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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及其发展谫论

毛星

根据《礼记·王制》和《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我国西周时代也就是距今两千多三千年前,就有了采集民歌的活动,并传说此项活动那时已有了组织,有人专司其事,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了。春秋时代,也就是距今两千六七百年前,还编成了集子,这就是《诗经》中的《国风》。《国风》中的诗歌,虽然并不都是民歌,但民歌确是占了相当的数量。对这些诗歌的评论,据记载所知,有吴国的季札和鲁国的孔子,但都是只言片语。说得上是对这个集子进行系统研究的,该是汉代的齐人辕固、鲁人申培及韩婴和毛亨、毛苌,即齐、鲁、韩、毛四家诗说。齐诗,鲁诗,韩诗三家都已失传,至今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的是毛诗一家。毛诗对诗的解说以及相传为后汉卫宏所作的序,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很多都是十分牵强附会的,给(诗经)中的诗歌乱戴政治帽子,从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作品中寻找政治意义,比如把一些纯粹歌唱个人爱情的情歌说成是赞美皇王后妃,说成是如何合乎古礼。这真是个不幸的开头。可以说,毛诗中解说具体作品的序的作者是研究诗歌而瞎讲政治的老祖宗。可见,把文艺和政治胡乱联系的做法,渊源久远,而且影响深远,以至今天还存在这种现象。

我国搜集、编辑、评论、研究歌谣,虽然时间很早,但民间文学的概念却是到了现代才有的。这是因为我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在这样的时代,人民群众是没有地位的,统治者虽然搜集、编选民歌,秦汉时甚至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此项事务,[1]也不过是为了“观民风”,以研究如何更好统治罢了。“民间文学”这个词,是“五四”时候才开始有的;它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是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使人民的地位提高了,民间创作也因而受到了重视。这时,在资本主义文明产生较早的西欧,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早在上个世纪就已成为一门学科,并且有了国际统一的名称 Folklore。只是,这个国际术语,有多种含义。在我国,对民间文学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直到解放后,直到今天,也还存在争论。

英语Folklore是个复合词。Folk有民间的含义,也有民众的含义,而“民间”的概念又可以有不同的解释。Lore有“知识”和“学问”等含义,而不论“学问”或“知识”,含义都很广泛,因而也可以有不同理解。这样,Folklore作为学科,就有以下不同含义:民俗学,民族学,以至风土志学、地方志学等等。高尔基则把它定义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至于我国的“民间文学”一词,有的认为民间文学应包括市民和小市民的文学,有的认为民间文学就等于群众创作,从事这项工作的较多的同志则赞成高尔基的说法,认为应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于是,不论作为国际术语的“Folklore”或我国的“民间文学”一词,虽然词是统一了,却是各有各的用法。

研究问题不能从定义出发,但如果作为一门学科,尽管进行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它的范围,却应该有一个大家同意的明确的界说,应该有一定的定义。否则,议论的事物不同,各说各的,就没有共同的语言,商讨、辩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正如对文学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方法,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可以有别的许多观点,比如我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观点,你用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观点,但大家都研究的是文学,其对象和范围是共同的,这才可以争论,可以判别正误,可以在争辩中把这门学科愈益精密地建立和发展起来。如果我谈的是文学,你不是用心理分析方法分析、研究文学现象而讲的是心理学,那就无法争论了。

对“Folklore”和“民间文学”概念上不同的理解,既然从语源上说来,各个都有一定的道理,那就不必勉强统一。如果某种理解可以构成一门学科,那么它就成为一定含义的学科,比如民族学、民俗学、方志学、人民口头创作,都可以成为学科,成为不同的几门学科,也都可以用Folklore这个词。持任何一种理解因而搞某种含义学科的人,都不必指责持另一种理解因而搞别的含义学科的人用词不当。要是这些学科都发展起来,为了不产生误解,那么,也可以协商各另用一个词儿。至于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这个词,如果认为它应包含市民或小市民文学,那就可以按这种理解,去研究这样对象、这样范围的问题,建立自己的学科;作别种理解的,也可以是这样。我想,不但不必为这一用词争论,而且在明确了各自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后,还可以对研究另一对象、范围的人,在有关问题上,进行学术上的合作、协助。这样做对所有人、对所有学科的发展都有好处。人类在发展,人的知识在积累在增多,学术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有许多新天地在发现,原来不能或没有成为独立学科的在发展,形成为一种新的学科。人类智慧的发展,过去是这样,今后和将来也该是这样。

作为一种活动,作为可以构成学科的一种独特的文艺活动.我们所说的“民间文学”和高尔基所讲的基本意思相同。指的是:为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并在劳动人民中流传的口头文学。[2]

为什么下这样的界说,理由是:在封建时代,市民自然也算是人民,这个阶层的人所活动的社会,也可以说是民间,因此.把市民的文学包括到民间文学,不能说没有道理,把市民的文学和劳动人民的文学包括在一个范围内,进行研究, 自然也是可以的。但不论从生活情况看,从思想感情看,从文艺的形式、风格看,这个阶层的文学,即使是口头创作部分,和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都是很不相同的。把“民”作“人民”解,包括的内容就比较复杂,在封建社会,以至解放之后,可以把一些剥削者也包含在内。如果把“民”作“劳动人民”解,就较为单纯,区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就较为清楚,共同的东西也更多。为了区分得更科学,为了更好地进行科学研究,也为了把劳动人民摆在应有的地位,把民间文学定义为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该是更好一些。至于群众创作,以群众为对象、范围进行研究自然也是可以的。但“群众”和“创作”两词,含义都较广泛,就算把群众解释为劳动人民群众,那“创作”也是很广泛的。特别是今天,劳动人民群众既可创作口头文学,也可以创作新诗,创作话剧剧本,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包括这样一些与作家创作难于区分的内容,进行科学研究就更是困难了。

