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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杂文集•劳薪辑》 题记

唐弢

前些时候,在《抗战文艺》桂林版的创刊号上,读到宋云彬先生的《谈“鲁迅风”》的文章,其中引证了某先生对于上海倡导的“鲁迅风”杂文的谈话,说是现在已经和鲁迅在世的时候不同,凡有指摘,正不妨出诸率直,倘还要弯弯绕绕,意存讽刺,那就会引起反感,破坏一致的团结。这意见颇使我吃惊。但也觉得高兴:原来上海之与内地,竟已有了这样遥远的距离,几乎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了。

在目前,我是宁愿见这距离更远一些的。

内地我不知道。上海呢,三年以来,留给我们的是更艰苦的环境。人头案接着手榴弹,毒汁苹果接着政治绑架,更何况还有暗暗的恐吓,堂堂的“通缉”,以及从各处飞来的突然的皮鞭和冷箭:邮局有查扣,报馆有抽删,捕房有禁毁——笔头于是乎有顾忌。在赤膊上阵之间,如果只许程咬金似的直劈三斧头,不准再有一点变化的枪法,在战略上,那怕总是无益的吧。

而变化,也就是一般人口头的所谓弯绕。

就大体说,杂文的确不是斧头,却只是匕首,以此制敌,是必须讲究一点使法的。上海又多的是这小小的武器的目标。这里有叭儿,有舆台,有屯积米煤的大腹贾,有出卖灵魂的文化人,过桥落水,告密出丑。紧要的是加以急速的扫除,无情的暴露。在这短短的文章里,也让他们认一认不堪入目的嘴脸。

然则我们又怎能闲却自己的笔头?

不能闲却,于是杂文就渐渐地多起来,我也偶尔写几篇。三易寒暑,积叠成帙,居然又到了可以出书的时候,除开一些篇幅较长,以及故意删去的以外,这里便是抗战以来我的全部的短文。前面的几篇,因为是沪战正酣的当儿写成的,态度较为率直,一览无余。以后的可就弯弯绕绕,迹成隐晦了,这正是压迫杀虐下的试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国军队退出上海,我蛰居在法租界西区的一问平房里,什么都没有写。有的只是沉闷和潜怒。也许是因为大家都不甘于寂寞吧,几个月后,挂洋商牌子的《文汇报》出版了,柯灵兄去编副刊《世纪风》,我才又动笔写起杂文来。起先并不多。直到后来,因为十二个文艺工作者公告献金,约定每人每月三元,就在稿费名下扣除,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候,三元钱的稿费,需字二千,短文就得要两篇。这样便写得多了些。这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一九三八——三九年的几篇,大部分是登在《世纪风》上的,以后也零星的散见于其他的副刊杂志上,屈指一算,发表这些杂文的刊物竟有十几个。

一九三八年份的最后十二篇,是写给《自学旬刊》的,我本想掇拾蛆沫,另成专书,后来因故没有写下去,现在就附录在这里。①至于另外一部分,曾和其他五个朋友的收在一起,印成合集,但不久就以抗日的罪名,为工部局所禁止,看到的人并不多,所以也一并收入了。

这集子里的文章,有几篇碰痛了许多人,《纯文艺》、《并不矛盾》、《蛆沫集批注》、《从擂台到戏台》不必说了,《急就草》得罪了同一阵营里的战友,《从帮手到帮口》发表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生气道:“这不是在骂我吗?”是的,我是在骂他;而他也终于被我骂着了:现在已“荣任”了显赫一时的“新贵”。还有一点使我至今不解的,关于文艺大众化两篇,竟被目为反对大众化的标本,我自己也不免于惶惑。好的,收在这里,现在已有了给大家——连我自己在内——重读一过的机会了。②

一九三九年,我的前妻正患着极重的肺病,接着死去了,七个月内,还带去了两个活泼的孩子。这一年,除了一些可以换钱的长文和一部小书外,短文写得特别少。但即使是这仅有的几篇吧,也和其他文章一样,都是我悲愤惨苦,奔走衣食时的偶尔的执笔,有几篇还写于疾病的呻吟中。但我自信关怀到自己的地方并不多,这集子就是有力的证据。而上海的“新进批评家”却给我加上了一个“记住自己”的罪名。

现在重读这些文章,我倒真的又记起了动笔时候的境遇,哀愁结集心头,名之日劳薪,希望也还有别人能够懂得这意思。

唐弢 一九四○年十月。

① 有关的十二篇短文,这次编集时没有收录。

② 这段里提到的《并不矛盾》、《文艺大众化》和《再谈文艺大众化》等篇,出书时被抽去,后两篇收入《识小录》。

原载:《唐弢杂文集•劳薪辑》,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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