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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学思想批判

毛星

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第二版的序文中指出,由于“法国的阶級斗爭”的“那些情势和关系”,“使得一个凡庸的而且不象样的人物可能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①馬克思这一句对1851年法国政变的“英雄”路易。波拿巴郎拿破侖第三的話,可以移用給我国“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虽然“五四”文学革命不是“政变”,也沒有皇袍落在胡适的屑上,胡适也絕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首領,更主要的区別,法国1851年12月2日,是反革命的政变,中国1919年的“五四”,則是革命运动,可是胡适这样“一个凡庸的而且不象样的人物”,的确由于当时的情势,召“五四”文学革命中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陈独秀在当时所写的一篇“文学革命論”中說胡适是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急先鋒”。当时及后来也有不少人吹捧胡适,說他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总司令”,是“发难者”,而胡适也在他的許多文章中到处自我吹噓,认为“白話文学的局面,若沒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現二三十年”②,认为由他所“发明”和提出的所謂“历史进化的文学現”,有如“哥白尼的天文革命”,此說一出,“就便那‘宇宙古今之至美’(按:指古文)从那七层宝座上倒撞下来,变成了‘选学妖孽,桐城謬种’!”③胡适在政治上老早就破产了,可是他在文学方面,特別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期中的表現,則有不少人对他怀着敬意,一直是夸大了他在当时的貢献和功績。

毛澤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會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④作为当时整个运动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也基本上貫彻了这一精神,否則,它就不能称作文学革命了。可是那时胡适的思想,和“五四”的基本精神却恰好相反。“五四”运动的特色是彻底反封建,可是当时及以后的胡适,却拥护封建势力至少是向封建势力妥协,他自供:“我搜索我平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斗爭的光荣’。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⑤他說: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巳在二千年前崩坏了。”⑥“五四”运动的特色是彻底反帝国主义,可是当时及以后的胡适,則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他艳羡美国的物貭生活,艳羡美国的所謂“民主”政治,他宣傳“外国投資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統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統一。”⑦他认为中国的仇敌,“帝国主义不在內”,“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⑧他劝告中国人民说“不要說是帝国主义害了我們。那是我們自己欺騙自己的話。”⑨正因如此,胡适不但沒有参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且对当时轰裹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很大的不滿,站在拥护帝国主义利益和封建軍閥統治者的秩序的立場劝說学生們复課,提出“学生的职責是讀书”。由于他的反动的立場和观点,他对于“五四”新思潮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看法都是非常錯誤的,都与当时一般有着进步思想的人的看法不同。1919年11月他写了篇“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他对当时“五四”运动的看法,他认为陈独秀所提出实际上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拥护“民主”与“科学”两个基本口号的解釋“太籠統了”,他的“不籠統”的解釋是十六个大字:“研究問題,輸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十六个字就把“五四”民主主义革命的內容完全抹杀了。对于当时的文学革命,胡适也有他自己的解釋。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論”中提出: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張“文学革命軍”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軍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学,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⑩

这种虽然是站在資产阶級民主主义立場但却是清楚的反封建的文学革命的主張,胡适虽然沒有公然提出反对,但却另外提出了一套意見,用这一套意見来代替、来取消了这一主張。他在他所写时‘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导言中,认为除了“文学工具革命論”外,其他的一切主張都是“枝叶的主張”,他說:

我們主張把白話建立为一切文学的唯一工具。所以我回国之后,决心把一切枝叶的主張全抛开,只飘定这一个中心的文学工具革命論是我們作战的“四十二生的大炮”。(11)

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論”发表之后,胡适说:

我在民国七年四月发表“建設的文学革命論”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化零为整,归結到“国語的文学,文学的国語”十个大字:

我們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語的文学。……(12)

这样“抛开枝叶”、“化零为整”的結果,文学革命的革命內容就化为烏有了,而“文学革命論”一下子也就变为什么“文学工具革命論”了。

奇怪的是:反对“五四”运动基本精神的胡适,却在“五四”享了盛名,而且一直被认为是“五四”文学革命大有功績的領导人物,在当时,据胡适說竟有人称他是“过激党”。这不能不說是复杂的近代中国的怪現状之一。这种怪现状的产生,自然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情势。

中国的資产阶級,由于产生在帝国主义的时代,由于产生在半殖民地的国家,而当这个阶級产生的时候:中国的无产阶級就已产生了,并且表現了它的革命坚决性和强大的力量。因而,中国的資产阶級,天生就是极度的軟弱。毛澤东同志指出“由于他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未完全断絕經济上的联系,所以,他們又沒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五四”时,由于十月革命的号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无产阶級革命的影响,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或者瓦解,或者受伤,暫时无暇也无力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13)。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的資产阶級,也就参加了“五四’’运动。但由于中国資产阶級天生的軟弱,由于“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級已开始作为了觉悟的政治力量而出現,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資产阶级总是时刻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井在許多地方和无产阶級存在矛盾。至于买办性的大資产阶級,毛澤东同志指出“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他們所豢养的阶級,他們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資产阶級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只是“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統之一的买办阶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間內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綫”。(14)胡适是属于美帝国主义系統的中国买办資产阶級知识分子的代表,由于“五四”运动主要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他的被阉割了革命內容的所謂“文学工具革命”又不能損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因此,胡适也就以文化运动的一員参加了“五四”的文化运动。中国的資产阶級在当时的文化运动(包括文学革命在內)中既不可能象資本主义初期西欧資产阶級那样,有着自己所創造的进步的文化,甚至連帝国主义时代資产阶級自己的一套反动的腐朽的理論也提不出来。毛澤东同志指出:“这个阶級的文化思想却此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因此,作为資产阶級文化代表的胡适之流就只能拾取帝国主义反动理論家的唾余,販卖一点从美国带来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极端反动极端腐朽的实驗主义,井把这个“主义”运用于文学。下面将要談到胡适的所謂“实驗主义的文学观”是如何地荒謬、愚妄和淺陋。应該指出的是,中国資产阶級除了这些荒謬、愚妄和淺陋的見解外,实在提不出別的更为高明的主張。胡适言論的荒謬、愚妄和淺陋,正是反映了中国資产阶級的文化的极度落后。統观中国資产阶級的知識界,比較起来,胡适是不失为其最重要的代表的。

“五四”时的中国无产阶級,虽然已开始成为了觉悟的政治力量,但在政治上还缺乏斗爭的鍛炼,那时虽然也已出現了具有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人物而且成为了当时运动的領导者,但这些人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究竟还是比較低的。加以那时作为整个运动領导人物的馬克思主义的代表,例如李大钊同志,又主要是把精力集中在宣傳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說方面,只着重駁斥了胡适反馬克思主义的反动謬論,以后曾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并曾一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但后来堕落为托洛茨基派的陈独秀,虽然参加了当时的文学革命,但那时他的思想便有着許多錯誤,对胡适的錯誤的文学恩怨,不但沒有加以批判,反而大大加以頌揚。因此,作为买办阶级文化代表的胡适的文学思想,在“五四”当时沒有受到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胡适在当时所提倡的白話文体,虽然他自己的一套分析、許多基本观点都是錯誤的,而把当时的文学革命只看作是文体的改革,阉割去文学革命的革命內容,更是其根本的錯誤,但白話的提倡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是进步的文学內容所需要的。仅仅这一点,当时胡适是“尝試”郎“投机”对了。“五四”时,白話与古文的論爭,曾在中国的文化界掀起了巨大的波瀾,这一論爭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文化向封建文化所进行的重大斗爭,这一論爭的性貭,是既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封建势力的胡适之流所不愿意了解并且极力加以歪曲的。可是当时胡适是站在提倡白话的一边,他的“文学改良刍議”,又的确是提出得比較早,而先說話的人,不論他讲得如何淺薄以至謬誤,人們照例是要給以特殊的以至往往是过分的重視的。加以胡适又有着永远改不了的“戏台里喝采”即自我吹噓的市儈特性,又有一帮他的“我的朋友”帮助他喝采,于是一个不但反动而且凡庸淺陋的人物就被装扮成“英雄的角色”了。

現在,我們且来研究一下胡适在提倡白話这一点上究竟有多大的功績。

胡适在他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說:

我在这十几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点貢献,我的貢献只在:

一 我指出了“闲白話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

二 我供給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論,使人明瞭 国遇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瞭白話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 什么地位。

三 我发起了白話新詩的尝試.(15)

他所說的这“三大貢献”,都可归并为四个大字:提倡白話。胡适的中国文学史現,根本上是錯誤的;胡适的尝試新詩,就“詩’’的要求說,根本上是失敗的。这两点下面还将詼到。这里仅就他所說的“貢献”的第一点,也是他的确可以說是有些“貢献”的方面談談。

用白話創作小說,从宋代就已有了,元、明、清三朝更出現了許多重要著作,这些事实,是任何留心中国文学的人都可以看得見的,胡适在这方面自己独特的“新的发現”,只是臥为古文已死了两千多年。但是这說法是荒謬的。把白話的著作,如“水浒”等,与“史記”、“汉书”等并列在一起,这样来估价“水浒”等白話小說的价值,这种意見,晚明的袁宏道、清代的金圣叹就已有了,胡适同样的說法,只不过是拾取袁、金筹人的唾余,但胡适在这:方面也有他独自的“发现”,这就是他的白話正宗说,认为只有白話写的东西,才是好的。这种說法,也是荒谬的。这两点下面还要談到。至于白話文的提倡,也是在胡适倡議前就已有了。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总序中說: .

