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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议二章

唐弢

柏拉图(Plato)是有他的理想上的共和国的,把艺术,财产,公道,婚姻等等想得非常周到,然而我没有。这似乎可以证明我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不配有思想。但是一到空暇的时候,拿着报纸,坐在靠背椅里,我就也有工夫来乱想一番。自然,乱想决不会想出一个合理的国家来,但却也不至于被那些不合理的诳话所蒙蔽,压迫和导诱,恫吓和携手,疯狂和正直,这一面的剥削,敲诈,饥饿,黑暗,就正衬出了那一面的饱暖,活泼,自由和光明,我一点也不糊涂。

这是说,我完全没有失去自己的理智。

希特勒现在是德国的元首,目空一切了。但在五六年前,其实是很多顾忌的。那时候,曾经有人称他为愚人的领袖,说他和他所领导的,都是些没有头脑的人物,当然更谈不到思想。希特勒因此很生气,要竭力拉拢有名的学者,来替国社党解嘲,然而却一点也没有成功。他后来的放逐著作家,虐杀文化人,我疑心正是在报私仇,并非真有什么根本的政策。但自然,杀逐一多,血迹愈明,也就可以算是根本政策了。

以胡闹为业绩,这正是纳粹(Nazis)的精神。

而且也是希特勒唯一的本领。罗曼·罗兰在一篇《告青年书》里说:“法西斯主义有着许多假面具,他能够迎合各个国民的相貌,可是无论它戴着怎样的假面具,它的实质永远是一个,这就是:国家主义的强国主义。”这国家主义的强国主义,在希特勒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提倡人种论,驱逐犹太人,禁止妇女活动,减少学校和图书馆,烧毁书籍,剥削劳工,进兵莱茵区,不可一世!然而却偏要爱护闭口动物,高唱枪刺和平,他所施行的是愚民政策,所运用的是流氓手段,跳踉胡闹,“吾道一以贯之。”。 然而到底还是“贯”不通。

我因此也常常要替希特勒之流觉得悲哀。因为流氓手段虽然能够使绅士们狼狈,奏效于一时,但终于只有一时而已,跳踉既久,就必然会弄到连裤子也后穿,大出其丑的。这一次在纽纶堡的演说,英国方面的反响,便是一个好例子。

然而希特勒最大的损失,我以为,并不是他不能博得绅士们的欢心,而在于失去了正直的人们的同情。罗曼·罗兰在另一篇文章里说:

“我所爱护的德意志是那伟大的有着和平公民的国家,那视异族的幸福如自己的幸福,视异族的灾祸如自己的灾祸,而促进着种族和精神的结合的国家。那个国家是被带卍字徽章的人们所压倒了,血淹了,弄龌龊了,这些人损失了德国的光荣。我曾反对过一九一八年后使德国受损害的那些不公道处:我曾要求修改那强迫订结的凡,尔赛条约;我曾要求德国和其他各国平权,难道你们设想以为我要求那些,是为的奖励那最不公道者,为的帮助那自己压倒一切种族的平权和一切人权的德国吗?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是真正德意志的仇敌。我向真正的德意志呼吁来反对他!”

真挚,深刻,正确,罗曼·罗兰的这些话,将为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拥护,所遵循,尤其是文化工作者。

我把“尤其”两字加在文化工作者的头上,不是因为这发言者——罗曼·罗兰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在国社党治下,德意志文化已经受到残酷的摧毁,已经跌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希特勒说:“文化的最大的完成,不能仰赖于异族,却要靠我们亚利安人和日耳曼人自己的智力。”又说:“人类一切文化的发扬,是大领袖们的魄力的产物。”但是,谁能相信这位小胡子的魄力里,会产生出所谓文化,而这文化又将发扬开去呢?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以来,许多文化人被虐杀,被监禁,被驱逐了,这些文化人里,有相对论的发明者爱因斯坦,有生物学家布朗克’有艺术家莱因哈特,有文学家亨利希·曼,马利亚·雷马克,路德维希·雷恩等,这些人们,是人类中的优秀分子,是德意志文化的推进者,发扬者。陶乐赛·汤卜生女士说:“这些流亡外国的艺术家、著作家和科学家,已经被国社党开除国籍,失去了德意志公民的资格,但是他们毕生的工作,都浸润在德意志思想里,严格地说起来,只有他们才配称为德意志文化的真正代表人。”

