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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

吴世昌

周邦彦(一○五七——一一二一)字美成,晚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北宋晚年的重要作家,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在他生时即为他的词名所掩,其文、其诗,多零落不传,唯有年轻时所献《汴都赋》,为当时所称。《宋史》说他少年时“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谓其生活放浪,不守礼节)而博涉百家之书。

元丰初,周邦彦到汴京,元丰六年(一○八四)献《汴都赋》,长七干字,神宗(赵顼)见而异之,召他到政事堂,命李清臣在迩英阁朗诵。赋中多古文奇字,清臣多不识得,只好读其偏旁。这是一篇摹仿汉代《两都》、《二京》的大赋,其规模也像汉赋。赋中用假设的人物“发微子”和“衍流先生”的对话来逐步开展对于汴都描写与颂扬,其间也表示赞许王安石的新政。这和他后来的宦途坎坷很有关系。当他献赋之举传播之后,名动天下,即自太学诸生升任太学正。但以后久不迁升,而出任地方官,先任庐州(今安徽合肥)教授,后任溧水(今属江苏)知县。哲宗(赵煦)即位后调回汴京,哲宗命他再诵《汴都赋》,以后一直做京官,厉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卫尉、宗正少卿兼议礼局检讨。并以直龙图阁出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知顺昌府(今安徽阜阳)。改知隆德府(今山西长治),迁官明州(今浙江宁波),再度调回汴京,拜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直到徽宗(赵佶)时代提举大晟府(中央音乐院)。后来又出知顺昌府,迁处州(今浙江丽水)。

周邦彦的文集有南宋楼钥编的《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但元人编的《宋史·艺文志》集类所著录《清真居士集》只有十一卷。宋人有见其文者,陈师道说:“美成笺奏、杂著俱善,惜为词掩。”(《古今词话》)张端义说:“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惜以词掩其文也。”(《贵耳集》下)陈郁说:“(美成诗)自经史中流出。当时以诗名家如晁(补之)、张(耒)皆自叹以为不及。”(《藏一话腴》)周邦彦最初成名之作是《汴都赋》,楼钥的《清真先生文集序》中说他“由诸生擢为学官,声名一日震耀海内”。又说:“未几,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彳暴。哲宗始置之文馆,徽宗又列之郎曹,皆以受知先帝之故,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这篇《汴都赋》因为收在《皇朝文鉴》之中,流传至今。他的别的文章如《操缦录》五卷,《清真杂著》三卷,皆已不传。

周邦彦的诗似平在元代即已散佚。清初厉鹗等因编《宋诗纪事》,辑得其佚诗六首。后丁立中得六首,王国维得断句诗二首。近人罗忼烈复从《永乐大典》等书,多方搜辑,共得古近体诗三十四首。其中如咏战马《天赐白》(七古)、咏古烈士《过羊角哀左伯桃墓》(五古),及其它古体诗,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知宋代文人颇严诗词之别,不在闺房作《生民》《清庙》之诗,悬“杏坛讲学”之图。但这也并不证明这些文人不关心国家大事、民生疾苦。近人论词,有的以作品中有否反映当时社会情况为优劣标准,倒是证明这些批评家自己不知道某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须知,宋人在诗中写景、叙事、说理、论道,就是不谈情说爱,而在词中,则赞美女性,诉相思,叙离恨。宋人一般不在词中反映社会问题,直到南宋,才在词中谈论国家大事。因此,象周邦彦这样一位言情圣手,在他的诗中绝对看不到他在词中所表达的情调与观感,这就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一般的风尚。

周邦彦在宋代“以乐府独步,学士、贵人、市侩、伎女皆知其词为可爱”。当时歌女以能唱周词而自增身价。张玉田在南宋末年(去周已近二百年)遇见杭妓沈梅娇、车秀卿犹能唱周词,可见其社会影响。这与周邦彦妙解音律相关。周邦彦的歌词声音谐美,顺口悦耳,非其它生硬俗滥的作品可比。他的堂名“顾曲”,即用三国时周瑜的典故。周瑜精通音乐,当时流传一句成语:“曲有误,周郎顾。”以“顾曲”名堂,可见其对音乐造诣的自负。