民元前10年左右,白括文也頗流行,那时候最著名的白話报,在杭州是林蠏陈敬弟等所編,在蕪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編,在北京是杭辛斋,彰翼仲等所編,郎(按:疑是“及”字之誤)余与王季同,汪允中等所編的“俄事惊聞”与“警钟”,每日有白話文与文言文论說各一篇……(16)

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也說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話报,如“国民白話日报”、“中国白話报”、“杭州白話报”、“安徽俗話报”、“安徽白話报”、“宁波白話报”、“潮州白話报”等。至于胡适本人如何写起白話文并用白話写起小說来,据他自己說,經过是这样:1906年的夏天,胡适在上海人中国公学,公学里一些学生組織的“兢业学会”創办了一个叫“兢业旬报”的白話报。学会的会户长劝他給这个报紙作白話女,于是他就写了一篇通俗“地理学”,这就是他的“第一篇白話文字”。他“做了一个月的白話文,胆子大起来了”,于是就“忽然决心做一部长篇章回小說”,連續写了十一回,在“兢业旬报”上刊載。这样就給了他“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练”。由此可見,重視白話文学和提倡白話文,并不是胡适的“創見”和“发明”。可以算作值得当时重視的新的意見,是宣 布古文的死亡和与古文作斗爭。这一斗爭,前面已經提到,实际上是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与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的斗爭,但胡适自己声明他的平生不曾有过“与封建主义斗爭的光荣”,他自己和旧文学只限于文体之爭,思想精神上倒却沒有什么重大的分歧,因此就在文書与白話的論爭中,胡适也經常表现了他的妥协态度,“五四”后不久便完全向旧的营垒投降,整理国故去了。胡适自己在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

文学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論,到民国6年(1917)工月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終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胡适自己常說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學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惫先鋒是他的朋友陈独秀。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争議”之后,发表了二篇“文学革命論”(6年2月),正式举起 “文学革命”的旗子。……胡适当时承认文学革命还在讨论的时期。……”他这种态度太和平了。若照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还須經过十年的討論与尝試.(17)

1917年4月9日胡适給陈独秀信說:“吾輩巳强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8).

陈独秀則訊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話为文学正宗之說,其尽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为絕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9)

胡适自己臥为:“当日若沒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討論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20)可見: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只是一个怯懦的文体改良主义者;文学革命的旗帜不是他举起来的;继“文学改良刍議”之后,“文学革命论”也已发表,胡适对提倡白話反对文言的主張,自己还认为不一定正确。胡适的这些自白,画出了他自己在文言和白話的斗爭中妥协者和投机者的嘴臉。正因如此,当时与文言拥护者們的几次重要斗爭,比如与林紆的斗爭,与“学衡”派的斗爭,与“甲寅”派的斗爭,胡适都沒有参加或沒有积极参加。需要战斗的时候,这位“先鋒”却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是当文言拥护者們奄奄一息早已潰不成軍时,和女言拥护者們所作的最后一战中,出現了一篇胡适写的“老章又反叛了”,这篇文章所着重議論的只是章士剑的“雅量”問題,再就是叙述他和章士釗吃飯后如何共同拍照,章士钊如何在照片上題詞“投降”,既沒有什么尖銳的駁斥,也沒有战斗的气息。(21)积极和文言拥护者作战,并在战斗中抓着敌人要害,投枪一掷正中敌人要害的,是魯迅先生。比如与“学衡”派斗爭时所写的“估学衡”,与“甲寅”派斗爭时所写的“答K.S君”等。这些光彩煥发的文章,今天讀来还能激超人們很大的感奋。拿当时魯迅先生这方面的文章与当时胡适之流这方面的文章相比,其思想、精神以至文字的差异,真象拿鹏鳥去比斑鳩。

关于文言和白話的論爭,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论集的导言中說过一句合乎常識的話:“新文学的創作有了一分的成功,郎是文学革命有了一分的成功。”和文言拥护者們作斗爭,如果只是吶喊,拿不出自己的貨色,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这一方面,胡适自然也有他的“成績”,那就是老早就被人遺忘了的淺陋不堪的“尝試集’’和同样被人遺忘、同样淺陋的游戏剧之类。这些劣貨,在当时就會受到了一些人合理的嘲笑。在这一方面又不能不提到魯迅先生,如果沒有魯迅先生当时所写的一些光輝灿烂的小說和杂文,而靠着“尝試集”之类去与文言拥护者們斗爭,那么白話就真的要被人从实际上証明不能作为文学的工具,古文不但不会早死,而且要延年益寿了。

胡适的提倡白話,他的所謂“文学工具革命論”,其真象和功續不过如此。

胡适的“文学工具革命论”、“白話正宗’論以及新詩作法等等谬误的淺陋的种种說法,被弓个共同的錯誤观点所貫串,这就是他的极为淺薄可笑的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有种种派别,但任何一种形式主义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反現实主义的。文艺的內容和形式的关系問題,永远是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爭的焦点。形式主义者认为文艺是脫离生活的,是不反映現实生活的,是“純形式”的;現实主义者則臥为文艺不能脫离生活,必須反映现实生活,文艺的形式不能脫离开它的內容,井为它的內容所决定。. 胡适的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和一切形式主义者一样,是建筑在唯心主义这一基本观点上的。在这一方面,胡适比他的唯心主义者的先輩,不惟沒有什么新的創見,而且淺陋得多。胡适的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不仅挖去了文学的思想,也抛去了甚至属于文学形式方面的一些部分,而只是抓住了他所謂的文学工具即白話来解釋、說明和分析一切。因此,虽然一切形式主义的論調都是錯誤的,但为了多少指出胡适的一点特色,不能不給他加上“极为淺薄可笑的唯白話論盯’的形容。这些可笑的、淺薄的意見,这里可以举出几个例子。象以后在談到别的問題我們还要碰到的,这些引文,是十分地无味,对于閱讀这些,我們的讀者是需要很大的耐心的。

前面已經談过,胡适阉割了“五四”文学革命內容,把文学革命曲解为文学工具的革命。对于这一問題,胡适有他自己的“理論”.胡适臥为文学革命必須从“文的形式”方面下手,并进一步臥为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决。他说:

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一种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锁镣銬。(22)

我們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决。我們认定“死文字定不能产生活文学”,故我們主張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須用白話来做文学的工具。……我們认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載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23)

这里,胡适提出了一个反現实主义的基本論点:形式决定內容,有了新的形式才有新的內容。这一論点,是一切形式主义者所共有的,胡适的特色是他所說的“文的形式”是更为形式的东西,印只指的是文言或者白話的“文字問題”,因此他比一般形式主义者更为淺薄。这种論点的不正确,是显而易見的。即以“五四”时的提倡白話来說:是因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新的社会关系的新情况,是因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意識的成长,才有了新的文学思想,新的文学的內容要求新的形式来 表現,白話才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問題被提了出来,而决不是反轉过来,由于提倡白話才出現了新的精神新的思想,象胡适所說:“若想一种新內容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镣銬。”而且,作为表現思想的工具的語言,它的变化发展,經常总是比思想的变化发展迟緩得多的。就是說,語言是比較固定的 东西。即如胡适所称贊的“紅楼梦”里的一些北京話和“海上花列傳”的苏州話,与今天的北京話和苏州話并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两节的写定,一在清初,距今已有一百九十多年,一在清末,距今也有六十余年。这一百九十多年或六十多年中,中国經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爭和1949年1O月1日震惊世界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巨大胜利,而前者还經过了鴉片战爭、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中国从封建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变成了今天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大大改变了,社会生活大大改变了,一般人的思想精神面貌也大大改变了,可是除去一些新的术語名詞,人們还是說着六十多年前、一百多年前的話,而且似乎还要照旧說下去。正因如此,任何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当其产生时,都不可能馬上就引起語言上的什么变化,或者根本不会引起諳莒上的什么变化,仍然以“五四”运动为例,所有参加这一运动而且提倡白話的人,一开始几乎都是用文言来表达自己的新的思想,即如所謂提倡白話的“急先鋒”的胡适自己,最初也是用文言写文章的,此如他的那篇所謂“文学革命的最初宣言”的“文学改良刍議”所使用的“文学工具”,便是文言,而魯迅先生是“五四”文学革命真正的旗手和先鋒,但他最初所写和所譯的有着嶄新思想內容的文章,如“摩罗詩力甜’及收入“域外小說集”中去的几篇譯文等,都使用的是文言。

胡适的“文学革命”的“理論”,运用在文学批評上,自然地就出現了凡白話都是好的,凡不是白話的作品都不是好作品的謬.論。这种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的批評,象“文学工具革命论”一样,完叠闔割了文学批評的思想內容。胡适的半部“白話文学史’,整整四百七十八頁,可以說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乱七八糟的抄录,被抄录和受到贊揚的作品的标准,只是簡单的两个字:“白話”,或者是添三个字:“或近乎白話”。至于作品的思想內容,是几乎完全不管的。这种荒謬絕倫的批評,其淺薄可笑,恐怕是古今中外天下少有的吧。形式絕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好坏,至于文字的用文言还是白話是更不能决定一部作品的好坏了。这里,又不得不回到关于語言的常識問題上去。語言在任何时候都是属于这一語言的全社会的、全民的統一的交通工具,但使用同一語言的各个阶級、各个集团,以至各个人的思想却可以是矛盾对立的,每一个人在运用这同一語言的能力上也必然是存在差异以至很大的差异的。比如“五四”时李大釗同志和胡适都是用白話写文章,当时关于’‘問題和主义”的重要爭論,双方使用的语言的工具,并无什么不同,但是思想上的差异却是那样的巨大。当时的魯迅先生和胡适,都提倡白話,都用白話写作,可是两人的思想却有着很大的分歧,两人的文字的修养,也有着很大的差別。这里联系到一个問題:文学的語言和一般人的日常說話的关系。胡适主張文学的語言和一般人的日常說話完全一样。胡适在他的“建設的文学革命論”中,把他的“文学改良刍議”和他“归国以后,在各处演說文学革命”中提出的所謂“八不主义”总括作四条,其中第二条是:

