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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蔓集

唐弢

我爱诗人的想象,因为它美丽;但是,我更爱战士的经历,因为它雄伟,刚健,沉痛,更主要的是:真实。

孙毓棠先生在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题做《谈抗战诗》的文章,正如这题目所提示,全文是由时代对于诗的关系,来说明作者对于抗战诗的意见的,但其中也触到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如作者不相信诗能够大众化,不相信诗适宜于宣传,过分强调了作诗的技巧,等等:

“因为现在有许多抗战诗被一般严格的批评家骂为‘口号大全’或‘抗战八股诗’者,都由于写诗的人自己太不下工夫,太随便,并且只讲宣传而不讲表现。有些诗人太热心了,写诗时心里先就打定了主意。打算这篇诗出去便可以激动许多读者的抗战情绪。我以为这种写作的心理完全错误了,因为我觉得拿诗来作宣传工具是宣传中最笨的方法。……简直是白费力,不可能。诗在今天的世界上本已走到末路,成了少数人的东西了,(我不承认诗能大众化;即使能大众化,也没有什么好处或价值,因为即使大众化了,大众也不会喜欢诗。)我不相信这些喜欢读诗的少数人,得等到读抗战诗,才能引起抗战的情绪。所以我想费工夫写抗战诗的人不如改变一下自家的心理状态,专心致力于写真正文学的诗,注重在表现时代。”

如果说天地间真有为宣传而硬去做诗的诗人,那么,我敢说,这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他首先没有真实的生活和感情。但我们也不能因这失败而抹煞了诗歌的宣传性,一首好诗在巧妙地表现出客观的真实,激动读者的情绪时,无论从哪一面说,总是负起了陶冶的任务,尽了宣传的作用的。

宣传寓于“表现”之中。

不错,我们应该“表现”,更重要的是:应该“表现时代”。

能够真正“表现时代”的诗,虽然出诸个人的手笔(所谓个人表现),却决不能和这时代里的群众的要求相违背,所以在内容上,先就不会缺乏大众化的成份了。.从内容决定形式这一定律来看,我们相信诗歌是可以大众化,而且也毋须去担忧大众的不接受,不爱读的。

我要重复一句,主要的是:能够真实。

一提起大众化,我想,诗歌和其他的文艺部门,也并没有什么特异的地方,如果在小说里有说评书、说相声、唱新闻、民间故事、民问小说等等大众形式;在戏曲里有滩簧、蹦蹦戏、的笃班、文明戏等等的大众形式;在诗歌的园地里,我们不也有山歌民歌、小调、时曲、鼓词等等大众形式吗?而且,我们知道诗歌的产生,原先就不在宫廷,不在沙龙,不在象牙塔,而是在山岙里,田野间,牛背上的。

这不但证明诗歌能够大众化,同时也说明了大众对于诗歌的爱好。

顾前瞻后,文艺大众化这个口号,可知是在文化程度发展得不够平匀的阶级社会里,才能存在的,在明日的世界上,大众和小众既不对立,它也将完全失去凭依,不得不归于消灭了。

现在的提出这口号,我想,其实是为的要消灭这口号。然则又何必遑遑呢,聪明的诗人们!

不过文坛上也确有使人遑遑的现象,却并不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到这里,又要触及我们的一批敬爱的译者们了。

在目前,译品的需要的迫切,也正无异于大众化的文艺。无论是小众或是大众,就抗战说,就文艺说,以至于就抗战文艺说,都有向先进的友邦学习,听取他们的批评的必要。我们的译者们应该怎样慎重地来负起这责任呢?对于一般的文艺翻译,我曾经在《关于文艺翻译》一文中提出过应该注意的五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但轮到抗战文艺,轮到有关祖国的文章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应该格外严肃的。为了节省时间和物力,不但对原本应该慎加选择,而且所做的工作也应该有系统,有缓急,有标准,使彼此不相冲突;能细心,能认真,能专注,使原作

