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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咬文嚼字

唐弢

去年以来,曾经有过一个大家不注意,然而事实上却颇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咬文嚼字”。参加讨论的人虽少,但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却也还可以分做两派:一派纯粹是反对的,他们以为咬文嚼字并不是文学,要有好的文学,必须到现实生活里去学习;一派除了反对传统的流弊外,同时又给了咬文嚼字以一种新的意义,以为适当的咬文嚼字,正是文学上技巧修养所必需的一着。

我的意见是比较接近于后者的。

唐朝的徐彦伯先生,做起文章来,一定要把凤阁写做鹦闾,龙门写做虬户,金谷写做铣豁,玉山写做琼岳,竹马写做蓧骖,这并非为了切合事实,不过是求其深奥,难懂,这就是通常的所谓嚼字;孔乙己先生看见孩子们向他讨茴香豆,便摇着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他并非在做八股文,也不是要引证典雅,然而却偏要找近于书本的语句来说,这就是咬文。这种咬文嚼字,我们是应该反对的。用绮丽的词藻,典籍的语言来掩饰文章内容空洞的人,在现在的文坛上,只会遭到被排斥、被反对,慢慢地没落下去的命运。

但我为什么又赞成咬文嚼字呢?因为我所说的咬文嚼字,是另有一种新的意义的。我以为一个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的文章,在写或读的时候,应该仔细,审慎,而咬文嚼字恰合于这条件。我们要咬出来,嚼出来的,并不是绮丽、浮泛、典雅,而是简练、明澈、清楚、正确、质朴、切合于事实的文字。

苏联新一代作家对过去古典作家致力于自己作品的推敲,是很推崇的。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改写了七次,莱蒙托夫写一行要改好几回,契诃夫曾说要让稿子躺下来医、治,所有这些,在新一代作家中传播着,成为美谈。为什么呢?就因为要用词正确、简练、明澈、质朴,就必须多多地借重于咬和嚼的缘故。

近来读到何薳的《春渚纪闻》,里面有一段说:

“自昔词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者。白乐天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欧阳文忠公作文既毕,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以示人。蘧曾于文忠公诸孙望之处,得东坡先生数诗稿,其和欧叔弼诗云:渊明为小邑,继圈去为字,改作求字,又连涂小邑二字作县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贮八百斛,若如初语,未免后人疵议。又知虽大手笔,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也。”

“一字穷岁月,十年成一赋”,虽未免过于战战兢兢,有点可笑。但下个紧要的字,必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写一部伟大作品,应该经过多年的孕育,这却是一个不移的事实。

沈德潜《说诗啐语》里也说:

“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近人挟以斗胜者,难字而已。”

这也说明了我们应当咬的嚼的是什么。不错,我们需要丰富的现实生活里的语汇、字汇,但也不必丢开书本,不过我们所从吸收语汇、字汇的书本必需是现代的和普通的,在这点上,因为实际的需要,还可以借用外来的,也就是所谓欧化的语句,但绝对不必从《庄子》和《文选》里去找难字、古语,来“挟以斗胜”。

这“可以”和“不必”,正是咬和嚼的结果。

除了普通的口头语外,也可以从生活里吸取成语和土话——尤其是大家能懂的成语和土话,要紧的是选择。选择,这不是证明我们也还得咬和嚼吗?

伟大的作品必需有正确的、丰富的、动人的内容。但这正确的、丰富的、动人的内容,是由作家们用语言传达出来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忘记求取语言的完善,换句话说,就是寻求形式上的成功。

我们需要咬和嚼。

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海天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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