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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连草

唐弢


不料又到了冷冷的细雨的夜里。

人们都睡熟了,连狗声也在疏落下去。我拈着一息的烟火,遥萦着远天的烽烟,说不出是亢奋还是悲哀,我的心象一颗冰冻了的火球,盘旋于广漠的空际,它划分了是非,善恶,生死,敌我,停留在无边的冥想上。但是,也许是受着寒意的刺袭吧,不知怎的一来,幻想烫着事实,为了杂志上的一篇目录,竟而撩起了一点血腥的回忆,这时候,我又意识到周围是夜,是黑暗,是雨声夹着狗声。

我的心沉重起来,铅一般的沉重起来。

这使我激动的并不是寻常的目录,而是一份所谓“北京市政府警察局”的禁书单。连刊物在内,被禁的一共有七百九十二种,我的一本文集也在内。这一本书,由于出版者的不负责任,在我所有已刊的作品里,是印刷最坏,错误最多的一部。正如一个不成材的儿子一样,每当朋友们提起它,我终觉得傍徨不安,“惘然者久之”。及到现在,知道它终于招致了敌人的憎恨,成了奴才们的追猎物时,我的态度又完全改变了。说不出是亢奋还是悲哀,我的心不停地盘旋着,在北平,在上海,在日本,在一切阴暗的幽陬里,我看见了那个网——杀人的网。

网的周围挂满着丝,飘动的丝,血丝。

然而夜终于深了,我的思绪也零落如血丝。有谁为着严密的封闭和残酷的虐杀而噤住的吗?死亡是黎明的牺羊,在中国如此,在日本也还是如此的。

揭开了封闭和虐杀,我认识了斗士的足迹。

仿佛有人说过,日本的知识分子,是爱好和平的,也就因为这一点“爱好”,使他们失去了战斗的勇气,终于不敢反抗军阀的压迫,成为毫无力量的孱头了:这对于一经打击,就纷纷转向,如林房雄之流,的确是透骨的评论。但对于认真的革命者,这说法,其实是不大公允的。即使是在躲躲闪闪的理论里,有时也会显出坚定的立场来,这正是悲剧的材料,不能忘记的是日本的时代。

我们痛恨孱头的气质,却原谅斗士的作为进取的战术。

许多年来,正和有些别的国家一样,日本的社会运动,也还是发端于知识分子的推动的。凡所禁压,因此就集中在他们的头上:监视,幽禁,鞭笞,枪杀,乃至活活的打死,这曾经是日本的现实。及到如今,挂在统治阶级的嘴角,用以为示众的材料的,不就是知识分子的残骸吗?

这一回,当然也不会例外的。

记得霍塞(Ernest.O.Hauser)曾说:“如果日本人民的手臂换成翅膀,两腿变做尾鳍,一定会更知道自己一点的。”然而我想,日本人民毕竟是被锁在狭的笼里,被幽在干涸的泥沼里,即使具备翅鳍,也还没有高飞远游的自由。在沉郁死寂的空气里,背负着穷困和绝望,他们默默地饮泣着,送自己的儿子和亲属上前线去。为什么要战争的呢?他们想不透,也永远得不到合理的解答。

但在日本知识分子的心里,这问题,早已有了答案了。踏破了“虽知反抗,却又无力反抗”的影子,他们勇敢地散播着反战的种粒:发行刊物,出版小册,不但下乡村,进工厂,而且还混入小学教师的队伍,做着更远更大的工作。这工作是坚实的。在进行侵略战争的中间,日本的军阀们,也不能不时时缩回他们的爪牙,来爬抓自己的头皮了。

不错,他们爬抓着头皮,然而却无补于内在的痛痒。

到了战事发生后的第四个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头皮终于抓破,因此而流起血来了。这就是所谓“人民战线”分子的大检举。

什么是“人民战线”呢?军部的解释是含含糊糊的,忽而说是因为左翼阵营里正统派和劳农派合流,企图赤化;忽而说是由于无产党、评论家组合、全国评议会等团体的联合,鼓吹反战。谁又是“人民战线”的领导者呢?军部的指点也是摇摇晃晃的,这个说是议员加藤勘十,那个说是理论家山川均,第三个又说是劳工运动领袖黑田寿男。到底是怎样的呢?留给我们的回答也就是这含糊和摇晃:我们不知道。

