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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序

毛星

伟大的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有很辽阔的土地。冬天,东北角白山黑水间广大地区,冰天雪地,玉树琼花,一片银色世界。天气严寒,气温低达摄氏零下三四十度;而在这个地区的对角,西南角的海南岛,却依然郁郁葱葱,绿树红花,满目青翠,天气暖和,虽在十冬腊月,天涯海角的沙滩上,赤日灼人,气温竟高达摄氏三十八九度。春天,北方宽阔雄伟而又优美喜人的内蒙古草原,仍然为一片白雪所笼罩;南方则:“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i]“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ii]极西是山,雄奇险峻的山,高插云表的雪峰,深不可测的岩谷,奇峦异壑,令人心飞。极东是水,时而秀丽,时而雄浑,变幻莫测的水,源远流长的大江,极目无涯的大海,烟波浩淼,清气横溢,令人神往。从极西山脉东走,从极东江河上溯而西,山与水又构成种种奇境,峰、岭、昇峒、湖、泊、溪、港,种种景物。不可名状。我们的祖国就是这样宽广,丰富,奇伟。壮丽。

伟大的中华民族生活在这一极为广袤的大地,已不知经历了多少世纪。地下挖掘出的实物证明,在这块土地上,八百万年前已有人类祖先或与人类祖先有直接联系的腊玛古猿[iii],六干多年前已出现繁荣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iv],四千多年前父系氏族公社已在不少地方建立[v]。在这遥远的氏族社会中,各族及各族关系的情况,我们的先人,只留下一些传说。这些被载入典籍的古老传说中已出现不同的部落与民族[vi]以及民族间的联合与斗争。极为著名的,如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战争,以及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炎帝、蚩尤,是不同的三个民族,据说炎帝是羌人,蚩尤是夷人。尧、舜、禹时不仅以尧、舜、禹为盟主的大部落联盟是由不同民族组成,尧、舜、禹这三位首领也不是一个民族,据说尧是黄帝族的一支,舜是夷人,禹是戎人。那时在南方江淮、荆州一带,活动着一个强大的民族,被称为南蛮或三苗。

尧、舜、禹都曾对三苗大举讨伐,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结果把三苗赶到很远的地方[vii]。夏禹之后,建立了夏朝,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商代巩固和发展了这个奴隶制国家。国家的建立,结束了各族间氏族或部落联盟的独立状况,变为被统治的阶级、被统治的民族向统治王朝称臣、朝贡。在奴隶制和后来的封建制王朝统治时期,我国这广大的土地上出现了很多国家,立国鼎盛时,比如春秋时代,有的民族(比如华夏族)建立了许多国家,有的民族只建有一个国家,有的民族则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

从黄帝时的氏族制时代,经历奴隶制时代,封建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直至解放前,中国土地上各族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也日益复杂。民族间出现联合,也出现战争。各民族自身的发展,以及民族间复杂关系造成的形势,引起了民族的流动和迁移,除了极少数民族,活动范围狭小,基本上只在一个小的地区生息外,我国绝大多数民族都经历了大的流动和迁徙。流动、迁徙的原因,有的出于对外扩张,比如汉族的祖先,原来生活在黄河的中上游,以后向黄河中下游发展,又向西、向南扩张,以至遍于全中国。蒙古族兴起于呼伦贝尔草原,成吉思汗从这里开始统一众多的蒙古部落,然后向西南发展,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元朝。满族的祖先,居住黑龙江流域,随着这个民族的兴盛,不断向西南发展,明末入关,建立了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清王朝建立,大批满族向西南移动,逐渐遍及全国。有些民族是由于遭到外族侵扰,或其他不可抗拒的力量,被迫迁徙。苗族迁徙的历史便是一个例子。上古时被舜窜于三危的三苗。很难确定就是今天苗族的祖先,但比较可以肯定的是:西周前苗族的先民原在洞庭湖一带活动,春秋战国时,因战争失败被迫离开洞庭,向西迁徙,大部分迁到今湖南常德附近的五溪地区。三国时孙权、刘备争夺五溪,晋朝和南朝的宋、齐统治者都对这个地区的各族人民镇压,掠夺,迫使不少苗族离开五溪,向各地迁徙。梁承圣元年(552年),盘踞在今贵州西南部的“东爨乌蛮”向胖舸郡(今贵州福泉、独山一带)进攻,迫使这里的苗族向西迁徙。唐大中咸通、乾符年间(九世纪中叶),南诏统治者中的奴隶主侵扰黔中,俘虏几万人到云南作奴隶,其中有不少苗族。五代时,楚王马殷、马希范父子多次向五溪用兵,留居的苗民只好向西迁移。明代二百多年中,统治者多次征调湖南“蛮兵”远出作战,战争以后,随军的苗族人民被调到海南岛,以后就在五指山一带定居。解放后,海南成立丫“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自治州的苗族祖先便是这么来的。清代中叶,苗族人民多次起义,失败后,为了避免杀掠,也多次向异地迁徙。一些苗族还因经济发展、人口增多或天灾。不得不迁往外地。比如,道光年间,贵州松桃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虫灾,有部分苗族逃荒到了广西河池、都安一带。苗族经过这样的屡次迁徙,才形成现在的分布状况。

民族的迁徙,以及民族间的各种关系,不论结盟、友好,或是冲突、战争,相互间都在许多方面发生影响,学习、吸收、缔亲,以至融合。我国五十多个民族,除了极少数保持了较为单纯的血统外,差不多所有的民族都是在历史发展中由多种民族成分融合成的。汉族自称为黄帝的子孙,又称为炎黄子孙。前面说过,炎帝和黄帝当时是不同的两族。那时,黄帝族、炎帝族和住居东方的夷族[viii]结为联盟,由一百个氏族组成,号为百姓,以对抗黎族和苗族。后来又与黎族、苗族等的一部分融合,在春秋时形成华夏族。汉王朝建立后,华夏族又与一些民族融合,这才成为汉族。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民族,如匈奴、契丹、鲜卑等,后来都不存在了,并不是被完全消灭,而是已与别的民族融合。比如:南匈奴大部分与汉族融合,北匈奴的一部分与鲜卑融合;鲜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契丹与汉、蒙及女真融合。这些都是失败者融入胜利者。但也有胜利者反被失败者所融合的。《史记.西南夷传》中有一段庄蹻王楚的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跡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西晋末的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部一个酋长的儿子,他的子孙征服羌族,建立了吐谷浑国,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成员是羌族,少数慕容部贵族与众多羌族部落酋长融合为一个统治阶级,鲜卑人羌化,吐谷浑实际上成为羌族的国家。一些兄弟民族融入汉族,汉族也融入其他民族。比如传说过去曾有一些去海南的汉人融入黎族。周去非(岭外代答)曾提到海南岛有一部分黎族是湖广、福建等地的汉人,因久居黎地,习尚黎族,最后成为黎族。《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转引《方舆志》也说:“熟黎相传其本南思、藤、梧、高、化(州)人,……因徙居长子孙焉。”在黎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唐代“李德裕后代化为黎人”的传说。

