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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杂文的战斗性和感抒性

袁蓉芳
内容提要 唐弢杂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既与鲁迅杂文相似,又有所不同。感抒性是其杂文的另一突出特点,即包括语言、形象、书话体等方面特色。


杂文是从战斗里成长起来的,战斗是杂文的生命。唐弢杂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他在《劳薪辑》的《两种脸谱》里,痛快淋漓地勾划出伪政权出版物的两种不同嘴脸。一种是戴着“纯文艺”的假面具,其实“曾经‘官’调(“调”作动词用),颇有点政治的味道的”;另一种主张把文学当作花瓶,实际上是反动派的御用工具。《从“抓周”说起》,以周彼得(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画《抓周》为由头,巧用我国传统习俗—在孩子周岁时,把百工士子诸用具排列在面前,让其任意选择,预测未来志向这个背景材料,通过日本孩子抓住战神前面的十字架,中国孩子则紧紧抓住和平神前面“一把复仇的短剑”,“插在侵略者心上”,意味深长地告诉读者,中国的“婴孩早已生长”,“立定脚跟,坚决地拿起复仇的刀子来……”作家从孩子“抓周”和我国人民的奋起抗日事业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明枪和暗箭》一文写道:“我们坚决相信高德曼的话:‘只要社会中还有那些宁愿死而不肯与生活的污秽调和的人,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在这些近似“励志”和“述怀”的片断里,读者看到了作家勇往直前的风貌,显示了中华民族战无不胜的力量。《从擂台到戏台》借助“擂台”和“戏台”的比拟,使文章的抨击和议论有了形象的依托,说理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作家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擂台的描绘,勾画出在洋场上无耻帮闲的丑行被戳穿后,涂上粉墨,装腔作势,变成戏台上的角色。揭露了擂台上“英雄”的本来面目。

唐弢抨击旧社会,善使匕首,应用在爱憎之际,刻划于是非之场。他精心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识小录》中的《丑》。此文从艺术舞台上的丑角谈起,唤出“当代丑角大王”叶盛章来,然后引经据典,揭示政治舞台上的丑角,暗地里受着主子的眼色,具有“身受豢养,却并不全听驱使;虽是打浑,也还得装做十分正经”两点特色。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自己乔装改扮成“英雄”和“才子”。为了用曲笔勾勒出政治丑角的鬼脸。唐弢引用当日报载南京政权承认满洲“自治国”的事实,巧妙地把南京政权和果戈里笔下登报找寻忽然掉落鼻子的可伐罗夫进行类比,使政治丑角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识小录》中的《“雀吃饼”》,从军阀张宗昌的所谓“雀吃饼”谈起,用麻将规则的“吃”、“碰”、“和”来比喻人生处世哲学。“吃”是按部就班的做人法,“碰”是高窜暴发的做人法。如果说竺“吃”是顺序的爬,“碰”就该是踏着人家脊梁的跨了。能“吃”能“碰”,边爬边跨,“和”的希望就浓起来。说白了,“雀吃饼”就是以权压人的霸道。文章从现实的理性层面深入到文化心理层面,从心理层次上回归到现实的批判精神,揭示了在专制主义的政治心态中,“吃”仿佛循规蹈矩,其实是早已磨尖牙齿……“碰”则富于政治的冒险性;“和”也为的要“装饱钱袋”。唐弢从人们熟悉的生活起笔,通过形象的比喻,巧妙地将文章的议论和批判的问题具体化和生动化,读之回味无穷。

唐弢将抨击寓于正面的论述,或在正面的文字中蕴含抨击,寓尖锐批判于从容不迫之中。他揭发时弊,毫不隐饰地揭穿一些“英雄”的脸谱,指给大家看原来都是那么的丑恶……。

唐弢对鲁迅一向十分崇敬,他说自己“虽心仪斗士,时涉遗著,但凡所作,同鲁迅的杂文相比,真如黔壑之于大海。部娄之于泰山”。①唐弢认为,鲁迅创造的杂文深厚博大,拟同准范。不过,他学习鲁迅时时“记住自己不可亦步亦趋,刻意模仿”③。他研究鲁迅的作品,深入理解鲁迅做人、为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思考鲁迅文章、言行内蕴的精髓,将鲁迅的“血”和“奶”变成自己的“肌骨”。唐弢悟到了鲁迅杂文的灵气,擅长活用典故,把历史典故和奇闻轶事揉入画面形象和纵意叙谈中,化为自己的见解。

唐弢杂文的特色引起了国外文学界的关注,美国作家爱德华·根在他所著的《不受欢迎的文艺女神》一书中,把鲁迅的《腊叶》同唐弢的《自春徂秋》两篇同样对秋的沉思的作品作了比较,指出:“唐弢的背景和风格是异国情调的,神话式的,甚至是超现实的,但并不给人一种类似鲁迅的梦境那样的文章结构。唐弢的措词和形象化的语言,比鲁迅更精雕细刻。最后,他始终坚持关于希望、革命乐观主义和信念的毫不含糊的表白,有些崇高的意识,是鲁迅的叫人烦恼的《野草》篇里所没有表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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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厦门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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