然而倘要知道,其实也不难找出究竟来。曾任日本内相的末次信正说道:“我决计毫不迟疑地根除一切自由思想的残余。对于他们,尤其是自由思想发源地的东京帝国大学,我决计毫不加以容情。”可见除了军部的宠犬外,凡属日本国民,就统是“人民战线”派,个个都有被拘禁或被杀头的资格。

检举的中心虽然在东京,但波延的区域几乎遍及于整个的日本;拘禁的工作虽然开始于十二月十五日,但搜求的时期却继续了五个月零十五天。及到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这才由官方公布了检举的结果:

“全国被捕者总计:一三○○名。内分新兴佛教徒八○名,政党分子及劳动全协分子一二二○名。

“提起公诉者:二三五名。

“警视厅直接检举者:四○○名。内分:新兴佛教徒二六名,共党二四名,全协五三名,全评三一名,政经研究所一六名,新协剧团一九名,五月会二○名。劳动杂志七名,杂志街一名,帝大平民教育馆三三名,东交组合一五名及其他。”

这些造反的人们里,连和尚和工人在内,大抵都是知识分子——著名的知识分子。除了上面提及的加藤勘十,山川均,黑田寿男外,劳农派的猪侯津南雄,大森义太郎,向坂逸郎,铃木茂三郎,荒烟寒村,稻村顺三,伊藤好道,冈田宗司和中西伊之助;自由主义者的河合荣次郎;教授团的大内教授等等,也都在内。这是广泛的搜捕。在今日日本的国土上,只有剥夺了自由的牢狱,才是容纳正义的所在。

然而牢狱以外的天地,也还是并不自由的。

末次信正的所谓对“自由思想发源地的东京帝国大学,我决计毫不加以容情”,是由衷的咒恨。为了要把学校转成军营,在肃清“可疑分子”的名目下,不但逮捕教授,而且还特派海军次官平我为帝大的教务长,于是能“掉枪花”的军官,爱“出风头”的绅士,就一齐登了讲台。这回是预备去攻占青年们的脑袋了。一手番佛,一手指挥刀,还有谁敢不服的吗?然而出于意外的是:原来的师生两方,大家都不服。

为了逃避这“合污”的“同流”,自爱的教授们纷纷离了校。

就在发表思想检举结果那天,逮捕学生的行动开始了。东京警署里派出警察在大学附近搜查,从茶室和麻雀馆里,拘捕了学生四十四名,除了明治大学和东京医药专门学校各一名外,其余的都属于早稻田大学。六月五日,又发动了第二次逮捕,被捕者六十八名,其中有五名是女生,七名是中学生,大部分属于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中央大学、外国语学校、东洋商业学校的。第三次的逮捕是在向月二十一日,落网者一百三十余人;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在接见新闻记者的时候,发表了如下的被捕的感想:

“我因为下午没有课,陪友人到金春电影院去看新闻片,不料警察把我们一个个带到刑事部去,叫我们写了誓约书,才放我们出来。我问他们:‘看正当的映画到底有什么不对?’他们说:‘从学校回家之后,就不要出去了,如果要出去,须得父母允许,和家里人一道出去才好。’这完全把我们当作小学生看待!他们又把手按在胸前,说:‘喂!明白吗?如果不明白,就留在这里再说!’但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被拉到警察署去,这理由至今还不明白。同学们都和我一样感到不满。长此下去,东京的街道,我们简直没有行走的权利了。”

是的,被拉到警察署,或者押入拘留所,这理由,大抵是无法明白的。许多知名的人物,都默默地走入牢狱,毫不分辩。连曾经提出“支那军之鬼畜性”,说中国人是“鬼畜以上的东西”,希图以此博得军部好感的山川均,在被捕的那天,和他的夫人菊枝见面时,也只是沉默无语,冷静地,吩咐她好好的哺养后院里的鹌鹑。