我国几十个兄弟民族,长时间共处于中国境内,共同生活在这个浩大的家庭中,共同以劳动和智慧来建设这大片家园,虽然有时发生冲突以至战争,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反动统治者,又常常歧视、压迫被统治的民族。统治民族的人民受了上层统治者的影响,对其他民族也常抱歧视、排挤态度。但总的说来,各民族人民的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各族劳动人民间是友好、互助的。因此,不少民族在其“创世纪”的神话和传说中,都讲自己和其他民族是同一祖先所生的亲兄弟。整个历史说明,一切反动统治者,无一例外,既残酷压迫、剥削其他民族,也残酷压迫、剥削本民族的劳动人民。因而,我国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几次大的农民起义,都有其他兄弟民族参加;以某一兄弟民族为主体的起义,汉族及其他民族也都参加。比如:宋皇祐年间(1049—1054年)广西爆发的侬智高起义,基本队伍由壮、汉两族组成。首领侬智高是壮族,汉族也参加了领导。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壮、汉联合大起义。宋末元初1277年,福建爆发以汉族陈弔眼与畲族民间妇女许夫人为首的反元大起义,义军由壮、汉两族组成。震动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田起义是由汉、壮、瑶等族人民共同发动的。受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影响并直接配合这一运动的起义有:咸丰五年(1855年)苗族张秀眉在台拱领导的苗、汉等族农民起义。同年,侗族姜映芳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咸丰三年(1853年),哈尼族田以正领导镇沅、新平哈尼等族人民的起义。田以正领导的这支起义武装于咸丰八年(1858年)与彝族李文学领导的彝族农民起义军联合,率领整个哀牢山区各族人民进行斗争。辛亥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目标一致并肩进行的革命斗争,就更是多了。

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扶持和对反动派的并肩战斗中结成了深厚的兄弟情谊。结成这种情谊的纽带不仅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还以这些为基础,包括有思想文化以至道德、心理等精神方面许多共同的质素。这些都是千百年来从物质、精神两个方面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祖国所形成的。它铸成了一种牢固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也来源于我国各族人民对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

外来侵略者的入侵,不仅对各族劳动人民而且对各族的所有人都造成重大威胁,使整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在我国各地边疆不断进行侵略活动以至武装入侵。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住在边疆的兄弟民族,英勇抗击这些入侵者,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表现了崇高的大无畏精神。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比如,19世纪初,积极扩张殖民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和俄国沙皇,都对新疆抱有领土野心,19世纪20年代(清道光时)和60年代(清同治时),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唆使、支持、援助和直接指挥下,先后发生了张格尔和阿古柏入侵事件,都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塔吉克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坚决抵抗。塔吉克族人民曾为此浴血奋战。那时,特别是60年代,全国的反清起义已经兴起,新疆也兴起了反清起义。张格尔事件之前刚刚发生了乌什起义,阿古柏入侵时,大规模的反清武装起义在新疆正蓬勃展开。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张格尔和阿古柏都利用这一情势,挑拨、破坏民族关系,煽动新疆各族脱离祖国。但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各族团结一致,共同保卫祖国。在反张格尔和阿古柏的斗争中,新疆各族人民停止内部的反清武装斗争,转而积极支持清军。正是在各族人民和清军紧密团结、共同协力下,这两次的入侵都被粉碎了。在反阿古柏斗争中,1871年沙皇俄国以“代收代守”名义,侵占我国伊犁,1877年冬彻底粉碎阿古柏残余势力后,在新疆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坚决要求和强大支援下,1881年废除了丧权辱国的“里瓦机亚条约”,另订中俄“圣彼得堡条约”,收回了伊犁。

西藏也是英国侵略者长期图谋侵占的地方,18世纪后半期开始,英国侵略者便展开了活动,鸦片战争后侵略活动更加频繁,但都遭到藏族人民的抵制。即使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某些领导人物软弱退让,英勇的藏族人民也坚持顽强的战斗。

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很早就成为沙俄入侵的对象,早在17世纪初沙俄就在这两个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沙俄乘列强侵略中国的机会,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和侵占我国蒙古和东北大片地方,引起蒙、汉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1912年初,沙俄策动呼伦贝尔地区部分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在俄国骑兵和炮兵的帮助下,先后占领呼伦城(海拉尔)和胪浜府(满洲里),并在胪浜成立所谓“自治政府”。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蒙古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英勇斗争,这个伪“自治政府”才被迫取消。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以“柳条沟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东北的战争,将东北全部占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一开始就遭到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各族人民的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号召、帮助或直接领导下,东北各地产生了许多抗日武装队伍,如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及反日山林队等。1935年,东北各地抗日队伍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参加抗日联军和抗联成立前抗日武装组织的,除汉族外,有满族、朝鲜族、蒙古族、鄂温克族等东北各族人民。

日本侵略者和荷兰殖民者都曾向中国台湾进行侵略活动,也都遭到汉族和高山族联合力量的抗击。荷兰殖民者挑拨高山族与汉族的关系,但高山族与汉族的关系却始终亲密友好。例如,明水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进军台湾,与荷军激战,被荷兰牧师欺骗、怀柔达三十多年的高山族人民,也迅速起来,参加战斗。郑成功收复台湾所以迅速获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得到住居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的广泛支持。