在劳动人民中,不仅流传着自己创作的口头文学,还有自己创作的音乐、舞蹈等等,连同民间的口头文学,可以统称为民间文艺[3]。民间文学是民间文艺的一个部分。对民间文学进行科学研究,需要与民间的其他文艺形式联系起来。比如民歌,在民间是歌唱的,离不开音乐,因此就是作为文学的一个品类来研究,也得了解歌曲,欣赏、玩味唱起来的民歌。民歌之所以叫做民歌,就因为它不仅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诗歌,而且是以特有的曲调、特有的旋律在劳动人民中歌唱。许多民歌,又与民间舞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研究这样的民歌,也需了解、研究与之紧密联系的民间舞蹈。民间文学的内容、形式及其活动,又与民间风习、地方乡土色彩以及民族的特点和历史有着密切关联,因此研究民间文学需要研究与之有关的民俗、乡土、民族等等,这样,它就与民俗学、民族学、方志学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口头文学起源很早,远在文字没有创造出来之前就已存在了。汉族的文字不知创于何时,现在留下来较古老的《击壤歌》、《康衢谣》很难断定它们产生时是否已有文字,甚至更古的《弹歌》,也难说那时有无原始的文字。汉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比如解放时还处于氏族社会的鄂伦春族、赫哲族,他们没有文字。但口头文学却很丰富,不仅有短小的民歌,而且有神话,有许多优美动人的史诗。既然没有文字,因此,口头文学就成为惟一的文学。那时还没有产生阶级,人人都参加劳动,因此既没有人民与非人民之分,也没有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之分,不能把这样的创作叫民间文学或人民口头创作,只能叫口头文学。由于没有文字,这种口头文学不仅独霸了当时的“文坛”,而且需要记忆的一切知识、经验和历史,也大都通过它来传播和流传。那时没有文艺和科学的区别,更没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分,甚至宗教观念产生后,原始宗教的一些活动也和它混在一起。产生了巫师,巫师就成为有些民族文化的掌管者,也掌管许多口头文学创作,并用来宣传宗教,或掺杂入宗教的观念,比如鄂伦春族的萨满。这样,这些口头文学,不仅是优秀的文学,而且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的重要根据和丰富宝藏。

文字被创造出来而且日益丰富,这时也逐渐产生了阶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裂、对立,文字、文化为剥削阶级垄断,书面文学产生、兴起,打破了口头文学独霸的局面,并渐渐成为文学的正宗,以至使人们认为只有这种书面的创作才能称为文学。随着劳动者地位的降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就被视为不高、不雅的低的、俗的东西,一些反抗的歌声和故事,则更遭到压制和禁锢。但是,人民的口头创作仍然存在、流传并不断产生新的作品.它像压在岩石下的巨松,不怕风雨,不畏阻抑,在重压下面生机勃勃地茁壮成长,丰富多彩,品类日多,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传统,形成自己的独自的体系。

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同时并存,在同一时代里,它们都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反映当时共同的社会风习,反映当时影响各个阶级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但由于劳动人民是生产者,是历史的创造者,因而不论政治上或者艺术上都是最富于生命力的。拿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往往当作家的文学因时代的原因而走向衰落、颓靡的时候,进步的作家往往从民间文学吸取力量和营养,因而获得生机,继续向前发展。一些伟大作家,不论屈原、李白、杜甫,都曾向民歌学习。我国文学发展中一些新的形式,它们的产生,也大都源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也受到作家文学的影响,但是二者仍然保持各自的特色和体系。

回顾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思想艺术最好的诗篇是《国风》。最早的伟大诗人屈原,他的诗歌形式,来自南方的民歌,而其最有特色的优秀的《九歌》则传说是南方民歌的改编。汉代四百余年中,占统治地位的赋,成就不大,生命短促,最杰出的乃是主要采自民间的乐府诗。历魏晋南北朝,乐府诗与文人的乐府诗,是诗歌中引人注目的杰出的部分。文人的诗歌在齐梁时“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形式主义大大发展,内容空虚贫乏。陈子昂首倡复古,主张继承风、骚。开始挽救颓风。李白积极向汉魏六朝乐府及当时的民歌学习。杜甫则推崇风、骚,继承汉魏六朝的优良诗歌传统,使唐诗发展至鼎盛时代。兴盛于唐五代及宋的词,来源于盛唐或在盛唐之前的民间曲子词,后来白居易、刘禹锡等模仿民间曲子词,才使这一形式在文人中流行起来。元代兴起的戏曲,其形式也来自民间,作者的社会地位一般都较低,与人民群众有较深的联系,题材也大多采自民间传说,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情感。宋元以来出现至明清盛行的小说,也产生于民间,先是口头讲说,后来才写成本子。著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全都经历了民间传说、艺人口讲到最后文人编定的过程。我国清代最杰出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虽然主要继承的是文人笔记小说的传统,采用文言的形式,其题材也大都采自民间传说。蒲松龄自己也说他这部书是搜集异闻奇事而写出来的。到了清代,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很重视民歌。我国现代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旗手鲁迅,其思想和艺术也与民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对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作了高度的科学的评价。我国当代,不论诗歌或者小说,由于学习民间,也获得显著的成就。

民间文学与一般书面文学比较,有自己的特色。这些特色都是由劳动人民的和口头流传的这两大根本点所产生,值得特别提出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表达的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幻想。这里所以特别提出“自己”,是说它有别于任何其他阶级或阶层的人的代言、体会或同情,而是出于劳动人民自己。非劳动人民的人,比如过去不少优秀的诗人、作家,也可以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在一些问题上可以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一致,以至于在实践中为劳动人民谋福利。但他们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立场,没有投身劳动人民中真正变成劳动人民的一员,仍然与劳动人民存在区别。大家都很熟悉唐代李绅写的一首悯农诗。这首诗曾被选人中小学课本,甚至被题写在陶瓷用具上,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可以说是和劳动人民一致的,但很显然,这不是劳动者的诗,而是劳动人民的同情者所写的。这诗标题的一个“悯”字,就清楚说明作者是把他的地位高高摆在农民之上的。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受苦最深,因而他们能更好地在口头创作中描写他们自己的苦难生活,抒写他们对这种生活的情感。这样内容的作品,或则揭露,或则讽刺,都明朗、有力,而不是没落者无力的缠绵哀怨,悲观绝望。正如高尔基所说,劳动人民的创作,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劳动人民既脚踏实地,又富于幻想,并反映于他们的口头创作,但这些幻想植根于现实生活,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感。他们除了幻想本阶级带有神性的英雄人物,幻想自己已经常接触的自然界的各物化为精灵,为穷苦人谋福利,还幻想好皇帝,幻想好的王子、公主,幻想好的官吏,但他们所塑造的这些“上层人物”,是劳动人民所要求的,是他们的理想,和封建统治阶级所立的典范根本上是两回事。

