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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时代”

唐弢

要“莎士比亚化”,不要把主角变成时代的传声筒,而要具体地描写现实。

——卡尔:《给拉萨尔的信》。

自从炯之先生在《大公报·文艺》栏里提出了反“差不多”的口号以后,文坛上又热闹起来了,北平和上海的一些报纸上,曾经出过专页,“京”“海”两派的角色,一齐登了台,生丑互见,悲喜杂呈,一时也真不容易看出结论来。但有一点却是明白的:对于清算公式主义的原则,已经得到彼此之问的承认,现存的争执,不过是对于这病症的看法,和它所以形成的原由。炯之先生的意见,是把病根推在作家们的“关心时代”上,而一面又把这“关心”只往坏处想,“赶逐风气”,“媚悦流俗”,“凭脊髓在反应某种活动”,一句话:趋时。

据说这“趋时”就造成了“差不多”的现象。

这现象是不是存在的呢?参加论争的人们都说:是存在的。我看事实也的确是如此。短短的十几年来,文坛上每有花样,也总有沉滓。趁队起哄,大喊大叫,等到风头一过,烟消云散,什么都还依旧:“说来差不多”,就此结束。三角恋爱小说流行了,凡小说,篇篇都是三角;方块诗流行了,凡新诗,首首都是方块;“革命的尾巴主义”一经骂掉,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感觉主义派的“啦啦体”;前年幽默尚未去世的时候,又何曾不红极一时;而现在呢,则又成了“慷慨派”的天下,其言日:“国难严重,再等不及洗炼我们的笔,我们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是威武得很!但这是在学时髦,并非“记住时代”,“时代”向前进行着;而他们却一个个腐烂了。

真能“记住时代”的人们,是不会腐烂的。

普式庚逝世一百年了,而全世界还在热烈地纪念他,为什么呢?为了他以自己的自由思想,勇敢地向现状挑战,暴露了沙皇治下的污迹,“记住时代”;巴尔扎克是法国十九世纪的保王主义者,他的作品,却为二十世纪的青年们所爱读,为什么呢?为了他看出了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丑态,无情地描写了出来,替他们唱着挽歌,“记住时代”;日本作家长谷川如是闲在提到契诃夫的时候,他这样说:“他(契诃夫)一方面既重负着为自己时代之科学者兼善良的市民之责任,而他方面在其艺术上又透澈当时俄罗斯社会各方面的客观的真实,所以他自身一方面是完成了时代之健全的市民部分,而他方面在艺术上又得显示当时俄罗斯的全貌。”这样的艺术是不朽的,但也因为“记住时代”。

自然,一面也没有忘记艺术。

炯之先生看出了“差不多”的现象,却错怪了“时代”。因此他想出来的补救的办法,也不免落了空。其实呢,“时代”毕竟是还不该忘却的。便是“显扬幽隐,宏奖乖戾,”也还得

从是非和好坏做起。世上固然也有因为别人都吃富于滋养的食品,为了立异,自己就发誓要吃毒菌的怪人。然而这是怪人,要不然,也一定是滑人,并无“独立识见”可言,是不足为训的。

清算公式主义的大路,我想:只有加紧生活的体验这一条。炯之先生的烦恼,如果真是“焦灼于时代束缚了独特的个性”,那么,该是十足地“纪德式”的了。罗曼·罗兰在批评到苏联文学的缺点的时候,也曾经指出过:苏联的作家们因为参加客观的大众活动,因而在作品里缺少情绪和思想的澈底处理,缺少作家的独创性。他由衷地指出了:苏联的作家们应该追随莎士比亚或者爱斯凯罗斯的路途,将梦和行动连结起来。这虽然是苏联的事情,而且也不免有“转贩”之嫌,但因为说得正确,毕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第诺莫夫在一篇批评高尔基的戏剧《叶戈尔·布莱榷夫》的文章里,以为高尔基所用的艺术手法,是实行“莎士比亚化”的。他不用席勒的描写方法,因为“席勒用现成的思想上的结构,用这个无危险的而对于有些戏剧家是危险的扣针去扣紧典型,结果是把思想拘泥于现成的方式中,就是说拘泥于空洞的典型的方式中。”第诺莫夫又说:“高尔基善于将实际的这些推动力应用于心理方面,应用于思想方面,这些推动力就不仅成为外界的推动力,而且也成为内部的推动力。这里内外是一致的。这里,心理、意识都成为环境的反映。”

内外一致,这说明了“艺术”固然不能“忘了”,而“时代”是也还得“记住”的。作家们不应该仅仅把自己的作品当作时代的传声筒,或者时代的摄影机,却应该具体地描写这一时代里的现实,而使梦和行动连接起来。

这倒也可以免除刻板的公式主义的弊病,而应该成为作家间创作的基本信条的。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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