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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人

钱锺书
  文人是可嘉奖的,因为他虚心,知道上进,并不拿身分,并不安本分。真的,文人对于自己,有时比旁人对于他还看得轻贱;他只恨自己是个文人,并且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在这个年头儿,这还算不得识时物的俊杰么?
  所谓文人也者,照理应该指一切投稿、著书、写文章的人说。但是,在事实上,文人一个名词的应用只限于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类的作者,古人所谓“词章家”、“无用文人”、“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就是。至于不事虚文,精通实学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专家,尽管也洋洋洒洒发表着大文章,断乎不屑以无用文人自居——虽然还够不上武人的资格。不以文人自居呢,也许出于自知之明;因为白纸上写黑字,未必就算得文章。讲到有用,大概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废物利用,譬如牛粪可当柴烧,又象陶侃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第二种是必需日用,譬如我们对于牙刷、毛厕之类,也大有王子猷看竹“不可一日无此君”之想。天下事物用途如此之多,偏有文人们还顶着无用的徽号,对着竹头、木屑、牙刷、毛厕,自叹不如,你说可怜不可怜?对于有用人物,我们不妨也给予一个名目,以便和文人分别。譬如说,称他们为“用人”。“用人”二字,是“有用人物”的缩写,洽对得过文人两字。这样简洁混成的名词,不该让老妈子、小丫头、包车夫们专有。并且,这个名词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充满了民主的平等精神,专家顾问跟听差仆役们共顶一个头衔,站在一条线上。第二,它不违背中国全盘西化的原则:美国有位总统听说自称为“国民公仆”,就是大家使唤得的用人;罗马教皇自谦为“奴才的奴才”或“用人的用人”(Servusservorum);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赶着仆人叫“用人兄弟”(Frèresser vants);总统等于君,教皇(Pope)等于父(Papa),在欧美都和用人连带称呼,中国当然效法。

  用人瞧不起文人,自古已然,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例如《汉高祖本记》载帝不好文学,《陆贾列传》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乃公马上得天下,安事诗书?”直捷痛快,名言至理,不愧是开国皇帝的圣旨。从古到今反对文学的人,千言万语,归根还不过是这两句话。“居马上”那两句,在抗战时期读来,更觉得亲切有味。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排斥诗人文人,哪有这样斩截雄壮的口气?柏拉图富有诗情,汉高祖曾发诗兴,吟过《大风歌》,他们两位尚且鄙弃词章,更何况那些庸俗得健全的灵长动物。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在《奇人志》(Les Grotesques)里曾说,商人财主,常害奇病,名曰“畏诗症”(Posophobie)。病原如是:财主偶尔打开儿子的书桌抽屉,看见一堆写满了字的白纸,既非簿记,又非账目,每行第一字大写,末一字不到底,细加研究,知是诗稿,因此怒冲脑顶,气破胸脯,深恨家门不幸,出此不肖逆子,神经顿成变态。其时此症不但来源奇特,并且富有传染性;每到这个年头儿,竟能跟夏天的霍乱、冬天的感冒同样流行。药方呢,听说也有一个:把古今中外诗文集都付之一炬,化灰吞服。据云只要如法炮制,自然胸中气消,眼中钉拔,而且从此国强民泰,政治修明,武运昌盛!至于当代名人与此相同的弘论,则早已在销行极广的大刊物上发表,人人熟读,不必赘述。

  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作文人。蒲伯(Pope)出口成章(Lispin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文学是倒霉晦气的事业,出息最少,邻近着饥寒,附带了疾病。我们只听说有文丐;像理丐、工丐、法丐、商丐等名目是从来没有的。至傻极笨的人,若非无路可走,断不肯搞什么诗歌小说。因此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悲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譬如十足文人的扬雄在《法言》里就说:“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可见他宁做壮丁,不做文人。因此,我们看见一个特殊现象:一切学者无不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对于自己所学科目,带吹带唱,具有十二分信念;只有文人们怀着鬼胎,赔了笑脸,抱愧无穷,即使偶尔吹牛,谈谈“国难文学”、“宣传武器”等等,也好像水浸湿的皮鼓,敲擂不响。歌德不作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Gespracechemit Eckermann)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能坐在书房里呐喊做战歌。(Kriegs liederschrei benundinZimmersiteenl)。少数文人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略,能做政论,能上条陈,再不然能自认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变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

  雪莱在《诗的辩护》里说文人是“人类的立法者”(legislator),卡莱尔在《英雄崇拜论》里说文人算得上“英雄”。那些特殊材料的文人只想充当英雄,希望变成立法者或其他。竟自称是英雄或立法者,不免夸大狂;想做立法者和英雄呢,那就是有志上进了。有志上进是该嘉奖的。有志上进,表示对于现实地位的不满足和羞耻。知耻近乎勇。勇是该鼓励的,何况在这个时期?

  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

原载:《写在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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