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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常时

唐弢

自从华北问题发生,我们的学者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时”。

这自然是有点理由的。热河古属夷狄,上海今称洋场,东北三省又远在关外,被别人侵略,占据,在学者们眼里,似乎还算平常的,不平常的只有这次华北问题,因为这显然更为切身,敌人的铁骑居然踏上了我们的文化城——也就是学者们的老窠,使我们那原想再休养生息五十年的博士也过不下去,岂非有点出于意外吗?

有点出于意外,就是非常,而现在也正是这“非常时”。

事实上,自从清朝末叶以来,我们几乎没有一年不是“非常时”,鸦片战争,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五四”,“五卅”,哪一件事是透得过气来的?自从“九·一八”到现在,失地愈多,国势愈削,这现象更加显著,侵略的继续,使大家的愤恨一天深似一天。那严重的感觉,其实是老早就有的。

在这种感觉里,决计容忍不了五十年。

便是五年也不行。一个古老的国家,对于侵略暴行,只有立刻奋起,立刻抵抗,才能够保持元气,甚而至于恢复威望;因循决不是一条出路,观望也只能够加重一个国家的Decadence,而趋向于灭亡。

如果还可以因循,观望,那就决不是“非常时”。

“非常时”的主要特点是向前看,向前干,不容许有一点苟全或者偷安的念头。

我们过去的错误是在于:拿礼义当做干戈,拿忠信当做甲胄,去和新式武器相抗衡。我们眼前的错误是在于:只知道新式武器的厉害,而忘记了我们的战争是抵抗,不是侵略,侵略者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军火,处在“非常时”的抵抗者却没有这余暇。

而眼前正是我们的“非常时”。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海天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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