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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詩人短論(十篇)

钱锺书

一 文 同(一〇一八——一〇七九)

他跟苏軾是表亲,又是好朋友,所以批評家常把他作为苏軾的附庸。其实他比苏軾大十八岁,中进士就早八年,詩歌也还是苏舜欽、梅堯臣时期那种朴質而带生硬的風格,沒有王安石、苏軾以后講究詞藻和鋪排典故的習气。他有一首“問景遜借梅聖俞詩卷”詩。可以看出他的趋向,里面說:“我方嗜此学,常恨失所趋:願子少假之,使之識夷途”

文同是位大画家,他在詩里描摹天然風景,常跟繪画联結起来,为中国的写景文学添了一种手法。泛泛的說風景像圖画,例如“峯次青松,巖悬頰石,於中历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这是很早就有的。具体的把当前風物比拟为某种画法,或某某大画家的名作,例如“律以皴法,类黄鹤山樵”,或者“只見对面千佛山上梵宮儈寮与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里面,彷彿似宋人赵千里的一幅‘瑤池圖’”,这可以說从文同正式起头。例如他的“晚雪湖上寄景孺”:“独坐水軒人不到,滿林如掛‘瞑禽圖’”;“長举”:“峯巒李成似,澗谷范寬能”:“長举驛楼”:“君如要識营邱画,請看东头第五重”。在他以前,像林逋的“乘公桥作”:“忆得江南曾看着,亘然名画在屏風”,不过偶然一見。在他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詩文里的慣技,西洋要到十八世紀才有类似的例子。文同这种手法,跟当时画家向杜甫、王維等人的詩句里去找繪画題材和布局的試探,都表示詩和画这兩門艺术在北宋前期更密切的結合起来了。

二 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

他在政治上的新措施引起同时和后世許多人的敌視,但是这些人也不能不推重他在文学上的造就,尤其是他的詩。例如先后替他詩集作注釋的李璧和沈欽韓,就是不贊成他的“新法”的人。他比欧陽修淵博,更講究修詞的技巧,因此尽管他自己的作品大部分是內容充实,把鋒芒犀利的語言斩絕干脆的——时常斬絕干脆得不留余地、沒有回味——表达了新穎的意思,而后来宋詩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他的詩往往是搬弄詞彙和典故的游戏、测驗学問的考題:借典故来講当前的情事。把不經見而有出处的或者看来新鮮而其实古旧的詞藻来代替常用的語言。典故詞藻的来头愈大,例如出於“六經”、“四史”,或者出处愈僻,例如来自佛典、道書,就愈見工夫。有时他也用些通俗的話作为点綴,恰像大观园里要来一个泥牆土井、有“田舍家風”的稻香村,例如最早把“錦上添花”这个“俚語”用进去的一首詩可能是他的“即事”

把古典成語鋪張排此虽然不是中国旧詩先天不足而帶来的胎里病,但是从它的历史看来,可以說是它后天失調而經常發作的老毛病。六朝时,蕭子显在“南齐書”卷五十二“文学傳”里已經对“緝事比类”、“全借古語,用申今情”的作品不很滿意,鍾嶸在“詩品”里更反对“补假”“經史”“故实”,換句話說,反对把当时駢文里“事对”或“事类”的方法应用到詩歌里去:唐代的韓愈还無意中立下了一个簡明的公式:“無害不讀,然止用以資为詩”。也許古代詩人不得不用这种方法, 把記誦的丰富来补救和掩飾詩情詩意的貧乏,或者把濃厚的“書卷气”作为应付政治和社会势力的烟冪。第一,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長时期里,詩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賀喜弔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所謂“牽率应酬”。应酬的对象非常多;作者的品質愈低,他应酬的范圍愈广,該有点真情实話可說的題目都是他把五、七言来写“八股”、講些客套虛文的机会。他可以从朝上的皇帝一直应酬到家里的妻子——試看一部分“贈內”、“悼亡”的詩:从同时人一直应酬到古人——試看許多“怀古”、“弔古”的詩:而且从人一直应酬到物——例如中秋玩月、重陽賞菊、登太山、逛西湖之类都是“儒林外史”里赵雪齋所謂“不可無詩”的。就是一位大詩人也未必有那許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鮮的思想来滿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往往只好偷懶取巧,罗列些古典成語来敷衍搪塞,为皇帝做詩少不得找出周文王、汉武帝的故事,賞菊花做詩免不了扯进陶潛、司空圖的名句。第二,在旧社会里,政治的压迫和礼教的束縛剝夺了詩人把某些思想和情感坦白抒写的自由。譬如他对国事朝局的憤慨、在恋爱生活里的感受,常常得指桑駡槐,或者移花接木,繞了个弯,借古典来傳述;明明是时事,偏說“詠史”,明明是新愁,偏說“古意”,甚至还利用“香草美人”的傳統,借“古意”的形式来起“咏史”的作用,更害得个读者猜测个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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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研究》195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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