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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艺翻译

唐弢

两三年来,翻译的作品渐渐地多起来了,跑到书店里一看,五光十色,差不多都是这类的书籍,俄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什么都有一点,真可算是文坛上的好现象。但是,关于翻译的理论——例如译法的研究,译文的批评之类的书籍,却又少得很。《文学》九卷一二两期里,登过一个特辑,那就是由陈宪和先生译出的,关于翻译问题的意见,全文共十四篇,是由巴黎国际文化合作社向各国的文化人征集来的。作者既系名家,而且大抵弄过翻译,知道个中甘苦,所以无论是讨论,是批评,是报告,对于译人,尤其是文艺翻译者,都是亲切而又有益的。

在目前,中国的译人们,也正需要这样的提示。

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在那些社会生活相类似的国家之间,常常是相互地影响着的,例如中国之于日本,英国之于美国,法国之于俄国等等,其间都有着拆不开的关系。但是,即使是社会关系不相类似的国家吧,个人之间的影响,却还是存在着的,中国虽然有过四岁九个月就能辨别四声的神童,却并没有生来就会做诗的文学家,偶获成就,多由学习,这就需要有翻译。高尔基在《我的文学修养》里,提起自己所受的外国文学的影响,他这样说:

“外国的文学,给了我许多比较的材料。那巧妙,也使我出惊。活泼泼地写出形象来的人物,使我觉得好象碰着了实件。而且觉得写出来的人物,都比俄国人更其积极底的——他们说得少,做得多。

对于做着作家的我,实在给了深的影响的一一是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弗罗贝尔这些法国的巨匠。我极力奉劝我们的‘新人,们多看这些作家的东西。他们实在是天禀的艺术家,形式方面的巨匠。俄国文学还没有他们似的艺术家。这些作家的东西,我是从俄文译本看来的,但已经足够觉到法国人的文章的力量了。在滥读了种种通俗小说之后,这样的巨匠们的小说,是给了我意外的印象的。”

翻译能够帮助人们向广博的文学宝藏里学习,扩大创作的视野,增加比较的材料,使人们免于拘泥。高尔基的成功,固然是由于他的坚定的意志,勇敢的精神,丰富的生活经验,然而这些法国巨匠们所给予他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不可磨灭的。

这是文艺翻译上值得夸耀的史绩。

在中国,翻译的历史是很古的。汉、晋、六朝,已经有了佛经的翻译,到了唐朝,那风气就更盛。然而文艺翻译的兴起,却是在清朝末年,政治的形势要求着维新的时候。不过积习未除,那时候所介绍过来的,大抵是三四流作家的小说,而且总喜欢加上一个标题,或日科学,或日军事,或日侦探,这可以说是清末的政治要求的反映,但偶尔也有香艳和滑稽,则是才子佳人式的老套头。这时候,柯南·道尔(A. Conan Doyle),焦士·威奴(Jules Verne),华雷斯(Edgar Wallace)大走鸿运,以林琴南先生的盛名,也还要翻译哈葛德(H.R.Haggard)的全集,足见那趋势的低级和庸俗了。

然而古之青年,幸而能够读到世界第一流作家的小说,也确是从林琴南先生开始的。民国以后,虽然也有人译过司各脱(W.Scott)、狄更司(C.Diekens)、雨果(Victor Hugo)的作品,但并不见得比林氏出色,而且那名目,都译得非常古怪,如《古室鬼影》、《绣榻艳乘》之类,一看见,就使人觉得毛发悚然。但更为有趣的,则是有一位文豪,把波兰的故事改编成一个剧本,锣声响处,四个太监引了一个小生上来,唱道:“孤乃波兰国王,抛尼脱司盖是也。”情形十分可笑。