光绪十一年(1885年)英国侵略者侵占缅甸后,便向我国云南边境阿佤山区进行侵略活动。光绪十六年(1890年)和十八年(1892年),英国侵略者两次派遣武装特务,潜入阿佤山区侦察,遭到居住这里的佤族人民的坚决抵制。班老的佤族曾严正宣告,严禁英国侵略者的武装特务通过自己的辖区。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侵略者迫使腐败的清政府先后签订“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条款”和“中英滇缅界务商务续议附款”,对阿佤山区中缅边界作出让步。这个卖国的屈辱条款遭到佤族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英第一次会勘中缅边界,班洪、班老等地佤族人民拒绝勘务人员入境。怒杀了降英分子,组织起武力准备抗击侵略者,使中英勘界人员不得不绕道而去勐董。在勐董,英国侵略者抢劫群众财物,枪杀佤族群众,更激怒了佤族和当地各族人民,杀了侵略者二人。并以永和部落为首,联合周围部落三千多人,准备围攻勐董。尽歼侵略者。佤族人民这一英勇、正义的行动,虽遭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的压制,却打击了侵略者,使第一次会勘无结果而散。英国侵略者于是改换手法,派遣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到阿佤山区以传教名义进行分裂佤族与汉族兄弟关系等破坏活动,也遭到佤族人民的反对和抵制。1934年1月,英国侵略者武装入侵班洪、班老等地区,派兵侵占矿区,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这年2月.班洪王和班老王邀请周围十余部落集会班洪,剽牛立盟,组织三支武装抗击侵略,双江、澜沧和耿马等地佤族、汉族和傣族人民也组织了千余人的“义勇军”,赶赴班洪地区支援,爆发了武装斗争。这就是有名的“班洪事件”。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佤族武装和“义勇军”痛击了侵略者。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却在英国的压力下站在英国侵略者一边,强迫抗英的义勇军撤走,抑制佤族人民的抗英斗争。班洪事件就这样结束了。1936年中英第二次会勘中缅边界时,以班洪为首联合十七王(即十七个部落的首领),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宣告:

……英帝逞其野心,步步压迫,种种手腕,无所不用其极。我佧佤山数十万户, 虽血流成河,断不做英国之奴隶。今者,中英会勘滇缅界务,我全体佧佤山百姓,请愿我委员,保全我佧佤地。若以我佧佤山议与英人,则虽我委员迫于威势,隐忍退让,然我全佧佤山民众决不愿听英帝之驱使,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之牛马。……

这响铮铮的语言,充分表现了佤族人民爱祖国的崇高精神和正义、无畏的英勇气概。这份闪闪发光的宣言,除了表达誓死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也提出了对当时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的警告,宣言中所说的“委员”即国民党反动头目、人民公敌蒋介石,即所谓“蒋委员长”。在佤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和坚决抗争的情势下,英国侵略者的图谋遭到了失败。

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对内共同反对反动统治阶级,对外共同反对外国侵略势力,令人景仰,令人奋起,光荣、英勇的事迹不可胜数,史不绝书,上面只是举了几个例子。由于这些斗争,推动了我们伟大祖国发展、前进,也保卫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好河山。

分居全国各地的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不仅以共同的劳动开发和创造了整个国家丰富的物质财富,以并肩战斗抗击了国内的反动统治和国外的侵略势力,从而提供了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保卫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安全,还共同创造了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在文学这块园地,每个兄弟民族都有自己的重大贡献,都有自己的独特创造。如果离开汉族文化和生活的圈子,到兄弟民族中去.只要稍稍接触这些民族,接触他们的艺术创造,就会惊喜地感到这些民族文学的矿藏极为丰富,就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目不暇给”。可是很长时间以来,这些兄弟民族的珍宝,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被轻视、忽视了。因此,迄今为止,我国过去、现在编写的许多中国文学史,无一例外,实际上都只是中国汉族文学史。汉族的历史悠久,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辈出,优秀的作品灿若繁星,因而就是这样的文学史,在世界上也是光辉灿烂的。但是,粗略地、很不全面地了解了五十多个兄弟民族文学的情况,就会发现,这样的文学史冠以中国二字,名与实实在太不相称。缺少了兄弟民族的内容,中国文学史就缺少了许多珍贵的东西,遗漏了重要的部分。比如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汉族不是完全缺少,就是只有零星片断,而在兄弟民族中,这些却都是极为丰富的。

汉族以外五十多个兄弟民族,解放前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一些民族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与奴隶制初期;有些民族虽然发展得快些,但民族内部发展不平衡,有的部分还处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氏族社会末期和奴隶制初期,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童年时代”,就文艺方面说,是产生神话和古代史诗的时代。这个时代,人与自然结合密切,人在大自然中生活,人自身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未被开发,保持原始的面貌。人在原始森林中狩猎,在未被整治的河川里捕鱼,经常与狼、虫、虎、豹接触,奔走于风、雨、雷、电之下。这个时代,人的思维活跃,像儿童一样,富于幻想;也像儿童一样好奇,好发出种种疑问。那时,生产力低,科学技术水平也很低,对许多问题不能作科学的回答。可是,却常常有一些奇怪的景象惹人。比如,那时的人也做梦,有时做“黄粱美梦”两个猎人一起打猎,很疲劳了,在林中烧起一堆篝火休息。一个猎人睡着了,梦见打到许多野物.又经历了种种奇境。一觉醒来,却仍在篝火边。另一未睡的猎人告诉他,他并未离开篝火,而且时间极为短促。他望见他睡时已烤在支架上的野猪肉,还刚刚烤热。这是怎么回事呢?产生了疑问。这样的事一再发生,而“大脑皮质反映”、“潜意识”一类现代科学常识,还不曾产生,于是形成一种观念,人在肉体之外,还有一种可以离开肉体的“灵魂”。梦是很自由、很浪漫的,幻想什么就可能梦见什么:可以梦见自己像凶猛的野兽一样,头上长角;像高翔的飞鸟一样,背上生翼;也可以梦见鸟、兽、虫、鱼等像人一样会说话,会与人交往;还可以梦见死去很久的人,象活人一样嬉笑交谈。于是有了“万物有灵”、“灵魂不死”、万物相通、万物可以变化的观念,并且相信这是真实存在的[ix]。比如:珞巴族神话说,人和日、月及万物都是天和地结婚所生的子女。天地这夫妻俩所生的阿巴达尼是人类祖先,是珞巴族神话中的一个中心人物。他不但与太阳女儿结婚,与动物蜂子、白田鸡、白马、青牛、毒蛇、野猎、乌鸦、青蛙结婚,还和大风结婚,以至与木臼结婚。他可以飞行变化,别的东西也会变化。在纳西族神话(黑白之战)中,也可以看到动物人化,与人共处,人会变成动物。比如神话中描写东部落以白雕和白老虎在砥柱下守卫;西部落派黑蝙蝠作侦探,派黑耗子凿洞盗窃太阳光;东西部落的首领、战将、妻子都会飞行和变成飞鸟、走兽,如鹰、牦牛等[x]。傣族的“阿銮的故事”中的阿銮等,也会飞行、变化[xi]。神话中的这些奇异的变化与神魔小说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的变化,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早期人类的观点,相信这是真的;后者则是作家的幻想和虚构,作者和读者都不会作为真事看待。

