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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艺商业化

唐弢

曹聚仁先生要我替《社会日报》写篇星期论文,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但我终是一星期、一星期的延搪下去,不过这诺言一时却也不容易忘却,常常来打扰我,使我不能安静,文债之苦,大概就苦在这一点。

今天提起笔来,决意要还这笔债,却苦于无从下笔,因此颇奇怪当时为什么一口答应下来。仔细一想,原来那时候是曾经有过一个题目在肚里的,来由是《民报》的社评,于是就翻旧报,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居然找到了,看了一遍以后,就动起手来——

上海的几家大报,都有一个社评,社评所评的事情,以有关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居多,只有《民报》的社评是例外,它是也谈哲学,也论文艺的,这大概是因为撰者的兴趣偏向于这一方面的缘故。

二月十日和十一日,《民报》社评又连载了朴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文艺》。他首先说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以为文艺受政治的影响,而政治是不受文艺的影响的。他不很满意于过去学者们“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以为那是偏见;但事实上,他自己也是有这种偏见的,而且还要偏一点,并没有跳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传统观念。

我这里且谈谈他在后半篇里论及的文艺商业化问题。

朴先生以为现在的那些文艺家,写文章的动机,都不过为了生活压迫,写就文章,换来柴米。即使有的在骂人,有的在发泄自己愤懑,但目的还在于卖钱,和替人写“骈四俪六”的寿文墓志,并无不同,他引了自己所做《奈何曲》里嘲笑文艺家的一段,说是:

“堪怜文艺家,枉自心思妙,也不过清风明月夜和晓,蛗螽儿躍躍跳,草虫儿嘤喓叫;就是偶然一声儿两声儿幽雅如笙箫,也只能伴旅馆孤客无情恼,增霜帷嫠妇多愁悄;自诩供大众欣赏功不小,实则是图沾点露水吃个饱,自呜可怜宵。一朝寒露节过霜降到,瘪死在草根土穴无人悲悼,这是文艺家的下梢。”

文艺家致力于文艺,但同时也还得生活,因此就不能不拿他所致力的文艺去换柴米,这是的确的。在从前,写一篇八股,来几首试帖,颂颂圣明,喊喊万岁,骗得一官半职,生活就不成问题。到了现在,文艺在奴才们的手里虽然也还有别用——被当做敲门砖,但这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人,除了另有职业者外,就不能不走卖文这条路了,因为眼前的确已经不是“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时代。

但最大的原因,自然还是因为生活。拿稿费,抽版税,文艺趋向于商业化,是有着它的必然的环境的。不过也只能以生活为限。朴先生说:

“论文艺之力量,常能改变一般人之思想。中国文艺家无此伟大之力量者,以其卖文为目的,常迎合一般人之心理而投其所好,以图商品之推销。是文艺家之心思,早为一般人之心理所改造,何能再改造一般人之心思,所以商业品之文艺,文艺之最下者也。”

不错,除了为生活以外,如果还存着靠此起家的念头,就不免要不管货色的好坏,只问销路的多寡,迎合低级趣味,搜罗肉麻,写成下作,变做恋爱小说商了。但事实上,中国的文艺家并非都象朴先生所说,以卖文为目的的。《呐喊》、《子夜》的作者,虽然也抽版税,但这并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描写动荡社会里的或一形象,而达到社会的和艺术的成功。

如果因为文艺可以换稿费,抽版税,就把文艺本身的价值一脚踏碎,或者绑赴刑场,执行死刑,这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即使在域外,也是如此的。中国的“英雄”们,曾经讥笑过萧伯纳,说他的版税收入,就足够证明他不是一个“普罗列太利亚”,不配谈社会主义,然而,萧却还是谈下去,版税并没有减少一个文豪的伟大。

不过那样笼统的论调,发生在朴先生的头脑里,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他根本就以为“文艺家只能受环境支配,而不能支配环境”,和“文艺家在今日,不仅无足轻重,而且不可有”的,他的观点比“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还要走得远。

问题并不单在商业化上。

文艺商业化之在今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作者倘能明白自己的任务,不以个人的享受为满足,文艺作品的前途,是决不会断送在稿费、版税里的。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海天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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