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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论个人主义

唐弢

知堂先生又将出一本小品集子了,书名《苦竹杂记》。他抄了三封给朋友的信来代序,第二信——也就是给北平虞君的一封里说道:

“手书诵悉。近来作文别无进步,唯颇想为自己而写,亦殊不易办到,而能减少为人(无论是为启蒙或投时好起见)的习气总是好事,不过所减亦才分毫之末耳。因此希望能得一点作文之乐趣,此却正合于不佞所谓识字读书唯一用处在于消遣之说,可笑从前不知实用,反以此自苦,及今当思收之桑榆也。”

第二信和第三信,我这里不想谈,不提也罢,但我却还想引几旬他加在这三封信后的话,那就是:

“我仍旧是太积极,又写‘关于活埋’这些文章,妨害我为自己而写的主义,‘畏天悯人’岂不与前此说‘命运’是差不多的意思,这一年过去了没有能够消极一点,这是我所觉得很可悲的。我何时才真能专谈风月、讲趣味,如许多热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我恐怕这不大容易。自己之不满意只好且搁起不说,但因此而将使期待的朋友长此失望,则真是万分的对不起也。”

从上面这些引证里,可以看出两种意思:其一,知堂先生希望自己的态度能够消极一点,不宜太积极,即使眼前有活埋那样残酷的行为,也最好置之不问;其二,他以为读书识字只不过在于消遣,文章要为自己而写作,不要为人,或者为时代、社会。

据我看来,这两种意思其实是相通的。因为个人主义者的老巢正是消极,虽然他为己的态度也许很认真,然而在整个问题上,仍旧算不了积极。

这几年来,在文字里,知堂先生已经充分地表示了他走向消沉、走向法朗士所谓“一面使人看出他们是那样自私,那样卑怯,但一面却还想人家叹服他们感情底宽大和灵魂的高洁”的这一条路。知堂先生已经从前线退却,所谓“寄沉痛于幽闲”,不过是一句美丽的谎话,实际上,他所需要的,倒是消极,是个人主义。

不过个人主义也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他仍免不了要悲哀。

这悲哀是由于虚无,由于幻灭。知堂先生虽然以为“明智的人”可以不必关心所谓时代,然而事实上,时代是决不会轻轻地放过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构成某一时代的社会的一份子,这一份子对于时代或者社会,是跳不出,也离不开的。时代好象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魑魅魍魉们的原形,一个也躲避不了。

躲避不了,说明了个人主义的不能存在。

然而,知堂先生却记住了这一套,而且要把它搬到文字上来,使文章能为自己而写,结果呢,却似乎只有一声“对不起”。因为文章原是传达思想的工具,虽然所写的是个人的身边琐事,是个人的情感,然而个人的情感和身边琐事,其实也还是反映。联系着这个时代或者社会的,而况用文字写在纸上,使别人能够从这些文字里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思想。可见一经下笔,便已为人了。为自己而写的文章,是说得出,做不到的。

而我们觉得耽心的,也正是这意料中的失败。知堂先生自己在幽闲,消极,玩骨董,喝苦茶,题打油诗,讲个人主义,本来是可以不必追究的,问题就在于:他的个人主义并没有成功,而且也绝对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地,他倒把这些“糊涂”思想,传达给了这一代——以及后一代的青年,使他们卑怯,虚无,利己,衰老。

使他们没有在这时代的巨轮下奋斗的勇气。

高尔基在一篇叫做《给青年作家》的文章里说:

“无论在何处,于细末的自己享乐中间,都有想慰抚人类的人,无论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有对丑恶可憎的现实发出反抗之声的叛逆者存在。……这些叛逆者们,在结局上,是指示人们应走的路,将人们推到这条路上去,……是打破那或使人与现实的丑恶——由社会所造成的——想妥协,或使人沉溺于安逸的那种说教人的工作的。”

我们虽然不希望知堂先生能够去打破那使人与现实的丑恶相妥协,或使人沉溺于安逸的那种说教工作,因为他是不肯“为人”的;但至少,我们希望知堂先生自身不要做那说教者。法捷耶夫(A.Fadeyev)在《毁灭》里,写一个知识分子的青年梅契克(Meychik),虽然有抽象的英雄梦,但因为不能整饰自己,害怕流血,终于成为革命的对立面。

这是可怕,然而可能的。试看眼前的知堂先生,不是已经成了几年前的启明先生的对立面了吗?

世界上是决计不会有专为自己而写的文章的,个人主义久已碰壁,还是放弃这一点所谓“明智”吧!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

原载:《唐弢杂文集•海天集》,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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