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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蔡仪

杜书瀛

初次见到蔡仪先生

一九六四年,我考取蔡仪先生的美学研究生。到文学研究所报到,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电话,说了两句,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他说马上就过来,你稍等。”

大约二十分钟后,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稍高的个儿,瘦瘦的,短头发,不分,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微笑着向我走来。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至少走二十分钟——那就是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譬如,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皮鞋擦得亮亮的,风流倜傥。来山东大学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头发梳得光光的,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而蔡仪先生呢,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那时的文学研究所,从何其芳所长到研究员,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

第一次见到时的蔡仪先生,不过五十八岁,腰板直直的,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语速稍慢,声音轻轻的,——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话说完,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豪气夺人。

那时因为大家都很“革命”、很“政治”、很“党性”,所以对像蔡仪这样的党内专家,都互称同志:蔡仪先生称我为“杜书瀛同志”或“书瀛同志”,我称他为“蔡仪同志”(文革以后称他为“蔡老”);早我而来的跟唐弢先生读研究生的金子信,也称唐弢为“唐弢同志”,而唐弢称他为“金子信同志”。对何其芳、毛星、朱寨、王淑明这些延安来的或解放区来的专家,也都“同志”相称,从没有称过“先生”。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守师道尊严,是对老师大不敬。不是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同志”两字才亲切、才亲近,如称“先生”,那就显得太“外道”,他会感到你心里不承认他是党员、是党内专家,你把他推出去了。“同志”二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荣誉”、一种“待遇”。如果称贯了“同志”而有一天忽然不称“同志”了,那可坏了,可能灾难降临了。只有对党外专家,如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等等,才称“先生”。在当时,先生二字虽说是尊称,但也是一种疏远的称呼。“先生”是统战对象。如果对那些一直被称为“先生”的人,忽然称他“同志”,他会认为你是在看重他;如果是一位党的领导人称他为“同志”,他会“受宠若惊”,心中窃喜:“我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你感到奇怪吗?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逍遥津公园的自述

一九六四年夏末,我随导师“蔡仪同志”到安徽寿县搞“四清”,先在省会合肥学习政策,熟悉情况。一个星期天下午,北京来的同志一起去逍遥津公园“放松”一下。丽日和风,青潭绿树,红花飞蝶,曲径通幽……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的年代,难得有这样的“逍遥”时光,虽短暂,却惬意。

我走在蔡仪先生旁边。他问了我家庭情况,知道我父亲牺牲在抗日战场,是位烈士,并且曾经是肖华同志在冀鲁边区工作时的部下,肃然起敬。这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有短时间的交流,我感受到投来的是一种抚爱。如此亲切,情同父子。

平时寡言少语的蔡仪先生,一时话却多起来:

“抗战时期,我在‘三厅’,后来又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搞抗日工作的。搞敌情分析,写《敌情研究》小册子,每年出十来册,每册七八万字;间或为报纸杂志写些敌情分析的文章。当时脑子里都是抗日,可以说全力以赴。”

然而,“三厅”怎么回事,“文化工作委员会”怎么回事,我不甚了了。蔡仪先生不得不讲解一番:

“‘三厅’就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那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同志是三厅厅长,主要工作就是团结社会名流,组织群众,宣传抗日,奋力救亡。实际上三厅是我们共产党的一块阵地。有一段时间,周恩来同志回延安,国民党承机排斥进步人士,并强迫他们加入国民党,凡不入者一律离开三厅;当然遭到进步人士拒绝。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回来,看到这情形,找到张治中,说你们不要这些人,我把他们送到延安去。张治中禀报蒋介石,蒋认为若这些人真到延安去,影响不好,对国民党不利,为了弥补,才说,不是不要,而是另成立一个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请他们做研究工作,仍然由郭沫若主持。我们将计就计,顺势挂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牌子,继续从事抗日和进步文化活动……”

“您怎么到的‘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

“说来话长……”

于是,蔡仪先生讲述他的经历,在水光树影之间,边走边说。——后来,蔡仪先生说,他是第一次对人说这些事情。

“我的家乡在湖南攸县,祖上是读书人,我父亲是个小学校长……”现在我从蔡仪传记材料知道,蔡仪先生的曾祖诚斋、贞斋兄弟俩,还曾有过功名,其中贞斋是曾国藩的同窗好友,缔结过金兰之交。父亲上的是洋学堂——长沙明德师范学校,叔父读的是北京朝阳大学。

“我在长沙的长郡中学读了中学,(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喜爱文学……”

为什么蔡仪先生喜欢起文学来?个中缘故,是他的日文班老师给了他重要影响。老师何人?周作人先生、张凤举先生是也。周、张等辈皆当时文学界活跃人物。

“那时年轻,写过小说,也写过诗,我的老师张凤举先生把我介绍到沉钟社去,所以同沉钟社的陈炜谟、冯至他们交往多一些。”

我忙问:

“什么小说?什么诗?”

蔡仪先生笑笑: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也就是那么一阵子,以后就不再写了。”当时蔡仪先生没有细说,四十年后我才查到那些小说和诗,等会儿单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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