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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言论和出版的自由

唐弢

由于过去的事实和眼前的情形所昭示,我常常想到:中国的人民,那些没有权势者,是被罩压在一张看不见的、然而却又非常阔大的网里——这也许是一张蜘蛛网,但在这张蜘蛛网下面,人们却只准蜷伏,吞声,忍受,倘使动一动,那就碰在丝上,胶住两脚,给蜘蛛网的统治者所擒住,甚而至于吃掉。

这虽然象是幻想,但其实倒是事实。

民元革命以后,因为恶势力的继续存在,滋长,有许多改革者、先驱者、思想家、著作家,就都碰在这张网上,失去活力,送掉性命了。至于封锁刊物,检查书报,那更是常见的事情。去年以来,被勒令禁止的,多到一百几十种。罪状呢,或日革命,或日左倾,或日“忘祖”,后者是专指提倡新文字的那几种。但自然,“忘祖”也还是不安分的表示,存心捣乱,理应封锁的。不过倘使真如那罪状所说,这一百几十种刊物,种种都是不能安分,存心捣乱,那么,我可不免要替眼前的统治阶级捏一把冷汗,觉得情形实在有点不妙了。

这不妙,也并非完全因为捣乱分子太多。善于猜忌的人物,到了只知压迫小民,排斥异己的时候,往往也正是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将要没落的时候。

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是一个有名的独裁者,但却也多疑。在他那个时代里,发表讲演,出版书籍,件件都得经过官方的许可,他禁止全国人民讨论关于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的问题,文章里不准用“进步”,“争斗”,“革命”,“自然力”等等的字眼,连农奴制也得叫做“义务的税”。这种严密的防范,愈益扩大了革命的风潮。尼古拉一世的末期,实在是一个光明和黑暗斗争的时期,那局面,是非常混乱的。

但奇怪的是:这种防范的方法,后来竞被许多国度里的统治者所袭用,而我们也正是袭用得“青出于蓝”的一个。记得有一个时期,大家不准提苏联,高尔基不必说了,连托尔斯泰也变成了反动派;一篇内容完全相同的文章,题目是《一个俄国青年的情书》,不能发表,改成了《一个意大利青年的情书》,却又可以发表了。“《新生》案件,,发生以后,大家不准谈皇帝,即使那所谈的是我们自己的皇帝吧,也不许。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原不过是奴隶的缘故。

然而中国的人民,毕竟也并非个个都是安于做奴隶的脚色,所以也还有抗争——对于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的抗争。

明清两朝的卧碑,到现在是看不见什么血迹了,但在那时候,却的确是箝制言论的利器。它规定生员们不得建议军民的利病,不得刊刻所作的文字,那气焰,并不在尼古拉一世之下,不过明、清的士子,还是一样地要反动。正人君子们的天下,总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然而一时之效,却也偶尔还可以有。大概是去年吧,大家闭紧嘴巴,也真的沉默了好些时,这现象竟使胡适之博士高兴得直跳起来,称之日“伟大的沉默”。然而曾几何时,中国的人民又不能安分了。这并非生性好乱,倒是因为民族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使人民大众感到了忍无可忍了。

在这样的时候,统治阶级如果不再解除人民的愤怒,给人民以言论和出版的自由,那就只有自速其灭亡。我们不忘记法律上应得的权利,我们要冲破那张蜘蛛网。法国大革命后,《人权宣言》的第一句说:“人民是生来就自由而平等的”。我们是人,我们要求自由,由争取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一直到争取得全民族的解放和自由。

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投影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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