这指出了希特勒的人种论的荒谬,同时也证明了,真能够发扬德意志文化,真能够代表德意志文化的人们里面,并没有希特勒在内。

只有驱逐,虐杀,监禁这些德意志文化的代表人的,才的确是这位希特勒,才的确是纳粹(Nazis)的党徒们。

法西斯主义者常常说,×××主义各政党只知道破坏,这其实是不确的,有苏联为证。实际上,纳粹(Nazis)才真是只懂得破坏的政党。这些政党用残酷的手段格杀前进的人物,摧毁真正的德意志文化,而自己又至今还没有拿出嫡系的文化成绩来。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虽然也被中国的徒子徒孙们所称道,选为标准书,捧之上天,但在德国,这本书的销售完全是出于强迫的,那浅薄早已为世人所不齿。至于爱威尔斯(Hans Heinz Ewers),乔斯特(Hans Johst)之流,压根儿只能写几部下下作,要希望他们替纳粹(Nazis)文化打什么基础,这好比要抵抗十万雄师,却拜鼓上蚤时迁为大元帅,捧着元帅印,仍旧在屋角上探头探脑,跳来跳去。

我想:无论是谁,是都会料到这结果的糟糕的。

但更其糟糕的是:自从希特勒秉政以来,德国境内的书店,学校,图书馆,电影院,有许多相继关闭了。杂志的销数也大大地跌下去,希特勒自己主持出版的《内部的德国》,是文艺杂志里最大的一种,第一期印了二方册,第二期跌到只印一万册,第三期再跌到只印六千册,一点一点跌下去,我不知道这个杂志现在跌到怎样的情况了。因为这还是两年前的调查。

然而现在也还有可以调查得出的东西在。转述费神,不如照抄一段新闻在这里,那来源是九月二十七日的《立报》。

“同盟社特讯,自国社党统制言论后,德国报纸的种数和发行份数都大减。比一九三三年国社党得政权前,几乎减了一半。据柏林市统计局调查:一九二八年仅柏林一市,发行的报章和杂志共计二千六百三十三种,现在减为一千五百八十四种;日报在一九二八年为一百四十七种,后渐次减少,现在仅八十三种;而各报发行份数,也常常在减少,合全市八十三种报纸,总数不过一百万份而已。更可注意的,全市几乎无报贩了,要临时买报,很不容易,要直接赴报馆购买。”

要买一份报纸,便得跑到报馆去,这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国度。——但这样的感觉只限于我们旁观者。倘在境内,却不免要脚底皮起泡,眼孔里冒火,化有趣为麻烦了。希特勒的那张四年期头的支票,现在已经可以证明,不过是一张随意滥发的空票子,持着这张空票子的德国人民,等到明白没有地方可以控诉的时候,就必定会诉诸自己的力量。

我忽然悟到:柏拉图先生的《共和国》,并不是只为想想而作的。

坚硬的铁锤敲在古老的树干上,树皮起了斑点,腐朽的部分瑟瑟地落下来,委在地上,被践踏在执锤者的脚下了;然而健全的部分,一受到铁锤,立刻就发生反响,吼出了宏

大的声音。为自己——或者更确当地说,为整个树身的生存而抗争。

一接触到现实,个人主义是无法存在的。

即如上面说过的《柏拉图共和国》(Plato’s Republic)吧,原不过是作者的乌托邦,但它的影响及于后世,却也发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不只是精神上的逃世地了。前些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某杂志出了一个《北平特辑》。这好比接到一个躺在医院里大病着的朋友的来信,我当时非常高兴,连忙去买来看时,却原来缄在里面的,并非报告病状的书信,却是宣传福音的教义。喝豆汁,吊嗓子,上稷园品茶,到天桥拆字,往广和楼捧角,太平盛世,猗欤休哉!

是的,这些“猗欤休哉”也许会引起人们对于北平的怀念,但是,比起柏拉图的共和国——这简直是药方了——来,究竟算得什么呢?

