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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风雅惜 匪特痛吾私

——追念我的老师钱钟书先生

朱锡沅

虽然已知我的老师钱钟书默存先生以耄耋高寿而又卧病有年,但当中央电视台1月20日报道先生逝世消息时,我这个年届古稀的人仍忍不住悲从中来,泪下酸鼻。“重因风雅惜,匪特痛吾私”。先生61年前所写石遗先生挽诗中的这两句,正好表达了我此时的心情。先生的逝世,不仅在我是痛失一位良师,而且对民族乃至世界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我早在无锡读中学时,就读过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和《围城》。那是受我叔父朱南铣(1916-1970,笔名一粟,已故红学家)的影响。我叔父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时旁听过先生的讲课,盛赞先生的才学识见,后来回到家乡无锡,每见先生有著作问世,必购置案头,先睹为快。我在一旁也就成了先生的一名忠实读者。1947年夏我考入上海闸北宝山路的暨南大学外文系,知先生在系里任教,但教的是高年级学生,不敢贸然前去旁听。某日,侦得先生有课而我恰好无课,就急奔三楼由教室玻璃窗外窥看先生讲课,得以一睹先生风采颜色,稍慰仰慕向往之心。1949年5月解放大军包围上海.学校停课疏散到市区中心。我也避居在陕西北路一亲戚家。某日,尝试着给先生写信,寄开明书店请求转交。想不到不日即得先生示复,约去长乐路先生寓所相见。我喜出望外,如期赴约,晤谈甚欢。不久上海解放,同学们纷纷离校参加革命工作,我则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三年级转学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见到《大公报》报道先生夫妇应聘北上清华大学任教的消息,所以我一到清华园办好一切入学手续,当夜就找到工字厅先生临时住所前去拜访。异地重逢,先生惊喜之余,殷殷款待,使我这个远离家乡的青年学生倍感亲切。

我修读先生所授的课是《世界文学史》,这门课大三、大四一起上,人数本来已多,加上外系学生包括理工两学院前来旁听,常常弄得座无虚席,有室后站立者,也有自带坐凳者。这种盛况,在解放后的清华园也不多见。先生讲课,古今中外,滔滔不绝,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见解,使学生大开眼界,而且自始至终使用流利的英语,只在引用我国文献时才插入几句汉语。每堂课如能全部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有一次先生讲授古希腊文学,讲到荷马史诗之后出现的一位叙事诗人赫西俄德及其长诗《工作与时日》,忽然话锋一转说道:“使我惊奇的是,你们学生中居然有人读过这一作品。”学生们扫视左右,不知先生所指是谁。及见先生莞尔目我,我亦点头微笑,群疑如释。原来数日前,我曾与先生谈及在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读过这一作品的英文译本,对其朴实风格颇感喜爱。此后同学们渐知先生与我有同乡之谊,关系又较接近,有人想拜访先生,往往请我引见。有一次,我陪高我一级的两位学生去看先生。大家高谈阔论,我则危坐聆听,发言不多。次日即得先生信说:“昨日之会,何锡员竟成金人耶了”我知道这是先生在打趣我,因为我学名朱锡沅(因是无锡人,才取笔名朱沅),沅、员同音。当然,我在人多场合,惯于“三缄其口学金人”的性格特点,又岂能逃脱先生那双观察入微的眼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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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无锡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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