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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余书杂十二篇

唐弢

(一)文人相轻

《舌华录》云:

“倪云林善山水,为一代名匠,独不写人物。太祖高皇帝问曰:‘每见卿山水俱无人物,何也?’倪日:‘世自无人物可画耳。’”

洪为法先生把这段文章引在《双玉轩琐语》里,并且加上按语,说这是“文人轻薄,好骂人以快其褊狭的心肠。”仿佛也是文人相轻的一个例子,据我看来,并不尽然。

元末明初的时候,倪云林名气很大,所画山水,好用侧笔,以澹远见胜,倘加人物,实在不很相称。至于他所以这样对答,则因为他是元朝人,不肯做明朝的官,在太祖面前,故意说得高傲一点,以表示自己的清逸,这是权变,和寻常所说的文人相轻,不能一律看待。

自然,和现在也两样。

事实上,文坛也的确已经有人在唉声叹气,觉得世风日下,今不如昔了。倘把书本里的记载和眼前的事实一对照,那“不如”的情形,我想是会有的。例如“文学论坛”上隼先生所举的“各以所短,轻人所短”和“各以所短,轻人所长”两个例子,就都是的。但那位叹气的先生的本意,却并不在此,他其实也是“以短轻短”、“以短轻长”派,他所觉得“不如”的,是今人好用“前进的理论”,而古人却能表示“主观的固执”。

他称后者为“可爱”。

所以,只要能够表示“主观的固执”,即使是“以己所短,轻人所短”,甚而至于“以己所短,轻人所长”,在那位先生看来,也是“可爱”的——而且正是今人的“不如”古人处。

这里似乎用不着讲是非。

为什么是非之心在那位先生的肚里这样模糊呢?理由很简单,庄子不是说过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

这就是现在的所谓“文人相轻”论,倘来比拟倪云林先生说的话,相去实在是很远的。

(二)文坛骂风

和“文人相轻”差不多,还有所谓文坛的骂风。

据说这风气的由来,是因为杂文的流行,还因为杂文太短小:“短论文其实是什么东西都无从论起,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经济的笔墨,骂人倒是绰绰有余。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致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

局势真的“不可收拾”了吗?我看是未必见得的。

几年来杂文非常流行,是事实。因为杂文的流行,使有些先生觉得有所恐惧,顾忌,甚而至于怀恨,也是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杂文很有用处,它生动,泼剌,指出错误,纠正歪曲。但为什么又有人要写杂文来骂杂文,说它只便于骂人呢?只要粗粗一想,就可明白:这是由怀恨出发的抹煞。

而抹煞倒是骂人的好手法,因为它背离事实。

我早已说过,近年来文坛的症结,并不在于骂人的文章太多,而在于论客们把所有指出错误、纠正歪曲的文章,纵使态度很好,也一律混称为骂,而且觉得“不可收拾”。

事实上,真正骂人的风气,倒在那位觉得“不可收拾”者的朋友群里,例如:“苍颜老贼”啦,“乌龟”啦,“牛”啦,这些字眼,不为骂人,为什么呢?

这正是所谓文坛的骂风,倘要收拾,就请从本身收拾起!

(三)文学有用论

前些时候,曹聚仁先生在《自由谈》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很受了些指摘。这指摘是不错的。据我看来,不但黄仲则写这句诗出于牢骚,连曹先生的引用,也还是一种牢骚,算不了代表他个人意见的定论。

可以代表个人意见定论的,倒是这一次周作人先生的文学无用论——不过这是由人而转到作品了。据说周先生对访问他的人说:“从前我是主张文学有用的人,现在却不得不转而主张文学无用了。”

为什么有这种转变呢?

这理由虽似复杂,却也简单,总之,是周先生对于生活的态度改变了。岁月一年年加在他头上,自然的法则使他

衰老,甚而至于退缩,他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不相信自己有什么力量,更不相信由自己写出来的文章有什么力量,这便是无用论的由来。

然而,文学毕竟还是有用的。

俄罗斯的农奴解放运动,大家知道很受了屠格涅夫作品《猎人日记》的启发;我们的旧式小姐所以多愁多病,则是林黛玉的遗风。此外如果戈里、莎士比亚、歌德,对于他们本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每一个作家的成名,都是由于他的作品在读者群里取得了信任,发生了效力。