在人的观念中,最初神、鬼、怪是不分的[xii],后来才把受敬重的本领大、有势力的“灵”称作“神”,这是拟人化的自然界势力及升华了的人间势力(酋长或英雄)在幻想中的反映。有了神,有了关于神的故事,就有了神话;有了神,有了对神的祈祷和祭祀,就有了原始宗教或自然宗教。甚至,只有“灵”的观念,比如黎族,由于有了相当于神的“灵”,因而也就有了神话和宗教,这是更为原始的神话和宗教[xiii]。在这样的自然环境、生活、劳动和精神状态中,人们思索、探索周围和自身,发出疑问,又作出解答。各个民族都生活在天地中间,思索天地的来源,就有了开辟天地的神话;天上运行日月星辰,震荡、飘游、轰鸣,显现风、云、雷、电,探究这些,就有了日月雷电的神话;人类也探究自身的来历,探究周围万事万物的来历,也就有了人类来源和万物来源的神话。各个民族大概都经历过不可抗拒的洪水灾害和大旱不雨的旱灾,于是有了洪水的神话和射日的神话。射日大都与创造天地日月连在一起,洪水的神话直接与人类的再造相连。这些都可用“创世”二字概括。这“世”经过两次创造,最初的创造和洪水后的再造。这是我国许多民族神话的主要内容。各个民族的神话所以都有这些内容,甚至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神话也都有这些内容,是由于各族在“人类童年”所见、所历相同,或基本上同。但,尽管是解释同一事物,各族却各有各自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又都各具各自民族的特色。比如天地开辟神话,有三类不同的说法,一类是珞巴族的天地自开说。珞巴族不仅把万物,甚至把天地都拟人化,天是一个男人,地是一个女人,最初天地不分,后来天抬起身子,逐渐与地离开,但他俩结了婚,所以天的周围还是和地连在一起。一类是佤族、水族、彝族、布依等族的分开天地说,认为是神或神化的人把天地分开的。又一类是阿昌、瑶族、哈尼、布朗、土家等族的造天造地说,则认为天和地是神创造出来的。同一类说法中,各族又有各自的说法,比如分开天地:佤族说是妇女舂米,杵棒碰天,顶高了天;男人劈柴,劈坏了地,形成了深谷高山。水族说是女神牙俣把天地掰开的,她手举,脚踢,天地就分开了。彝族说是天神恩体谷自家与四仙子商量后,派仙子司惹低尼主办,让仙子与仙姑用铜铁叉开缝,用铜铁球滚打,用铜铁帚扫,这样才把天地开辟出来。布依族则说是造物主翁嘎用大斧把天地辟成两半,用大楠竹把天地撑开的。关于人类的来源,也有种种说法,可以概括为四类:一是珞巴族与纳西族等的天地生说。珞巴族说天与地结婚,生下万物,也生下了人。纳西族说,人类是卵生,这卵由天下,由地孵,孵在大海里的天蛋,孵出了人类的始祖恨矢恨忍。一是哈尼、瑶族等的神孕说。哈尼族说,踏婆与模咪两位神仙,因喝了怀胎药,浑身上下怀了孩子,在阳光下生男人,月光下生女人。瑶族说,女神密洛陀到山上,身边吹来一阵大风,从此怀了孕,生下九兄弟。一是鄂伦春、傣族、独龙等族的神造说。鄂伦春族说,恩都力莫里根用飞禽骨肉,又用泥土补充,制造出入类。傣族和独龙族说,人是神用泥土捏出来的。一是阿昌族等神降说。阿昌族说,遮帕麻与遮米麻造好了天地,就降生世界,结成夫妻,生下九种民族,创造了人类。洪水及洪水后人类再造,说法更是多种多样。洪水发生的原因:哈尼族的说法与射日联系,因射日天地昏暗,洪水翻腾,苦聪人也讲天地昏暗,但却是由于烧了蔽日的扎鲁树,树根被蚂蚁吃光,涌出洪水。独龙、纳西、彝族等说是因惹怒了天神,天神发洪水灭绝人类。壮族、布依、瑶族等说是因得罪了雷公,雷公降洪水,淹没了世界。羌族说是一个调皮的猴子,到天上玩耍,打倒了天宫的金盆。盆水洒落人间,形成洪水。黎族说是螃蟹精在人间作乱,给人类造成灾难,雷公把螃蟹精捉到天上,用铁锤砸他的肚子,肚里流出洪水,淹了人间。景颇族说是第一代山官同自己的侄儿斗争,呼风唤雨,降大雨一百四十天,形成洪水。洪水后人类的再造,很多民族都说当时只剩兄妹二人,不得已兄妹结婚。鄂伦春却说是父女结婚。黎族说是母子结婚。哈尼族说剩下母女二人,坐沙滩哭诉,春风吹来,使俩人的身上到处都怀了孕。彝族、纳西族说,洪水后只剩下一个男人,后来与仙女或天神的女儿结婚。傣族、拉祜族则说是一对没有血亲关系的青年结婚,繁衍了人类。

各族神话的特色和差异来源于各族各有特点的民族生活。而在“人类童年时代”,不论文学的特色或民族生活的特色,都与所处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巨大的关联。自然环境不仅给各族古代的语言、语汇、由语言构成的形象等,打上了鲜明的印记,而且很大程度影响了神话、史诗等的内容。比如,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洪水故事,但在珞巴族的一些氏族中却没有。这是由于这些氏族住在高山峡谷的半山腰,不存在洪水淹没的问题。又比如,雷公在好多民族的神话中是反面角色,是洪水灾难的罪魁祸首,但在黎族中,雷公却是正面人物。这是因为海南地区雷的威力特大,比起别的地区的人来,这里的人们对雷神怀有更大的敬畏。

五十多个兄弟民族的神话都极为丰富,与汉族贫乏的情况,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汉族的神话,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是些片断或零星材料。汉族也有天地开辟的神话,这就是盛传的盘古开天辟地,但不见于先秦文献,据茅盾等人的研究,很可能是从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汉族也有洪水故事,这就是大禹治水,但神话色彩很少,早就历史化了。

与神话产生在大致相同社会阶段,接在神话之后,比神话稍迟一些的是史诗。古代史诗存在的情况,汉族与兄弟民族对比也是十分鲜明的。在汉族古代文献中,如果说神话还存有零星、片断的话,论到史诗就只能宣告“阙如”了。《诗·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叙到周人祖先及显赫首领的一些重要事迹,有史的成分,但不论规模、内容和形式都远远说不上是史诗。可是,在兄弟民族中,史诗却很丰富,不仅文化悠久、人数众多的蒙古族、藏族等有极为宏伟的史诗,就是总人口只有九百多人的赫哲族,也有民族的史诗。