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说就怎么說。这是(二)(三)(四) (五)(六)諸条的变相。

这就是說,文学创作应該完全照录日常生活中的說話。按照这一說法,一个作家对語言的选擇、提炼等努力这一起碼的要求就完全不必要了,按照这一說法,那么任何一个人只要把他日常的說話完全照录下来,就都可以成为絕妙的文学了。由此可見,胡适对于文学,連起碼的常識都是十分缺乏的。这一謬論的发揮,胡适还提出了他的方言或土話的文学,认为方言和土話远胜于通俗的白話。他說: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貴,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远胜于古文,然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的,通俗白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話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24)

认为:

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們更不肯目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現个性的差异,……古人早巳見到这一层,所以魯智深和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話,“金瓶梅”里的主要人物更以土話見长。(25)

“水浒”中魯智深和李逵的“个性”的“表現”絕不是由于“都打着不少的土話”,“金瓶梅”里的主要人物,也絕不是“更以土話見长”,这种胡言乱語,是用不着駁斥的。在这里,胡适把他所倉。造的白话至上論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方言土話至上論了。按照这个意見,只有那些狹小区域里的人才看得懂的方言或土話文学,才是天下絕妙的文学,那些不是或不完全是用方言土話写成的作品,例如“水浒”、“紅楼梦”等就一概不是好的文学了;按照这种意見,一切方言土話不管它是如何地粗糙,无味和不合邏輯、缺乏文法,都是最好的語言了。这种謬論,不但淺薄可笑,而且十分地有害。1934年,高尔基为了和玷污俄国文学語言的现象作斗爭,曾和拥护使用地方土話的潘菲洛夫等人展开了論爭。高尔基在“关于一个爭論”一文中提出:“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来反对那种把不好的‘地方土話’或者干脆把語言中的渣滓来敗坏俄罗斯文学语言的現象。”指出:“我国的文学拥有‘民粹主义者’的丰富的语言材料,还有象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薩尔蒂柯夫、列斯科夫、乌斯宾斯基和契訶夫这些独具一格的‘风格优美的作家’的語汇。我們的青年作家对这些美好的遺产是不太知道的,似乎也不太想去知道。”(26)高尔基指出这一論爭的重大意义,认为它关系到俄国文学的貭量問題。我国用近代白話写作的文学,在語言上,也有着它优秀的傳統。我們应該接受的是施耐庵、罗貫中、吳承恩、吳敬梓、曹雪芹等人所留下的丰富的語言宝藏,我們应該注意吸收的是方言土語中的精华,而不是随意地提倡各地的土話,把方言的文学奉为最好的文学。中国近代优秀的白話小說,在語言上有其共同的特点扩即大都是使用的北方官話。北方官話,由于許多年来政治上、經济上及文化上的种种原因,它有机会和条件吸收其他許多地方土語、方言中的精华,以它为基础,已逐漸形成为通行全国的“普通話”,它的流行的寬广,特別是它在文学上的偉大成就,有力地証明了它的优越性。在这一問題上,进化論者所說的“优胜劣敗”是可以适用的,可惜的是自称为进化論的信徒的胡适,偏偏在这里忘記了这一基本原則。胡适的提倡方言土話文学,实貭上是提倡語言的粗制濫用,如果照他的意見作去,唯一的結果是破坏祖国語言的純洁,引起祖国語言的紊乱。

胡适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应用在創作論上,也表現了它的淺薄和荒謬。胡适在“談新詩”一文中,談到新詩的作法,他的高論是:

做新詩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詩的方浊,新詩除了“新体的解放”的一項之外,別无他种特別的做法。(27)

这就是說新詩和旧詩,只是文体上的区別,至于思想精神是可以完全一致的。这里不仅說明了胡适对文学革命的完全无知,而且暴露了他思想上和旧的文学原无原則的分歧。这种錯誤的主張,胡适自己是确实“尝試”过的,証据就是那本所謂新詩的“尝試集”,根据这本爷‘自序”和“再版自序”所餅的他的“創作”过程,胡适在那里摸索、“尝試”的只是“二三十种晉节上的試驗”,正因为只是在这极为形式的形式方面推敲,因此这一“尝試”,虽然自己大吹大擂地“戏台里唱采”,也只是在形式上作到了“象一个纏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28)。“尝試集”的尝試及其必然的結果,証明了胡适形式主义的破产,証明“此路不通行”。

胡适的形式主义謬論还表現在他对文学发展的看法上。这就是他的中国文学的文体的革命論,中国詩歌发展的“解放”說,世界文学发展的“經济”論占胡适提出中国文学經过几次革命,他认为:

韓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襄”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談哲理,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以俚語說理記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29)

中国文学是不是这样革命的,文学革命至元代是否“极盛”,以及宋人說理谈禪的語录算不算文学等等,这里都姑且不談。只就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出,胡适畝为中国文学的革命或重大改革都只是文体的改变。关于中国詩歌的发展,胡适說:

自三百篇到現在,詩的进化沒有一回不是跟着詩体的进化来的。……三百篇究竟还不會完全脫去“风謠体”的簡单組織,直到南方的骚賦文学发生,方才有偉大的长篇韵文。这是一次解放。但是骚賦体用兮些等字煞尾,停頓太多又太长,太不自然了。故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詩剛除沒有意思的煞尾,变成貫串篇章,便更自然了。……这是第二次解放。五七霄成为正宗詩体以后,最大的解放莫如从詩变为词……詩变为詞,只是从整齐句浊变为此较自然的参差句法。……这是三次解放。……詞曲的发生是和音乐合并的,后来虽有可歌的詞,不必歌的曲,但始終不能脫离调子”而独立,始終不能完全打破詞調曲譜的种种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样做,就怎样做。这是第四次的詩体大解放。(30)

这种說法是根本不合乎事实的。以社会生活为基础的詩歌的发展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詩歌,总是先有自由讴歌的原始“民谣”,然后才出現有一定格律的格律詩;先有格律比較簡易的.格律詩,然后才有格律比較繁难的格律詩。而且以后的自由詩产生后,格律詩也并不因之絕灭。我国最早的詩集“三百篇”中一些来自民間的民謠,虽然經历过文人的一些修飾,不完全是原来的样子,但仍可君出它是比較自由的詩歌,沒有一套什么格律,因此,不能从它“解放”出来騷赋;騷賦的“兮”、“些”恰好是最自然的口語中的語尾助詞,自然不能看作是一种束缚;五、七雷詩絕不比騷賦自由;詞曲的句法虽然参差,但它却另有一套格律,也不比古詩自由.倒是比較活潑自由的“民謠”,产生在古詩之先;比較自由的古詩产生在律詩之先;而远在詞曲产生之前,就存在着句法参差却沒有詞曲一套格律的汉魏乐府。如果歪曲这些事实,按照胡适制造的这个道理或这一規律“解放”下去,那么,詩到最彻底的最后解放,就将自行解体,完全消灭了。离开决定形式的內容,离开社会生活,是无法正确理解形式的变化和发展的。关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胡适在論到短篇小說时,忽然发現了一条規律,胡适說:

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都是由长趋短,由繁多趋簡要。……詩的.一方面,所重在于“写情短詩”,象荷馬,密尔頓,但丁那些几十万幸的长篇,几乎沒有人做了;就有人做,也很少人談了.戏剧一方面,莎士此亚的戏,有时竞长到五出二十幕。后来变到五出五幕:又漸漸变成三出三幕:如今最注重的是“独幕戏”了。小說一方面,自十九世紀中段以来,最通行的是“短篇小說”。长篇小說,如托尔斯泰的“战爭与和平”竟是絕无而仅有的了。所以我們檢直可以說,“写情短詩”,“独幕戏”,“短篇小說“三項,代表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原因,不止一种。(一)世界的生活竞爭一天忙似一天,时間越宝貴了.文学也不得不讲究“經济”;如不經济,只配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老爷太太們看,不配給那些世界上做事的人看了。(二)文学自身的进步,与文学的“經济”有密切关系。斯宾塞說,論文章的方法,千曾万语,只是“經济”一件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經济”的力法。(31)

这样,胡适簡单干脆地就把长詩,多幕剧与长篇小说的“十九世紀中段”以后的发展和存在全部否定了。按照这种說法,再加上进化論的通則,生活和文学都是要一天天更加进步,因而时間会“越宝貴”,文学会“越讲求‘經济’的方法”,文学这样进步的結果,不但长篇小说等会被“經济”掉,就連短篇小說也会被“經济”掉,終至連任何文学也都沒有了。所幸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各国文学并沒有按胡适的規律发展,因此长詩、多幕剧和长篇小說至今还沒有絕灭。胡适关于文学发展的这一类可笑的說法,多少有些文学常識的人是都可以人事其错误的,因此,就用不着在此費話了.