发生了效力,这说明文学有用,因为它教化了某些人。

不特此也,喝完苦茶,漫谈“中郎”,使生活安适,闲暇,富裕,文学毕竟还是有用的。

(四)论陶渊明

从前人论陶渊明,每喜称道其孤高,独梁昭明太子以为能读渊明文章的人,“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这第四句有人以为颇有意思。近读长州沈德潜《说诗啐语》,其于渊明则说:

“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锺记室谓其原出于应璩,目为中品,一言不智,难辞厥咎已。”

又说:

“晋人多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 悲愤语,有乐天知命语,有物我同得语,倘幸列孔门,何必不在季

次、原宪下。”

这又是一种见解。但第一段里所说“时时寄托”,和第二段里所谓“自任语”、“悲愤语”,与梁昭明所说的“懦夫可以立”,是可以合拍的。不过“自任语”和“悲愤语”,在渊明的诗中,比较的少、比较的隐晦罢了。

用孔门弟子比拟陶渊明,我以为,不容易说清楚。

不错,陶渊明近于儒家,然而却没有儒家那种亟亟乎为天下的精神。即使是儿子不肖吧,也可以恝然置之。但对于自己,却颇认真,他丢开世事,躬耕力作,用自己的劳动,造成一个平静的小天下,坐在里面,雍容,安闲,淡泊。

这雍容、安闲、淡泊的环境,是用辛勤的劳作换来的。

近人学渊明,只望见他的一点恬淡,却不肯下功夫辛苦,因而也没有由辛苦得来的平静的小天下,换一句话说,就是没有可以使自己恬淡的环境。所以画了老虎,到底又不免象狗。

这便是渊明的过人处。

(五)通俗化中的一个小问题

通俗化问题的提出,是今年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已经发表了不少意见,力生先生在《生活知识》上,进一步谈到了通俗文的写法,那意见非常切实,有用,是很可珍贵的,不过末后一段,我却不敢同意,那一段是:

“为要使得读者确凿懂得,将紧要的话反复说几回,也是必要的。有人以为通俗文须写得简洁,那是大错的,简洁莫过于秦汉古文,但,大众是不懂的,大众说话的脾气,就爱缠夹不休。”

我也是主张通俗文应写得简洁的,然而却又和力生先生一样,以为紧要的话可以反复说几回。在我看来,把紧要的话反复说几回,并不就是拖泥带水,也不算缠夹不休,因为那重点在表示紧要,仍可以列入简洁的一类。

通俗化含有启蒙运动的意义,目的是要提高大众的文化和知识,所以不仅要使大众能吸收,而且本身也要有改进,缠夹不休并不是一个好现象,主张通俗化的人,是无须去学取的。

不过,我说简洁,也决不是要把“秦始皇这才烧起书来”,改成“政俶燔典”,使文章带上班马气。我们要的,是在大众自己的口头语里,求其精练,求其简洁,在不损害原意的条件下,去掉那些滓渣、缠夹,使文章格外鲜明,洁净,易懂。

秦汉古文所以要不得,不是因为它简洁,而是因为它古奥,并且和眼前活生生的口头语不一致,使大众看不懂。

我的私见如此,不知道力生先生以为怎样?

(六)军人诗

军人能诗的很多,远的不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做得很好。民国以后,所谓“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久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头;而其间也的确产生了几个慷慨激昂,既能背枪,也会做诗的人物,不过这些人原先大都是读书种子,少娴文墨,写几句七绝五律,本来算不了什么。

少不读书,以营伍出身,等到有了地位,这才弄弄文墨,写写诗句的,就比较粗豪,真率,缺少书生气,也就是真正的军人诗。在现代,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冯玉祥先生来。冯先生以白话写诗,非常通俗,又颇肯为平民说话,比起书生出身的军人来,也自有一种朴实的本色。

近来读到张晋侯《遣愁集》,说安禄山(其实应为史思明)叛变以后,常想作诗,一次,他把一篮樱桃,差人送到儿子那里去,做诗道:“樱桃一篮子,半红复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他的臣子看了说:“大王诗做得极好。如果把第三句和末句对换一下,那么,在韵上可更稳叶了。”禄山(应为思明)发怒说:“胡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放在周贽下面?”

