看,对于这样的一个要求条件,还是不编干净罢。”事后证明,鲁迅的劝告确使唐弢免去了一次受骗上当。鲁迅对于青年们在物质上或事务上的求助,也是竭尽全力的。当鲁迅编辑仅印300册的《珂勒惠支画集》出版时,唐弢因为买不到写信给鲁迅,鲁迅即时回说“存寓定为分送者,早已净尽,无以报命,至歉,容他日设法耳。”没隔几天,鲁迅果然设法搞到了画集,并让许广平先生亲自送到唐弢手里,这不堪称是文豪的佳话了么!

就离许先生给唐弢送去画集没多久,鲁迅不幸逝世,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对唐弢来说更有丧亲之痛,他于鲁迅去世12小时之内赶到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并在整个丧仪过程中帮忙跑腿。一九三六年十月后的几个月中就一口气写了《鲁迅先生的丧仪散记》《由活着的肩起》《请鲁迅先生安息》《记鲁迅先生》等四篇文章,痛悼“这个伟人的消逝”,叹息“正义的明灯熄灭”。

在一九三八年出版《鲁迅全集》的事务中,唐弢也参加了一部分校对的工作。他有感于出书仓促,遗漏甚多,又开始独立搜寻,抄录编排鲁迅的佚文,于一九四六年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在当时,正像许广平先生说的“要像唐弢先生的搜辑工作也不是易事,据我所知,就在日本投降之前,恐怖之极的时候,文化人陆续被捕受苦的真是家常便饭,毫不为奇,而柯灵先生等,谁都知道和唐弢先生在文化事业上是有不少合作的了,柯灵先生一再被捕,坐老虎凳,受酷刑,难道唐弢先生不应作漏网想?于是弃家出走,丢下老母稚子而躲藏别处,就在这生死之际,仍不忘于文化事业的保存,日夕向图书馆奔走、查抄,以有今日的十数万辑佚。这是用辛劳忘我扌舍生精神博取的收获。”〔3〕一九四四年,朱安女士准备出卖鲁迅藏书的事,唐弢也受上海方面的委托赴京劝阻朱安女士,所见所感也都记在他的文章中。

创作,评论,都要知人论世,要研究好一个名家,除须拥有大量的间接资料外,最好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唐弢的以上经历,无疑是他研究鲁迅的良好基础。

研究中读懂鲁迅

唐弢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是影响过一代人的。大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文科学生,特别是喜欢鲁迅的,都或多或少受过他的教益。我五七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喜欢搞点创作,读了他的《创作漫谈》,这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我最初见到唐弢则是一九五九年。因为这年夏天,他在北上之前,曾与巴金夫妇、柯灵夫妇及作家魏金枝等有过一次新安江之游,返沪时途经杭州,应我们杭州大学现代文学组的要求开过一次见面会,还在三潭印月拍了一张集体照。说来也正凑巧,这年下半年,我也考上了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文学研究班。到了北京,看到唐弢也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并同何其芳、蔡仪、李健吾、何洛等一起被宣布为我们文研班的指导老师,何其芳任班主任,何洛为副主任。但是以上几位导师也仅每人给我们讲过一次课,因为当时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背景下,文学界开展了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运动,我们的正常学习秩序也很快就被写作班子所替代了。这时,唐弢正在筹备纪念“左联”成立三十周年,他想乘此机会搞清“左联”在组织关系、活动情况以及理论创作等方面尚存在的一些问题。除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外,一些老弱病残的同志还得有人登门拜访,于是他要我们文研班派两位学员帮他这个忙,组织上就派我和来自中山大学的陆一帆同志去参加,其时唐弢先生也正好住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座红楼里。我们听他的嘱咐和安排,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先后访问了欧阳凡海、王学文、楼适夷、萧三、艾芜、蕾嘉、沙汀、杜宣、汪金丁等十多位“左联”的同志。当时我和一帆同志是非常乐意接受这个差使的,因为白天可以走街串巷,晚上便去唐弢家里一边交材料一边聊天。唐弢平易近人,我们一到,他就放下手中的笔,顺手拿出一支烟来抽。听过我们的汇报以后,就像他文章里写的那样“闲嗑艺文、纵谈学术,是在情感的园地里的散步”。我们彼此都很放松,没有一点心理负担。我离开北京以后,我们还成了经常通信的忘年交。他给我们的印象,确是一个“二六时中没有巳字”的极勤奋的学者。其时,他正在撰写那篇《文化战线上的战斗红旗》,又在帮许广平先生看《鲁迅回忆录》的初稿。当时我感到有些不解:既然是回忆鲁迅的东西,许广平先生自然是最权威的,唐弢当时又不是什么出版社的编辑,为什么还要请他来看呢?唐弢先生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他对我们说:“鲁迅虽然不是党员,但党性很强,他有时与人交谈,是要请许广平也走开的。”因为许先生在《鲁迅回忆录》中也写了当时传闻一时的鲁迅向在长征途中的毛主席送火腿的事,唐弢以为此事现在还没有确凿的根据,要弄个水落石出很难,又不便随意删去,感到十分为难。可见他对史料或资料的运用是十分审慎的。

