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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送别钱钟书先生

李慎之

钱钟书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而且也没有下过床。上个月刚过88岁的生日,如此高龄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

  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后,不良于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看过他两次。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看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长期的折磨,连开口的气力也没有了。眼看年关将到,我正寻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没有想到。

  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20多分钟,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 导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更没有花圈和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

  事情来得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从大门、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钱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大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做应酬诗这些话。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无锡公园记》。因此每当听父亲说“你们应当学钟书”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但是我真正认识他,已在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钟汉、钟毅、钟鲁、钟彭,或是我的中学老师,或是我的中学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俨然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钟书,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30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不过,如果说“学习”,那么,以我之鲁钝,不但办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社的筹备工作,这时从《清明》杂志上读到《围城》,说实在的,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给了我深刻的印象的是书名起得十分谦虚的《管锥编》。如此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开始写的时候,钱先生夫妇虽然已经从干校回来了,但是还没有住处,只好住在学部的办公室里,白天写作的桌子,晚上打开铺盖就是床。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写这样博学的著作,可能在世界上是孤例。但是更难得的是,这书是在仍然险恶的政治空气下写的。当时,文革还未结束,钱先生就敢写那些与“三忠于,四无限”毫无关系,只有“封建余孽”才写得出来的书。不但胆识惊人,而且远见洞察实非常人可及。虽然还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他已经算定严冬即将过去,春天不久就要来了。

  因此,1979年我看完四卷《管锥编》后,就去向他祝贺,特别钦佩他“自说自话”,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不理30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他只是淡淡一笑,摇摇手说“天机不可泄漏”。

  钱先生在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的小引里自称是个“懦怯鬼”,但是世人现在钦佩《管锥编》是含英咀华的经典之作之余,也不应该忘了它曾是一朵预告寒尽春来的报春花。多少封笔多年的老先生就是在它的鼓舞下才又敢伸纸濡笔,重理旧业的。

  《管锥编》出版以后,钱先生这才“声名从兹大,汩没一朝伸”。但是他还是守素抱朴,闭门著述。在80年代又增补了他40年代的旧作《谈艺录》。同青年时期一样旁征博引,阐幽发微,使篇幅扩大了一倍。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征引书籍多达2000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乔冠华就不止一次对我说过:“钟书的脑袋也不知怎么生的,过目不忘,真是 photographic memory。”胡乔木则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 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其实,我也是一样,可是他还时不时说“你当然知道……”,愚陋如我,哪里懂得他说的是什么,只好傻笑作理解状。费孝通先生跟他是同年好友,最近还曾跟我说他父亲是清朝最末一科的秀才,母亲是中国第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但是自己受的就是新式的也就是西式的教育了。上一代的人要引用传统古籍,就像打开自来水龙头一样自然流出来。而他这一代,要引一句诗云子曰,就要翻半天书,还找不着。我说你们这一代还有一个钱钟书,他说那是特例,不能算是我们这代人的代表。事实上,记诵广博如钱先生,家里却几乎没有藏书。他看过的书盈千累万,都是记在脑子里的。

  我曾问过钱先生,我也读过不少诗,可是除了《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能记得住题目外,其他的就算背得滚瓜烂熟,题目也总是记不住。他怎么能把那些奥僻冗长的题目都记住呢?他告诉我,他在牛津读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是教过宣统皇帝的庄士敦,曾对他的论文提出过批评,说是引据不全,又不是原始出典。他说“我以前那里懂得这个,以后就注意了”。但是,说实在话,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注意了,也无论怎么样都学不会的。

  从八宝山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中国,甚至世界,又要过多少年才能出这么一个博闻强记的头脑,这么一个聪明智慧的头脑呢?