宁可不叶诗韵,却不肯先臣子而后儿子,有亲疏,有尊卑,十足的显示了封建时代军人的本色。

倘是现代军人,即使肚里要包庇儿子,表面上总肯“把第三句和末句对换一下”,这是要使诗韵稳叶吗?并不是的,其实是他们渐渐的染上了书生气。

(七)文字狱

提起清朝的文字狱来,常常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自己也是文人,不免兔死狐悲吗?并不是的。我的不快,是因为清朝那几件案子,是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继续压迫,总

之,是一种斩草除根的行为。

而现在也正是这样的时候。

民元以后,因文字而罹祸的,已经屡见不鲜。邵飘萍、刘煜生的惨死,都曾哄动一时,但留在我们脑里的印象,远不及去年发生的“《新生》案件”来得深刻,为什么呢?就因为后者是出于外力策动的缘故。

我因此联想到清朝的那些案子上去。

不过另一方面,清室处理那些案子,虽然处处存着成见,但案中主角,带有种族之见的,除了“曾静一案”里几个人外,其实是很少的。胡中藻等原是道地的奴才,说他们会怀念汉族,讥刺清室,那才真正叫做荒唐。然而终于被杀戮者,则又正好说明是奴才们的末路。

现在,新的奴才又出现了。然而吕晚村、曾静们的思想,也已经注入了广大民众的头脑里,压迫对于他们是徒然的。等着瞧吧!

(八)文坛横议

两年前,文坛上有一位“解放词人”曾今可先生,作了一首“解放词”,那里面有几句名句,说是:“打打麻将,国家事,管他娘!”当时就受到大家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国家事大家都得管管,决不能让四万万人坐在一万万桌麻将台边,就此亡国大吉。

一年前,文坛上有一位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提倡“闲适”,大捧“性灵”,抹煞眼前现实,当时就受到大家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众实在没有工夫“闲”,自然也谈不上“适”,“性灵”之类对于他们更没有什么瓜葛。

到了现在,客观环境一天天越发恶劣了。汉奸到处活动,由外力策动的傀儡戏一幕幕上演着,中国的大众已经肩负了救国的责任,到得觉醒的时候了。林语堂先生撇了闲适,也在满头大汗地谈论国事,同情大众,对人民之冤家不大“那个”,他尽了他个人应尽的一份责任。

可是曾词人呢?强心针对于神经麻木透了的人实在难得有效,他已经移家天堂——杭州,去“踏雪寻梅”,和林处士,冯小青,苏小小辈做有诗意的事情,而慨叹断桥边的“红楼”不曾让“二三妙龄少女住在里面”了。

此林语堂之所以终异于曾今可也!

(九)静穆和热烈

颂扬静穆的人们,大都是不喜欢清晨而留恋黄昏,不热心于春天的蓬勃而神往于秋天的澹泊的。所以这些人的心境,多是一般中年或者老年人的心境,因为他们正象方令孺诗里所说的:

“她象是夏夜的流萤。

光明随着季候消尽。”

在这些光明已经随着季候消尽的人们的脑里,当然不会再有什么热烈的感觉了。

我也曾经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个。

我是非常反对宗教的,但对于宗教的那种使人虔诚的

力量,却常常感到佩服。在万籁无声的夜里,听到了教堂寂寞的钟声,在深山丛林里,听到了古寺的木鱼声,也往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曾经热爱过歌德《流浪者的夜歌》,那歌是:

“一切的峰顶

无声,

一切的树尖

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梦深。

少待呵,俄顷

你快也安静。”

——梁宗岱译

为什么我特别爱这首诗呢?因为我爱这首诗里所包含的静穆。

不过我的情感就只止于爱,并没有把自己也投到静穆的深潭里去,所以当艰难的环境包围我,生活的条件压迫我的时候,我立刻从静穆的玄想里解放出来了,因此我至今还一在人间,困苦地,然而却又热烈地生活着。我礼赞春天,培养朝气,我是一个青年。

不错,一个青年。现在也实在不是青年们可以静穆的时候呵!

(十)漫谈美术

前天接到一张中华美术研究会的成立宣言,那宣言说出了他们对中国画坛的希望,即:由私人享受的,变为大众应用的,把逃避现实的,改为批评现实的;把沉醉的,改为暴露的;把死的静物写生和风景写生运用技巧赋与生命。同时还要将漫画和版画从大师们轻蔑的眼光下解放出来。

这希望很扼要,一点也不算过分。

中国的画坛实在太混乱了,简直比文坛还要糟。所谓国画,一代不如一代地衰下来,主要的病根是临摹。对着一本画册,抄描,放大,设色,照样搬到宣纸上,算一幅自己的创作,而且还开了展览会。有些人呢,明明没有到过四川,偏要画峨眉山的风景,明明是二十世纪的摩登少爷,偏要画所谓魏晋衣冠。你说他不合潮流吗?鼻子管里“哼”的一声,说道:“人心不古!”