作为文学作品,周邦彦的词在宋代作家之中的地位,可从下列事实觇之:

(一)在当时他的作品已有好几个版本,流传至今,有人统计,有十二版本。宋同中一人的版本从无如此之多。

(二)他的词集在宋代即有两个注本:刘肃和陈元龙注本。

(三)另外有三位词人把他的词几乎全部写了和词(即照周词的韵再作一首)[1]这在中国词史上也是空前的。

从词学的观点来看周邦彦歌词创作的历史背景,可以说,那也是词史上空前的一个黄金时代。

北宋初期的词是《花间》与《尊前》的继续,它比《花间》的纯粹谈情和描绘妇女生活有点不同之处,是更多地继承了南唐二主和冯延已的哀怨之情。因此,宋初的大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虽然过着富贵的生活,而其作品中却孕育着无名的凄侧之感。这种人生中固有的盛衰生灭之感,人世的荣华富贵也无法逃避或改变。于是按照自古以来文人们的老办法:借酒消愁。有酒有歌,他们的词就是酒席上的歌。这些歌大都是小令。《珠玉词》、《六一词》都是以小令为主,可以想见它们的作者的风致。

《花间集》的传统在周邦彦的时代虽然还有影响,但已出现了新的不同的作家即柳永、张先诸人。在张先(九九○——一○七八)这位长寿的作家的集子中,已开始引进大量的慢词,但小令还是主导的作品。在柳永的集子中则慢词大大超过小令。谈情说爱,离愁别恨的话头虽然永远是诗人的题材,但《花间》、《尊前》二集以及宋初诸家也就说的差不多了。柳永,张先便分笔写江山之胜、游宦之情,真能双管齐下。他们在传统的小令以外,又创造了许多慢词,但并不废弃《花间》旧业。摆在周邦彦面前的,有宜于写情的《花间》小令和擅长绘景的新兴慢词。风靡海内的是柳永的新歌,连名满天下的苏轼也甚是羡慕“柳七郎风味”(《与鲜于子骏书》)。但柳永的作品虽然音调谐和、辞意明畅,却有点美中不足之处,即就内容而论,其谈情作品不脱《花间》旧习,而乏《花间》之精致。写景抒情者又多平铺直叙,无回环曲折、波澜起伏之势。换句话说,不能融情入景,就景抒情。情景并列如单页画幅,未能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得万象皆活。推其原故,盖因情景二者之间无“事”可以联系。救之之道,即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但如果三者之中缺一,即难造成境界,若不能造成此境界,则其郁勃之气,未能藉其作品以抒写,即不能得到美学上最高之满足。周邦彦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北宋盛世,面对着旧的《花间》妙曲,新的柳、张慢词既有无限的才情,想有所发挥,又想如何达到“二难并”。周邦彦看来所缺者唯有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使无生者变为有生,有生者另有新境。这种手段,后来周济称之为“钩勒”。他说:“清真愈钩勒愈浑厚。”他所谓“钩勒”,即述事以事为钩,勒住前情后景,则新境界自然涌现。既涌现矣,再加钩勒,则眉妩毕露,毫发可见,故曰“愈钩勒愈浑厚”。此事此境,可以凭艺术重现者以此。周邦彦最识此理,所以他的作品中有许多是以写景抒情的方法叙述故事。由于述事,有时不得不重现当时对话,因此,不但使境界重现,而且使气氛重现。《少年游》(“并刀如水”)一曲是最好的说明。试想在寥寥五十一字中,不但写故事,使当时境界重现,而且写对话,使读者如见词中人,能闻词中人语,此境界并非一般写景抒情所能创造。他集中的另外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话中“而今”二字联系起来,使前后两个故事——亦即两种境界作为比较,重新追忆第一个故事中的情调。这正体现了周词“钩勒”的高超造诣。