其次,使用的是劳动人民的语言。斯大林讲过,语言自身没有阶级性,在一个民族中,基本词汇和基本语法是一致的,这样才能互相交往,表达各自的意思。但劳动人民讲话时所选用的词汇,表达的方式,是不同于别的阶级,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的语言,不像某些书面语言,都是生活中活着的语言。劳动人民的语言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生活,来自变化多姿的自然,从生活中,从包含万有的自然中,丰富词汇,吸取譬喻,因而他们的语言总是具体的、生动的和精炼的,而口头的创作,不仅诗歌,包括故事,为了易唱易讲和爱唱爱讲,为了使听众爱听,又进一步地讲究精练,讲究生动。

复次,运用的是劳动人民所熟悉的口头文学形式。拿民歌来说,任何一种民歌形式,都产生与形成于一定地区劳动人民有特色的生活及其有特色的生活环境。比如爬山歌,其高亢而漫长的音调,适宜于内蒙西部广大农村和半农半牧地区的环境。陕北的信天游与爬山歌虽都是两句,声调却较为柔和,也没有那么漫长,很适宜于陕北高原山峁与山谷中赶牲或耕地的生活与环境。江南的吴歌,则更柔和清丽,适宜于江南水乡的劳动生活与环境。如果把爬山歌搬到江南的采莲船上,或者把江南的吴歌用于蒙古草原的马上,那就会感到生活与歌不那么协调了。讲故事没有民歌曲调那么多样,但也因环境而有不同。各地不仅语音各异。而且对一些事物的称谓和形容也是不一样的。最后,由以上一些特点构成了劳动人民的文艺所特有的美。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不仅品种多样,风格也是多样的,因歌咏、讲述的事物不同,也适用不同的方式,形成不同的美。而且.几个民歌歌唱家或讲故事的能手,即使唱的是同一首歌,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也都各有自己的风格。但总的看来,民间文学又有着一种共同的异于一般书面文学的独特的美。这样的美,简单概括为一个词,可以称之为朴素。伟大的、杰出的作家、诗人的一些作品也是有朴素之美的。别林斯基认为美之极致是朴素,并认为果戈理等的一些杰出的创作是朴素的。但朴素是劳动人民文艺创作的共同特色,而且民间文学的朴素与一般诗人、作家作品的朴素也是有差异的。劳动人民口头文学及一切艺术之所以显著地具有朴素的特点,和劳动人民文艺活动的原因与方式,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决定他们的思想、感情的生活情况有着密切的关联。劳动人民不仅生活、思想与感情是朴素的,他们的语言以及用语言进行口头创作,其动因和表达,也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创作歌谣和别的口头创作,不为名利,也根本没有想到什么名利,乃是有感而发,有感需发,直抒胸臆,出自真情实感,没有一点虚假,一点造作。冯梦龙《序山歌》:“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与?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斯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李开先在《词谑》中也说:“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因此,一些人把民歌赞为天籟。黄遵宪在《山歌题记》中说:“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籟易为,天籟难学也。”这种率性而为的天籁,不假雕琢,出于真情实感的诗歌,是真正的好的诗歌。连明代的李梦阳在其《诗集自序》中,也以十分赞同的口吻,转述其友人王叔武的话说:“真诗乃在民间”,而诗,应该是“天地自然之音”。朴素的民间文学就正是这天地自然之音。

构成民间文学之美的朴素,另一特色是朴素的生活感、地方色彩和泥土气息。不能把朴素误解为简单、单调、缺乏色彩。劳动人民的语言以及用这样的语言构成的形象,都是色彩鲜明,绚丽多姿的。只是这富于色彩的形象,不是来于书本,而是来于生活,来于生活自身,来于构成生活环境的自然,是生活自身的产物,是土生土长的东西。因此,一切民间文学都富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气息,富于地方色彩,带着浓郁的泥土味,它的形、色、声音像变化多姿的生活与自然那样生动,也像不加修饰的生活与自然那样自然。民间文学有巧妙的美丽的描写,这描写的突出的特点是自然的,不同于有些人所追求、所欣赏、所偏爱的那种所谓“艺术性强”的描写。这样的艺术描写往往是脱离生活、脱离自然的,只是一些所谓美丽词藻的堆砌,下焉者甚至是陈词滥调的重复。这样的文字垃圾泛滥于“四人帮”嚣张的时代,很适应“四人帮”所宣传的一套的需要。在“四人帮”控制舆论期间,这种现象以至形成风气,首先在大字报,然后在报纸、杂志上大量出现。写这样大字报和文章的人, 自命为很有“才气”,别的人也这样来赞美。“四人帮”已垮台了,可惜的是,这一流毒至今尚未彻底消除。比如,有人认为朴素的民歌或民间故事不够美,因而在整理或发表这些作品时硬要给涂些脂粉,加强所谓“艺术性”。这是对美究竟如何认识、理解的问题。许多非民间的诗人、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也是反对堆砌词藻,反对陈词滥调的,不少人也是主张描写应该是本色的,但由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所处的阶级地位和劳动人民不同,因而他们的本色的描写,即使是成功的,也与劳动人民的描写不同,所构成的美也与民间文学的美不一样。比如汉赋,因其中不少作品像写宫室的《两都》、《二京》过分堆砌的词藻,烦琐的重复描写,受到正当的批评,当时虽负盛名,后来就很少人读了。但杜牧的《阿房宫赋》虽也是赋,也写了宫室之盛,却是可以肯定、为人传诵的,因为它所描写的宫室,虽也有夸张,却不像《两都》、《二京》那样的烦琐、堆砌,对所写的对象来说,这样的描写也是合乎本色的。当然,宫室之美和劳动人民的茅屋、草舍,是大异其趣的。又如唐五代的词,号称大家的温庭筠,对妇女的描写,往往满纸都是金玉珠翠,按其所写对象,好多也该说是本色的,因为他所描写的贵妇人,的确是满头珠翠。当然,这样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妇女,两者的美是很不相同的,宫室和盛妆的贵妇人,其本色是不朴素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美,这也是一种美,但不是朴素之美。自然,有朴素风格的诗人、作家,描写这样的对象,也可以从别的角度,用别的眼光,写得朴素一些。鲁迅曾指出:“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诗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虽然这样,白居易《宴散》这两句的描写,与劳动人民朴素之美仍不一样。

