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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幻想和現实混淆起来

——試答关于几篇民間故事的疑問

毛星

“民間文学”每期都刊登了几篇民間故事,这些故事,絕大部分都是很优美的。可是,有些讀者提出了意見,指出有的故事的情节“不是必然的現象”,“不合邏輯”,有的故事“違反总路綫精神”,有的故事‘‘含有毒素”,宣傳了“因果报应思想”,等等。很显然,这些同志提出这些意見是基于蓬勃向上的政治热情和对“民間文学”这个刊物的热烈爱护。这是值得大家欢迎的。但是,这些意見却不一定正确。这里我想談談我对这些意見和怀疑的看法,讲得不一定对,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据我看来,对于民間故事的这些怀疑和意見,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內容是幻想的一类故事的幻想上面。有的同志把幻想和現实混淆起来,或者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要求、测量幻想,而且是用对现代人的要求去要求、测量过去的人的幻想。于是,問題便发生了。这里联系到文学和科学和政策的区別問題。文学和科学和政策的区別,自然不只是表現在有无幻想、幻想的性貭和把幻想摆在什么位置这一个問題上面,但这一个問題却的确使文学和科学和政策显示了区別。大家知道,不論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必須以事实为基础,研究实实在在存在的自然現象或社会現象,从里面去发現事物的发展規律。科学家所要表达的也只能是闡明客观事物的过去,現在的真实情况和将来必然的或可能的发展,而不容许摻杂分明是虚构的东西。否則,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了。我們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以事实为基础,以科学的理論作为指南的,它所依据的是現实生活中人們的需要,也不能是虛构的事物。文学,包括民間文学在內,虽然同样是以現实生活为基础,同样要反映生活的真实,可是却是以特殊的方法去反映生活,它不是象科学那样一点一滴都有事实根据的用概念和邏輯的推理去分析事物,而是以現实生活为基础按照作者的感受和想象去形象地描写事物:比如魯迅写“阿Q正傳”,創造出了“阿Q”这个典型。阿Q这个人物,是魯迅观察、研究了許多人,然后象高尔基所說的“把許多主人公的本貭特点‘抽象’了,分离了,然后,再把那些特征‘具体化’,概括在一个主人公的身上”,这样創造出来的。魯迅自己說,他的小說“所写的事迹,大抵有点見到或听到过的緣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和模特儿也一样,沒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社会科学家要研究农村中某一阶层的生活,也要調查訪問許多人,也要把調查的結果概括归納起来,但他的目的和任务是得出事实的結論,而不是創造出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人物,即使作为例子叙述甚至描写某一个人的情况吧,也必須是完全符合事实而不容許有任何的虛.构。否則,这个科学家所写出的报告或論文,就将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了。但是,象高尔基和魯迅所說的那样,文学家要塑造一个活的人物,却非有作者的想象和虛构不可。而虛构就需要幻想。想想着,如果魯迅也象社会科学家一样,把他所看到的人物,挑出几个作为例子,完全按照事实,加以叙述或描写,然后总的說出他的意見,阿Q这个典型怎么可能产生。因此,在文学的领域里和在科学的領域里不一样,作家为了創造人物和故事可以飞翔起想象和幻想的翅膀。科学家和革命家自然也可以有幻想,但却是另外一种性貭的幻想。比如列宁在“做什么?”中曾强調指出說“要幻想”!但他所說的幻想,是指那些“可能追过自然事变进程”的預見,而不是分明虛构的事物。但文学,即使是带有自傳性的小說吧,也可以容许有虛构的情节的,因而不可以象要求写历史那样去要求它完全实在。这就是說,对待小說和故事,不可那样“认真”,以为所写的人和事,完全是实在的,把小說中的人物和历史中的人物或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的人物完全相混,因而用科学眼光去考究小說的人物和情节,去研究这些情节是偶然还是必然,合邏輯还是不合邏輯。去年批判胡适派資产阶級唯心主义思想时,曾經批判了那些考証賈宝玉家譜的人。那些人所以犯了錯誤,就是由于不懂得“紅楼梦”是小說,是曹雪芹编出来的;林黛玉和賈宝玉是从曹雪芹头脑中孕育出来的,而不是真的由某个林家和賈家生育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但可以虛构过去或現在的現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象林黛玉、賈宝玉这样的人物或象民間傳說“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梁山伯、祝英台这样的人物(1);而且可以虛构过去、現在以至未来的現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完全属于幻想的象“西游記”里会七十二变的孙悟塞和“聊斋志异”里会变作美女的狐狸精以及大量民間故事中出現的仙女、精灵这样一类人物。孙悟空、狐狸精、仙女、精灵等这一类,人物和关于这一类人物的故事,很显然,更不能用科学的眼光去考究,用政策观点去要求他們了。 那么,文学作品就可以完全是信口胡編,不管反映不反映生活現实,不管是否与人民的观点和利益違反,也不管合不合乎情理,而我們在乡下或工厂里的作家也可以不管写出的作品是否違反党的政策了嗎?当然是不可以的。不过这里提出的一串問題应該分別加以研究。应該承认一切好的文学作品,包括“西游记”、“聊斋志异”一类的小說和出現神仙、精灵一类的民間故事在内,是都应該反映一定的生活现实,而且应該是不違反人民的观点和利益的。这是对一切文学作品,包括人民口头創作在內,是都适用的。但是要求合乎当前党的政策,却应該是只限于那些描写当前生活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如果違反党的政策,那就必然会違反現实发展的方向,違反人民的利益;却不能把这个要求去要求古人或对古代生活的描写一因为那时还沒有党的政策,也沒有产生党的政策的现实基础,提出这样的要求,就会犯反历史主义的錯誤。文学作品对故事和人物的描写,不論对过去的作品或現代的作品,是要求合乎情理的,但这只限于那些創作虽經历了作者的幻想,人物和情节是作者的虛构,但內容却是描写过去或現在的現实生活的作品,而不能要求象“西游记”,“聊斋志异”一类連故事內容也是幻想的作品,因为这类作品,按其本貭来說,是合情合理的,但按其幻想的內容来說,却不能以常情来衡量了。