胡适的淺陋的形式主义的謬論,在很早以前,就有人加以駁斥了,对于这些駁斥,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导言中,用上面引用过的一些“理論”加以辯护,并且向駁斥者反駁道:

現在那些說俏皮話的“文学革命家”为什么不回到二十年前的駢文古文里寻求他們的革命“大道”呢?(32)

沒有入主張“回到二十年前的駢文古文里去寻求革命‘大道’”,但所以不这样主張,并不是由于籠統地认为駢文古文的文体不好,而是由于駢文古文的形式所包含的封建內容,是由于这种旧文体不适于表現新的內容。我們是內容、形式的統一論者,在內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須服从于內容这样一个前提下,对于文学的形式以至对于文学的工具的語言,社会主义現实主义者以及所有优秀的現实主义作家,此一切形式主义者都是更加认真重視的,而且在这一方面,不論在理論上或创作上,都此一切形式主义者有着不可比拟的卓越的成就。如果說得更准确一些,那么,一切形式主义者,由于他的背离現实、脫离生活、提倡邪恶的审美趣味,都正是文艺形式的破坏者。胡适的脫离文学內容的白話至上的謬論,也正是对我国語言的粗暴的破坏。

正如任何事物总是形式与內容的統一的整体一样,任何文学也永远地有着自己的內容和形式,并作为两者的統一体而存在。完全沒有內容的所謂“純形式”的文学是不存在的。一切形式主义者,不論如何宣称他所追逐的只是形式,如何宣称他的“崇高”目的超越了現实生活,他的理論和創作,仍然有着一定的思想內容,仍然从一定的角度用一定的方式反映了現实生活的某个方面。只是,形式主义者常常用他的“形式”掩盖貧乏的腐朽的以至十分反动的思想;只是,形式主义者常常是站在落后的以至反动的立場反映他自己及他所属的阶层或集团对現实生活的錯誤了解,并从而反映了作者本人及其所属的阶层或集团的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淺薄可笑的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的胡适,尽管他常常避开談論文学的思想和內容,但处处总表現了他对文学的思想內容的一定看法,虽然这些看法是十分地淺薄荒谬。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导言中声明他对文学的內容不是不加注意的,他說:

我最初提出的“八事”和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都顾到形式和內容的两个方面。我提到“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文学的内容问题。(33)

原来胡适在“五四”时所提出的“文学內容的革新”就只是“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所有这三.点合在一起,就只是四个宇:要有內容。至于“言”什么“物”,呻吟什么,讲自己的什么話,拥护封建势力也好,欢迎帝国主义也好,是都可以的。这能叫什么“文学內容的革新”!这种論調,不但十分淺薄,而且一点也不新鮮。远在胡适提出他的“八事”前的三百多年,晚明时公安派的袁氏兄弟即袁中郎等人就提出过这样的主張,而且比胡适餅得透彻清楚.袁中郎提出晚明时文风雕敝,他說:“詩道之秽,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为格套所縛,如杀翮之鳥,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若老嫗之傅粉。”(34)又說:“盖詩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則必欲准于秦汉,詩則必欲准于盛唐,剿襲模拟,影响步趋。”(35)因而他:“慨摹拟之流毒,悲时諭之險狹,思一易其弦轍。”(36)他认为:

會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歟;詩准盛唐突,盛唐入曷尝字字学汉魏歟.秦汉而学六經,岜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浊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諭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广焉而不可能;雷同則不可以有,可以不有,則虽欲有焉而不可能。(37)

又說:

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同君面,而况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 詩也,不必选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 岑,錢,刘,下迨元,卢、郑,各自有诗也,不必李、杜也。赵来亦然。陈, 欧,苏,黃諸人有一字襲唐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为唐,殆 是气运使然,犹唐之不能为选,选之不能为汉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 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而病来.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选病 唐,不汉魏病选,不三百篇病汉,不結繩烏迹病三百篇耶2果尔,反不 如二張白紙,詩灯一派,扫土而尽矣。(38)

他說他自己的文章是“信腕信口”,是“信心而出,信口而譚”,是:

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一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頃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間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郎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語。然余則又喜其疵处’而所謂佳者,伺不能不以粉飭蹈襲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丈人气息故也。(39)

晚明时公安派的这样一些主張,根据那时情况,在当时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五四”去晚明当时已三百多年,“五四”的文学革命已有了嶄新的內容,提出的是更为本貭更为重大的任务,而胡适“文学內容的革新”的主張竟不能超越三百多年前的袁中卹半分,且远此袁中郎及其弟兄們的水平为低,就未免太落后了。周作人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40)这种看法当然是十分荒謬的,但如用这句話来单指胡适,則不能說沒有几分道理。

关于“文学內容的革新”問題,..胡适除了象上面提出的文学要有內容,还在这同一篇导言里提出所謂“人的文学”和“易卜生主义”。“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提出的,胡适贊之为“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是一篇最平实偉大的宣言”,并且‘他的詳細节目,至今还值得細讀”。胡适对于周作人的这一主張,解釋說:

他所謂“人的文学”說来极平常,只是那些主張“人情以內,人力以內”的“人的道德”的文学.(41)

这里笼统地提出了一个超阶級、超时代的“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情”、‘力”和‘人的道德”。胡适在这篇导言里所轉引、所同意的周作人对于“人”字的解釋,‘仍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那么,古往今来一切文学(包括“五四”时所反对的封建的旧文学在內)的內容是都沒有什么区別了,因为一切文学都是产生自“从动物进化的人类”的“人”,而这些‘认”全都有他們的“人情”、“人力”和“人的道德”。那么,也就根本不能提什么“文学內容的革新”了。可是:

在周作人先生所排斥的十类“非人的文學”之中,有“西辦記”,“水浒”,“七俠五义”等等。这是很可注意的。我們一面夸贊这些旧小說的文學工具(白話),一面也不能不承酞他們的思想內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42)

这样說来,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人的文学”呢?据說:

用这个新标准去評估中国古今文学,真正站得住脚的作品就很少了。所以周先生的結論:“还須介紹譯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讀者的精神,眼里看見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現人的生活”。(43)

原来是中国人还沒有“实現人的生活”,而外国人的人的生活和道德,胡适所亲自見到和頂乱膜拜的乃是大洋彼岸的二十世紀的美国,周作人所亲自見到和贊叹欣賞的乃是与我們邻近的二‘十世紀的日本。在这里,胡适和周作人透露了拜倒帝国主义脚下的洋奴、买办的嘴臉。

至于胡适的“易卜生主义”,据胡适說:那是“当时我們‘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公同信仰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个“主义”是否是当时‘新青年社”一班人的‘公同信仰”,且放开不談。这里只簡略考查一下这个“主义”的內容。个人主义是資产阶級、小資产阶級所共有的思想产物,由于所处时代及其贊揚和反对的具体事物的不同,可以是有革命內容的,也可以是全然反动的。

易卜生生长在西欧一个“西为自己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所j;真落后”了的国家里,那里資产阶級巳取得了統治,但大工业才剛剛萌芽,作为一种觉醒的政治力量的革命无产阶級还沒有出现,作为多数而存在的乃是“自由的农民的儿子”的小資产阶級。易卜生从庸俗、虛伪的資产阶級和散漫、缺乏远見的小資产阶級身上找不到!先进的群众力量,因而他贊美的是个人\是少数。易卜生的“气少数”的概念,据他自己說:

我所认为的“少数”是前进的,是把大多数留在后面的,我飘为誰和“将来”更加和諧些,谁就是对的。(44)

这种贊美‘少数”的个人主义,乃是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是“力抗时俗”的反庸俗的一种表现。“五四”前,由于历史的限制,还沒有获得馬克恩主义观点的魯迅先生也曾竭力提倡个人主义,比如他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侷至論”、‘摩罗詩力說”,便力贊个入主义之“雄桀”,反对“讴歌众数”。但这两篇文章中所澎湃着的乃是反抗封建航治阶級、反对守旧力量、反对社会的庸俗、要求革新、要求自由的革命精神。这种反封建、反庸俗的精神,就是在“五四”以后,也沒有失掉它的一定的进步意义。可是胡适对易卜生的贊美,他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却不是这些,而恰恰是抓住了易卜生的落后方面。易卜生說:

我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純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象海上撞沉了的船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45)

胡适臥为“这便是健全的个人主义”。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据胡适說,則是易卜生所写剧本“国民公敌”中斯鐸曼医生的“大胆宣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这些,便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在这里,正象抽去文学革命的華命的內容一样,胡适把易卜生的全部进步內容抽去,只剩下赤条条的‘‘純粹的为我主义”。个人主义,只有当它反抗反动势力,反对落后事物时,才可能有革命的、进步的內容。前面說过,胡适既不反对封建势力,也不反对帝国主义,更不反对資产阶級,下面还要談到,他对人民群众倒是十分反对的,因此他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就只能是全然反动。胡适除了抽掉易卜生的进步內容,还設法使他的“易卜生主义”和他的“实驗主义”联系起来。他說:

易卜生虽(对家庭社会的黑暗腐败)开了許多脉案,却不肯輕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組織,有种种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絕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紛繁,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說出病情,让病人各自去寻治病的方法。(46)

易卜生对他所提出的种种社会問題,是有他的解决方法的。自然,他所提出的方法,不能真正解决問題,但这是由于他所在的阶极、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所給予他的限制,是由于他的改良主义和非政治的观点等落后思想,而絕不是胡适的这套“实驗主义”的解釋,这种解釋是歪曲了易卜生。值得惊訝的是,胡适在这里还硬拉扯上“写实主义”,說他这一套解釋,就是“写实主义”,并且认为“易卜生的人生規,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写实主义成了人生观!这不但是歪曲,簡直是信口胡說,不通到了极点了。

胡适这种反动、庸俗、貴族老爷的个人主义,表現在他对文学的态度上就是他的文学娛乐說。他說: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1912年至1916年,我一面为中饲的民主辯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1915年,我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几乎成为众矢之的。1916年,我的国际非攻論文會得最高奖金。但我那时巳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終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般討論文学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后,哲学生成了我的职业,文学作了我的娛乐。(47)