为什么要不声不响,俯首就范呢?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无言的沉痛吧:警察既不是可与分辩的人,衙门也不是可以分辩的地方。说不明白,还不如闭口为好。

然而青年们是没有这样的世故的,上面提及的谈话,已经可以算得“天真”了。而早稻田大学的全体学生,却还推派代表,向警署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但这又如何抗议得了呢?在五大学当局和警署的联席会议上,终于招来了对这“抗议”的暗暗的答复,据警署的表示:“警察方面,向来是以父母之心来实施取缔工作的,所以……”

这还用说得吗?我不想抄下去。世上恐怕也未必会有爱听谎话的耳朵的。

然而却不妨来看一看出自这“父母之心”的设施。

禁止拍照,禁止收听外国无线电播音,禁止在公共场所低声会谈,禁止携带有关于中国抗战的西文书籍,这些属于政治范围的箝制,早已成了周知的事实了。至于有关经济的禁用令,也在一批一批的公布。西洋的影片、乐器、化装品、娱乐杂志等等,当然是要限制输入的,连西文的教科书,也只有图书馆方能购买。西装在逐渐减少,皮鞋已改用纸制。为了节省汽油,就提倡徒步;为了限制电力,就改用蜡烛;铣铁制品如书架、灯架、书桌、电灶、水壶、剃刀、纺织机、洗染机、计算机等,一律都禁止使用;钉子、火柴、肥皂、纸、绳、网,以及一切纸制品和棉织物,也加以严格的限制。及到最近,民政党议员北聆吉,竟至于提议屠杀全国的猫犬,以节省饲料。这确是出色的打算,但从这里,人们也可以听出末世的哀音来。

物质的享受回到了原始的状态,精神的傍徨却到达了痛苦的尖顶。

工人的工资一再减低,而工作的时间却无限度的延长。最难压制的是饥饿的火焰!为了满足这“穷迫”的心,日报上就常常刊登着有人拾得钞票的消息。应付那些独居的妇女的,则是马路旁边的皇皇的公告:

“凡有丈夫出征在异国者,家内贤妻,应早晚向神宫祈祷。为保护丈夫在前线安全计,并应缝制‘千人针’,寄往慰劳,以完成武士道妇女之崇高美德!”

杂志也竞出所谓“未亡人读本”的专号,在这些专号里,抱着尾巴主义的作者,正在大谈其“爱欲自制法”,“生活之道”,“如何获得幸福”,“职业指导”等等。这是无声的枪弹。作尽“自制”的努力,却不曾“获得幸福”;躲进“指导”下面,也没有学会这“生活”的“道”。她们掉入了无底的惶惑里。

从惶惑里直立起来的,是索夫团的组织。

然而又岂仅索夫团而已。时至今日,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是由知识分子传染给平民,又由平民传染给士兵了。在川崎,在东京,在神户,在秋田,都曾有过因抗拒兵役而引起的骚动;在上海,在南翔,在汉口,在广东,都曾有过因厌恶战争而发生的自杀。同时,这运动也由消极转至积极,由思想转至行动了。大阪军火库的爆炸,陆军省文件的被窃,这是见于日本国内的;笕桥的叛变,南京的屠杀,天津日本宪兵营的反政府言论,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反战争标语,这是见于中国的。在战场上,更多的是觉悟了的日本士兵,携着枪械来归,或者自动被俘的事情。

下面是日本各师团及满洲派遣军反战同盟的传单;

“士兵诸君:

粉碎军部长年的横暴,这正是时候了。

杀害了国宝高桥,强迫了议会,牺牲了五十万民众,从大众身上强夺了百万万税金。这种家伙,能够放任他们这样横行吗?

我们能够做剥夺日本大众生命和生活的走狗吗?

请看拚死为正义而继续抗战的中国民众啊!不觉得害羞吗?

士兵大众诸君,抓住机会啊!

一定不白死,好好地设法打败仗,敷衍战争,不要死!不要受伤,不要打仗!

这正是忍之又忍的日本大众的正义,也是惩罚军部的使命!

懦怯的家伙,尽可白白地送死!仅管变成残废!到那时,再来咒骂军部,已经迟了!