不被糟踏,而贯穿在这两者之间的,是时间和组织。

有这样的需要,有达到这需要的决心。

但事实怎样呢?就以被称做“孤岛”的上海为例吧,不错,由于环境的特殊,翻译在上海是相当兴盛的,我们有了《资本论》的全译,有了《列宁全集》中译的选印。但在另一方面,却又瀰漫着抢译的风气。最近,在同一时期内,涌现了七种不同的《爱国者》的译本,其他如《华北前线》,《西行漫记》,《不准敌人通过》等,也都有两三种乃至靠十种的译本;译文方面,听说也有人把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译成了第三党会议。诸如此类,无疑地,是应该克服和改进的。

然则怎样去克服和改进呢?谢贻征先生替我们拟定了两项办法:一、由出版者成立一种协调,共同商定翻译计划;二、每年举行翻译考试。张友松先生却以为这方法有流弊,他主张由全国有志翻译事业、而又具有切实努力决心的人,自己结合起来,组织一个或几个翻译学会,来研究探讨,出版刊物,批评译品,指导后进,发表心得,以及负责校订会员的译作等等。

我同意张友松先生的办法,由翻译工作者自由结合起来,组成几个团体,但这几个团体必须保持经常的接触,避免工作的冲突,否则,大有利用团体,继续争夺,由个人之间的抢译,扩为宗派之间的抢译,因此引起更多的纠纷的。

我说的利用团体,也并非无的放矢。因为在上海,已经有过这样的故事:

一个同人刊物的编者,向一批文坛指导者去拉稿,他们点点头,唯唯喏喏,答应了,然而却并没有稿子寄过来,后来也终于拉得了一两篇,却是几句不三不四的门面话,这编者抓抓头皮,终于给登载了。然而立刻招来了批评:不够前进呀!缺乏战斗性呀!而其中说得最为激昂的,却正是自己只写过几句不三不四门面话的那位文坛指导者。

然而这不算坏。我们的编者终于学了乖,存心警戒,对于这些文坛指导者们的文章,留意细看,漏洞一多,就实行退稿了。不料退了一篇新的批评家的稿子,因此惹怒了诗人、批评家、指导者,开会讨论,集中攻击,这回是断定编辑者在造就个人地位。于是一致决议,要用团体的力量,压迫这个同人刊物的编者,来登载“他们的朋友”的文章了。

我拾起我的憎恨,投过去。

我的憎恨爆烈了,但那火星,并不触及这团体的本身。因为我知道,除了被强奸、被利用来作为压迫个人的工具以外,有些事情,是必须通过团体的关系,用群众的力量干起来,才有成效的。但切忌的还是宗派的观念。

关于选集的编印,也如此。

在上海,去年曾经印过一部《第一年》,虽然由私人印行,但因为得到许多文化人的帮忙,翻翻内容,不算坏。今年又出版了《第一年》的续编,据说里面还有杂文,据说杂文

里也有我的文章,买来看时,却原来是一篇关于“五卅”的小文,而我的着眼点又是偏重于西洋文化的介绍的。为什么要选这篇与抗战并无直接关系的文章,去排在号称抗战一年来的代表作的结集里呢?我曾经用杂文的形式,画过蛆虫的伎俩,打过敌人的嘴巴,我歌唱斗争,我进袭苦难,编者选了我的与抗战并无直接关系的文章,是不是要取消我在这一方面的心力,封锁我在这一方面的呼号呢?

但等我再去看别的被选入的杂文时,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原来那些杂文的来源只是一个:《译报》的副刊。我也只为《译报》写过一篇文章:这就是被选在《第一年续编》里的一篇。

不错,《译报》的副刊是有它的可爱处的,它通俗,泼辣。然而要选抗战一年来的杂文代表作,却又如何可以以此为满足呢?我想,也许是我们的编者并不知道上海还有其他的副刊和期刊的缘故吧。

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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