神话以神为主人公,史诗则以英雄人物为中心。但古代史诗大都与神有关联,护佑英雄人物的有神,或者,英雄人物本身就是神的降世。比如,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最宏伟的史诗一一藏族的史诗《格萨尔》[xiv],它的第一部就是“天神降生”。格萨尔是天神降到人间降妖伏魔的。

兄弟民族的史诗很多,其中最为宏伟、在全世界引起重视、成为专门研究学科的有三部,可以称作中国三大史诗,即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蒙古族的《江格尔》。三部史诗都写的是英雄人物保卫家乡、保卫民族、保卫人民、捍卫真理和正义,反对外来侵略,反对不义和邪恶的英雄事迹。三部史诗都既雄伟又优美,艺术水平很高。因此,艺术上能给人很高一的美的享受,内容上至今仍具有深广的教育作用。这三部史诗都产生在氏族社会末期和奴隶制早期,不是真实的历史,但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有一定的历史根据。比如藏族,是在七世纪初,也就是唐初,开始建立较为统一的吐蕃王朝的。这也就是开始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发展到九世纪末,内部矛盾冲突尖锐,奴隶与平民起义,奴隶主内部争夺权利,形成大的混乱,战争和战争形成的混乱,给西藏人民造成苦难,都希望有英雄人物出来,建立和平、安定的环境。《格萨尔》就孕育于并反映了这样的时代。有的人说《格萨尔》写的是历史事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邓柯一带就有许多古老的遗留物,说是格萨尔的遗迹和遗物。邓柯的领部落有一个酋长被称为格萨尔,据说是格萨尔的后代。自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格萨尔与藏族人民及其历史的紧密关联。又如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原来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历史上曾数次被外族侵略、统治;汉代,两度被匈奴统治。六朝时被突厥汗国统治。唐代,又先后被东突厥和回鹘统治。五代时成为契丹的属国。元时,被忽必烈征服。明代与瓦剌汗国为邻,常受瓦剌侵扰,也先时,斗争最烈,据说《玛纳斯》中“伟大的进军”就指的这次斗争。后来,瓦剌追击喀尔喀蒙古,一部分柯人被迫西移,直至阿克苏地区。柯尔克孜族虽不断遭到强大的外族的侵略、统治,但却一直抗争,没有停止过反抗。《玛纳斯》写玛纳斯子孙八代与外族侵略者斗争,正是这个民族坚忍不拔,子子孙孙接连战斗,虽八代也不屈服的顽强、英勇精神的反映。《江格尔》是蒙古族原始社会末期、奴隶主阶级上升时形成的作品。那个时期,蒙古族分为许多部落,进行战争,人民要求英雄保卫自己的部族,这就产生了《江格尔》。这部史诗继承了歌颂草原英雄这一古老的蒙古族文学传统。

神话、史诗在汉族与兄弟民族中存在的情况,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物质的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的发展存在不平衡关系论断的一个证明。文学反映生活,描写生活,反映什么生活,为生活的物质基础,为社会经济情况所制约,所规定,但反映的好坏,却不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完全平衡。马克思指出,有些文学形式,比如神话与史诗,是在社会发展较低的阶段才可能产生。中外文学历史还表明,那些朴素、真挚的诗歌,在社会发展较低的阶段就已臻于成熟。这是因为文艺有自己的特性。成功的,好的文学作品要求形象地、活生生地反映生活的真实,因此特定内容以及与这样内容相适合的特定形式的文学作品,只能产生在特定的时代,需要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生活环境,也需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定思想、感情、眼光和头脑去观察、感受、掌握这种生活和艺术形式的特定时代的作家。神话和史诗产生在“人类童年时代”,后来的作家、诗人虽然也可描写神怪,虽然也可用古代神话和史诗的人物、故事为题材创作新的作品,可以虚构远古的以至开天辟地的神怪故事,写这样神魔内容的诗、小说和戏剧,却不能创作神话和史诗。因为这些作家、诗人已不是“人类童年时代”的“童年”人了,脑子不同,思想不同,情感不同,意识不同,世界观不同,硬要装为儿童,就很可能像二十四孝图中的那个满面皱纹、满脸胡须,却穿着彩衣,手里摇着拨浪鼓,倒在地下撒娇的老莱子。即使扮得很好,以至达到中国儿童剧院那些极可尊敬,极令人佩服的演员们的水平,那也是演戏,不是真的。

马克思高度评价希腊的神话,认为具有高不可及的艺术水平,对人们具有永久魅力。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曾以未成年的儿童为比喻。发育正常的儿童,生气勃勃,富于幻想,思想感情单纯、真挚,而儿童表达自己的情意和理解与讲述外界事物时,又常常是采用具体的形象的方式。这些都很合乎文学创作的要求。我国明代的李贽,关于文学创作,就曾大倡“童心”的说法。清末的王国维给词人下了个定义,叫做“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并以他所极度赞颂的李煜为例。可以说,人类的童年以及童年时代的人,从某些方面看来,更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倒是,近代文明越发展,一些人的思想感情淹没于现实的物质利益,淹没于金钱和利润,幻想和诗情也被吞没了。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xv]我们并不要为了艺术和诗歌回到“人类的童年时代”,但却要为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为原始公社的更高阶段的发展,我们的理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我们不能再变成儿童,但却可以具有儿童那样的纯洁、朴实和真挚。像马克思说的:“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xvi]

马克思在高度赞美希腊神话和史诗时,提出古代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汉族也有过自己的童年,童年的汉族也该算作“正常的儿童”,那么,为什么没有史诗,神话也只留下一些片断呢?对这个问题,鲁迅和茅盾都有过研究和分析。他们的意见,都是应该尊重的[xvii]。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深入探讨。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分析,似乎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探索:既然神话和史诗产生在“人类童年”这一特定时期,那时还没有文字,是口头流传的口头创作,要保存,写定,就有一个受到重视和及时记录的问题。汉族和兄弟民族的神话和史诗(假设汉族过去也有史诗)被重视和被记录,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兄弟民族的神话和史诗被重视和记录,是在产生这类作品时这个民族的“童年”时代,或离这样的时代不远[xviii]。如果这些创作不被重视,不被及时记录,就有失传的危险。因此,发生了一个“抢救”问题。比如,去年冬天我们去海南岛,有一个能唱许多古歌的黎族歌手,不幸在我们到达前的一个月去世了,只有他一个人记得和能唱的一些歌,也就从此失传。也是去年,我们的另一部分同志,去黑龙江搜集赫哲族的“伊玛堪”,专门走访赫哲族著名歌手吴连贵同志,用现代化工具录音机录他所唱的“伊玛堪”。他当时生病,只录了一部分就进了医院,不久病故,只他一个人能唱的那些“伊玛堪”也就从此失传。汉族在殷商时就已进入奴隶制鼎盛的时期,汉族的“童年时代”当在殷商之前,顶多可以挂到殷商的初期。根据殷墟的发掘,当时已有了简单的文字,但留下的只是记录简单卜辞的甲骨文。那时,对神话和史诗不可能有今天的认识,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有心人去搜集、记录、整理,也没有记录、整理的条件,更没有人想到要去及时“抢救”。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在当时有比汉族更先进,文化水平更高,和汉族生活在一起,或与汉族交往,可以代汉族记录、整理口头文学创作的别的什么先进民族。这样,汉族的“童年时代”的神话等口头创作,就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了。有人或许会提出希腊和印度,这两个民族并没有依靠别的比他们先进的什么民族而却保存了自己的神话和史诗。这有别的条件。希腊早期就兴起了戏剧,当时的希腊戏剧,不论悲剧还是喜剧,都采用了不少神话作题材,从而把古代的神话保留下来。汉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戏曲是后期才发展起来的。还有,希腊和印度都有早期的宗教[xix],为了传教,不论佛教或基督教,都利用民间流传的神话,不少神话就是靠宗教保存下来的。汉族在早期没有自己的宗教,可以算作汉族宗教的道教,是较晚才创立,离“童年”已很远了。