然而这确是那时候的文坛的实情。

接着是“五四”运动起来了,翻译又一度的非常兴盛,但不久就被詈为“天书”,从“媒婆”起,一直到“西崽”止,足足骂了近十年。读书界不要买,出版界不肯印,死路一条。但后来有了转机,到了前年,这才又第三度抬起头来,需要一多,译品渐滥,这回也还是抢译,误译,乱译。然而一面也出现了认真的可看的译品,良莠不齐,当然更需要识者的指点和分辨。然而那时候的舆论的主张是容忍,即使懂得原文,“明”知其不“妙”吧,也不准批评。去年有人写一点,就“谋杀翻译”呀,“宗派主义”呀,“有灰译者之心”呀的唠叨了一大阵,仿佛只有闭紧两爿嘴唇,容忍一切乱译,这才是文坛之福似的。但这真是文坛之福吗?实际上并不是。

《文学》上的关于翻译问题的特辑,就是一个例证。

特辑里的文章,其中如嘉奈多(Enrigue Diez Canedo)和纪德(Andre Gide)的意见,都是主张把译文的好坏,加以批评和区别的,即使是“丝须”的错误,也要指出来,不该姑息。这真是模糊主义者的对头。也许“好汉”们要说中国的情形不一样,翻译正在萌芽,加以批评,也就是予以打击了吧,这意见是似是而非的。实际上,翻译在中国,能够有现在这一点点成绩,也正是由战斗得来的。

林琴南式的文言译本,到了现在,是早被淘汰了,《古室鬼影》式的才子译本,也已经少得很,不消说,这是批评和取舍的结果;一九一九年,胡适之先生出版了一本翻译《短篇小说》,他用经济的手段,替我们译了《最后一课》,译了《二渔夫》,译了《他的爱人》,译了《爱情与面包》,这里删一段,那里削一节,使本来是短篇的小说愈加短起来,都德、莫泊桑、高尔基、史特林堡,就在我们的胡适之先生的手里,得到了凌迟的处分,现在的译人,倘非必不得已,是决不会再用那样的手段的了,这也是批评与取舍的结果;一九三O年,梁实秋先生在一篇翻译的文章里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现在的译人,也决不会再相信这种“害人无穷”的“爽快”的学说了,自然,这也还是批评和取舍的结果。

译文的需要流利——也就是顺,是不成问题的,但它必须是在忠实——也就是信的条件下,这才谈得到。译人们应该以忠实为第一义。嘉奈多说:“论及现代的翻译方法,……我坚决地反对‘改译’(Adaptation)——至少当一个译者引导别人认识国外作者时不该如此。因为人们总是张冠李戴地强把莎士比亚弄成一个意大利人,把高乃依(Pierre CorneiIle)和莫里哀弄成我国——指西班牙——黄金时代的戏剧作者。即令我十分柑信他们所谓‘语言的天才’,这话也不能用作假面具以保护掩饰翻译家的任性与偷懒。我们再不需要那种‘不忠实的美女’了;忠实才是美丽之初阶,而我们所需的正是又美丽又完全的译品。”这意见是很好的,足供译人的参考。但我想:除此以外,应该注意的,粗略地说来,还有下面这五项:

一、直译并不是死译,不一定要字对字,句对句;然而却必须正确地,一点也不遗漏地传达出原文意义,保住原文的风格。译文不但要移植原作的内容,也应该转达出原作的形式,即使不能够做到绝对的一样,却应该于最可能的限度内,求其相似。

二、原文美妙的地方,尤其是有诗意的比喻或者象征的地方,应该如实地传达出来,倘使因为习惯环境的不同,不容易为读者所了解,不妨多加注解。

三、翻译一篇东西,对原作固须有切实的理解,对原作者的思想,生活,环境,尤须有充分的明了,这才可以免去许多误解。

四、原本必须慎加选择,对读者求其有裨益,对自己求其能胜任。

五、多看别人的译品,多查字典;自己的译文发表以后,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不以“好汉”们的姑息和宽容为惠泽——这也正是一种不使自己变小的办法。但自然,一面也决不应该自以为大过于一切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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