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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杂写

唐弢

清朝的禁毁书籍,改窜旧作,那案情,到现在是渐渐地明显,终而至于真相大白了,因为有翻印的宋、元版本可以做铁证。但自然,原书失传,无从查对的,一定还多得很,而且有些是被全毁了的,只能在《禁书目录》里挂上一个书名,好象一座没字碑。

那碑上染满着新旧的血渍。

不过清帝如乾隆等辈,倘非必不得已,是不愿意造没字碑的,他们的伟业是改窜。例如收在《四库全书》里的,就有的是。,没字碑不过使作者的思想和躯壳一齐淹没,是近于消极的取消。至于改窜,是要借作者的名声,替改者说好话,使读者暗受其影响,看不出底细来。所以这不但是毁尸灭迹,而且还借刀杀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样,让他们进反省院,写悔过书,从此变成正统。

然后再储之内廷,颁之江、浙,去感化当时以及后世的读书人。

这叫做“嘉惠士林”。

然而内廷和江、浙,其实也还有分别的。大略说来,藏在内廷的,是志在后世,因为它保存周密;颁诸江浙的,是专为当时,因为它转借便利。江、浙的士子,要传钞秘本,可以向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去借出来,手续非常简单;而在京的官员,非但不准携带出外,而且所看的还只限于翰林院里的副本,文渊阁和文源阁里的正本,倘非必要,或者经过特许,轻易是不容易寓目的,可见《四库全书》所要感化的对象,是在野的士子,并非在京的大官。

名利也真象一条锁,它锁住了奴才们的心,连主子也觉得不须去防闲。

不过乾隆的失败,其实也正在这些“不须防闲”的奴才们的手里。到了现在,如果有人要做顺民,做官方眼里的正经人,那么,去检检钦定的《经史讲义》,翻翻正派的《唐宋文醇》,《四库全集》是很不错的。然而倘要知道一点当时的实情,前人的本来面目,那就无法找出究竟来。这不但因为它曾经通过独夫的心,而且还成诸帮闲之手。改窜,删削,压抑,在“争献殷勤”和“专挑是非”的文人们的眼里,是更无所逃的。

然日子一久,帮闲的技俩逐渐显著,《四库全书》的命运,也就随着没落下去了。

这真是乾隆及其奴才们所不及料的。

乾隆的初意,是想用皇恩来引诱,用严刑来威吓,使天下的藏书者,献出所有的秘本来,加以检查。从此诋毁满清、

排斥夷狄的思想,可以一网打尽,使原书无复存留。而经过他所删改的本子,却尽量给士子以传钞的机会,借此流布开去,一来替自己遮丑,二呢,也要挤没那万一幸存的原本。

这设想,颇有点象宋太祖的查禁《推背图》。

关于《推背图》的被查禁,相台岳肃之的《桯史》里,记载得很详细。那查禁的理由,据说因为是怕它“惑民志”,这大概并非虚话。五季之乱,乱得真有点一塌糊涂,大家都存了非分之想,“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这就是要做太上皇的证据。可见也实在惑得利害。岳肃之在说明了“遍名其子”以后,就接着说:“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原来连他自己也被惑在里面。

而且我还疑心宋太祖也在内。因为要禁它,其实也就是怕它,惑它的反映。

查禁的起初,办法大概是很严的,但也就因为办法严,民间藏书又多的缘故,这才弄到诛不胜诛,只得抽乱了一百.本,与原本同时流行。次序一乱,时代颠倒,流传既久,真伪难辨,这就认不出谁是真本来。

这样一直混乱着。“一二八”沪战的时候,据说出现了《推背图》的真本,等到和议告成,香槟喝过,可又无声无臭了。前些时候,两广忽然揭起抗日的旗子来,这使我的一位前辈先生重又记起了《推背图》。有一天,他对我说:“你知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干休’的意思吗?九十九是百缺一,百缺一明明是个白字,应在白崇禧身上,这回该是东洋鬼子的晦气!”我当时唯唯而退:然而曾几何时,看报上的消息,说是两广叛乱,即可敉平,可见早已以内乱相看待了,而某国却又在这个时候,扩充了华北的驻屯军。看来胡儿还无法杀尽。因此我颇疑心我的前辈先生的那本《推背图》并非真本,他其实是上了古人的大当。

未来的事情原是很渺茫的,李淳风自己已经不免飘飘然,加以捣乱,自然就不落痕迹,不着边际了。然而诗钞和文集却不然,它是孤臣的哀号,遗民的愤懑,倘使原本尚在,一经对照,真伪是可以立辨的。何况《四库全书》还挂着钦定的招牌,使后世的读书人,即使不看原本,也还嗅得出血腥来。

然而《四库全书》不但挂着钦定的招牌,便是删改和摈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讳的。他的给《四库》总裁们的谕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着:哪一种应该删改,哪一种应该鳌订,大都说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谕旨,在将来,正是自己篡改古书罪案的证人。

这些证人所常常昭示的,是禁止古人讲中国和夷狄,汉满当然更要忌,为的是怕它引起种族纠纷来,影响到满洲天子的皇位。乾隆的指斥胡中藻的罪状,至于连南北也不准分提,我颇疑心他有神经衰弱症。其实清朝到了乾隆时候,前朝遗老,久已物故,汉人也不复思明,天下是早经太平了的。而乾隆却偏要象堂·吉诃德一样,仗着长矛去和风车开战,以自显其英明。

然而上谕尚存,却的确是一个大瘰赘。

乾隆四十一年,有一道谕旨里说:

“明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集,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符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近复阅江苏所进应毁书籍内,有朱东观编辑《崇祯年间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亦足取为殷鉴。虽诸疏中多有乖触字句,惟当酌改数字,存其原书。”