与兄弟民族比较,汉族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最大缺陷,即在古代缺乏长篇的叙事诗。汉族古代的叙事诗不很发展,而且篇幅都比较短小。列入文学史,且作为专节论述,汉族古代最著名也是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只有一千七百多字。但在兄弟民族中规模较大的长篇叙事诗却很发达,翻译成汉文,已为大家熟悉的就有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傣族的《俄并与桑洛》与《线秀》,苗族的《仰阿莎》,傈僳族的《逃婚调》与《重逢调》,裕固族的《黄黛琛》等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傣族的长篇叙事诗极为丰富,仅以阿銮为主人公的长篇叙事诗就有五百五十部。傣族长篇叙事诗这样多,十分令人欣喜,也值得认真研究,需要研究这个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族性格,文学传统,以及自然环境,宗教信仰等等。拿宗教信仰来说,傣族信仰小乘佛教,每个寨子都有缅寺,每个缅寺都有藏经的地方,所藏的不仅是佛教的典籍,也包括一些佛经故事或与佛经有关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用叙事诗形式写的。傣族人民赕佛,内容之一就是写献这些叙事诗。而五百多部长篇叙事诗的主人公阿銮便是佛的化身,所以有五百五十部,就是由于他要经历五百五十回磨难,修行五百五十代,才能成为佛祖。

兄弟民族在各自的文学发展中,还创造和发展了本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这方面的创造。比如:水族的“双歌”,可以说是一种很优美、很讲究的对歌,意思要寓于一则寓言中,既有说白,又有歌吟,不但内容要对得贴切,形式要形成一对,歌的格律也很讲究。蒙古族的“祝词”和“赞词”,在蒙古族人民生活中运用极为广泛。这是一种即兴的民间朗诵诗,形式比较自由,长短也不拘限,押韵也不那么严格,但也有一定的套式和曲调,并要求一气呵成,因而奔放、激昂。土家族的“打闹歌”,是集体生产劳动中的一种集体歌唱。众人劳动,领唱的和敲锣的在一旁领唱、敲锣,一人领唱,众人合唱,热火朝天,鼓舞干劲。因为歌词谐谑,所以取名“打闹”。歌词谐谑,引入发笑的,还有瑶族的“滑稽歌”。只是,“滑稽歌”不配合生产劳动,引人发笑的方式,主要是颠倒物象。“打闹歌”和“滑稽歌”的谐谑,不仅都为了娱乐,使人开心,也都具有讥讽的意义和作用。仫佬族的“古条”,是一种故事歌谣,以歌谣的形式唱故事,内容则是民间流行的历史故事、神话和传说等,一般是合十五首至三十首歌谣为一条,即唱一个故事。赫哲族的“伊玛堪”,是一种以唱为主的说唱,但不是一般意义的说唱,而是诗的一种。此外,还应提到新近发现的傣族的《论傣族诗歌》,这部诗论用讲故事的形式系统阐述诗歌的作法和理论,其中关于诗歌的起源及原始人类的思维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论点和论据。

兄弟民族的书面文学有几种情况:文化悠久,早就有了民族的文字和作家,如藏族、蒙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都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和不少古代优秀的作家。彝族的一支纳西族,也是很早就有了自己文字的民族,并遗留下著名的《东巴经》。《东巴经》虽然是宗教的经籍,但其中却保有许多文学的内容,上面讲到的(黑白之战),作为书面的记录,就刊载在《东巴经》中。纳西族主要文献是《东巴经》,因此文字也就被称为东巴文。这是世界上少有的一种象形文字,类似图画,但却能表达丰富而细致的思想情感,因而很珍贵,需要深入探究。此外,彝族、柯尔克孜等族,也较早就有了自己的文字,因而有自己的书面文学遗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生动描画生活的艺术,因而,一般说来,只有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才能充分表达与保持自己民族的特点,才能最准确、最细腻地表达民族的思想、心理和感情,才能最深入、细致而准确、真实地反映民族的生活。有些民族,虽然历史悠久,在政治、经济和保卫祖国方面为整个中华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因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没有或缺乏用自己语言创作出的书面文学遗产。其中有些民族,古代有不少知识分子,能熟练地运用汉文,掌握汉族的文学形式,写出了思想和艺术水平都较高的文学作品,但大都缺乏本民族的民族特点,不仅语言、形式是汉语的,其内容、情调也与汉族的没有区别,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不能说是这些民族的文学,但却应该说是这些民族对整个祖国文学的贡献。例如:元代有满族李直夫,是著名杂剧作家;维吾尔族贯云石,是著名散曲作家;蒙古族萨都剌,是杰出的诗人和词人。明代有蒙古族杨纳,是著名的杂剧作家。清代有满族纳兰性德,是极为杰出的词人。汉军旗满人曹雪芹和蒙古族蒲松龄,一个是伟大的长篇小说家.一个是最为杰出的短篇小说家,更是举世闻名,他们的创作,成为了“国之瑰宝”。这些作家,都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解放后,兄弟民族摆脱了民族压迫的锁链,兄弟民族的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大发展阶段。原来就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用自己的文字,写出了民族文学的新篇章。旧的遗产也获得从未有过的重视,或被挖掘出来,或被翻译或重新翻译,得到了新的评价。原来没有文字的民族,开始创制文字,过去没有作家的民族,都已涌现出专业作家或作者,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或汉族文字创作反映本民族的生活与斗争、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作品。