但是《清真集》中许多作品有故事结构,如果不先清理出来,弄清来龙去脉,是不容易读懂的。前人由于不曾看懂作者原意,对于周邦彦词颇多错解。

我们说,周邦彦除了善于在词中融情入景以外,又善于引用“第三因素”——故事来钩勒情景,使其所创造的境界更为真实可信。但这并不是说,当时或后人围绕这些作品所编撰的“词话”或“本事”都是真的。宋代有些文人喜欢在笔记中替名家的作品编造“本事”,表示他们是“消息灵通人士”,“熟悉词坛掌故”。某些大家如柳(永)、周(邦彦)、苏(轼)、辛(弃疾)诸人的作品,尤其不免。仍以周的《少年游》为例。因为它写的生活情味特别浓,故事特别真实,最后又记录了殷勤留客的情话:“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样幽美的词境,热情的关切,对于“词话”作者的引诱力实在太大了,不能不就此添些背景来陪衬,因此,各种各样的“本事”也就出来了。

“本事”的编造者深知读者心理:总希望在读了一首好词之后,能够进一步了解有关此词的情节故事。于是,挑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说出来你知我知,容易为人接受。其实他只是要为自己编造的故事作广告,硬要拉名人名作来为他服务。粗心的读者只要看“本事”有趣,不但受了他骗,还不知不觉为他做义务宣传员。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词话”的编造者往往先把一首名作中主人公假定为作者或别的什么人,然后为这首词布置“背景”,再把作者拉来作“人证”,作品本身作物证。你若不信,“有诗为证”。“词话”的编造者把本来真实的词,当作证据,为他所伪造的故事背景作证。有时,因为所捏造的故事太长,一首词的内容不够敷衍,还把别的词也招来为他服务。例如,周邦彦《少年游》的故事本来只写情人晚会,与政治无关,也不必牵涉别的作品,但南宋末年的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却将之与《兰陵王》捏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有声有色、头头是道的“本事”。

道君(宋徽宗赵佶)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棵(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2]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3]:“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调,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复奏。”京尹至,蔡京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

隔一、二日[4],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国都)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

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指出:“此条所言尤失实。”他的证据是:(一)周邦彦没有做过“开封府监税”;宋代没有“大晟府乐正”、“大晟乐府待制”这两个官职,(三)据《宋吏·曹辅传》,徽宗微行“乘小轿子,随从数人”,则“马滑霜浓”之语即不适用于他身上。这几条证据当然是过硬的。但我们即使不查核《宋史》,即使不问周邦彦是否做过监税、乐正之官,单就这两首词的内容而论,也可看出张端义所编故事完全是靠不住的。这里,我们不妨先比较两首词的内容。这是两件独立的艺术品,彼此各不相涉。如果说《少年游》是一篇短得无法再短的短篇小说,写的是冬夜留客之景,那么,《闺陵王》则是追忆春日分别的情景;二词各自独立,并无故事情节联系,何必为了伪造“本事”,把他们捏合在一起?《少年游》上文已引,这里不妨把《兰陵王》录下,看是否与《少年游》的事迹发生在同一时期。词曰: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我们来看:《少年游》事在冬夜,“隔一、二日”,恼羞成怒的徽宗捏造一项罪名,把它的作者周邦彦“押出国门”。李师师这时到城外送周时,怎么已经是“梨花榆火催寒食,”[5]“斜阳冉冉春无极”的春天?伪造“本事”的人连词中时令都没有弄清楚,可见对两词的内容并不理解,只是瞎猜,以为《兰陵王》词中送客即是李师师送周帮彦,殊不知周邦彦在《兰陵王》中所咏者完全是另一回事。