  钱先生性格开朗,有时也是口没遮拦的人。就他的作品而论,出版在60年代的《宋诗选注》,就可以说是一个特出的例子。当时,我是头上戴着帽子的右派分子,看到他在注语里偶尔爆发的“奇谈怪论”,真是有为他捏一把汗的担心。据乔冠华告诉我,他认为那是那年头唯一可看的有个性的书。我也一直怀疑50年代就一直有些“不良言论”在社会上流传的钟书,何以竟能躲过1957年的大劫。有一次,我问他,他又不信佛教,为何对宗门语录如此熟悉。他说,那是为了破执,破我执,破人执,破法执。他后来又说:“I never commit myself.”我想也许这就是对我心中的问题的答复了。

  钱先生的诗,我最爱的是“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一联。据在清华低他一班的同学施谷告诉我,钟书当年在清华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如此少年高名,出国回来就破格当上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但是解放以后,就深自谦抑,远避名利。30年间,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同学少年当了大官的,他从来不去串门,到了晚年都是别人去看他,他则只是到别人弥留之际才去医院探望一下,以尽年轻时的交情。

  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能够出版了,收入自然多了一些,然而在此以前光凭他一级研究员的工资实在也谈不上富裕,他却总是暗地里资助一些生活困难的同事或者学生。不但施不望报,而且力避人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和陈寅恪先生一样,钱先生虽然躲过了1957年这一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却无论如何是躲不过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不能不戴的。汝信同志屡次告诉我,有一次,学部猛斗牛鬼蛇神,别的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却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有大×的大牌子昂首阔步,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的宿舍里,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既不畏缩,也不惶悚。这只有“有恃于内,无待于外”的人才能做得到。我在那时也有过被斗的经验,然而却决没有这样的气度。钱先生为杨绛的《干校六记》写小引,说其实还漏了一记——“运动记愧”。我想这篇文章其实是应该由全中国人来做的,中国人如果完不成,或者做不好这篇文章,是洗雪不了中国这一段的国耻的。

  钟书先生典籍精熟,许多人都以为他非三坟五典不观,这又是一大误会。其实他十分关心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潮,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及于哲学,甚至史学。伦敦《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什么时新玩意儿,都逃不过他的视线。

  80年代初,中国流行的是向南斯拉夫取经,实践学派正在走红,我去请教钱先生,他不但回答了我的问题,而且送了我一本PRAXIS。前几年中国兴起了解释学。奇怪,我那八卷本的哲学大百科全书,竟然没有hermeneutics这个辞条。他又告诉我“其事未必然,其理未必不然,这就是解释学”,使我茅塞顿开。

  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看他知道的也不会比别人少,不过他总是能在有人故立新说的地方看出其实前贤早有成说,花样翻新,未必尖新可喜,有的还甚至窒碍不通。

  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时髦青年老爱挂在嘴边的“解构”(deconstruct)一辞原来还是钱先生应别人之请翻译的。他的知识之新鲜一如其渊博。

  我这个人是思想懒,笔头更懒。与钱先生对话,虽然他咳吐珠玉,我却未能追记,一任其随风飘落,现在已追悔无及了。自从海通以还,中国知识分子就以学贯中西竞高争胜,确也出了一批大师。但是三个月前,杜维明先生就同我慨叹,真正学贯中西的人物大概已经没有了。有之,钱先生是最后的一人。钱先生有一次曾对我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环顾域中,今日还有谁能作此言,敢作此言?

  近20年来,学术界有一股奇怪的风气,就是贬洋排西,好像非要振大汉之天声而后快。在这中间,钱先生是非常清醒而冷静的一个。他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世界文学的话后先辉映,实际上是未来的文化全球化的先声。

  因为钱先生历来认为朝市之学必成俗学,有不少后生把他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对人民的关怀与对祖国的关怀,一直在熬煎着他的心。

  抗战胜利以后50多年的知识分子,论数量是几十成百倍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教育总是缺了一点什么,因此,从总的知识结构与思想水平而论,似乎总不如30年代和那时以前的几代。也许是世运如此,但是我只能相信后人总有赶上来的一天。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钱先生是达人,该想到的当然都想到了,不过他唯一的女儿阿元,钱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还常来侍奉汤药的,却竟因为骨癌而先他两年去世,还不到60岁。钱先生心里应该不能无伤痛。然而修短寿夭,终期于尽。谁又能逃得脱这条规律呢?

  写到这里,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听到钱先生的噩耗后,纷纷折纸鹤来追悼他们的老学长,给钟书先生送行。石在,火是不会灭的。知识的生命不熄,钱先生也就可以无憾了。

1998年12月24日(钱先生逝后第五日)

(原载1998年12月29日《新民晚报》,本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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