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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昌黎詩系年集释》(书评)

钱锺书

韓愈的詩集有两个詳細的清代注本:康熙时所刻顧嗣立的《昌黎先生詩集注》和乾隆时所刻方世举的《韓昌黎詩集编年笺注》。顧注比方注流行,可是不及方注精密,当时早被人挖苦,現在也遭到本書作者的鄙夷(卷首六五頁)。韓詩在清代是跟韓文一样走紅的,詩人和学者接二連三的在上面花了工夫,校正和补充了前人的注释和評論。這許多分散甚至于埋藏在文集、选本、笔記、詩話等書里的資料由錢仲联先生广博的搜掘,长久的积累,仔細的编排,还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心得,成为这部著作。从此我們研究韓詩可以一编在手,省掉不少翻找和鈔录的麻煩,比研究杜甫、李白、王維或李商隐的詩方便多了,因为还沒有人对那些詩的清人集注做过錢先生这样大規模的补訂。

韓愈在《进学解》里說:“貪多务得,細大不捐”,又在《南山詩》里說,“团辞試提挈,挂一念万漏”。这几句話恰好是本地風光,可以应用在錢先生的这部書上。貪多的流弊是不能“应無尽無”,于是陈曾寿、黄濬之流的絕不相干的作品郡拉扯进来了,例如硬把陈曾寿的牡丹詩跟韓愈的“晚菊”詩攀上关系(三二三頁)。挂漏的結果是不能“应有尽有”;不过,我們知須,应無尽無也許还算容易,而应有尽有这件事实在不好办。“集释”这項工作最好由集体来負担,一个人总不免有見聞不到、收采不尽的地方。我們在这里不想列举細节,只提出我們認为比較重要的几点,供作者参考。

搜輯很广的《諸家詩話》(卷首二四至六零頁)沒有把清代中叶戚学标的批評网罗在里面,这是最可惋惜的事。他說过这样几句話:“硬語险語兼苦語,杂以奇字斑陆离……虞彝夏鼎嫌典重,往往破碎前人辞;有时任意自作故,究穷所出奚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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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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