劳动人民口头文学因其口头流传的特点, 自然也在美的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和一般书面文学,都是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人民口头创作可以写成书面,书面的文学也可以口头朗诵,但写在书面的语言艺术和口头歌唱或讲述的语言艺术,艺术上的要求不一样,给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般写于书面的新诗和口头歌唱的民歌,虽然都是诗,却是品种很不同的诗。就是新诗,有的适于朗诵,有的不适于朗诵。朗诵诗也有自己的特点。口头讲的故事,可以说是口头小说,但与一般书面小说很有区别。即使题材、内容一样,因表达方式不同。

人们接受的方式不同,也大有差异。比如《水浒》,最初是口头讲的故事,经过文人加工,这才成为小说。这样的小说尽管仍以说话人的口吻出现,比如用“话说”开讲,告一段落时用“且听下回分解”,连小说的名称也用了“说”字。但就是讲《水浒》也不能照着这部书念,而必得改动、加工,使之适于口讲,使之讲来动听。王少堂擅长说武松,其故事完全本于《水浒》,可是他讲的却与《水浒》很不一样。王少堂讲的武松和《水浒》写的武松,是同一个武松,一个讲了出来,诉诸听觉,一个写了出来,诉诸视觉,这就成为有差异的两种美。这些口头宣讲或歌唱的创作,与劳动人民见面,就受到众多人民的鉴定和批评,不好的不能流传,受到欢迎的就流传开来。这些流传的作品,由于没有版权,作者也不要求著作的权利,因此别的人不但可以自由讲唱。而且发现有不够妥当处,谁都可以更改,更改得不好,别人不同意,不能流传,更改得好,就照更改的流传下去。这样,劳动人民的被流传的口头创作,就在流传中经受考验、鉴定、批评,并不断被修改、加工,越来越趋于完美。在劳动人民中这样的流传、加工,就能很好地保持劳动人民的风格和特色,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之美。

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众多的劳动人民中流传和被许多人修改,使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更臻完美,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这个阶级的情感和要求,成为阶级的创作。流传广泛和久远的民间文学作品,虽然有的可以考证出最初的创作者,但人们仍然把它视作一定地区内劳动人民的共同创造。一些古老的遗产,由于在流传中,后代的人加工、修改,注入当代的血液,就使这些作品永远都有新鲜感,有如枝叶挺拔的千年老树,今天还活着,并在长出新叶,新叶是新生的,但又与老叶保持相同的形、质,因而长着新叶的树依然是千年老树。至于不断室的《两都》、《二京》过分堆砌的词藻,烦琐的重复描写,受到正当的批评,当时虽负盛名,后来就很少人读了。但杜牧的《阿房宫赋》虽也是赋,也写了宫室之盛,却是可以肯定、为人传诵的,因为它所描写的宫室,虽也有夸张,却不像《两都》、 《二京》那样的烦琐、堆砌,对所写的对象来说,这样的描写也是合乎本色的。当然,宫室之美和劳动人民的茅屋、草舍,是大异其趣的。又如唐五代的词,号称大家的温庭筠,对妇女的描写,往往满纸都是金玉珠翠,按其所写对象,好多也该说是本色的,因为他所描写的贵妇人,的确是满头珠翠。当然,这样的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妇女,两者的美是很不相同的,宫室和盛妆的贵妇人,其本色是不朴素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美,这也是一种美,但不是朴素之美。自然,有朴素风格的诗人、作家,描写这样的对象,也可以从别的角度,用别的眼光,写得朴素一些。鲁迅曾指出:“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诗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虽然这样,白居易《宴散》这两句的描写,与劳动人民朴素之美仍不一样。

劳动人民口头文学因其口头流传的特点,自然也在美的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和一般书面文学,都是文学,都是语言的艺术,人民口头创作可以写成书面,书面的文学也可以口头朗诵,但写在书面的语言艺术和口头歌唱或讲述的语言艺术,艺术上的要求不一样,给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比如一般写于书面的新诗和口头歌唱的民歌,虽然都是诗,却是品种很不同的诗。就是新诗,有的适于朗诵,有的不适于朗诵。朗诵诗也有自己的特点。口头讲的故事,可以说是口头小说,但与一般书面小说很有区别。即使题材、内容一样,因表达方式不同。

人们接受的方式不同,也大有差异。比如《水浒》,最初是口头讲的故事,经过文人加工,这才成为小说。这样的小说尽管仍以说话人的口吻出现,比如用“话说”开讲,告一段落时用“且听下回分解”,连小说的名称也用了“说”字。但就是讲《水浒》也不能照着这部书念,而必得改动、加工,使之适于口讲,使之讲来动听。王少堂擅长说武松,其故事完全本于《水浒》,可是他讲的却与《水浒》很不一样。王少堂讲的武松和《水浒》写的武松,是同一个武松,一个讲了出来,诉诸听觉,一个写了出来,诉诸视觉,这就成为有差异的两种美。这些口头宣讲或歌唱的创作,与劳动人民见面,就受到众多人民的鉴定和批评,不好的不能流传,受到欢迎的就流传开来。这些流传的作品,由于没有版权,作者也不要求著作的权利,因此别的人不但可以自由讲唱。而且发现有不够妥当处,谁都可以更改,更改得不好,别人不同意,不能流传,更改得好,就照更改的流传下去。这样,劳动人民的被流传的口头创作,就在流传中经受考验、鉴定、批评,并不断被修改、加工,越来越趋于完美。在劳动人民中这样的流传、加工,就能很好地保持劳动人民的风格和特色,保持劳动人民的朴素之美。