那么,內容是幻想的小說或故事,怎么能說是也反映了一定的生活現实呢?

要回答这个問題,首先得研究产生这类小說或故事的人們的幻想的实貭和由来。幻想是人們的精神活动之一,人如果活着,而且不是不用脑子地活着,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幻想。幻想产生于对現实的不滿,产生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在阶級社会里,由于有不同阶級的人,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幻想,有各人自己想望着的不同的美好事物。因此,并不是一切人的幻想都是可爱的。比如秦始皇,要求长生不老,这是他的幻想,但秦始皇这样的幻想,只是封建帝王的貪欲,我們不会对它欣賞。“紅楼梦”里的賈敬,幻想修炼成仙,結果服食金丹丧了性命,作者給予了应有的嘲諷。旧社会里劳动人民的幻想,却与这些幻想不同。他們所幻想的是征服自然,免除奴役,减輕劳动,援助好人,惩治坏人,无限地发揮劳动者的威力和智慧,生活和劳动得美滿愉快。.这些在根本上說来是合理的要求,由于历史的局限,此如科学的社会主义还沒有出現,自然科学的水平还很低,或者是,已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說或已有的自然科学知識,还沒有为劳动人民所掌握,因而,人民还不知道实現这些愿望的现实的道路。这样,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就不能不变成了幻想,借着法力、宝物或神奇的助手来实現。由于这个原因,或者是仅仅为了艺术上的美的享受(比如,虽然今天已有了飞机,但人們仍然可以幻想长着翅膀飞上天去,虽然入們早就不相信万物有灵了,但仍然可以讲述或編写“风伯伯”、“雪花老人”一类的故事或瞑想更奇幻的一些事物),或者两个原因加起来,人民就把这些幻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艺术才能,編織成了許多內容是幻想的瑰丽的民間故事。这些故事之所以是現实主义的,并具有强烈的人民性,是因为这些故事最真实最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最真实最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斗爭和社会的黑暗。从这些故事里,我們可以看到当时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經济生活极其清晰的面貌。劳动人民不會用文字写出自己的历史,比如我国的廿五史就都不是劳动人民写的,这些史书里,也沒有劳动人民的地位,但人民却用自己的口头創作,留下了自己生活的忠实記录。因此,高尔基說:“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創作,那就不可能懂得劳动人民的真正的历史。” .

