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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文学史观的制约作用

──对唐弢和司马长风文学史著作的思考

谭筱玲

人们一般认为,文学史实的存在是零碎的、片段的,各种文学活动,各个作家作品都独立存在,犹如一颗颗珍珠散置在历史的时空当中。而在文学史著作里,它们却象珍珠项链一般被贯穿起来,并有其序列性与特定的地位。这是因为文学史著作不是简单地以时间为线索,将已发生的文学活动和作家作品陈列在人们眼前的一种流程,它还包含着一定的理论形态和批评形态。可以说,编写者主体的文学史观念就是串起这串珍珠的链条。

正因为此,同是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两部著作—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司马长风在香港编写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就呈现出两种全然不同的风貌:前者语言持重、平实、稳妥,注重作品的思想性,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后者相对而言则显得犀利尖锐,讲究作品的艺术性,较多赏析文字,极力反对政治参予文学。这两种风格便是二者不同的文学史观念制约的具体体现。

首先,我们从指导意义上看二者文学史观对其文学史研究的制约、规范。

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早在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就开始编写了,但中间情况变易,停顿多年,最终于1978年9月起重新恢复编写,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陆续问世。

早在建国不久,50年代初期,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第一部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新文学史。长期以来,这一指导方针并没发生改变,即使在文革后接着编写的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坚持了“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指导思想,坚持了新文化“是在新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思想。于是,该书作者强调了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紧密关系,用阶级观点分析了新文学队伍,用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新文学作品的首要条件。如“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所包含的成份也是复杂多样的。新起的白话文学本身,并不是单一的产物,它是文学上无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三种不同力量在新时期实行联合的结果,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分。”,“在这多种复杂的文学成份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作者不仅以阶级观点来划分现代文学性质,同时还以阶级观点来划分现代文学的特征:“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印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整个文学都被规范在了从属于政治的地位,并且文学的发展与革命战争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文艺斗争是从属于政治斗争的。政治的分野决定着文艺的分野”。

在这样的文学史观指导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便有了它自己的框架:在社会变革、政治斗争中寻求文学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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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重庆师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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