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众多的劳动人民中流传和被许多人修改,使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更臻完美,而且在思想内容上也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这个阶级的情感和要求,成为阶级的创作。流传广泛和久远的民间文学作品,虽然有的可以考证出最初的创作者,但人们仍然把它视作一定地区内劳动人民的共同创造。一些古老的遗产,由于在流传中,后代的人加工、修改,注入当代的血液,就使这些作品永远都有新鲜感,有如枝叶挺拔的千年老树,今天还活着,并在长出新叶,新叶是新生的,但又与老叶保持相同的形、质,因而长着新叶的树依然是千年老树。至于不断产生的新的创作,虽是新的,却又像新生树木、花草,破芽于遗留的种子,保持了前代的性质和形态。种子可以培育变异,但需经过一定的时日,而且新的种子,不论如何改变,仍不失其作为一个品类的种子的特色,正如改良稻种依然是稻种一样。

以上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种种情况,给人构成一种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和感觉,这就是鲁迅讲的刚健,清新。这是值得作家和诗人们借鉴和学习的。

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和阶级情况的变化,文学和劳动的关系也出现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劳动人民逐渐掌握了文字,掌握了文化,从劳动人民中出来的作家日益增多,许多劳动人民都能用笔写作,连口头文学创作,不论民歌或故事,也都可以用文字写出来,并在书面发表。一个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包括文艺知识分子,到劳动人民中去,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一块劳动,向劳动化方面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获得劳动人民的立场、观点,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在文艺创作上,一些作者也在学习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用民间的形式和风格写作诗歌和小说。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是否还存在?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对“民间文学”一词如何解释。如果把“民间”理解为“官方”的对立物,这样的文学在社会主义时期自然是不存在的。如果同意把民间文学解释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认为民间文学与非民间文学的区别,只在是否用笔写出,那么,当劳动人民掌握文字后,劳动人民用文字写出的一切作品,不仅新诗、话剧,连民歌和民间故事,也都不是民间文学了。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随着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字,民间文学就会消亡。按照这个标准,那些载于书面的过去的民间文学遗产,自然也一概不是民间文学。于是,古今的民间文学就全都没有了。如果认为,民间文学的含义就是人民的文学.它与一般文学的差别只在思想内容方面,那么,在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人民的一切文学创作和一般作家的创作,都是人民文学,二者合流,也就不存在另外的什么民间文学了。按照这种看法,社会主义时期就只能分为作家创作与群众创作。这两类创作,不论思想或者艺术,都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区别,或者从作者的职业上划分,一是出于专业作者,一是出于业余作者;或者从水平上划分,一类水平高,一类水平低。这样,群众创作,就不成其为一种文学,更不能成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群众工作或文化普及工作中的一个项目。当然,做这样的工作,是很有意义。也是很重要的。

上面种种对“民间文学”的理解,都会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不存在了。可是这些看法,不是出于误解。就是理解得太片面。前面已经讲到,我们所理解的民间文学的含义,指的是:为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并在劳动人民中流传的口头文学。这样的文学,在思想内容上,语言、形式上,以及所构成的艺术之美上,像上面讲的,都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形成一个整体,不能像“瞎子摸象”,拾取一点,作为全部。

社会主义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起了重大变化:在旧时代,除革命知识分子外,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间不仅存在极大差异,而且存在矛盾以至对立;在今天,用脑力劳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是脑力劳动者,他们为人民服务,同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社会上处于平等地位。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差别。拿文学和劳动来说,虽然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它们的关系出现了新情况,但不论工农群众的知识化或知识分子的劳动化,都有一个过程。社会主义给知识分子劳动化提出了要求,也提供了条件,速度可以加快,但不能因此就可以认为这种变化的过程是短促的。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情况,也大体是这样。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工农群众和非工农群众的知识分子依然存在差别,正因为这样,工农群众的创作和知识分子的创作不能没有区别。社会主义向前发展,这种差别即使已完全消失了,即社会的全体成员全都成为了有高度文化的劳动者,那个时候,也依然存在两种文学: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这两种文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写于书面,而是它的目的,它的功能是用来诉之于视觉的阅读还是诉之于听觉的唱、讲。书面文学自然是要写于书面;口头文学则既可写于书面,也可只存在于口头,但不论如何,它是口头的,或者歌唱,或者讲述。工农群众获得高度文化后,在文学创作上可以有两种本领,可以进行口头创作,编民歌,编故事,也可以进行书面文学的创作,写新诗,写小说等等。知识分子劳动化后,进行创作,也可以是这样。这两种文学自然也会相互影响,但仍然保持各自的特色,不会合二而一。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阅读甚至朗诵新诗不能代替唱民歌,看小说也不能代替讲故事。文艺创作的繁荣,要求也表现于百花齐放,社会主义越向前发展,文艺之花的品类也会越来越多。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可以作为两大类花,每类之中又有多样品种。

人们会说,将来生产全部机械化,农村也成了城市,生活变了,传统的民间形式的文艺就不适合新的生活要求了。是的,人们需求、欣赏的文艺,包括它的形式,是会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但不论如何高度机械化,大地上耸立的山岳总不会全部铲子。农村和牧区可以建设成城市,农村和牧区的生活条件可以大大提高、改善,比如在偏僻的山村也可以住讲究的楼房,坐最新式的汽车,进俱乐部,上百货大楼等等,但农村中依然有农田,有林木,有河流,有溪,有泉等等。总之,农村的大的环境依然存在,农村依然还是农村。那时, 自然也仍有草原,仍有畜牧,仍有川泽,仍有渔业。人们在崇山峻岭劳动、生活中仍然要唱山歌,在草原放牧和寂静漫长的赶牲途中仍然要唱游牧和赶牲的歌.在江海放舟捕鱼中仍然要唱渔歌。至于各种形式讲故事的活动则在更多的地方仍将长期流行。因此, 口头的民间文学形式仍会滋生、繁荣,为人们需要,并获得发展。