编写一部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成果、文学经验、文学发展历史,因而名实相符的中国文学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需要和要求,是全面繁荣、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项重大的基本建设性工作。这样的文学史尚未诞生前,全面介绍五十多个兄弟民族文学情况也就成为必要了。自然,这样一项工作,也是艰巨÷繁难的,是前人不曾做过的。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万事总该有个开头。即使是开头,这样的工程,靠少数人也是办不到的,只能依靠集体,依靠全国各地各族的力量。本书便是在全国各地各族有关领导和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各地各族为这部书采集、提供资料,搜集、整理、翻译作品,参加座谈以至执笔修改,以及用其他各种方式提供意见的不可计数的同志们的热情的大力的协助下,在全国各地各族直接参与写作的众多执笔者的辛勤劳动下,编写出来的。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编写者是各地各族的同志们,我们只不过是做了点组织工作,做了点最后编写的工作。这“编定”除个别补充外,也只是文字上的修整和某些内容的调整、压缩和删削。

这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批评,也不是评介,我们只抓了个“介”字。我们想使读这部书的读者,能更多地更具体地接触、感受、了解各族光华四溢的文学创作成就,因而我们定下了一条方针:突出作品。办法是:最精彩的短小的作品,列举全文,一般则介绍梗概,列举精彩的片断。我们设想,就像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各开一个文学创作展览馆,珍宝摆在里面,请参观者自己观览、鉴赏。只是为了便于了解,像故宫一个个殿堂或陈列馆,在门口挂个牌子,上面写点简单介绍。为此,原稿中一些分析、评论和考证,虽然是科学的,以至是精彩的,我们也大都割爱,删除了。我们认为,这并不抹杀执笔者们科学努力,执笔者辛苦劳作所取得的科学质量依然存在:存在于那简短的说明,存在于对作品的选择、安排,梗概的概括、表述,精彩片断的选择,以及从梗概和列举的作品片断中所反映出来的翻译水平等等,只是分析、评论和考证以及理论上的见解,都隐含在看起来简短的介绍中罢了。

这部书顾名思义,所介绍的自然应该是兄弟民族文学。所谓“民族文学”,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作家或作者是这个民族的;第二,作品所反映的是这个民族的生活,具有这个民族的民族特点。根据这样的理解,又有了两条:第一,不是这个民族的作家或作者的作品,虽然写的是这个民族的生活,并真实地很好地写出了这个民族的性格和特点,也不算这个民族的文学;第二,是这个民族的作家或作者,但所写作品内容、形式和风格都不是这个民族的不具这个民族的特点,也不能算是这个民族的文学,因此.一些民族的古代作家用汉文写的诗作,虽被选人著名的选本,因与汉族的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就不提及,有些成就特别大的,也只扼要列出姓名。

既然不是历史,不探索、清理和表述文学发展的线索和规律,而是博览会似的珍品展览,因此这部书所介绍的作品都是思想和艺术很好或比较好的。有些作品虽然在这个民族的文学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或一定历史阶段,在政治上发生过重大的、积极的影响,如果艺术性太差或较差,也不列入介绍范围。本着这一想法,对提到的作品,只讲优长,诸如历史局限、“消极”因素、不足之处等等,一般就从略了。

钟嵘在谈到他的不朽著作《诗品》的写作方针时说:“今所寓言,不录存者。”我们这部书的性质及所谈作家、作品的情况与《诗品》不同,自然不能照此办理,但存者和逝者究竟是有区别的。当代作家,正在写作,前程未可限量,且作品发表在当代,易于为当代人知晓,至少是易于读到;古代的作品,特别是不为一般人知晓但确属重要的、优秀的作品,无此条件。因此,我们参考钟嵘的办法而加以变通,定出了个详古略今的办法,凡属当代,作家或作者只列举这个民族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则一般只举名目。

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学情况在一部书里介绍,如何安排、组合是很费思考的。按照语系,按照文学发展的内部关联,存在不少实际困难,不好办,至少是暂时不好办。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民族顺序,也不是好的办法。于是,想到了按照各民族自然分布的地区,从我国许多山脉的源出地和交会点、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葱岭开始,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到黑水白山的东北地区,再出辽河到了海上,经渤海,黄海,南海,中间经过台湾和海南岛,再入广西,到东南丘陵地带,到云贵高原,这样把五十多个兄弟民族连结起来。事实上,属于同一地区或邻接地区的民族,由于必然有的各方面交往,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文学)以及风俗习惯都是互有影响、互有关联的。因此,外部的地理关系中寓有内部的种种关系。

介绍五十多个兄弟民族文学情况,百余人执笔,虽然我们曾有一个为大家同意的共同的编写方案,所有文稿,又经我们逐一修整,但仍不可能整齐划一。重要的是,一则由于各个民族的文学各具特点,再则对各个民族文学及有关情况的了解、掌握也很不平衡。因此,除了一些大的要求力求大体一致外,其他方面的灵活、差异,就该是可以允许的了。

我们的编写方案要求,对每个民族文学的介绍,尽量做到全面系统,要求把这个民族丰富的文学宝藏中富于民族特色的珍品,全部陈列出来,还要求所引用的作品的译本准确、易懂、优美,做到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点。但,提要求是轻而易举、不费力气的,付诸实践,认真作去,困难就很多了。即以全面系统介绍,把珍品全部陈列出来一项而论,就是一大难题。且不说挖掘较晚较少的一些民族,矿藏还很丰厚,就是开采较早较多的民族,未挖出的东西,也还是很多的。为了尽量达到这一要求,有些地方在编写中,同时还继续进行调查,有的甚至在写出第一二遍稿后,还组织人力,深入搜集,并有所获,因而补充、丰富了文稿的内容。但这样的工作,一时哪能结束得了,如果再继续进行三五年,也未见得就全部搜集罄尽了。可是这部书的出版,又不宜于长期拖延,不与读者见面。不得已,只能就现在所能掌握的材料进行编写。这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一来,这部书对各民族的介绍,不完备是无疑的了。由于不完备,选择也便有了问题,很可能遗漏了好的,而却介绍了不那么好的。还会出现别的一些错误。至于译文,可能问题更多,这是使人十分担心和不安的。这部书出版发行,我们的一个 最大企求,就是希望尽多的同志提出补充、修改的意见,以便增订再版。在成千上万的专家和读者同志们的关怀下,提供补充材料,指出错误所在,第一次增订,第二次增订……这样不断增订下去,也就不断走向完善了。因此,收到补充修改的意见愈多,我们将愈是高兴。广大读者如果认为这个工作有意义,这个“开头”是需要的,我们就感到安慰。如果这部书能使过去不留心,不注意兄弟民族文学的同志们而留心、注意,以至一些对兄弟民族文学轻视的同志变为重视,那就是对我们最大最高的鼓励了。