我这么不厌其烦地说了以上这些,想说明的是两点,一是唐弢做学问重视死资料(书本),也更重视活资料(调查访问)。说他是藏书家没有错,说他是“藏书专家”(〈文艺报〉文章中有一处这么写)就有些不妥,因为他搜集资料主要是为了应用。二是有人说:“像冯雪峰、许广平的关于鲁迅晚年某些迎合意识形态的回忆的真实性,我也持怀疑态度。”〔4〕我觉得说这话有一定道理,回忆录只能作为研究鲁迅的参考,它不能代替鲁迅研究,更不能代替鲁迅思想。但回忆录可引发我们走近鲁迅、思考鲁迅,或者喜爱上鲁迅。回顾我的走近鲁迅,一半也是因为读了如许广平的《欣慰的纪念》等回忆录,为鲁迅热爱青年的事迹所感动,从而去看鲁迅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的。我在小说里看到了如祥林嫂、单四嫂子、闰土、阿Q等人物,他们的命运正与我童年时代看到的不少父兄姑嫂们相类似,因此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就久久不能在我的脑海中拂去。特别是阅读鲁迅描写知识分子的几篇作品时,在心灵上总有一种震动,比如鲁迅《在酒楼上》里关于顺姑请吕纬甫吃荞麦粉的一段描写,我曾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分析过吕纬甫之受平民厚爱的原因,但至今也还没找到适当的诗句可以描摹出顺姑那对蕴藏着对知识分子的挚爱和期望的“如夜的晴天”的大眼睛。看来鲁迅这种刻骨铭心的描写,是要使我寻思一辈子而老而弥甚了。

在鲁迅研究中,是平心静气地引导读者去走近鲁迅世界,还是剑拔弩张地将鲁迅当工具使,这是一个长期存在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唐弢所处的时代,也有人提出“要以鲁迅的精神研究鲁迅”的口号,我不知道这口号的究竟意义是什么,却怀疑过既然已经掌握了鲁迅精神又何必去研究鲁迅呢?相比之下,唐弢是显得比较低调的,我们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这一类的话,相反他总是默默无闻地读书写作,或考证,或比较,或与鲁迅“对话”,始终围绕着读懂鲁迅这一思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鲁迅就是读懂鲁迅。自然,我这里说的“读懂鲁迅”,不只是读懂他的作品,还包括读懂他这个人。