社会主义解放了劳动人民,也解放了在旧社会被压制、被禁锢的劳动人民所创作的民间文学。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时代,民间文学不该是停步不前以至衰枯,而应该是有着更好的发展条件,因而能空前地繁盛起来。

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活动,像别的活动一样,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这里,有几个重要问题:

一、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不仅古老的神话和长篇的史诗,就是短小的民歌或故事,都是有智慧有文艺才能的劳动人民,为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的愿望,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产生出来,又得到众多群众的肯定,才流传开来的,因比应该对之充分尊重。在搜集、整理中,不论从艺术或科学研究方面着眼,都应该努力保持它的原貌。这并不是说民间文学作品全都完美无疵,不能丝毫移易。民间文学作品在流传中,会变动,会修改,因而益臻完美,这正是民间文学的特点和优点。但这种变动、修改也是有智慧有文艺才能的劳动人民自己在一定时机和条件下进行,并在继续流传中得到广大人民首肯的。非劳动人民的作家、诗人对民间作品也可以作某些修改、加工,但必须充分通晓劳动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愿望、心理、幻想和美学趣味,通晓并掌握民间文学风格、形式及其艺术传统和艺术技巧,与劳动人民具有同样的思想感情并确实充分理解所面对的作品。修改得是否正确,也得在流传中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鉴定。前面谈到,过去一些诗人、学者,曾共同把民间作品,主要是民歌,赞为天籁。民间文学在艺术上就具有天籟之美。有的人对民间的创作,总觉简单、不美,硬要给予“提高”,给加涂一些色彩。这就像在月光照耀下的秋夜,一个幽美的处所,松涛,泉声,蛩鸣等等,合奏成一首优美的乐曲。这是天籟。可是,有人觉得这太单调、太不响亮了,于是为了加重美感,就大声唱起雄壮的进行曲,甚至敲打起锣鼓来,这样一来,自然是很不单调也很响亮了,但这美好的天籁也就因而被完全破坏了。秋夜是安静的、优美的,自然界变化,疾风暴雨来临,又是另一番壮丽的景象。劳动人民的生活及反映生活的口头创作,也是变化的、多样的。但不论优美或是壮丽,全都是自然本色,是天籟。劳动人民中流传的口头创作,表达的是这个阶级不得不发的出自胸臆的真情实感:那些符合人民利益因而为人民拥护、赞美的事物,人民歌颂,真情实意的歌颂,不带半点虚假;那些损害人民利益、违背人民意愿的事物,人民揭露、批判,大胆地巧妙地讽刺、谴责,任何势力也阻抑不了。民歌美、刺两方面的作用,以及准确反映人民意愿,作为人民舆论的性能,在我国很古的古代就已被人认识了,这样的作用和性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该是更为发展。用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热爱的艺术形式,表达劳动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作为这个阶级的心声和舆论的人民口头创作,是不可随意修改,更不允许瞎编、伪造的。这些修改、编造的东西,会受到抵制,不可能流传。这就是劳动人民对它们的最有力的最具权威性的评判。

二、劳动人民创作的民间文学,前面讲过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劳动人民的”和“口头的”上面。在社会主义时代,当作家、艺术家都成为劳动人民,作家、艺术家在思想感情上与劳动人民完全一致的时候,民间文学就单单保留着劳动人民长期积累、传承下来的口头文学的特点,并与一般书面文学继续成为两大类不同的文学。社会主义时期,搜集、整理过去的民间文学遗产,如能保持原貌,当然也就保持了民间文学口头的特点。值得多谈谈的是新的创作,比如新民歌和新的民间故事。民歌是拿来唱的,故事是拿来讲的,不论新旧都该是如此。这唱与讲又该具备民间的艺术特点,这样才能作为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在劳动人民中流传,否则就不能说是民歌或民间故事。而不论民歌或民间故事,作为劳动人民的口头艺术,都有传统的形式。这些传统形式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创作实践和讲唱实践中不断积累艺术经验而铸炼出来的,应该重视、采用和继承。自然,思想内容变了,会影响艺术形式。但艺术形式的发展变化,不论书面文学或口头文学,都是比较缓慢的。经常总是这样:思想内容已大大变化了,艺术形式却可以保持不变。比如中国古典诗歌。最初流行的是四言,后来五言兴起,六朝时梁钟嵘在《诗品》中就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于是而“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但这以后仍有四言出现。七言诗在唐初就已充分完善,可是五言仍在流行,与七言并行。经历了宋、元、明、清,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使用。虽然中间有宋词、元曲的兴起,但词、曲并未也不可能代替五、七言诗。甘肃、青海、宁夏的花儿,大约从明代以后就已在汉、回、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等族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唱到了今天,似乎还将继续唱下去。这是因为,形式是保守的因素,趋于固定,思想则灵活得多,不断变化。而一种被广泛采用并创造了许多好作品的形式,它的产生、完善和流行又需要较长的过程。它在完善、流行中不断扩大表现能力,因而生命力强。新民歌和新的民间故事的新,主要是在思想内容以及采用的某些新的词语上面,并不需要离开旧的民间形式。如果传统的形式无法表现新的内容,需要新的形式,这新形式的创造也需一定的过程,需要继承传统,需要依靠劳动人民自己,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和逐步完善。但不论保持、采用传统的形式,或在一定条件与要求下有所发展,口头文学都应发展自己的长处,保持自己的特色,它像作为另一类的书面文学一样,需要精益求精,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口头、书面两类文学都应也都需要按照自己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各自努力创作出杰出的、伟大的作品。