而且北平也的确并不只有这些。它曾经是敌人欲壑里的自由市,学者幻想里的文化城,长官计划里的游览区;在北平,虽然有太监,有小脚,有官僚气,有“瑟瑟地落下来的腐朽的部分”,但却也有血,有肉,有声音,有为着整个民族生存的抗争。

有了后者,这才觉得琐琐屑屑的不够。

然而,也就在这琐琐屑屑的福音里,我找到了知堂先生,他告诉我们北平的好坏,和对于眼前的北平的感想,他说:“现在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了边塞,但是我们也能爱边塞,所以对于北平仍是喜欢。小孩们坐惯的破椅子被决定将丢在门外,落在打小鼓的手里,然而小孩的舍不得之情,故自深深地存在也。”这段话曾被编辑先生引在后记里,用以自况,可见是十分重要的了。实际上,恐怕也真是比较重要的几旬。除了老舍先生的眼泪,果轩先生的感慨,曾为这古城的末日命运而叹息外,就只有知堂先生的这种“小孩的舍不得之情”了。边塞的号角,终于吹入了苦雨斋,打动了古井似的心情,使我们的苦雨翁也无法“静坐读书”,保持其老人“应有”的态度,而发起“小孩”似的“胡闹”的脾气来。

但我并不“惊异”。我相信:一接触到现实,个人主义是无法存在的。

不过知堂先生的比喻,却有着不很贴切的地方。由我看来,北平虽然“变了边塞”,却毕竟还不是“破椅子”;虽然“将丢在门外”,也不全是由于自己的“决定”;虽然将落在别人“手里”,这别人又决不是“打小鼓的”。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也并不这样轻松。

然而这确是知堂先生的说法,因为他正在“小孩”似的依恋着呢!

我因此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来——记得日本议员三上参次,在贵族院里讲到中国的国号,说是:“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民国,而我方竟以中华呼之,冒渎我国之尊严,莫此为甚!后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云云。这演说也曾使知堂先生觉得忿忿然,写了一篇文章,斥之日“老人的胡闹”,和他这一次的“小孩的舍不得之情”并列起来,是可以相映

成趣的。

知堂先生指责三上参次的“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对于斯地斯人,实在很切当。但他又引了兼好法师的《徒然草》,芭蕉的《闭关》舞,傅青主的笔记,来证明老人应该“读书静坐”,“随缘随尽,听其自然”,却颇有点伤了“小孩”的天真了。他说:

“……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

其实正因为以思想论是转旧,合了三上这样老人的脾胃,这才赶紧捣毁自由主义的堡垒,而投入法西主义的潮流,他其实何曾要趋新。章太炎先生不也赞成过新生活运动吗?白话一写成语录,就颇为老先生们所喜欢,也正是因为这缘故。

于此可见三上之流的“老悖”,其原因并不在趋新,而在恋旧。这只要看看法西斯主义的不能拉拢新人物,只收罗了一些旧东西,就可以明白了。知堂先生的文章,是歪曲了事实的,他大概急于要替恋旧的人们做辩护,这才攻击维新者。其实老年人和年轻的站在一起,趋时维新,是一种好现象。这样的老人,如果生在强国里,就决不会发侮辱邻邦的谬论;反之,生在弱小民族里,也一定会肩起苦难的责任,不至于去躲在斋头,玩骨董,喝苦茶,专讲闲适的,他还要明事理,辨是非。

为什么呢?就因为事实决定了这些。

十几年前,周作人先生在一篇短文里说:

“近来有一群守旧的新学者,常拿了新文学家的‘发挥个性,注重创造’的话做挡牌,以为他们不应该‘而对于为文言者仇雠视之’;这意思似乎和我所说的宽容有点相象。但其实是全不相干的。宽容者对于过去的文艺固然予以相当的承认与尊重,但是无所用其宽容,因为这种文艺已经过去了,不是现在的势力所能干涉,便再没有宽容的问题了。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正如壮年人的昕任青年的活动。”

这末后的“正如”,实在“正如”得恰到好处。无论壮年人或老年人,对于青年的活动,是都应该宽容的。但自然也应该加以批评,使他们不致跌入外新内旧,借尸还魂,例如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泥淖里去。至于年龄,大可不加限制,无论青年老年,倘要生存,就必须斗争,知堂先生斥三上为“胡闹”,其实三上的“闹”并不错,错的是他的“胡”。不分皂白,把老人的活动一律斥之为胡闹,这本身也正是一种胡闹。

在年龄里埋下冷嘲,必然会变成真正的新兴流派的暗杀者。

近年以来,在中国,复古的招牌一块一块竖起来,孔、孟、关、岳,读经扫墓,都已红极一时。文坛上的大小学者,不论作文做人,都想逼近明末,因为他们要恋旧。而掩护这恋旧的,也正是一个“老”字。

不幸北平又偏是养老的所在。

这就无怪乎青年们的血,要被古物、平剧、风土、庙会、豆汁之类所掩蔽了。太老和太少的成绩,如此如此,我几时才真能从知堂先生的身上,找到一点“中庸之道”呢?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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