这种文学娛乐說,是封建統治阶級御用丈人和資产阶級反动文学家对文学的共同見解。用这种眼光去观察文学,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都会消失:剩下的就只能是无聊的打趣和沒有意义的文字游戏了。这种錯誤的态度,表現在胡适对中国許多現实主义优秀作品的錯誤的了解上。此如在中国章回小說方面:胡适认为“西游記”前七回‘仍是世間最有价值的一篇神話文学” (48),是全书写得最好的部分,“但是这七回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 (49),认为“‘西游記’所以能成世界的一个絕大神話小說,正因为‘西游記’里种种神話都带着一种詼諧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話‘人化’过了。” (50)因此,认为“这部‘西游記’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并沒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 (51)被胡适称贊的“七俠五义”,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說这书的“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写白玉堂結交顏春敏一节,又痛快,又滑稽,是书中很精采的文字”。但“这种好文章,可惜不多見;不然,‘七俠五义’真成了第一流的小說了。” (52)也被胡适称贊的“儿女英雄傳”,胡适在“儿女英雄傳序”中說:“他的特別长处在于言語的生动、漂亮、俏皮、詼諧有风趣。”甚至认为“为了这点子語言上的风趣,我們其愿意輕輕地放过这书內容上的許多陋見与腐气了” (53)。又如在中国古代詩歌方面:胡适的半部“白話文学史’中提到的詩人,凡肯定贊揚的,除了語言的“白話”或‘‘近乎白話”这一最主要的标准外,涉及內容的就多是“詼諧”、“有风趣”之类。这里只举杜甫作为例子。杜甫是我国古代詩的花朵灿烂盛开时代一一唐代一一作品最好、影响最大的偉大詩人之一,他所留給我們的那些詩篇深刻地、全面地反映了那一整个时代的历史現实,他怀着真摯的、崇高的情威,歌唱祖国和人民的不幸,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人民的痛苦,尖銳地揭发了統治者的罪恶。从他的許多詩篇里,我們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底丰富的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他的最为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有这些,胡适是注意不到或沒有兴趣去注意的。胡适眼中的杜甫,只是一个很詼諧、很有风趣、会做打油詩的老头儿。在他的“白話文学史’中,他說杜甫的詩可分三个时期,即:大乱前、大乱中、老年寄居成都以后。他所說的第一时期:

是那“騎驴三十載”的生活,后来献賦得官,終不能救他的貧穷。但他在貧困之中,始終保持一点“詼諧”的风趣。(54)

他举出杜甫在这时期写的“示从孙济’是‘絮絮說家常,也有点詼諧的意味”。“秋雨叹’’三首的第一、三两首,‘‘写他自己的穷苦,也都带有一点諧趣”。(55)并且还从遺傳上找到他所謂的杜甫的“詼諧”的根子。他說:

他的祖父杜审霄便是一个爱詼諧的人……杜甫很象是遺傳得他祖父的滑稽风趣,故終身在穷困之中而意兴不襄頹,风味不乾癟。他的詩往往有“打油詩”的趣味:这話不是誹謗他,正是指出他的特別风格。(56)

他所說的第三时期:

这时期里,他的生活稍得安定,虽然仍旧很穷,但此那奔走避乱的乱离生活毕竟平靜得多了。那是中原多事……割据的局面已成.杜甫也明白这个局面,所以打定主意过他穷詩人的生活.他并不贊成隐遁的生活,所以他并不求“出世”,他只是过他安貧守分的生活。这时期的詩大部是写这种簡单生活的詩。(57)

胡适举出这期間杜甫写的一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 例,认为这是杜甫“在穷困里的詼諧风趣”,认为“在这种境地里 还能作詼諧的趣話,这真是老杜的最特別的风格” (58)。就这样,胡适把这首富有人道主义精神,具有崇高理想的偉大詩篇,化作了“詼諧的趣話’’。这真是,从狗眼望出去,世界最珍貴的东西就只是吃剩抛弃的骨头了。胡适总括地认为:詼諧的意味‘便是老杜的特別的风趣。这种风趣到他的晚年更特別发达,成为第三时期的詩的最大特色” (59)。他认为杜甫晚年,由于捕捉些“小印象”,做了許多‘小詩”,这些“小詩”由于“頑皮无賴的詼諧风趣而‘自成一格’。” (60)至于他所說的第二时期,虽然胡适也看到“这是个大乱的时期”,承认杜甫写了許多反映当时社会問題的詩,但胡适臥为这时的杜甫,“見解愈深沉,意境愈平实忠厚”。而且在这个时期,胡适也要去寻找他所謂的杜甫的“詼諧风趣”的“特有风格’。杜甫的感憤最深,每字每句都深刻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現实本貭的不朽詩篇“北征”和“羌村”,胡适也給抹上了灰,被大大地曲解。胡适认为:

“北征”是他用气力作的詩,但是在文學艺术上,这篇长詩只有中間叙他到家的一段有点精彩,其余的部分只是有韵的議論文而巳.(61)

而这一段,他认为:

很象左思的“嬌女”詩,在极愁苦的境地里,却能同小儿女开玩笑,这便是上文說的詼諧的风趣,也便是老杜的特别风趣。(62)

认为羌村三首“也都有这样的风趣”。在这两首詩中这样地去寻找笑料,这不仅是缺乏最起碼的詩的感觉,借用胡适“人的文学”关于‘人’’的概念,簡直是連“人”所应有的最低限度的“人情”也十分缺少了。对于这两首詩,他还这样的解釋:

“北征”象左思的“嬌女”,“羌村”最近于陶潜。鍾嶸說陶詩出于应璩左思,杜詩同他們也有点渊源关系。应Q817故諧詩,左思的“嬌女”也是諧詩,陶潜与杜甫都是有诙谐风趣的人,诉穷说苦都不肯抛弃这一点风趣。因为他们有这一点说笑话做打油诗的风趣,故虽在饥饿之中不至于发狂,也不至于堕落.(63)

照这样說来,杜甫就簡直是一个善于逆来順受、缺乏热情、感觉迟鈍,趣味低下的滑稽小丑了。胡适的一套“滑稽”謬論,就这样把杜甫滑稽化了。

在文學的內容这个問題上,胡适的荒謬、反动的观点,还表現在他直接地对人民群众的敌視。据胡适自己說,他对一个作品的內容問題,是“不愿多說話的”,因为--据他自己說--他很客观,他不愿让讀者“先怀着一些主观的成見”,可是在一些紧要的地方,他却按捺不住,忘掉了自己的“客观”态度,而提出自己荒謬的意見。比如他对中国的旧文学,他的反动观点表现得最明白的是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尤其是对中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的起义,更是恨入骨髓。他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全文主要議論是文体、形式、技巧之类,可是有一段却特別提到文学反映时代的問題,这就是太平天国时代。胡适认为太平天囱的起义是“乱”,是‘‘最惨的大劫”,他对当时的詩人沒有反映这一“大劫”,很觉奇怪,表示很大不滿。他說:

太平天国之乱是明末流寇之乱以后的一个最惨的大劫,应該产生一点悲哀的或慷慨的好文学。……說也奇怪,东南各省受害最深竞不會有偉大深厚的文學产生出来。王闓运为一代詩人,生当这个时代,他的“湘綺楼詩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1849一1864):我們从头讀到尾,只看見无数“拟鮑明远”,“拟傅玄麻’,“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然发見一两首“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詩;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紀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詩。(64)

他对留在太平天国統治地区替清軍当奸細并曾写詩提到太平天国“賊軍”的金和,备致贊揚,认为只有他在那个时代“确可j;真算’是代表时代的詩人” (65)。胡适对于描写和頌揚农民起义的“水浒”也掩盖不住他的敌意。金圣叹和作‘荡寇志”的俞仲华,对“水讲”中宋江等人的起义,抱持着极为反动的观点。胡适同意他們的观点,井为他們的反动观点解釋、辯护。他說:

圣叹生在流贼遍天下的时代,眼見張献忠,李自成一般强盜流毒全国,故他觉得强盜是不能提倡的,是应該口誅笔伐的。

俞仲华生当嘉庆、道光时代,洪秀全虽未起来,盜賊已遍地皆是。故他认定“既是忠义便不做强盜,做强盜必不算忠义”的宗旨,做成他的“結水浒传”一时‘蕩寇志”一要使“天下后世深明盜賊忠义之辨,絲毫不容假借”! (66)

由于他这种反动观点,因而他和周作人把“水浒”列入了“非人的文学”,认为‘‘水浒’’值得夸贊的只是“文学工具”使用的是“白話”这一点,而“思想內容”則“实在不高明”。

胡适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所掩盖的就是这样一些貧乏的和反动的思想。

胡适唯白話論的形式主义和庸俗进化論,构成了他的所謂“新的文学史見解”的荒謬观点。胡适常常带着夸耀沾沾自喜地说他“不幸”而具有“历史癖”,因而“特別重視这个历史的看法"这个历史的看法,运用到文学方面;便出現了他的所謂“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据他說,这个文学观,便是‘五四”时破坏旧文学“采用的作战方法”。认为,‘‘在当时这种新的文学史見解不但是需要的,并且是有效的武器’。认为,这种文学观,“初看去好象貌不惊人,此实是一种‘哥白尼的天文革命”’,能够“使天地易位,宇宙变色”。这样惊人的奇妙高諭,究竟具体讲些什么呢?据胡适說,他的“这个見解”,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論”中,有“詳細說明”。翻开这篇文章,原来“历史的文学观念”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如此淺陋、平庸的意見,竟然不惜大吹法螺,真是不知人間有羞耻事!其实胡适自己也知道“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張文学随时代变迁的”。并且提出:“最早倡此說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67)。前面已經讲过,袁氏兄弟的文学見解远远地超过了胡适。在这一个問題上,这里仍然举出袁中郎的几句話,作为与胡适此较的例子。袁中郎认为文学随时代而变,文学的欣賞标准也是随时代变化的,这种变化是客观的趋势,不是文学家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也不是什么人下命令所能停止的。他說:

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則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則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止也。时为之也。……时艺之趋,非独文家心变,乃鉴文之目則亦未始不变也。夫至于鉴文目变,則其变盖有不可知者,虽欲不琿力之所极,而副吋之所趋,何可得哉!(68)

他认为文学是随着时代而进化的,这也是时代的趋势。他說:“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 (69)他还认为写詩应反映現实生活,以現实生活为本。他說:“故善画者,师物不师人;善学者,师心不师道;善为詩者,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輩。” (70)由此可見,三百多年前袁中郎对文学随时代变迁的主張,还能从文学的內容着眼,虽然有些論点是不正确的,但还能提出一些在当时說来是比較新鮮并且今天看来也有着正确的成分的道理,三百多年后自称文学革命发难者的胡适,却連这样的一些道理也提不出来,真是太可怜了。而且,应該在此順便提出,最早提出文学随时代变迁的說法的,并不是袁氏兄弟,远在胡适发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論”的一千四百多年前,梁天监中的刘勰就已有了此胡适更为明白的主張。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的“时序”篇中提出:“时运交移,貭文代变”,“歌謠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发系乎时序”。他在“时序”篇中,叙述中国詩文的变迁,从陶唐一直讲到他所生活着的梁代。这里摘取他对魏初文学情況的一段叙述作为例子。他說:

自献帝播迁,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区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賦,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井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样的說法,比較胡适那篇与“哥白尼的天文革命”相比的重要論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論”里提出的类似見解,要深刻多了。那么,“哥白尼的天文革命”在那里呢?