人民幻想借用法力或宝物来实現自己的美好愿望,因而民間故事里就出現了法力无边的宝貝,用这些宝貝,可以創造奇迹,可以变出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刊于“民间文学”去年七月号上的“三件宝貝”中的三件宝貝:一头神奇的毛驴会屙金子,一張神奇的单子可以变出各种各样吃的东西,一根神奇的木棒可以自己跳起来打人.有的同志就耽心說:这样,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就不干活了嗎?这不是在宣傳不劳动嗎?这一类故事有几种情况,需要分別研究。在旧社会中,劳动人民是在殘酷的压迫和剝削下劳动的,这种劳动,实际上是一种奴役,为了反抗并摆脫这种奴役,人民就幻想能获得一件什么宝貝,可以改变这种耻辱境况。这种愿望,是不能和不劳动的懶汉思想混为一談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見的情况是:有了一件什么宝貝或获得一种什么神妙的法力,劳动就神奇地减輕了,加快了,美得不可思議了。这是劳动人民渴望减輕劳动,发揮自己的威力和智慧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整个生产发展的历史不就正是减輕体力劳动、挖掘物貭隐秘动力的技术改进的历史嗎?如果不是主張修苦行,我們就一定不会反对用飞机代步行、用超重机代人力的背負、用高度自动化的机械生产代手工劳动。因而有了这些古代人只能想象作超自然的法宝的一切,我們就不能說人就一定会变得懶惰。要不这样来看問題,那么我們的先烈們和我們用全部劳动和整个生命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了懶人世界,而为了要加强劳动观念,人們就必得要回到茹毛飲血穴居野处的社会里去了一一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体力劳动的艰苦性才是最为显著的.显然,大家会认为这种观点是十分錯誤的。有些餅述宝貝法力的故事,比如上面提到的那篇“三件宝貝”,本来就沒有提出劳动不劳动或如何劳动的問題。这篇故事只是描写了旧社会里剝削者的貪婪、欺騙的丑恶嘴臉j;真及忠厚的劳动人民如何教訓了他們;并沒有宣傳也沒有提出这些宝貝的获得者有了宝貝后就好吃懒做再也不劳动了。“民間文学”去年五月号上的一篇“三件宝器”,也同样讲的是这个.我們不好离开这篇故事的主旨,去寻找一些与故事无关的題外問題。而且,根据故事主人公思想性格发展的邏輯而不是按照教条主义的公式的邏輯,也不可能引申出主人公会过着不劳而获的懶汉生活的結論。