鲁迅是不易读懂的。不易读懂的原因很多,或是鲁迅所处的时代已久远,或是鲁迅所处的时代太复杂,或因鲁迅思想的来源太多元,或因鲁迅的造文太奇谲,或因他的作品的语感太艰涩,特别是他的杂文,既有嵇康般的魏晋风骨,又有徐渭似的纵肆奇姿,很难捉摸,等等等等。在唐弢的鲁迅研究中似乎都考虑到了。比如他为英文版《中国文学》作的《〈白光〉和〈长明灯〉》,因为面对的是外国读者,他便以丰富的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知识分析了这两篇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命运。同时还纠正了在外国的论者里对科举制度的误解。唐弢对鲁迅作品读得细,也读得深,他是连一个词语的注释也不肯轻易放过的。例如《阿Q正传》中的一句“引车卖浆者流”的注释,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中是这样的:“当时复古主义者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有‘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后来发现了鲁迅给日本山上正义译《阿Q正传》亲笔校译中说:“‘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之父。”鲁迅这条亲笔注释,如果就词论词,说蔡元培的父亲是个打工仔是没有错的,但这又有谁相信呢?鲁迅究竟为什么这么注?唐弢要问个究竟,他遍查蔡元培传记,得知蔡元培之父实为钱庄经理,与“引车卖浆”之间,找不到一点关联。他又写信去请教蔡元培的入室弟于蔡尚思先生,也无结果。“几经研究,乃知林纾不仅轻视劳动人民,而且门阀观念很重,在他眼里,翰林(蔡元培是清末翰林)必出于世家,父亲倘是商人,无异‘引车卖浆’”。唐弢的这种研究,不仅排除了人们常说的“周瑜的父亲是既,诸葛亮的父亲是何”这样的笑话,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了鲁迅以生动有趣的事例暗示着那五四时期新旧思想斗争的残酷性———旧时绍兴一带民间两人互骂最为恶毒的语言,就是辱没对方的父祖。

鲁迅所处的时代,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错综复杂,不知道当时的人文环境,也难读懂鲁迅的作品,特别是杂文。例如《半夏小集》一文中加引号的“联合战线”、“革命作家”指的究竟是谁的路线?作家又是谁?又如当时所谓“革命作家”姚蓬子等人编的《世界文化》提出的以“建立国防文化来代替封建文化”,这“封建文化”要不是唐弢析出“当时蒋介石提出‘联合’的条件之一是取消革命根据地,污蔑根据地是封建割据”这一历史事实,我们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把“国防文化和封建文化”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唐弢对鲁迅的研究是严谨的,但也不保守,他总是在对外来思潮的冲击和不同见解的借鉴和取舍中不断读懂鲁迅,把鲁迅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鲜明地表现在他对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论述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西方现代主义、意识流等思潮纷至沓来。有人拿鲁迅的作品对照,以为《狂人日记》等作品也是意识流的,并视鲁迅为意识流的创始人,这虽然没有什么贬意,多少还是褒奖鲁迅的,而唐弢遵守的是实事求事的原则,他认为这种外来的思潮,使我们讨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没有接触的问题,注意到了一些过去没有注意的地方,但他又结合鲁迅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他身上蕴藏的我们民族流传下来的艺术积累和艺术创造力的分析,说明鲁迅小说仍然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只是他丰富了现实主义、深化了现实主义,或可说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他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不排斥外来文化的刺激作用,可更重视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他注意到了任何作家都会受到他所处环境的影响,但更尊重他的创造力和独创性,尤其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唐弢坚持了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原则,也可说是坚持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是研究鲁迅思想、鲁迅精神一座绕不过的高山。但它长期以来被国外的某些学者视为不是文学。唐弢研究鲁迅的杂文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和特点。他不去与别人争一门之长,只是潜心地精通历史、熟悉掌故,搞清它的文化背景以及鲁迅每篇杂文的写作意图,特别是研究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即通过对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的把握来“读懂鲁迅”。经过唐弢的研究,鲁迅杂文像是揭开面纱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写真揭假、扬善惩恶、布美除丑的艺术画卷;我们看到了鲁迅为弱势群体申张正义,为民请命以及为中国为全人类而写作的独创才华。它的文学功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与承认不承认它是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悲的是,时至二十一世纪,还有人以为鲁迅只写一大堆杂文,没有写长篇小说,拿它作为活该不能得诺贝尔奖金的把柄。