  这部书各个部分的执笔者:维吾尔族——阿不都秀库尔·图尔迪(维族),刘发俊,艾尔西丁·塔特里克(维族),张宏超;翻译者,王一之,梁学忠。哈萨克族——阿吾里汗·哈里(哈萨克族),尼赫麦提·蒙加尼(哈萨克族),阿不都热西提·巴音波拉特(哈萨克族);翻译者,阿吾里汗·哈里(哈萨克族),刘兆云,姚承勋,卡肯穆(哈萨克族),再奴拉(哈萨克族),热姆扎(哈萨克族)。锡伯族——忠录(锡伯族)。塔塔尔族——格拉吉丁(塔塔尔族),校仲彝。乌孜别克族——阿不都秀库尔·亚勒昆(乌孜别克族),特莱特·纳斯尔(乌孜别克族);翻译者,刘宾。俄罗斯族——杨风培,蔡恒森。柯尔克孜族——阿满图尔(柯尔克孜族),安瓦尔(柯尔克孜族),胡振华(回族)。塔吉克族——尼札木丁·于赛因(塔吉克族);翻译者,杨金祥。藏族——王沂暖,佟锦华。门巴族——于乃昌。珞巴族于乃昌。羌族——李明,林忠亮,刘光烺。土族——李友楼(土族)。撒拉族——马学义(撒拉族)。裕固族——才让丹珍(藏族)。保安族——马少青(保安族),马骥(保安族),丁生智(保安族)。东乡族——郝苏民(回族)。回族——李树江,张迎胜。蒙古族——色道尔吉(蒙古族)。鄂温克族——马名超,侯苍。达斡尔族——呼思乐(达斡尔族),奥登挂(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隋书今,侯苍。赫哲族——隋书今,马名超。满族——赵志辉(满族),俞智光(满族)。朝鲜族——权哲(朝鲜族),赵成日(朝鲜族)。畲族——黄重添,陈育伦。高山族——陈育伦,黄重添。黎族——韩伯泉,郭小东。京族——王弋丁。壮族——陆里(壮族),胡仲实。瑶族——刘保元(瑶族),农学冠(壮族)。毛南族——王弋丁。仫佬族——王弋丁。土家族——丁一。侗族——杨国仁,廖正中。苗族——田兵,苏晓星(彝族)。布依族——杨路塔(布依族),汛河(布依族)。仡佬族——罗懿群,潘定智(苗族)。水族——燕宝(苗族)。彝族——萧崇素,郭思九,张德鸿,陶学良。纳西族——冯寿轩,李子贤。普米族——杨庆文(白族)。白族——李缵绪(白族)。哈尼族——白章富(彝族),傅光宇,兰克。傣族——王松,朱宜初,秦家华。基诺族——陈平,赵鲁云。拉祜族——杨锏(白族)。佤族——尚仲豪,刘允褆。布朗族——王国祥。景颇族——段胜鸥,徐琨,周兴渤。崩龙族——杨知勇。阿昌族——杨智辉。傈僳族——左玉堂(彝族),刘达成。怒族——杨秉礼(白族)。独龙族——李子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辑组的成员是:毛星、仁钦、刘魁立、祁连休、肖莉、丁守璞、贺学君,其中负责和出力最多的是刘魁立、祁连休两位同志。

(原载《民间文学论坛》1982年第2期)

[i]谢灵运:《登池上楼》。

[ii]丘迟《与陈伯之书》。

[iii]世界上最完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1980年底发现于我国云南禄丰县石灰坝。见1981年3月6日《光明日报》四版吴汝康《禄丰腊玛古猿头骨发现的意义》。

[iv]这个时期文化分期为仰韶文化。陕西西安半坡村有较完整的仰韶文化遗址。

[v]这个时期为龙山文化阶段。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及河南陕县庙底沟均有其遗址。

[vi]这里请允许用“民族”这个词,或者可加个形容词,叫“古代民族”。因为,这里用“氏族”、“种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都不很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古老时期的人类就多次不含糊地用了“民族”这一称谓。比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着重点系引者所加,下同)。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之起源)中说:“在荷马的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的民族……”

[vii] 《尚书.舜典》,舜“窜三苗于三危”。三危在今敦煌东南二十里。三苗又称有苗或苗民.是否是现在苗族的祖先尚待研究。

[viii]历史上传说的太皡和少皡,便是这个族著名的首领.

[ix]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部分开头的一条脚注中写道:“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到处流行着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9页)

[x]见《民间文学》1981年第五期木易搜集整理的《黑白之战》。

[xi]见《山茶》1981年第一期所刊的《阿銮的故事》。

[xii]比如黎族和珞巴族的某些氏族,就只有“灵”的观念,一切肉体以外的人或物的幻想的“存在”统称为“灵”。有人把黎族的这一观念译作“鬼”,不但人死后的“存在”为“鬼”,其他的幻想的“存在”,也是“鬼”。比如黎族敬重雷公,却把雷公也称作“雷公鬼”。傣族的原始信仰,也只有灵或鬼的观念。神和鬼黎族只有一个称呼,通什一带统称“乐”(rot),乐东县抱由地区统称“鼎”(dings)。景颇族的洪水故事,叙述洪水后幸存的姐弟俩,在找家的途中,先遇到吃人的恶魔达目鬼.后又遇到保护人的山神,这山神也叫鬼,叫治同鬼。

[xiii] 1980年冬我们去海南岛曾在乐东县抱由镇一个原始丛林中“参谒”了一尊“土地公”,那是几块自然生长的石头。据说这“土地公”管全镇的平安,由一个老人主持祭祀。

[xiv] 《格萨尔》口头和书面的资料都在继续发掘中,现在知道的,已有五、六十部,据统计有百余万诗行,一千多万字。

[xv]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96页。

[xvi]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xvii]鲁迅的意见,见《中国小说史略》。茅盾的意见见《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这部著作收入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评论文集)下册,具体意见,见该书第245—246页。这书也引了鲁迅的意见,见第243—244页。

[xviii]比如苗族、畲族、瑶族中流传的关于槃瓠的故事,《后汉书》的《南蛮西南夷列传》及《魏略》、《搜神记》中就已有了记载。

[xix]这里说的“早期宗教”,是指早期基督教一类的宗教,不是“人类童年”或更早的“原始宗教”或“自然宗教”。

原载:《毛星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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