东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师团及满洲军政部内派遣军 士兵反战同盟。”

这是一个硕大的组织,从血的战斗里,日本的大众觉醒过来了。

但在日报上,杂志上,却是十分沉寂的,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点漏网的消息。

有谁要看统治阶级的缺点的吗?’只要留心新闻统制的办法,问一声禁忌的所在,这就可以知道究竟了。在日本,由于新闻取缔条款的繁多,报纸就变成百衲衣,虽经补缀,还时时显出破绽来。这破绽,此刻却成了日本人民的透气洞,他们是被闷得太苦,被压得太久了。倘要苟延残喘,这正是唯一的活路。

然而,也还得谨防堵塞的工作。

战事发生后不久,在“国策协力”的口号下,新闻的统制趋于强化。首先是移动了学艺栏,改变了一般文化的论调。据说是因为“支那不法”,为了维持“帝国威严”,必须“断然

膺惩”,于是乎就动起手来,实行“圣战”了,这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中日战争观,原是出诸一个模型的。在从前,日本的报纸上,大抵都有特殊的一角,以便发表人们的意见,被称为“人民投掷忧郁的垃圾桶”,如《读卖新闻》的“读卖直言”,《都新闻》的“射击兵”之类,至此也一一加上封条,纵有“忧郁”,也不准再行“投掷”,只好烂在自己的肚里了。

箝制舆论的详细条款,我们是无法知道的,但从日本军阀对北平、青岛、天津等处西文报纸发出的所谓“密令”看来,则其禁忌之多,实在足以使日报变成白纸,不再留一撮油墨的。“密令”计分四项,共五十一条,因为太长,这里不再抄录了,横竖总是这一套。

日本的查禁书报,本来是着眼于所谓“败坏风俗”的,转而及于“思想”,还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情。常受注意的是左翼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从俄文译过来的书籍,但决没有象这一回那样惨烈的。从“事变”开头,对于左翼作家和评论家,就发出了所谓“禁笔令”,什么东西都不准写。其他被认为超出“国策”,违反“日本精神”的一切,也同样遭受禁压,河合教授的《法西斯主义批判》受到处分,是因为他歌唱自由;退职军官佐木的《战争情报》被科罚金,是因为他宣传人道。其他如横田的《世界法》,田中的《法律宗教与社会生活》,宫泽的《法学小辞典》,都曾受到严厉的指摘。外来的基督教书籍,一概买不到,有关于政治的更不必说,甚至连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也由腐刑而大辟:翻译时加以删节,出版后,又受到禁止发售的处分了。

作家被封闭,被拘禁;刊物和报纸被检查,被停刊;然而日本的统治阶级还是不放心。前年五月,警署又向出版业发出警告,凡是用笔名发表的政论和文艺,必须将作者的真名先行呈报。有谁懂得这呈报的意义的吗?这正是无法掩蔽的黑夜的屠杀。

奴隶们是以沉默为抗议的,倘要见诸行动,那就是“无为”。于是日报和刊物纷纷停刊了。或受取缔,或出于自动停办,在短期内,这些无疾而终的刊物,就有一千五百种。

自从《中央公论》因登载《未死的兵》而受处分,编辑由此去职以后,日本的舆论完全沉寂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唯唯诺诺,对国策点头,向军部叫好的胡调和跳踉。这是一个麻痹了的国家。议会成了“拍手场所”,报纸变做“宦官新闻”:死路一条。正如尾崎行雄所说,日本的健康,在“蠢干蛮干”中,终于受了可怕的蛊毒了。

但是,目前的沉寂,也许正兆示着未来的风暴吧!

从近来的报纸上,可知政党统治,正在作最后的挣扎,而民主评论也在逐渐抬头。对于这些羡慕自由,却又踌躇于实行的人,我们是不能寄与过大的期望的。然而这是大海的一丝漪纹,后面正跟着无数的波浪。

中国的民众正在斗争,日本的民众呢,也一样斗争着。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汇成一条洪流的吧。虽然现在还是黑夜,然而死亡是黎明的牺羊,这点也彼此一样。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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