不能說胡适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沒有一点新的內容,只是这新的內容,不是“一言蔽之”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而是他的“白話正宗”論。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論”中說:“白話之文学种子已伏于唐人之小詩短詞”,此后文言郎趋向于白話,认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話文学为正宗”。在“白話文学史”中,胡适則发展了这一說法,认为汉武帝时古文就“已成为了一种死文字了”,一千多年来白話就是文学的正宗;认为他所写的“白話文学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学史。所有这些,的确可以算作胡适的新的見解,但新的見解并不等于正确的見解。“哥白尼的天文革命”所以够得上称为革命,不是由于这一学說的新穎,而是由于它的正确。那么,我們且来研究一下胡适这些‘创見”的正确性。

胡适提出他的“历史进化文学观”的“白話正宗”論,写了自称可与“哥白尼的天文革命”相比的重要論文,还“著”了洋洋二十余万言的“白話文学史”,可是有几个基本概念,胡适自己也沒有弄清楚。

首先,认为汉武帝口子古文就“巳成为了一种死文字了”,这只是胡适的随意假設,这个假設是沒有充分和可靠的根据的。胡适的这一假設,据他說是来自公孙弘的一篇奏議。公孙弘的奏议说:

……臣謹案詔书律命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誼,文章尔稚,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宜,无以明布谕下。

根据这两句話,胡适就认为:”这可見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詔书律分,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并且据此就下結論說:“这可見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这里,胡适存在两条邏辑上的錯誤:第一,当时連小官也看不懂的詔书律合,沒有証据說就是当时一般丈人文章的代表,因此不能据此来評論一般文人的文章或胡适所称的古文,正如不能拿过去国民党政府的布告作为当时一般文人文章的代表一样。第二,連小官也看不懂的文字,并不就等于死文字,正如“五四”及其以后許多白話詩人所写的新詩,連同胡适所贊美的康白情的‘草儿、汪靜之的“蕙的风”甚至包括胡适本人所写的最为“白話”的所謂新詩在內,“小官”們也未必能看懂而我們不能說这些人使用的文字是死文字一样。文字的死活,是不能拿‘小官”能否看懂来决定的。

其次,古代的古文和那时的白話到底如何区分,这一点胡适自己也是十分胡涂的。宋代有話本流傳下来,使我們能知道那时白話的一些情現,但更早一些时候,比如秦汉,那时的白話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很难确說了。胡适的“白話文学史”胡乱抄录了一些他认为比較通俗的詩文,便派定是那时的白話,这是十分缺乏根据的。既然白話、古文这一基本概念分不清楚,白話的“正宗’也就发生問題了。

再次,魯迅先生說得很清楚,由于古代文字的繁难,因而,从来言文就不是一致的。拿宋代文人的詩文和近乎当时口語的宋代的話本对照,可以看出,两者在語言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如果立“白話”为中国文学的“正宗”,那么除掉“水浒”、“西游記”等书,过去中国文人的一切作品包括李白、杜甫等人的詩篇都該被抛出在中国文学之外。那么,胡适的“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的“白話文学史”也就很难写下去了。胡适看到这个困难,于是就“把‘白話文学’的范圍放得很大,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为此,还提出了“白話”的三个意思:一是說得出听得懂的話;二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曉暢的話。按照第二和第三个意思,白話和文言的区別,就改变为朴素通順的話和不朴素不通順的話的区別,从而白話和文言也就合为一家沒有分别对待的必要了。

有了上面这样一些弄不清楚的概念和問題,胡适的“白話正宗”說就到处存在疑問,愈說愈胡涂。但这只是一些小的胡涂,“白話正宗”論还包舍下面一些严重的謬誤。

首先,胡适的“白話正宗”論,认定“白話”是評价文学的最高标准,不論內容如何,只要是用白話做的,就都是好的。这样就輕而易举地从根本上掩盖了文学的阶級性。而胡适却还认为白話是平民文学,古文是貴族文学,自己标榜自己是站在平民的方面。于是就出現了这样的奇迹:胡适“白話文学史”开头第一首被选抄、被贊揚的平民文学的詩歌,就是已做了十二年皇帝的刘邦所唱的“大风歌’’,此后如大地主出身后来又作了皇帝清客的王褒所作的戏弄家奴的“僮約”,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陈思王曹植所作的乐府歌辞,等等,由于用語此較通俗或形式接近民歌,于是也被认为是“平民文学”或“民众化”的文学。就这样,在胡适的“白話正宗”、白話是“平民文学”的新鮮論調下,許多地主貴族的文学就都化而为“平民文学”。从而,封建社会中貴族和平民的阶级划分也被胡适一下子取消了。

其次,胡适的“白話正宗”論,对过去中国的一切文学,既然只注意是否“白話”,因而中国文学发展的內在联系,就被分裂、被割碎了,甚至一个作家也只被选择和評論他往往是不太重要的合乎“白話”标准的部分,甚至于一篇作品也被割裂,只截取和評論其中間的一段。比如司馬迁的“史記”和班固的“汉书”,在“白話文学史”里,被零碎的割引;上面誹到的杜甫的“北征”被截头去尾割下一段。这样,被胡适編纂起来的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变成“白話”或“近似白話”的零碎堆集,不但时代与时代之間、作家与作家之間的思想作风方面的影响这样重要的关系被割断了,一个作家、一篇作品也被支解得不成形体。至于一种傾向、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所产生的时代的政治、經济、文化背景等,胡适当然是更沒兴趣也不感觉有必要去分析研究了。

再次,胡适的“白話正宗”論,既然只认为白話文学是最好的文学,是文学的正宗,于是,有些內容很糟,艺术技巧也很低劣的作品由于是白話或近似白話,就被收集、被肯定被保留。比如唐初的王梵志,所作的一些詩,內容与技巧都很低劣,連胡适自己也不能不說“沒有什么文学意味”,因而宋以后便沒有人提到他了,可是由于他是“白話詩人”,而且是“唐代第一个白話詩人”,在胡适的“白話文学史”里便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胡适不惜篇幅考証他的生平,考証他的作品流散的情况,而且把他的一些不好的詩也抄引出来。至于一些不是用白話或近似白話写作的优秀作品却被否定,被抛弃。比如司馬迁的“史記”、班固的“汉书”,除了个別所謂近乎土話的极不重要的句子,在“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的“白話文学史”中是沒有地位的。这样,为了白話的“正宗”,胡适在“白話文学史’中,对中国过去的文学,除了抄录了一些众所公认的优秀作品的片段钵,就还作了一些收集糟粕、剔除精华的工作。

胡适用庸俗进化論观点解釋文学的一般发展問題,我明他对文学的十足无知。按照胡适的这个观点:一切的事物都是在不断进化的,因而文学創作也是不断进化的,而进化就是好,因而文学作品后来的总是此过去的好。比如他在他所写的‘水浒傳考証”中主观的謬誤的“断定”:

(一)施耐庵决不是宋元两朝人.(二)他决不是明朝初年的人:因为这三个时代不会产出这七十回本的“水浒傳”。(三)从文学进化的观点看来,这个“水浒傅”,这个施耐庵,应該产生在周宪王的杂剧与“金瓶梅”之間.(71)

还据此认为"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72)。文学作品这样进化的說法,显然是十分荒謬。照此說来,那么宋詩就一定此唐詩好,明清諸家的詩就一定此宋詩好,而胡适的“尝試集”就当然比李白、杜甫的詩要“好”得不知多少倍了。照此說来,那么清初的“儒林外史”就一定此元末明初的“水讲”好,而清末的“孽海花”就一定比清初的“紅楼梦”好了。照此說来, 以今人的水平看来,那么“三百篇”和“楚辞”就都不堪卒讀了。社会和社会的生活在发展、进化着,社会的意識形态包括文学在內,自然也在发展进化着。但文学有着它自己的特点,馬克思早就指出,它的某些繁荣时代并不与社会的一般发展相适应。文学植根于現实生活,井为現实生活所决定。但文学的职能是在真实地反映現实生活,是生活的反映,而不是生活本身。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可以是不断向前进化,文学的观念和文学創作, 在大的方面就总的趋势来看,也可以是如此,但文学的現象是比 較复杂的現象,它虽然也最后被决定于不断发展着的“現实生活 的生产和再生产”,可是这种“决定”是間接的,必須通过許多中 間媒介,而文学自身又有着它自己的傳統和历史。就一部具体 的文学作品来說,它的整个艺术成就,它的好坏价值,不是决定于它反映的是这个或那个日子代,而决定于它对这个或那个时代反 映的真实程度。而一个作家是否能很真实地、深刻地反映現实 生活,是不能按他的出生先后来决定的,而是被决定子当时社会 生活状况,建筑在这一社会生活基础上的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历 史条件,以及作家自身的生活条件及思想、文学修养等。我国唐代及俄国十九世紀文学的发展,都是由于这样一些导源于当时 社会生活有着錯綜联系的种种条件形成的。而这些条件,不是年 年或代代都具有的,也不是下一代一定比上一代更好的。因此, 中外各国的文学历史都有着自己的灿烂的时代,形成一个个的高峰,而不是不断高起的斜面。在这里,由于文学的这一特点,一般进化論的原則,是不能拿来硬套的,胡适在这里也暴露了他对文学的特点的一无所知。