七六高龄扶桑行

在学术领域中,唐弢确是一个不知满足地把鲁迅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学者。他中年开始就患有糖尿病,并且多次住院抢救。可他在“垂垂老矣”之年还两次出访日本。第一次是1979年,这次是团队访问,活动地区主要在京都一带,东京和仙台只是路过一下,由于时间仓促,连一些有关鲁迅的材料也没看完,使他感到十分遗憾。第二次访问是1988年,这次由日本国际文化会馆邀请,又有大批日本学者朋友的帮助,使他不仅遍览了鲁迅在日本的所到之处,同时还体验了一下日本人的生活习俗,有的收获竟出乎意料,他说“有说不尽的兴奋和愉悦”,因此捷速地写了十八篇散文———扶桑纪行,报告了他这次访问的经过。

唐弢第二次出访日本时,也正是他在写作《鲁迅传》的时候,他是带着三个要解决的问题去的:明治初年在日本流行的“兰学”和鲁迅选择学医有没有关系?尼采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如何?日本文化对鲁迅、周作人有哪些影响,有什么不同?

鲁迅在日本有八年之久,日本可谓“第二故乡”。但历经大半个世纪,有关鲁迅面上的资料,早被中日鲁迅研究者所共知,较深层的东西,则必须经过研究者的发掘、感受、体认才能获得。由于唐弢对鲁迅的了解有着深广的知识底蕴,在同日本友人交谈中,可以做到上下贯通、左右逢源,像磁石吸引铁屑一样搜索了很多可宝贵的东西。比如“兰学”,鲁迅虽在文章中提到过,却是个长期没有被大家注意的问题。唐弢把鲁迅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的一段话与《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联系起来思考,探究“兰学”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与鲁迅为什么不在东京等地求学而去一个乡间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的问题。他怀疑“兰学”与鲁迅去仙台有关,却苦于找不到合理的说明和证据,带着疑虑飞洋过海。竟没想到在藤野先生纪念馆参观时,从该馆资料调查员也是福井县短期大学教授泉彪之助先生著的油印本———《藤野严九郎学历及其时代背景》《藤野严九郎家族的兰学谱系史》两文中找到了答案。原来,藤野先生祖孙三代都和“兰学”的创始人及宣传者有着深厚的交往。当鲁迅知道“兰学”与明治维新有着深刻的关系,又听说“兰学”在仙台专门学校很受重视以后,他就毅然不顾乡间的艰苦,慕名而来仙台了。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医学的影响,主要是从荷兰传入的,鲁迅关注和重视“兰学”,正是为了探本求源。这种注重原创性的研究思维,也正是他的独创性思维的先导。所以唐弢关于“兰学”的探究,其意义还远不止于与鲁迅选择学医有无关系的问题,也为我们读懂鲁迅写了新的一页。

唐弢为了了解鲁迅在日本时的文化背景,他还参观了东京帝国大学部所属的“明治文库”,浏览了大量的当时日本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借阅了登张竹风的《尼采与二诗人》和桑木严翼的《尼采氏伦理说一斑》。因为这两部书都是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介绍尼采思想高潮中出版的,鲁迅虽然没有提到过,但间接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从而加深和丰富了半个世纪以来唐弢对鲁迅与尼采关系的理解。他在《鲁迅传》中写的一章———《多元影响:进化论和尼采思想》中将尼采的“超人”和“末人”的思想与鲁迅的“立人”建立“人国”的思想联系起来理解,指出其确有影响,但又有变化、有发展、有前后的区别。分析周密,深入浅出,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唐弢在访问中,满意地解决了他带去的三个问题。还在和日本友人的谈话中发现了许多有关鲁迅的信息,他都一一写在扶桑纪行里,其中我认为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两大信息是:

第一,唐弢访问三十年代就和鲁迅有过交往的日本学者松本先生的一段谈话:

我问他鲁迅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预见性,伟大的预见性”,

他“呃”了一声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那时正致力于日中亲善,到处奔走,为两国人民友好做了一些事情。鲁迅先生批评我,说我天真,白费力气,不会有效果。他说:中日两国的力量太悬殊,一强一弱,谈不上亲善。有朝一日,中国赶上日本,或者说相差并不太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亲善,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想得真远啊!”

