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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唐弢

把“五四”文学运动的源流,一直追寻到明末的“公安”和“竞陵”,这是雅人们的特权,惟有他们才看得到、说得出的。俗人们就不作如此想。但也并非昧于往古,他们不但知道明末,也知道明末以后的清朝,清朝——这却是一个大反动的时期。

说是反动,就因为断送了明末的学风,化通脱为凝练,返空疏于朴实,排除性灵,专研经学了。“公安”“竟陵”的文学,早已扫荡无余。倘说“五四”的新文学运动是发源于明末的,经过这一个反动期,岂不是变成断根萝卜了吗?

断了根,也就是绝了源,年代一久,因缘渐少。倘还要硬认三袁、锺、谭为祖宗,这就是牵扯。

由牵扯而成的是泥淖,更不是什么源流。

有人把清朝的学术思想,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明学反动期;二,清学全盛期;三,西洋文化输入期。想起来是不错的。但这三期里,以末一期去今最近,因其影响而引起的变化,也最大。

新文学运动自从发动以来,引起了不少反对,至今还有人在打噎,咽不下去。所以使这些人咽不下去的,究竟是因为它古化,还是因为它欧化呢?倘是后者,这就不难找出源流来。

但请千万不要有“古”癖,不然,就会想起马哥·波罗来,连这欧化也会扯到元、明去。

然而古法也有可以翻新的,“披沙寻金”,主要的是在于能选择。

两年前,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时事类编》上,登过一篇由张仲实先生翻译,苏联文学顾问会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那里面,讲到诗的作法说:

“在地方报纸或小刊物的时论栏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语句;‘我们施行彻底的和平政策,但我们受内战和帝国主义干涉的经验,定要巩固我们的国防,练习精确的射击,在要紧的当儿,不空耗一弹。’

诗人阿塞叶夫(N.Asseyev.)把这相同的意思和情绪,表现如下:

‘我们不愿发动决斗,

但是我们记着柏列柯浦,

总是保存着铁箍,

来对付白的头颅。’

同样的事,在阿氏说来,更觉流畅,清楚,明白,热烈,动人。阿氏的话极其和谐隽逸,竟成了一首很流行的歌。

问题在哪儿呢?这两个引证的意思是不是一样呢?是的,是同样的。

不过,第一个引证,说得干燥呆板;第二个引证把口号译成艺术描摹的语言,有音韵,有节奏罢了。……”

信里又把上面所引的两段东西,逐句加以分析,比较,指出不同的地方来。随后,又将诗人马雅可夫斯基(W. Mayakovsky)写叶塞宁哀悼诗的经过抄下来,使初学写作者能够看到那推敲的苦心,一面又从旁加以指点,切实明了,的确比“创作讲座”、“小说作法”之类,来得更为易懂,有益。可惜目前的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教材。提拔新作家是一句口号,永远挂在先进者的口头,却从来不见有切实的提拔的办法,——我这里说提拔,是含有栽培的意义的,仅仅在刊物上给无名作家以发表作品的机会,算不得是提拔。

但我的所以说古法还可以翻新,却是因为在古之上海文人的手里,倒曾经有过这样的教材。十年前,现在已经摇身一变而为实业家,但那时候却还在弄笔杆的天虚我生先生,印过一部《文苑导游录》,一共十册,每册前面有一篇社说,等于现在的讲座,是专谈创作的方法的;后面分骈文、散文、诗、词、笔记、小说等门类,兼收着由他改定的学生们的稿件,以及他们的原作,使读者一眼可以看出那先后的不同处来。此外还有和学生们讨论创作的通信,以及自己的近作,等等。

这方法很切实,而且有益,是可以学取的。现在虽然有不少以提拔新作家自命的刊物出现,却还没有成名作家肯在自己的作品后面,同时也印上这作品的未定稿,使人们看得见那增删,修改。因此也终于没有这样的教材。

这里我又想到批评界,还想说几旬。

我们的过去的批评界,似乎很热心于理论和原则的搬取,却缺少对于某一作品的具体的分析和批评,因此就往往落入空泛,使读者只听见名词,却不了了于这名词实际的含义。用几十万言来说明什么是写实主义,还不如选几篇写实的小说,加以分析,指点,批判,对于作者和读者,同样是更为有益的。

我这样说,并没有轻视理论和原则的意思。但理论总不能够离开实践——实际的应用。

在今日,连前进的创作家也在嘲笑所谓批评家,这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批评家们替自己安排下的泥淖。

批评家和作家之间,不但应该互相尊敬,而且也应该互相了解,这里需要的是联系。但据近来的现象是:作家们都离开了“理论家”和“批评家”,集在一堆,大骂不已了。于是就有人说:“这是‘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之间很大的进步的好现象。”

但是,“进步”得奇怪,“好”得神妙!

即使所说的批评家和理论家,都是打了括弧,的确要不得的吧,然而要使“现象”“好”起来,我想:也还得做一点超乎“离弃”和“大骂”以上的工作。

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因为教育不普及的缘故,文化是比较落后的。“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不曾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一直没有能够流布到他们中间去。到了现在,争取群众,应该是新文艺作家当前的急务了。

而实践这当前的急务的,是:通俗化运动。

无论从那一方面说,作家总不愿意自己的作品,只在少数读者中间流通,而失去更多更大的影响。号称中国的斯汤达(Stendhal),一见自己的作品不能畅销,就不免有“命运”“寂寞”的感叹。但写起文章来,不管是“差不多”,差得多,却又一齐向艰深的一面走,决不肯引用口语,讲究通俗的。

艰深象一道铁栅,使群众和作者隔离,这样,“命运”大概是还要“寂寞”下去的。

关于实施通俗化,有人主张少用新名词;更有人主张排除欧化,以为“一个民族的文艺,总是被压在外来的影响下,是创造不出独立的民族的文艺的。不能成为独立的民族的文艺,是断不会接近那个民族的真实的大众的。”

我同意“少用”说,却反对绝对不用。我想:为了使中国语的文法更趋精确起见,用几个“对于”,“××地”,决不过分;为了使大众明白他们时代里的实际情形起见,用几个“毒瓦斯”,“电流”之类,也不算过分。世界上的确有那样的东西。

非必要的可以少用,慢慢地增加,而且要给以注解。适应大众的口语,目的是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因此也要增加他们的必要语汇。用几个欧化的语法、名词,与民族的独立无关,与“独立的民族的文艺”更无关。

不过,用中文写商籁(Sonnet),跟王尔德.(O.Wilde)学唯美主义,却是应该慎重对待的,这不是二十世纪中国大众的需要。

大国度里有大国民,也有大话家,有“专务其大”的论者。一个觔斗翻到十万八千里,这是中国的俚谈,然而也是古训,今之博士,对于所谓抵抗的计划,一开口就是五十年,吓得死人。文坛上的写商籁体,学王尔德,是“古”癖,也是“大”瘾。

现实主义的创作,不坏;萧伯纳、威尔斯、罗曼·罗兰,不坏。但倘要学取,却必需挑选到十九世纪的王尔德,游离了现实的唯美主义、古典主义。为什么呢?除去一切物质的条件和意识的关系外,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不学则已,一学,就学到那些“不坏”们的祖宗,所以,更不坏。

但这是有“古”癖和“大”瘾的学者们的见解。是一个笑话。对于认真的读者,我愿意告诉他们:倘不是畸形,没有一个子孙,会比他的祖宗们更坏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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