除了上面的一些謬論,胡适对我国过去文学,还有一个基本态度,这就是由于他的买办阶級的立場所抱持的否定自己、崇拜欧美的态度。比如在他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提出:“中国文学最缺乏悲剧观念”,“中国的戏剧最不讲究經济方法”。由于前者,中国文学便是“說謊的文学”、“脑筋簡单,思力薄弱的文学”;由于后者,中国戏剧的方法,便是“笨伯”的方法。有了这样的大病,因而中国的文学巳‘犯了死症”,“几乎无药可医”。提出:“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便是拜倒于欧美,“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导言中,前面已經提到,胡适同意周作人的意見,认为中国人还沒有“实現人的生活”,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水浒”、“西游記”等,只是用白話作文学工具这一点值得夸贊,思想內容却"实在不高明”,还够不上“人的文学”。中国人要“实現人的生活”,要产生够得上“人的文学”的文学,据他和周作人的意見也必須而且只有努力向外国学习。就这样,胡适就将中国的文学,不只是‘‘古文’’的,而且包括“白話”的在內,都一齐“打倒”了。

上面所耕的胡适的一套片面、主观、荒謬、反动的文学的历史观点,或者正确些說是反历史的观点,和馬克思主义的历把現点是恰恰相反的。也就因此,胡适不但不能正确分析中国文学过去的历史,甚至对于“五四”当时的文学运动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陈独秀在他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提出: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鬧出来的.其突这是我們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应运个孺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着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駁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論宏議有誰肯听?

这样簡单机械的解釋問題,自然是不妥当的。胡适却借此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导言中,发出攻击唯物史观的狂吠。’认为“白話文的局面”,提倡白話的思想,“是許多个別的,个人傅記所独有的原因合攏来烘逼出来的”。孰为:

独秀如果肯写自傳,他的思想轉变的因素也必定有同样的复杂,也必定不是經济史观包括得了的。治历史的人,应該向这种傳記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別的因素,而不应該走偷懶的路,妄想闲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釋一切历史事实。无論你指出来的“最后之因”是“种”,是“性”,是“心灵”,或是“生产方式”,都可以解釋一切历史……但是,正因为个个“最后之因”都可以解釋一切历史,所以都不能解釋任何历史了!等到你祭超了你那“最后之因”的法宝解决一切历史之后,你还得解釋:“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之下,陈独秀为什么和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轔不同?”如果你的“最后之因”可以解釋胡适,同时又可以解釋胡先嘯,那岂不是同因而不同果,你的因就不成真因了.所以凡可以解釋一切历史的“最后之因”,都是历史学者认为最无用的玩意儿,因为他們其实都不能解釋什么具体的历史事实.(73)

陈独秀对于“五四”的“白話局面”的解釋,和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現毫不相干,而且正是馬克思、恩格斯所一再反对的。恩格斯說:

……依据唯物论的見解,历史里面的最后的决定因衮是現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論馬克思和我,都沒有主張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把它这样来曲解,說經济的因素是唯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命題轉变成沒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話。經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棄一一阶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和它的成果一一胜利的阶級在战胜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之类一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斗爭在斗年成員的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說,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教条系統等等,在历史斗争的过程中,都有着它們的作用,而且在許多場合还能有力地决定着他們的形式。这一切因素有着一种相互作用,在这里面,經济的运动是通过所有的无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們相互間的內在关系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于指明,使得我們可以把它撇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終于作为必然性貫彻着。要不是这样,那么,把理論应用到随便那一个历史的时代里都会要此解决簡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74)

陈独秀所犯的錯誤恰恰是只抓住一点經济現象井把它看作是“唯一决定的东西”,因而他的解釋变成了“不合理的空話”。胡适的反对当然是站在另外一个立場,他不是反对經济因素的唯一决定說,而是反对“最后决定的因素”,即他說的“最后之因”。胡适提出的不要把一种思想的产生及其轉变簡单化,不是认为除了經济运动这一“最后决定的因素”外,还应考虑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作用和相互作用,而是主張把“个別的”以至“个人傳記所独有”的一些原因,不分主要次要,也不管它們相互間的作用和关系,簡单“合攏”来解釋問題。胡适在这里提倡的是对历史現象解釋的随意性和追逐与凑集偶然原因。这种沒头沒脑胡乱拼凑“多元的”个別因素来說明历史現象,不止真正走的“偷懶的路’’,更重要的是愚蠢和荒謬。

胡适說任何广个“最后之因”都可以用来解釋一切历史事实,因而任何一个"最后之因”都是“最无用的玩意儿”,这是沒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玩弄詞句,混乱問題,已流入无聊的詭辯,因而用不着什么駁斥了。至于“最后之因”当然不是“唯一之因”,这是只要用头脑思索而不是用脚底皮思索的人都可以加以分別的。胡适在这里把“最后之断’硬解釋作“唯一之因”,不是他头脑发昏,缺乏最簡单的邏輯观念,便是有意歪曲,欺蒙讀者。胡适問:“同在这个‘最后之因’下……胡适为什么和梅光迪胡先驌不同?”簡单的答复是:正因为抓住了这个“最后之因”,因而能从本貭上看出胡适和梅光迪等在文言、白話之爭中虽然有些不一致,但他們的資产阶級的思想实貭却沒有什么太大的区別。

胡适关于文学历史的观点,正是反文学历史的观点,如果一定要与“哥白尼的天文革命”相比,那么,它的价值,就只能是“哥白尼的天文革命”的价值的反面。

胡适說:“我的文学革命論也只是进化論和实驗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75)对照事实,这句話除了“进化論”应加上‘‘庸俗’’二字外,可算是胡适的真实的表白。

“实驗主义”一詞可以概括說明他在文学活动中的种种淺薄、愚妄、荒謬和反动。因此我在結束这个不愉快的題目时談到这个問題,并把它作为对胡适文学思想的概括的、总的看法。

已經有不少人論到,胡适的实驗主义即实用主义,是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是帝国主义时代資产阶级最反动的哲学的一种,这个“主义”的最根本性貭,是它的根深蒂固的反人民的立場。胡适文学观点的特貭,也首先表現在反人民的立場上。比如具体談到我国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創作时,胡适抹杀了这些作品的人民性和現实性,而代之以貴族老爷的趣味,教导人們从杜甫描写人民痛苦、揭露社会黑暗的悲憤詩篇中去寻找詼諧和乐趣,并进一步引导青年們埋头于繁瑣考証中,而且不掩飾他这样作的反人民的目的,公然宣称:他的关于“紅楼梦”、真‘水浒”等书的考証,是为了不使“少年朋友們”“被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而“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学一点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竭力贊揚那些屠杀人民的劊子手的所謂文章家,而接触到劳动人民时則掩盖不住他的深刻的仇恨。此如他在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开篇便把曾国藩大大加以吹捧,接着便贊美同样死力反对太平天国的金和,而对于太平天国的起义則表示很大的仇視,对于“水浒”中所描写的宋江等人的起义,也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敌意。此外如在对待祖国文学及祖国文学遺产上的反爱国主义的买办思想。根本否定我国优秀的文学的存在,并进一步认为此較起欧美各国来,中国人还沒有实現“人的生活”,一再提出要向欧美拜倒,这种反动的思想,显然也是和人民的观点根本对立的。所有这一切都說明了胡适反人民的頑固的立場。

实驗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也正是胡适文学思想的思想基础。这种唯心观点主要表現在前面談到过的他的貫彻各方面的抹杀文学的社会现实意义的形式主义。胡适給文学所下的定义,也說明了他对文学所抱持的唯心主义的看法。胡适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而所謂“好”和“妙”,胡适的解釋就是所謂“明白清楚”、“有力动人”和两者加起来所自然得出的所謂“美”。这样的定义不只是滑稽可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可笑的詞句里面,包含了唯心主义的观点:胡适在这里把文学只当作个人的純主观的产物,而不看作是社会現象。胡适唯心的文学思想,还表現在他对文学所抱的态度及他的文学批評的标准上面,这就是他的娛乐說和邪恶的审美趣味。胡适把文学看作是娛乐自己的对象,因而他对一部作品所注意和关心的只是它的风趣、詼諧和滑稽,并拿这些作为評价文学作品的标准,而根本不涉及到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此外如在考証中国章回小說中的随意的假设并随意的肯定,編写“白話文学史”时一些重要的論点,如說古文死了西千多年的主观武断,等等,都表現了胡适文学思想的唯心观点。