“可我那时不相信,照样奔走,照样工作,结果呢,打起来了,真糟糕!”松本先生一面“呃”着,一面摇了摇头。

鲁迅这里说的“一强一弱,谈不上亲善”,主要是指当时日本和中国的国力的对比,可谓直接接触到了经济实力,物质基础的问题。鲁迅基于对日本本质的认识指出只有实力相等或接近才有亲善的可能。这一般不属于“精神战士”研究的课题,但往往又是“精神战士”所能最先看准的。它启示我们要读懂鲁迅,思路也应该开阔些,这可不能说是“过分意识形态化”。比如我们过去研究越文化同鲁迅的关系,较多谈论的是精神方面的越王勾践的报仇雪耻之志,而较少谈及以范蠡为谋士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实。其实,如果没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实,越王勾践的报仇雪耻也是不可能的。鲁迅当时为了纠正“专重实利而轻思想”(《越铎》出世辞)的倾向,多谈“志”而少谈“实”是可以理解的。而他所求的理想仍然是实利和思想的平衡,更主张在“思理”的指导之下发展“实利”。所以在我看来,范蠡乃至他离开越地去山东,化名陶朱公经商致富的传统,似也应该在我们研究越文化的视野之内。商业是社会发展的契机,科技是生产力,自古亦然。这样理解也就不致于使我们将鲁迅精神和商业利益绝然对立起来。

第二,唐弢在与川岛先生的谈话中,川岛告诉唐弢:内山是个基督教徒,鲁迅同他说过,墨子的主张和耶稣差不多,提倡兼爱,但要比耶稣早得多,因此内山还真的研究过墨子。这一信息我觉得也非常有趣。

鲁迅的话,无异是将《墨子》推上了国际文化舞台,与圣经并列,还说“要比耶稣早得多”。圣经在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1999年我在美国探亲,旅游途中,一个会讲一口流利中国话,也长得十分漂亮的美国黑人姑娘———大约是个传教士,送我一本宣扬耶和华王国的杂志《守望台》,我看了看,写着每期平均印刷的数量是22328000份,以131种语言发行。而被鲁迅视为主张同耶稣差不多的墨子呢?虽然鲁迅早在《汉文学史纲》中就说过:“儒墨二家,起老氏之后,而各欲尽人力以救世乱。”在他的杂文中也多次谈到墨翟,还写过《非攻》的历史小说,但迄今我们似还没有一本研究鲁迅与《墨子》的专著,更没有一本将《墨子》和圣经作比较的著作。我国传统文化是重视“儒、道、佛”的,对于“非儒”的墨子似被白眼相看。而我倒认为,与其去弘扬儒家文化,巩固或恢复等级观念,倒不如宣扬一点墨子的兼爱,更符合二十一世纪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在鲁迅著作中,关于“爱”的论述,频率也是很高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在和许寿裳讨论中国民族性的缺点时,他们就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一九二七年,鲁迅还在一篇《小杂感》中写道:“创作总根于爱。杨朱无书。”“爱”是什么?杨朱为什么无书?原来,爱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给与、一种付出。历史上的杨朱是一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人,所以他无爱也无书。而与此相反的墨子,则是一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哲学家,所以他提倡的“兼爱”,虽然实行起来“犹擎泰山以超江河”之难,可墨家在历史上仍然一度是与儒家并驾齐驱的“显学”。在狼虎当道的年代,鲁迅并不主张实行兼爱,但他也从没反对过兼爱。他在编译《爱罗先珂童话集》后所写的“序”中说:“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鲁迅这种“诚和爱”,“创作总根于爱”以及要变“爱”为“美的梦”的信息。应该是于我们社会学、德育、文艺学的建设极具珍贵价值的东西,但可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被简单化地淘汰了。雨过天晴,当“真实的虹”已在我们上空显现的时候,这还不足以促使我们去更全面地认识鲁迅,读懂鲁迅么!

参考文献:

〔1〕 张鲁高.先驱者的痛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59.

〔2〕 葛涛,谷红梅.聚焦《鲁迅事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88.

〔3〕 许广平.读唐弢先生编全集补遗后〔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6.

原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24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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