因为《兰陵王》词的构思比较复杂,用笔也灵活,所以过去的词学家对此也不甚了解。虽然各家选周词者多遗此篇,但解释往往语焉不详,含糊了之。其实这首词如仔细分析,也不难懂。这首词分为三片(段),即所谓“双拽头”。第一片只是泛论古今来隋堤上折柳送客之众,只是晏小山所谓“世间离恨何年罢”的感慨,并非有所特指。周济谓“客中送客”[6],盖泥于“谁识京倦客”一句而言之,殊不知“长条千尺”,非一人一朝所折,而折之者又岂尽是“客中送客”之人?第二片写实景,比较曲折,需要用些想象才能钩画出当时的图景,补足其省略部分。其中,“闲寻旧踪迹”一句,读者只要问:什么是“旧踪迹”?它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寻?寻者是谁?我们假定他是作者自己,再假定“旧踪迹”即是上片所谓“长亭路”上的行馆。但他自己如果是送行者,他将和行客诉说离情别意,哪有“闲”功夫去“寻”“旧踪迹”?这里,着一“闲”字,说明被送之客已走,故闲得无聊,非在情话缠绵、难解难分之际。那么,他寻到了“旧踪迹”,又见了些什么呢?是“酒趁哀弦,灯照离席”,乃一个未散的“离会”[7]。这种会也即是自古以来所谓“祖道之会”。一方面是亲友们依恋不舍的诉说离恨别愁,另一方面又在“祖道”(祭道神之路,祈求水陆平安)对天地酹酒,祭品即作为别宴的酒馔。因此,这种会,也称为“离会”。第二片接着点明时令,说明是清明前一日。而“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作者则突然改变了视点,从船中写景,又抱怨船开得太快:“回头迢递便数驿!”他是什么时候离岸上船的?被送的行客又在哪儿?他补了一句,作为二片的歇拍:“望人在天北。”谁“望人”?“在天北”者是行客还是送客?等等。第二片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所不解的。周济说:“‘愁’代行者设想。”下文他就老实说:“以下不说辨是情是景,但见烟霭苍茫。‘望’字、‘念’字尤幻。”怎么行客又已经在“一箭风快”的船中,望“天北”送客之人呢?如果行客已经上船,则“离会”已散,何以还有“哀弦”与灯火;若“离会”未散,则船中又是何人?等等。这些问题,周济并不曾明白。今按:“闲寻”以下十四字是全首词结构中枢钮。一“愁”字又是十四字的枢纽。行客并未下船,故“愁”字不是代行者设想。“愁”字乃作者自言预愁或预想,乃从李商隐《曲江》“迎忧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的“迎忧”中化出。古时送客常常陪伴客人行走一段去程,然后送者归家。清真另有一首《夜飞鹊》也说明这种情况。其下片云:“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但徘徊班草,欷虚欠酹酒,望极西天。”这一段异叙述与《兰陵王》中片收束时说“望人在天北”,笔法相似。但《夜飞鹊》是实写,《兰陵王》中片“一箭风快”一联是设想,是预“愁”。“回头……数驿”即“相去日以远”之意,也是预“愁”。作者自己设想在送走了客之后,于回程的船中一个人孤寂地归去。但《兰陵王》比《夜飞鹊》多出了第三片。这一片上接第二片所预想的船行之速,下接“别浦萦徊,津堠岑寂”,使二三两片看来好象浑然一体。周济因先假定“愁”字代行者设想,所以下文便无法解释。我以为,船中所见之景,并非代行者设想,仍是作者预愁别后回程中所必经的“凄恻”情景。于是,在孤寂的回程船中,又回忆从前和情人“月榭携手、露桥闻笛”的韵事,觉得往后只有在梦中相见了。

由以上分析,可见这首《兰陵王》是一首独立的词章,与《少年游》毫不相干,也不可能是写了《少年游》之后不久的作品。说明:有关这两首的所谓“本事”,完全是伪造的。前人对于宋人有关宋词的笔记小说,早已有过怀疑,但未提出具体的证据,以上的分析,可证实前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此,研究周邦彦及其词,必须从作品的具体内容人手,弄清其时间、地点、人物的行动等各种关系,才不至在“烟霭苍茫”中迷失方向。




[1] 三家和词的作者是:陈允平、方千里、杨泽民。

[2] 当场“隐括”,从床底下塞给李师师歌唱?

[3] 中间略去的部分如下:“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

[4] 《浩然斋雅谈》作“越一日”。

[5] 古人以清明节一二日禁火,谓之“寒食”,即今四月四日

[6] 《宋四家词选》本词评语。

[7] 参看清真《夜飞鹊》:“相将散离会。”

原载:《文史知识》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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