而那些人心古的,却永远做着祖宗的扈从。

至于还有一群呢,他们跑到外国去,忽略了欧洲美术的新趋势,专门发掘学院派的“木乃伊”。不错,我们不否认达•文西(Leonard de Vinci)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表现的天才,正如我们也不否认荆浩、关仝、巨然、石涛等画山水的天才一样,但这些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和现实生活一点也不相关,除了基础技术外,我们眼前急切需要的美术,却并没有被介绍出来。

大师们永远只能作盛名的奴隶。

要使美术在中国也放出光彩,爱好美术的人,实在还得好好地努力。

(十一)谈幽默

《论语》换了编辑了,看眼前的情形,似乎很难再幽默下去。便是同一厨子做出来的《宇宙风》吧,虽然也曾以幽默相标榜,却看不出这种成分来。在这个时候来嘲笑幽默,未免有点打落水狗的嫌疑。

其实我也不想打,只是随便谈谈。

倘使拿幽默和道学对立,我是赞成幽默的。譬如有个怕老婆的男子,在别人面前,道貌岸然,大夸自己的女人服侍他如何如何殷勤,而自己又如何如何教训她之类,这种时候,我极希望他的令间能够到来。这在那个怕老婆的看来,虽然未免幸灾乐祸,但对于听众却是有益的。

幽默的对于道学,虚伪,我看也正有这样的作用。

不过幽默必须发生在真实的生活里,一点也容不得做作。它的最好的表现方法是行动,次之是讲述,幽默而至于到了写出来,已经是下乘,倘使连这写出来的一点也是向壁虚造,那就实在无法称之为幽默了。

而《论语》的失败,其实也正在这一点。从《论语》系出来的人物,能够谈谈袁中郎,写写语录体的,我们见过了,但能够以幽默来自显的却一个也没有。我实在为主编者的心力可惜。

朱光潜先生以为幽默必须和“高度的严肃”携手并行,这是正确的见解。而对于眼前的幽默呢,朱先生说:“说高一点,陶潜和杜甫有他们的幽默,说低一点,平津说相声的焦德海和他的同行也有他们的幽默。现在一般小品文的幽默究竟近乎哪一个极端呢?滥调的小品文和低级的幽默并合,你想世间有比这更坏的东西吗?”

这是一张好脉案。幽默如果还有复兴的希望,也是一面好镜子。

(十二)论讽刺

和幽默相伯仲的,还有讽刺。

不过讽刺文学在中国,比起幽默来,可就冷落得多了。当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许多刊物都以幽默相号召,许多作家都在制造幽默,虽然制造出来的大都是油滑,但大家对于幽默的向往,可见实在深切。但讽刺呢,并没有人提起,它躲在角落里,冷眼地瞧着。

讽刺是具有一双冷眼的,但也还有一颗热心。

幽默所以不宜于做作,因为它是自然的流露。一个生活在严肃的气氛里的人物,他常常感到生活的矛盾,而又无法排除,一旦脱口而出,自然而然地变成幽默了,所以它大抵隽妙,不具作用。而讽刺却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在高压政策下,在阶级制度严酷的社会里,它往往是一种战斗的武器。有人说:“讽刺是奴隶的文学”,这话并不确切,其实讽刺倒是不安于做奴隶的表示。

和幽默一样,讽刺也必须发生在真实的生活里。不过

幽默只限于揭示,而讽刺却期望改善,因此就不免比较积极,所以在中国,一般的情形是宽容幽默,而憎恶讽刺。因为幽默还可以一笑置之,而讽刺却“置”不得。

自然,最大的缘故还是因为中国的幽默不过是油滑。

某先生颇奇怪于契诃夫的幽默为什么不为中国的幽默家所注意,这理由其实很简单,契诃夫承受了俄国人善于讽刺的天性,他的幽默里,包含许多讽刺的成分,而我们却只有油滑,这怎么能相容呢?

果戈里的戏剧《巡按》曾经使俄皇大笑,因为他讽刺官吏,但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我们不容有讽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三月

原载:《唐弢杂文集•海天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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