三、民间文学,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或者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都需要加强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正确理解文艺现象需要研究现实生活,研究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劳动者,是生产者。因此作为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文学,其产生和发展,不仅与一般文艺一样,归根结蒂与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有关,受这种生产的状况最后的制约,而且与劳动生产有着更为密切的直接联系,劳动人民熟悉劳动,又热爱劳动,但在阶级社会里,又被劳动所奴役,在劳动中受到剥削和压迫。离开劳动、生产以及由这种劳动所直接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是无法了解民间文学的。恩格斯指出的另一种生产,也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人类的这一生产,即使在物质生产很落后的早期的社会里,也与其他动物有别,这“种的繁衍”不仅与家庭婚姻联系,而且涉及了男女之间的爱情。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恩格斯所说的古代社会,在这里指的是奴隶社会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就是在氏族社会的后期,在父系制的氏族里,男女婚姻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青年男女要求爱情,这就产生冲突,产生悲剧。两种生产,物质生产方面要求生产力的解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主要表现;婚姻嫁娶方面要求摆脱爱情束缚,也成为社会前进的力量。在爱情这个领域,在阶级社会里,恩格斯指出,以爱情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只有“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从居于统治地位的压迫阶级看来,婚姻、嫁娶也需有利于提高或巩固剥削者的地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则一般不存在这种思想,劳动人民的妇女,虽也处于男权欺压的地位,但与剥削阶级的妇女不同。他们参加劳动,有独立生活的条件,又有较多机会与男子接触。自然,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比如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也在爱情婚姻等问题上存在封建思想,加之,压迫阶级在这方面的欺凌压迫,也形成爱情婚姻等方面的悲剧。

除了劳动生产与爱情婚姻,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在社会的精神生活中值得引起重视的是非科学的社会信仰。这种信仰,在有的民歌中形成为宗教,在有的民族中虽不成为宗教也带有宗教、迷信的性质,这是从原始信仰发展而来的。原始的人类,在劳动生产中,发展着自己的思维,追求着对自身和自身周围世界的理解。对人的生活中某些复杂的精神活动(比如梦)非科学的解释,对人死后的祖先或英雄共存在的虚构设想,对不可抗拒的大自然威力的神灵化的理解,在一个部落、一个氏族或一个民族中形成为共同的观念,就产生了原始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发展就成为各种各样的宗教。有的民族,比如汉族,虽无统一的民族的宗教,但却相信神鬼的存在,既相信产自本民族的道教的神仙,也相信外来佛教的佛与菩萨。这种信仰产生、发展并占有统治地位后。从总的方面说来,是麻痹劳动人民的,是经常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加强其压迫、剥削的工具的。但在劳动人民中,这种社会信仰,却存在种种情况:有的反抗甚至要压倒神鬼的力量,比如《不怕鬼的故事》中的故事,虽也相信有鬼,确认鬼的存在,但却“不怕”,敢于和鬼斗争,并最后获胜,这些故事有不少来自民间;有的,将神鬼或精灵人化,赋予人的情感与品德,与人交往,为人作好事,比如《聊斋志异》中许多狐、鬼以至神、仙的故事,以及济公的传说和优美的白蛇的传说;有的,虽尊崇其为神、佛,但却视之如人世间的清官,认为这样的神佛可以主持公道,站在人民一边,可以为人民做好事,这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幻想,比如对外来的观世音,认为能救苦救难,对认为死后成神的关羽即被人们尊崇敬拜的关圣帝君,也能惩凶除恶,为人做好事。自然,一些劳动人民也敬畏维护封建礼教和封建秩序的神佛,那纯粹属于落后、迷信,是消极有害的现象了。

还须特别提出,不同的自然环境对民间文学的形式、风格和内容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泰纳把地理环境提到最中心的地位,以之来解释一切文艺现象,不顾其他更重要的因素。这自然就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也不适当地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也不尽妥当。但是,也不能不看到自然环境对文艺,特别是对民间文艺的重大影响。不能孤立地来看自然环境,应该把它置于“环境”的地位,与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在生产与交通很发展的地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的心理、意识发生的影响是很小的,但在生产、交通落后、困难情况下,自然环境直接与劳动生产的状况发生密切关联,发生很大的作用,不要说古代,甚至就是当代,且不说山区、牧区与平原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不同,就是在同一个县里,自然条件好的村庄和自然条件不好的村庄,生产与生活也是存在差异的。除了经济状况,自然环境也影响人们的美的观念和对美的欣赏力,影响文艺的语言、形式和风格。这,在前面已多少提到了。我们曾强调民间文学的地方色彩、乡土气息,这些自然是不能与自然环境分开。而必须从自然环境中去寻找、了解的。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阶级观念,在阶级社会中,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要进行阶级分析。这是客观存在的根本事实,是科学的论断。但是,阶级分析:

第一,只适用于阶级社会,对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对氏族社会,就不适用,因为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阶级。

第二,阶级的划分,阶级间的矛盾、斗争,阶级意识的差异,是阶级社会中社会生活的根本的、重大的事实,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

第三,有阶级性的事物,不论作为意识形态的阶级观念、阶级意识,或者是阶级间的实际关系与实际活动,其内容和表现都是复杂的、多样的,甚至作为阶级间紧张状态的阶级斗争,其表现也是多种多样,并经由不同道路、凭借不同事物而进行的。那种把阶级斗争以至阶级关系看得很简单,以至到处可以乱贴阶级标签的做法,既不符合生活实际,也完全和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所谓唯物主义就是要求尊重客观,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所谓辩证法,就是要求把一切事物置于联系中、置于运动中;辩证唯物主义用我国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不能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而要作为行动指南。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对把民间创作改写、改编或根据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叙事诗进行完全新的创作。不但不反对,我们以为还应该大大提倡。民间文学有这许多用处有什么不好呢?我只是认为应该正名,是改编就是改编,是改写就是改写,是个人创作就是个人创作,不要用民歌、民间叙事诗、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的名义。我认为,作家根据民间故事或传说完全可以创作出十分出色以至伟大的作品,比如歌德的伟大作品《浮士德》,其主人公浮士德是民间创作中的人物,在德国广泛流传着关于浮士德的传说。歌德并没有借用民间的名义。歌德《浮士德》的存在,也并没有使德国民间流行的关于浮士德的传说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我只是虔诚地希望:要寻找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热爱的好的歌手和才艺出众的讲故事的能人[4],对这些人,要抱着十分尊重的态度,努力设法激起他们讲或唱的昂奋情绪,还要请来当地较多的听众,使他们讲得眉飞色舞,唱得兴高采烈,而众多的听众则为这歌声、这故事所迷、所醉,以至结束后还不愿离开。这样的民歌、故事才是真正在民间广为流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人民口头创作。我们要十分忠实,因而十分辛苦地搜集、整理这样的作品。我们的书刊发表的民间文学,应该是或主要应该是这样的作品。这样说,我不是反对普查,只是普查记录来的,要加以甄别。一些粗糙的、不完整的讲述,一些“故事梗概”性的记录,只可作为资料,不能当做完整的作品。还要添说一句,民间故事或民间传说有不少是简短的。“粗糙的叙述”与“作品”的区分不在于它们的长短,前者只讲了故事的情节,而后者则语言美妙,形象生动,风趣,动人,富有生活气息。一句话,后者才是艺术品,才是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的人民口头创作。

