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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唐弢上书信二封

李国涛

唐弢先生去世后,编辑他的文集的人曾征集他的书信。我记得存有两封,可惜当时遍寻未得。今夏检拾旧物,于无意中得之。1995年出版的《唐弢文集》第十卷的说明中说,共收书信687封。“绝大部分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书信,此前的书信因时间长,不少亲友已作故;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些书信已无法收集到了。”而我保存的这两封信是写于1963年的,属于现在仅见的三二十封书信。我想,注意现代文学史的人也许愿意一读,就整现出来,供刊物发表。关于两信的背景,先作一点说明。

1962年我由一所中学调入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编辑,编一个内部发行的学术刊物《学术通讯》。那时想,既然到了学术机构里来,总要写点什么。我喜欢鲁迅,就写了一篇《一个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论鲁迅小说里的“我”。文章在自己办的《学术通讯》上发表。那时又正读唐先生的《燕雏集》,很钦佩,就把这篇文章寄给唐先生看。当时想,我这种幼稚的文章,恐难入先生之目。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多有鼓励之语。而且唐先生关心山西这个地方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寄予希望。当时他说他已五十岁,他已有了鲁迅当年“赶快做”的情绪。那时他就忙,他就这样忙了一生。现忆及此,感慨良深。我第二次又给他写信,谈到他当时在刊物(似乎是《文艺月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此文批评一位作家,甚为严厉。他回我一信,作了解释,就是这里的第二封。

国涛同志:

手书收到已多日,刊物则于最近才收到。大作已拜读一过,我觉得写得很好,这个问题还没有人探索过。中外大作家,创作时都有类似情况,不独鲁迅为然,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形家,鲁迅笔下的“我”,实在很富于时代历史意义,你已把这个形象有机地勾了出来,倘能进一步分析其历史意义,我觉得还有很多话可说。另外,你的分析很细致,实事求是,我觉得这种治学精神很好,因此以为大可从阿Q起,把鲁迅笔下的人物一个个分析,写成一部书,这个工作很值得做,单写了一个“我”,不免可惜。

我过去一直忙忙碌碌,搞行政工作,业余写些东西,自知无长可取。59年从上海作协调到北京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以为可以多读些书,很想写一点关于鲁迅的东西,例如鲁迅评传之类,不料到此后还是摆脱不了行政工作。前年起,又由中央暂调搞高校教材,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集体写,问题很多,现正由我个人作最后一道改写工作。因此偶有单篇文章,都是应景。你看过《燕雏集》,一定知道,那是碰上什么纪念,赶一点任务的东西,岁月匆匆,遂不知老之将至(我今年已满五十了),而且健康不佳,有时常怀有鲁迅所谓“赶快做”之感,但任务太多,毕竟力量微薄,中夜起坐,深自浩叹。我很希望现代文学研究方面能多有些人,大家来推动这个工作。忽见《学术通讯》上有好几篇这方面文章,私心实在高兴,也正因此,希望能不仅写“我”,再写些关于其他人物的文章。山西分院不知有几位在搞现代文学,便中告知一二。我们过去太少联系了。哲学研究所何以在党校内?

这就算是一个开端。匆匆,即致敬礼

唐弢3.23深夜

国涛同志:

我因编写工作十分紧张,一直住在城外高级党校,大函收到已多日,未复,十分艳歉。

你对我写作范围所提的意见,我非常同意,其实收在《燕雏集》里的文章,都是因刊物催稿,出题作文,自己也颇以为苦,文成仓卒,有时还不免有些细节上的错误。现在写评论文章的人太少,我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的工作和这有密切联系,希望多写些。

评小闹闹一文,我下笔重,原因是作为一种倾向来谈。作者已是成名的诗人,并非青年,他的作品在前一个时期里有代表性。此间最近开了一系列会,主要是要树立鲜明的革命旗子,要有战斗性,但自然不能简单粗暴。

因为有人等我谈一个问题,草草结束,乞谅。

敬礼

唐弢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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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新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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