看这语气,乾隆的乱改字句,不毁全书,不但自以为宽大,而且是当作恩赦的。譬如关于明臣奏议,《丛书集成》里有四十卷,就为乾隆所敕选,卷首有一道谕旨,意思和上面所引的差不多。所选关于崇祯一朝的,几乎只剩了几篇劝皇帝做好人的宫话,而那部书的凡例第四条里,也明白地说

“明至神宗后,应毁违碍文集奏疏,良由事涉我朝。其建议颇多剀切。顾自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诸人以外,正史不及尽载姓名,兹俱按其时代编入;字句稍加节润,未曾改易全文,用仰副皇上近取殷肇,昭垂万祀之至意。”

同年还有一道谕旨,说:

“……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屉大均辈所作,自当删去。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违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也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

乾隆的所谓义理,未必就是南宋和明初人的义理,也未必就是我们现在的义理,这是一定的。所以悖与不悖,因此也颇难说。他的觉得“自当从删”,或者“自当从改”,不过是自认和金、元为一路,必须加以庇护,替他们出点气而已。

乾隆的出气主义一直继续下去,到后来,不但不准指斥金、元,便是和自己站在一个阶级里的,例如汉武帝等,也要为他们代抱不平了。《济南集》里的“汉彻方秦政”,《北史文苑传叙》里的“颉颃汉彻”,那汉彻两字,就都被改成了汉武,理由是:汉武是振作有为的皇帝,不得直书其名。可见乾隆的注意点,已经由种族转到阶级,而被他所删改的,也已经从有意的乖触,转到无谓的称呼了。这种吹求的技术,现在还偶见于“包打听”之类的手里,但在那时候,却的确是统治阶级所特有的闲情逸致。

不过这样的闲情逸致,也并不能支持多久。乾、嘉以后,那些身居言路的士大夫们,就专在淫词小说上做文章,什么有伤风化呀!什么世道人心呀!大家闹做一团。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奏折里,不但把少年浮薄,认为是受小说的影响,连那时候的“兵戈浩劫”,也一齐放在小说的头上,算作是罪状之一,而加以禁毁。那些被禁毁的小说,多到二百六十几种,就可以想见其气焰之盛了。

丁日昌的奏请禁书,虽然以淫词为名目,然而他所禁的,其实并非都是淫词,例如《龙图公案》、《水浒》、《隋唐》、《北史演义》之类,大抵是讽刺官员,攻击贪污的,这虽然足以增加百姓犯上的勇气,然而其子风化,却毕竟还是无关的。

借维持风化的名目而实行禁止异己的书籍,就在这时候开了端。而且从此以后,“风化”这两个字,被老一辈当作法宝,专向青年的头上掷去,变成压迫新学的利器,掩护古董的堡垒了。这情形还影响到后来的文网以外的事情。

然而文网以内的,却更不容乐观。辛亥革命虽然革去了清鼎,但书籍的禁止,却并没有因此绝了迹,民国四年以后,还反而变本加厉起来。

新文学运动初期,禁书的口实,和清朝又有了不同。那时候的国务会议里,曾经有过“取缔新思想”的议案,在议案中,明白地指出了要禁的是什么,不再借风化做幌子,对张三骂李四了。而且有一个时期,简直连口实都没有,就这么默默地禁去,毁去,使读者,作者,出版者,大家都有点“出其不意”。

在这“出其不意”里被禁毁的,就有《胡适文存》和《自己的园地》之类在内。

清末的讲究维新的人们,到了“五四”时期,有许多早已捧住经书,抱紧孔孟,和国故党打做一路,觉得儿子们的行为,实在看不入眼了。他们所过得惯的,依然是旧有的环境。欧化太富于洋气,革命则迹近造反;而况乎女子要参政,学生要罢课,夫妻要离婚;“离经叛道”,可恶!“的了呢吗”,可恶!而要消灭这可恶,自然就只有禁止和压迫,——尤其是那些宣传新文化的书籍。

所以,新文学初期的禁书,大抵是出于新旧的冲突,除了“新”这一个罪案以外,是别无什么理由的。

一九一九年,北京《国民公报》有一篇文章,论新旧的冲突,说:

“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遏抑之潜势力。必欲逆此势力而与之抗,徒然增一番新旧之冲突而已。……昧者不察,对于新者,嫉之若仇。果使旧思想在今日有可存之理由,记者亦将是认之。而无如其否也。记者往尝读书,常怀一疑问,即孔孟之言,何以不许人有是否于其间?昔日之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

这话是不错的。然而对于后之“帝王”及其奴才们,这个希望却还嫌太高,太乐观。《胡适文存》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的被禁,就是一个好例。

而且紧踉着这个事实的,我们还有更多的——近于童话的事实,在安徽,有人因为一瓶红墨水而被捕;四川曾经枪毙过读政治经济学书的人;鲁迅先生的《呐喊》和郭沫若先生的《落叶》,都曾闹过命案。至于杂志书籍的被禁,几乎每处都有,每月都有,那确数,简直无法举出来。而“五四”时候的战斗者,新文学初期的被压迫者,到现在也蹈上老新党的覆辙。刘半农先生既已禁“密斯”于先,到了最近,胡适之先生和周作人先生,又在怀疑新文字的推行了。弄来弄去,还是这一套老把戏。

然而这其实是无足怪的。日子默默地流过去,时代跟着在转变,由十九世纪而二十世纪,由帝制而民国,由安逸而危难,由受朝贡而被侵辱。我们的人民大众,也将由闭塞而开化,由落后而前进,由忍受而怒吼。我愿意从文网里挣扎出来,毫无爱惜地,送这些学者们没落下去!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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