人民幻想借用神奇的助手来实現自己的美好愿望,因而民間故事里就出現了各种化身为人的精灵,或并不化身为人但有着神奇的灵性的动物,它們常常是为了报答什么恩德而帮助了故事的主人公。比如“民間文学”去年七月号上的“一棵石榴树的国王”中,艾木台克放走了被他抓住的狐狸,狐狸就帮他找了个老婆而且享受着王宫的生活。同一期上的“金魚”,孩子放走了被他网着的金魚,后来金魚就变作少年帮他打敗了妖婆,使他和公主結了婚。有人提出說为什么要放走狐狸呢,狐狸不是狡猾的动物嗎?放走了狐狸不就是纵容了恶,不就是敌我不分了嗎?有的同志对上面提出时‘三件宝貝”中傻孩子的养活并放走了一条蛇,也提出了同样的疑問。这些同志有这样一种看法:对于狐狸和蛇,只能說它們坏,不能說它們好,就象对那些殘酷压迫和剝削农民的恶霸地主一样。是的,对狐狸和蛇,一般人多是有恶感的,在有些童話和傳說里,一它們常常扮演着反派的角色。可是,第一,狐狸和蛇并不是人,也不专为那一类人服务,因此不能給它們划阶級定成分,固定把它們看作是作恶的。第二,民間故事里使用狐狸和蛇等形象,也并不等于江湖上的使用行話、隐語等有着确切的影射的意义,比如臥为狐狸就只代表狡猾或等于狡猾的代号、蛇就只代表恶毒或等于恶毒的代号,因此也不能把它們或善或恶的性貭固定下来。狐狸和蛇是好是坏,要看餅故事的如何来处理它們:描写它們危害人民,它們就是坏的;描写它們帮助人民,它們就是好的。狐狸和蛇被肯定地加以描写,在我国传诵最广的小說和传说中,是存在着的。比如大家熟知的“白蛇传”,就餅的是一条幻变为人的白蛇如何温柔善良,忠于爱情。这个傳說在全国到处流傳,而且被改編为各种地方戏,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大家并沒有因为把蛇写得好了,就感觉不妥当。又如也为大家欢迎的“聊斋志异”,其中絕大多数篇幅都写的是狐狸精,而且都把它們写得十分可爱,也沒有人为此提出异議。可見肯定描写狐狸和蛇,事实上在我国早已通行,早巳被大家所允許,从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問題。有人說:可是“三件宝貝’’中的狐狸偷吃了艾木台克的石榴呀,艾木台克饒恕了它,不等于东郭先生饶恕了狼一样嗎?这里有一个区別:“东郭先生”里描写的狠,是貪殘凶恶躲过了灾难就能吃人的恶兽,虛弱的东郭先生在它的面前是只能等死的;“一棵石榴树的国王”里描写的狐狸,却只不过是此孩子們灵巧一些的小偷,在艾木台克的棒子下面,它是不能象“东郭先生”里的狼一样危害人的。有了这样不同的情况,因此就可以作不同的处理。还有人提出:狐狸报恩,金魚报恩,蛇报恩,这不是在宣传因果报应,和佛教宣传“爱生”的观念有什么区別呢?是的,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在我国人民群众中是存在着的,佛教“爱生”的观念在我国的人民群众中也是存在的,因而在民間就有着宣传这类思想的传说,这是值得我們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間故事时加以注意的。但不能說,一切写了“报恩”这种事情的民間故事就都是在宣传佛教的这种思想。民間故事中許多象“金魚”一类的故事,和善恶报应及“爱生”的思想,看起来似乎相同,实貭是不一样的。因果报应及与之相关的“爱生”思想,是建筑在不管是非的为“善”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必然性上面,而这种必然性則操之于冥冥中的神灵,善恶到头,神灵就自然会給以报应。不管是非的为“善”,包括“爱生”在內,就連恶势力也紕容也爱护了,东郭先生的“兼爱”及于狼,和这种思想是相通的,这种思想我們当然是不贊成的。善有善报的思想,是教人相信冥冥中的神灵;教人相信“积阴功”就会有善果,由于这种思想教人麻痹,教人安于現状甚至教人故意让人奴役,而把命运托之于神灵,托之于不可知的未来,因此我們也要反对。但是我們并不反对真正的为善,并不反对以恩报德。站在人民立場上,真正的为善和以恩报德,.这是美德,值得提倡。难道我們倒要提倡为恶,提倡以怨报德嗎?“金魚”、“一棵石榴树的国王”、“三件宝貝”和“三件宝器”等所写的报恩,正是以恩报德的报恩,孩子放走金魚、傻孩子养活小蛇、李黑蛋救了狐狸,并不是为了积德图报,为了冥冥中的神灵垂鉴,而是由于感党处于困危中的金魚等,的确可怜,使得人同情。而且,金魚等的报恩也不是受了什么神灵的差遣。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故事,如上面所說的,是描写入如何把这些精灵作为助手,实現了自己美好的愿望,而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宣傳什么报恩,报恩只不过是人得到助手的一个原因罢了。

