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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的悲哀

唐弢

因为翻看关于徐述夔《一柱楼诗》狱的文献,却找出另一件案子来,那就是所谓殷宝山案。这案件比徐述夔的诗狱发生得早半个月,但比起徐案来,那情节,却细小得多了,就是在清朝许多文字狱里,也是不很重要的一件。

但虽不重要,却也是大官们借此博取办事干练的名声的好材料,据江苏学政刘墉的奏折,叙述那经过说:

“臣在金坛办理试务,有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当堂投递一纸,题日:‘刍荛之献’。极言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常、学校之坏,甚属狂悖。当即拿交府县收禁。即其家中搜出诗文两本,除鄙俚不通外,内有《记梦》一篇,语句荒唐,心事暧昧,应行究讯。现在移知督抚办理。并将作序加批之人究出,一并讯办。……”

记得L先生曾经说过:奴隶是只准奉行,却不许言议的。清朝的那些主子,手里施行愚民政策,嘴里却总是“一视同仁”,“爱民如子”——这些为汉人所服膺的古训;但倘有人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那就一定要大上其当了。我看这殷宝山也正是上当的一个。他指摘时弊,而又自称日“刍荛之献”,足见并无恶意,远非曾静举发雍正的九大罪状可比。“极言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常、学校之坏,”他一定自以为非常忠心,当堂递呈,正是想借此进身,要叨沐“皇上”的殊恩,由奴隶升到奴才去的。然而结果却特别坏。下面是乾隆对于这“刍荛之献”的批评:

“殷宝山所呈‘刍荛之献’,深诋士习,民风,吏弊,竟以为耳闻目见,无一而可,其人必非安分守法之徒。……”

乾隆的谕旨里,还指出殷宝山所作《岫亭草》里一篇“记梦”,有云:“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这几句,以为“该犯自高曾以来,即为本朝臣民,食毛践土,乃敢系怀故国,其心实属叛逆”,于是乎就“罪不容诛”了。一提到朱字,就会是“指称胜国之姓”,就会是“系念故国”,就会是“罪不容诛”,这实在批得离奇。但由我看来,乾隆所恨的,大半还是那“钙荛之献”。为的是:这刍荛竟敢“无一而可”。

清朝到了乾隆时候,是十分鼎盛的。所谓“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因此他也自以为是一个了不得的皇帝。在有着了不得的皇帝的盛世里,当然不能有秕政,既然没有秕政,就不该“耳闻目见,无一而可”了。倘竞要“无一而可”,这就必然是“叛逆”,“罪不容诛”的。

于是乎殷宝山的罪案便坐实了。

奴才做不成功,这真是大悲哀。但殷宝山的失着,是失在迟生了些时,——或者竟是早生了些时——他如果生在吴三桂引兵入关、洪承畴认贼作父的时候,清室的专制权柄尚未在握,他又真能通文言,懂法律,那就只须上一道劝进表,声言拥护专制政体,则法制委员会主席之类的肥缺,岂不到手了吗?

然而他毕竟生在号称鼎盛的乾隆的时代,奴才做不成功,真是盛世的悲哀。_一但这悲哀是属于想由奴隶爬到奴才去的人们的。除了这一类人以外,则即使“幸”逢乱世,也只有流血而已。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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