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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见钱钟书先生

内山精也/文 王宇/译

1998年12月19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巨人钱钟书先生溘然长逝。我既不是生的私淑弟子,又没有总结先生伟业的能力与勇气,然而使我感到万分荣幸的是:在中国留学期间,我曾有幸在先生的家里聆听先生的教诲。

10年前,我正在复旦大学留学,读研究生。那是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二个秋天,某日,钱先生的一封信寄到了我的指导老师王水照教授那里:

内山先生惠过,当遵命晤谈,以文字因缘,亦杜诗所谓“蓬门今始为君开”也,一笑。

钱先生性情淡泊,平素不大喜欢接待人,不速之客更是少见。上面来信中,先生引用杜甫《客至》诗句“蓬门今始为君开”,可见其素性如此。依常理,区区一日本留学生的我,无论如何,亦难得拜见。今遇此殊荣,是因几桩事巧妙相连,也因为钱钟书先生和王水照先生的师生关系。

对许多读者来说,“钱钟书”这个名字大概是因《围城》这一杰作的作者而印在脑海里。然而对我来说,钱先生首先是位伟大的学者———如同屹立于远方的巍峨的高山,深邃而弥远。这一传奇般的形象是通过先生的《宋诗选注》镌刻在心中的。

我接触到《宋诗选注》,是80年代初在日本时的事。那时,我将苏轼文学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为搜集资料,我十分偶然地从中文书店的书架上取下了钱先生的《宋诗选注》。通过阅读,我了解到这本书非同寻常的价值。

考上研究生不久,我组织了一个只有学生参加的研究会,并毫不犹豫地将《宋诗选注》作为研究会的课本。我们研究会的活动开始不到半年,苏东坡研究专家王水照先生作为东京大学的外国教授来到日本,我荣幸地获得了听讲的机会。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王水照先生是钱钟书先生的高足,直到王先生将要归国时才知道,那时,王先生的课我已听了近一年半了。

当时,由于研究会活动中《宋诗选注》研讨的深入,我对钱先生的仰慕越发强烈。终于我向王先生提出了关于钱先生以及《宋诗选注》在中国国内所得到的评价等一些问题,由此,我知道了不少钱先生以及《宋诗选注》的许多事情。

不久,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编辑部向王先生约介绍《宋诗选注》的稿子,根据王先生的提议,以我和王先生之间问答的形式,由王先生归纳,编写出《关于〈宋诗选注〉的对话》一文,登载在《文史知识》1989年5月号上。此前我曾向王先生提出过什么时候想拜见钱先生,并直接请教一些有关《宋诗选注》疑问的要求。王先生以文章的发表为契机,终于给钱先生写信,提出了我的愿望。而钱先生的回复就是前面所引的信。

1989年11月4日,上午9点半,我按响了北京南沙沟钱钟书先生住宅的门铃。开门迎接我的是身穿深蓝色棉袄、浅灰色裤子的钱钟书先生,夫人杨绛女士立于先生的背后。我被引入门左边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房间里。钱先生让我坐在里边的沙发上。

这间屋子大概是书房兼会客室,如同先生的为人一样,俭朴而真实,无任何矫饰而极淡泊宁静。以浩瀚学识闻名中外的大学者的书斋,其藏书数量出人意外地少,只有5个中型书架并排着,离汗牛充栋差得更远。

钱先生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和蔼可亲地看着我。这一瞬间,几天来笼罩着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消失了。钱先生谈话时语言潇洒轻松,依然是小说《围城》的语言风格。同时,钱先生始终亲自提供一个又一个话题,那样子似乎完全忘记了坐在眼前的是一个异国青年。

当时,正好赶上中央电视台开始着手将《围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所以话题更多地围绕着《围城》。钱先生反复地说,过去的东西了,现在不值得重新拿出来评论或者研究。不过,对自己的著作,尤其是小说在海外被翻译,在国内也受到广泛评价这一事实,钱先生坦率地表示高兴。以前,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记载着钱先生的话:小说只有靠年轻的感性才有成功的可能。依钱先生这种看法,《围城》名副其实地是先生青春的挽歌。对钱先生来说,小说《围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青春残影,比任何其他作品更不能容忍他人玷污。

当时拜见钱先生,我曾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些有关《宋诗选注》的问题,钱先生说手边没有资料,以后用书信的方式回答我。现在,我的书桌上放着先生寄回的资料,上面的圆珠笔字迹便是先生亲笔写下的回答。兹将先生随资料寄来的信,全文抄录如下:

精也学人文几:

前承惠顾,不胜忻感。顷奉来书,并所摄照片,谢谢!拙著费神 译,更蒙月眼勘定,愧佩愧佩!垂询多节,即就原件批差呈还。弟中寒,牵动宿疾,几致哮喘。草此作根,顺颂新禧。

钱上十六日

请钱先生亲自严格地审阅所有的译注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此时我诚恳地期望和研究会的同仁一起,尽快地完成《宋诗选注》的译注工作,以此回报钱钟书先生的学恩。

原载:《东洋文化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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