帝国主义时代,資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反文化的傾向,也决定了資产阶級思想的空虛貧乏及因此而产生的无思想的傾向,这种傾向成为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实驗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构成胡适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精神貧乏的无思想傾向,首先表現在对作品思想內容的回避。胡适在“水浒傳考証”中声称,他的一些議論“只是从文学技术上着想”,“至于見解和理想’则“不愿多說話”。用这来掩飾他的反动观点,同时也用这来掩飾他的思想的貧乏。胡适不惜篇幅用堆集材料、議論細枝末节的方法,进行他的关于中国章回小說的繁瑣考証;也用同样的方法抄录詩文,加上几句內容空洞的話,居然也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并編入了“文存”,这种作风,还影响了許多人,以至出现了一些精神极度貧乏的“抄写家”。这种精神貧乏的无思想傾向,还表現在对“最后之因”的反对,对一些重大問題的淺薄、庸俗的解釋,把重大思想問題看作簡单技术問題等。例如认为“五四”文学运动不能用唯物史現解釋,认为文学革命要有步驟,而首先的根本的間題是文字工具的問題,认为这个問題不解决,談不到文学的內容等等。.此外如他的排斥理論的指导、排斥认真的思維而盲目地、投机地、冒險地“尝試”,象尝試新詩等,也都是精神貧乏的无思想傾向的表現。

为了欺騙和迷惑群众,实驗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特色,是它的伪装进步、伪装科学。这种作伪,也是胡适文学思想的一个特色,是这一思想的表現形式。胡适用“平民文学”的口号及重視民間創造的响亮詞句,掩飾他的反人民的立場。他用“七俠五义”中狸猫换太子的詭計,給地主貴族的文学貼上“平民文学’的标签,而偷换了真正的“平民文学”。胡适还有一个“历史的态度”的幌子,用这个幌子来分裂、割碎和歪曲文学的历史。例如前面提到的他的“白話正宗”的谬论便是在“历史的态度”幌子下被装潢成似乎是十分科学的样子。与“历史的态度”同时使用的另一件法宝,即所謂“注重証据”,用这个漂亮的詞句来掩飾他的主观主义,掩飾他的思想的貧乏。例如他的“白話文学史’和、关于中国章回小說的一些考証,乱七八糟堆集抄录了許多材料,但在这些抄录的文字堆中却到处潜藏着他的主观的假設和主观..的判断。胡适的这一套伪装,曾經欺騙了一些讀者,使一些讀者不易識破他的淺薄和荒謬。

实驗主义运用到文学上来,发生了一个結果,这个結果,也构成了胡适文学思想的一个特色。这就是邪恶的审美趣味。馬克思早巳指出,資本主义的生产对于艺术是敌对的。实驗主义是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最反动的一种哲学。它所追求的是帝国主义者的实用的目的,它的本身有着特別濃厚的市儈气味。这种思想和兴趣运用到文学領域,就决定了它的审美趣味的邪恶。比如胡适关于世界文学的趋势所提出的所謂“經济的方法”,孰为“世界生活竞爭一天忙似一天,时間越宝貴了”,文学要适应这种形势,因而文学作品就該不断地“短”下去;在一切作品中寻找他所感觉兴味的詼諧和滑稽;在文学創作方面对話剧和新詩的尝試,这些“尝試”出来的‘作品”的无比淺薄、絕对无聊和濃厚的市儈的气味,等等。这一切都說明了胡适的思想、感情、兴趣和气味,都和美的事物是絕对对立的。

胡适的这一套淺薄、愚妄、荒谬和反动的文学思想,使他的文学活动在几个主要方面都遭到了破产和失敗。胡适的主要文学活动是:提倡白話、尝試新詩和考証小說。白話的提倡,象前面所說的只就“提倡”这一点說,不否认他有着些微的功績,但白話的局面絕不是由于胡适或主要由于胡适創造出来的。因此白話的代替古文,絕不能說是胡适个人的成功。胡适的关于“白話”的一些“理論”,包括他的“白話文学史”中的一些說法,倒确可算作他自己的“創造”,但这些“理論”,前面已經餅过,全部都是錯誤的,这些謬論早就宣告破产了。至于尝試新詩,由于他淺陋的思想与低劣的趣味和詩的感觉对立,由于他离开內容沒头沒脑地去推敲韵律,就使这种尝試不能不归于失敗。“尝試集”中的全部所謂“新詩”,时間已給它們作了結論,事实上早就被人忘却,如果不是从历史上批判胡适,是不会有人有那样的閑心和兴致去提到它們的。談到他的考証小說,則由于他挖掉每部作品的社会內容,割断每部作品、每一作家和社会的联系的非社会观点,以及他的主观主义的“假設”和“求証”,这些考証,除了一些細枝末节外,証明有許多重要問題,胡适的大胆的假設及其求証的方法,都是錯誤的。比如,关于“水浒”的考証,认为“水浒”絕不是作于元末明初,施耐庵絕不是元末明初时的人,甚至否定施耐庵的存在,以及认为“水浒”有一种七十回的原本,金圣叹沒有删“水浒”等。关于“紅楼梦”的几篇考証,一再肯定“紅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傳,賈家就是曹家等等。胡适的这些考証,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几乎全部的篇幅是关于作者的家譜世系的繁瑣考証,很少涉及作品及作者的思想問題,有时提到,也沒有一次是正确的。

胡适的反动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反动的政治观点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他的文学上的一些謬論,全都是服务于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場,这一点,胡适自己也不加隐諱,比如甚至关于“紅楼梦”的考証这样的文章,胡适也宣布了它的政治目的。赴胡适的反动的文学思想,和他的反动的政治主張一样,埋葬到它应該埋葬的地方去吧。

1955年2月2日完稿于沈阳

① “拿破龠第三政变记”中譯本,解放社服,第8頁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論集导言,17頁。

③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导言,2l至22頁。

④ “新民主主义論”。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671頁。

⑤ 胡适:“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見“独立評論”153号

⑥ 胡适:“我們走那条路”。見“胡适論学近著”,442頁。

⑦ 胡适:“国际的中国”。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1280頁。

⑧ 同注5。

⑨ 胡适:“請大家来照照鏡子”。見“胡适文存”三集卷一,47頁。

⑩ 陈独秀:“文学革命論”。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44頁。

⑪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导言,22頁。

⑫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导言,22頁。

⑬ “新员主主义论”。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671頁。

⑭ “毛澤东选集”,第二卷,609.610 页。

⑮ “胡适文选”,該文18頁。

⑯ 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論集,该文10頁。

⑰ 見“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94重197頁。

⑱ 見“胡适文存”一集卷一,39至40頁。

⑲ 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論集,56頁。

⑳ 見“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98頁。

21 该文見“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論爭集,203至207页。

22 胡适:“談新詩”.見“胡适文存”一集卷一。227至228頁。

23 胡适:“尝試集自序”。見“胡适文存”一集卷一,279页。

24 胡适:“海上花列傳序”.見“胡适文存”三集三册,732頁,着重号原来就有。

25 胡适:“海上花列傳序”。見“胡适文存”三集三册729頁。

26 高尔基:“論文学”(論文集),俄文版644頁,此处引文的释文系周若予同志所译。

27 胡适:“谈新詩”。見“胡适文存”一集卷一,249页。

28 胡适:“尝試集四版自序”。見“胡适文存”:集卷四,290页。

29 見“藏暉室劄记”第三册,863至866页。

30 胡适:“談新詩”。见“胡适文存”一集卷一,233至235页。

31 胡适:“论短篇小说”。見“胡适文存’一集卷一,191至192页.

32 見该书27頁。

33 見該书該文18頁。

34 “叙梅子馬王程稿”,梨云館类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十,16頁.

35 “序小修詩”,梨云館类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十,2頁。

36 “給馮侍郧座主”,同书卷二十三,26頁。

37 “序小修詩”,同书卷十,2頁.

38 “给邱长孺书”,同书卷二十一,48至49頁。

39 “序小修詩”,梨云館类定“袞中郎先生全集’’卷十,2頁.

40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8頁。

41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論集导言,30頁。

42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設理論集导言,30頁。

43 同42。

44 轉引自普列汉諾夫的“易卜生的成功’.見“瞿秋白文集”第二卷,1083页。

45 轉引自胡适“易卜生主义”.見“胡适文存”第二集卷四,32頁。

46 “胡适文存”一集卷四,32頁引文。

47 胡适:“我的歧路”。見“胡适文存”二集卷三,95至96頁。

48 胡适:“西游記考证”。見“胡适文存”二集卷四,92頁.

49 同书,94頁。

50 同书,101頁。

51 胡适:“西游记考証’。見“胡适文存”二集卷四,105.106頁。本注及上頁注2.3.4的引文,原文每字旁均有双圈,为了节約劳力和紙張,不照录。

52 “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71.1 72頁.

53 胡适:“中国章回小說考证’:427,478页。

54 胡适:“白話文学史”,31s頁。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

55 同书,320、321頁。

56 同书,318、319頁。

57 同书,340、341页

58 同书,34l、342頁。

59 胡适:“白話文学史”,321.322頁.

60 同书,353頁

61 同书,332頁。

62 同书,333頁。

63 胡适:“白話文学史”,334頁。

64 “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03頁。文中傅玄麻不知是什么人,遍寻不得,查“湘綺楼詩集”,原来在“拟鮑明远”与“拟王元长”之間有这么一篇“拟傅玄厤九秋篇一首”,号称“学者”的胡适竟把傅玄的名字和他的一首詩篇第一字連結起来,并把厤当作麻,于是就給中国文学史凭空創造出来了一个傅玄麻。

65 同书,106頁。

66 胡适:“水游传考证’,見“胡适文存”一集卷三,764至765頁.

67 以上引文均見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論集导言。

68 “时文序”,梨云館类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十,20頁.

69 “給江进之”,同书卷:十二,26頁。

70 “叙竹林集’,同书卷十.17頁.

71 胡适:水浒传考証”,見“胡适文存”一集卷三,750至751頁。

72 同前注。

73 見該文17頁。

74 恩格斯1890年9月21日給布洛赫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中譯本人民出版社出版,15至16頁.

75 胡适:“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見“胡适文选”該文16頁.

原载:《文学研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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