民間故事中,主人公借法宝或神奇的助手实現了自己的愿望后,境况自然就一定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在好多故事中,一个穷苦的农民,竟然变成国王了。对于这种改变,我們有些細心的讀者,从“阶級观点”出发,又提出了一个耽心的問題:这样,他的地位改变了,成为了统治者,不是就要变貭嗎?在旧社会的現实生活中,这种变貭,大概是要发生的,但在內容是幻想的这一类民間故事中,这种变貭却不一定会有。因为这里所餅的是劳动者自己的幻想,是劳动者所想望的东西。在劳动者的幻想中,穷苦人作了国王,就一定会是公平、正直的好国王,就一定会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場替劳动者办事。現实生活中的一些鉄的規律,比如变貭之类在这些幻想中是不能起作用的,幻想的主人劳动者也不允許它起作用。否則,現实生活的規律就太殘酷,以至劳动者幻想美好的事物也都不可能了。这些同志在这里依然是混淆了現实和幻想,拿分析現实生活的办法去分析幻想,因而不可能正确理解这些幻想。民間故事中的那些古怪离奇的故事,正因为它是正确地反映了一定时代人民的幻想,把它当作人民的幻想看,因此我們說它是現实主义的;要是把它当作实在的事来看,那就全然是虛妄的了,还談得上什么现实主义。抛开这些不干扰幻想的现实規律,在这些故事中,改变了境况的劳动者,即使是作了国王吧,也仍然是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的。从“一棵石榴树的国王”故事中享受着王宫生活的艾木台克身上,或者从苏联的一篇韃靼童话‘三件宝貝”中作了国王的塔茲.奥格兰身上(2),我們都看不到他們一定要变成欺压人民的統治者。这里可以看出一个問題:一个人的任何幻想,不管幻想得多么奇怪,都脫离不了他的阶級特色,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定阶級的心理状态。也就因此,我們可以从幻想的故事中分辨出那些是人民的,那些不是人民的。比如都是描写一个人和一个幻化为人的动物結婚或同居吧,在中国民間流傳得很广泛的“田螺姑娘”就和唐人傳奇里沈既济所写的“任氏傳”大不相同。“田螺姑娘”写一个娶不起妻子的穷苦农民,得到田螺精作他的妻子,使他不用自己作飯,能更好地劳动,过着美好的生活。“任氏傳”則写一个不事劳动的酒色之徒和幻化为人的狐狸精(即任氏)同居,过着淫蕩的生活。

內容是幻想的一类故事中,和內容不是幻想的一类故事一样,可以是現实主义的,也可以是反現实主义的;可以具有人民性,也可以是反人民的。那区別就看这些幻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在人們的头脑中的存在是否現实,是反映了人民的要求还是与人民的要求相違反。比如:古代的人可以幻想长了翅膀飞上天,却不可能幻想現代的噴气式飞机;古代的劳动人民可以幻想在政治上翻身作主(比如当了国王惩治了剝削者),却不可能幻想无产阶級专政;地主阶級的代表可以幻想如何更殘酷地剝削农民,却不可能幻想廢除剝削制度;劳动农民可以幻想借着某种法力使地主不敢或不能来收地租,却不可能幻想让地主剝削得更厉害一些…

总之,对于那些幻想的民間故事,我們应該去感受那些在故事中跃动着的人民的思想和感情,而且是要把它当作人民的幻想看,而不要老老实实认真地去进行科学的考究。不然的話,我們就会被幻想中出現的国王、狐狸、法宝等弄得到处都是疑問。

1956年3月27日

① “紅樓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自然有一些現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情景,但那不是小說或故事的主要部分。

② 这篇故事見“苏联民族童話”,曹海譯,时代出版社版149茧162頁。

原载:《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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