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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标榜过这个名称”

——缅怀钱钟书先生

卢康华

去年11月初,我应台湾同行的邀请赴宝岛作短期学术交流。台湾的一些教授和比较文学界的同仁十分关心钱钟书先生的近况,问及我。我全然不知钱先生“缠绵病榻已四经寒暑”,①只好道听途说地回答:钱先生身体不好,已住院,听说手抖早已不能写字了。闻者皆面现忧色,我却不以为然,觉得先生年事已高,因身体不适而住院在所难免,不日当完全康复。当时不曾作其他想。岂料,在返回大陆途中,噩耗传来:钱先生己驾鹤西去,不禁愕然!

到家后翻检珍藏的钱先生赐复的两封信,披阅再三,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82年初,我到中文系准备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做的是“启蒙工作,其中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启蒙”。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读到李达三(J . Deeney)先生的文章,大意谓曾到北京拜访过钱先生且与之通信,钱曾说中国何来比较文学?(或:中国从无比较文学,原文记不清了)我感到十分诧异。当时正在写讲稿,追溯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比较文学的存在是在其名词创立之先。远在“世界文学”这一口号提出之前,远在比较文学的种种定义和各派诸家学说出现之前,其原理与方法就已存在于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不妨以今天的认识,运用今天加以系统化的、有意识的理论与方法,去探索、追溯中国古籍、文论中有比较意义的素材或成分。以今天的定义来看,中国较早地同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一些国家有了接触与交往,中国文献中肯定会有论述与记载涉及比较文学的因素。钱先生是我素来崇敬的大学者,记得当年读他的《通感》时,其研究方法与学贯中西令我震惊不已!以后又读到《诗可以怨》等等,在我心目中,钱先生是一位比较文学方面的泰斗巨擎,现在他说中国从无比较文学,这该如何是好?无处解惑。踌躇再三,还是斗胆给先生写封信吧。信写好了,如何落款?一个无名后学,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冒昧唐突,干脆执弟子礼吧。于是在姓名之前署上“学生”二字。没曾想,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康华同志:

奉到来信,十分惭愧。我一向只把“比较文学”作为自己研究文学时运用的方法之一,从未标榜过这个名称。洋人著作和通信里往往把我推重过分,我不敢冒牌,所以我答复Deeney先生的信用了开顽笑的语气来否认,主要是请他别算我进去,没想到他会发表,不知道译文是否达出。请你不要太认真去捉摸揣摩。不过,广义地说起来,假如严复、林纤等的言论算得是“比较文学”的“萌芽”,那末,这种“萌芽”在唐代已有了(讲到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北大的《国外文学》将发表我的一篇文章,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晚清时“比较文学”的资料。因来函说亟盼我回信,故抽空草草奉复。言之不详,请原谅。“学生”谦称,万万不敢当!专致敬礼!

钱钟书

四月四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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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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