第二,传授问题。民间文学,是口头艺术,有自己的艺术传统、艺术风格、艺术技巧和艺术经验。劳动人民群众中杰出的歌手和讲故事的能手,是语言艺术家。他们具有很高的艺术技能,积累有丰富的艺术经验及与民歌、故事有关的种种生活、生产以至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等知识。他们是极为宝贵的人才。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小就具有唱民歌或讲故事的才能,从小就爱好和艰苦学习编、唱民歌或编、讲故事。他们大都生长在人民口头艺术的环境里,有的则有着几代家传的艺术传统。他们的才能和技艺是来之不易的。这样的民间的语言艺术家,不应该只是我们搜集民歌和故事等的对象,只是从他们那里把珍贵的作品挖掘出来。搜集起来,还应该创造种种条件,使他们继续自己的艺术活动.不仅使他们的技艺不致荒疏、遗忘,而且还能不断提高,有新的创造。这些人,人数不多,又大都年岁较大,重要的紧急的任务是,要选拔爱好民间文学并在这方面有才能的年轻人做他们的学生,请他们精心传授。这样,人民口头创作这门艺术,不论唱、讲或编,不仅后继有人,还能不断壮大队伍,在艺术上也能不断发展、提高。为了使杰出的歌手、讲故事的能手有更多施展技艺的机会,使学习这门技艺的青年人有锻炼自己的机会,使广大群众有欣赏和参加讲或唱的机会,以活跃这门艺术并从其中物色、挑选新的人才,需要恢复各地的花儿会、歌圩、赶摆、游方一类活动。上面种种活动,自然需要党的领导,但领导的主要责任应该是鼓励,创造条件,而不是不适当的干涉,应该充分尊重民间文学的艺术特点和艺术规律,充分尊重这方面的民间艺术家,请他们出主意、想办法,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所制定的文学艺术政策,克服过去有过的种种“左”的做法。如果出现不良倾向,也该采取商量、讨论的办法,加以解决。

第三,作用问题。民间文学要获得繁荣、发展,还需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民间文学是艺术,它的首要作用是满足广大人民的艺术需要,获得美好的享受,并在这样的享受中陶冶情操,提高觉悟。上面说过, 自古以来,人民的口头创作常常给予专业作家的创作以极有益的影响,今天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的作家是更多,也更自觉了,但要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作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消除误解(像上面讲的“正名”问题),加强与改善搜集、整理工作,以发表更多真正的人民口头创作的好作品,尤需加强对这些作品的评论、研究,特别是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民间文学还起着表达人民意愿、评判社会生活的作用。这就是过去所谓的“美”、“刺”作用。人民口头创作表达人民心声,值得我们用心倾听。我们的党、政府、干部听取人民的意见,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像会议、汇报、座谈、访问、交谈等等都很有效,但并不都能听到人民的真情,特别是蕴藏在人民内心深处的心声。上面提到,我国很古的时候,统治者就注意收集民间诗歌,“以观民风”。把人民作为奴仆的古代统治者懂得这个道理,尚能这么做,作为人民公仆的我们和我们的干部,就应该更懂并做得更好了。自然,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同过去任何剥削、压迫阶级统治的社会,本质上根本不同。统治者采诗“以观民风”, 目的是巩固奴隶主阶级或封建主阶级的统治,我们则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我们要发表那些歌颂好人好事,歌颂党,歌颂政府,歌颂社会主义的颂歌,以表扬美好的事物;我们也要发表那些批判坏人坏事及批评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不当措施与某些干部的不良行为的带“刺”的口头创作。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是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新道德、新作风,也存在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以及两者兼而有之的坏思想、坏道德、坏作风,即我们说的歪风邪气及各种丑恶的行为。对于这些坏风气、坏行为,除了依靠规章约束以至依照法律制裁,还需动员社会舆论谴责、教育,要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特别不要忽视人民口头创作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处在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最痛恨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对政策偏差、措施错误给予他们的切肤之痛,也感受最深。对于邪恶,对于错误,广大人民群众是敏感的,是厌恶、痛恨和不满的,他们中的杰出歌手和讲故事的能人,为表达这些情感所创作的讽刺性的民歌、故事和笑话,是组织、团结广大人民反对邪恶和批评错误的最锐利的武器。让我们倾听这些作品中所提出的批评,改正我们的错误,用这些作品发出的讽刺、嘲笑的飓风和烈焰,扫除和烧毁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歪风、邪气及一切恶行。在党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吧。

作者附言:此文1979年夏写于黄山,是为计划中集体写作的一部文集作引论的。它只是匆促写出的草稿。后来计划改变,这篇东西也就放在了一边。这次编者索稿,我因身体不好,不能从头修改,只是在个别地方添了几句。全文是粗糙的,错误一定不少,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1983年8月28日

[1]这机构叫“乐府”,过去一向认为汉代才有,但骊山秦始皇墓挖出的编钟.已有“乐府”二字。

[2]我们所以把口头创作叫做口头文学,这里的“文学”含义,指的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以构成美的形象的艺术创作,或者可以说是语言美的创作。

[3] “文艺”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包括文学在内的许多艺术(如音乐、戏剧、美术等)的总称.一种是专指文学。

[4]一些地区即使民歌如何发达、地位如何重要,以至人人都喜爱唱民歌,因而有歌海、歌乡的美称,也不会个个都是强手,也有唱得好、唱得不好、唱得很好及会编、不会编、编得不好和编得很好的区分,而唱得极好、编得极好的人,总是少数的.编、讲故事的情况也是这样。

原载:《民间文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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