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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周刊》发刊词

吴世昌

秦汉以前,我们相信民间的诗歌、故事和士大夫阶级的制作不会有很大的分别的。孔子所编的诗三百篇,风、雅、颂在著作的本质上并无多大分别。雅、颂虽然可以疑为贵族所作,但其中有许多颇有民族史诗的色彩,那些故事无疑是民间流行的传说。国风中那些从民间采来的诗句,我们也可以看见被《左传》或其他经籍的作者引用,而且有时在贵族的宴会中,那些君子也会背诵一两节歌谣以夸耀他们的博雅。自秦汉以后,士大夫阶级模仿楚辞和荀子中赋篇的制作,于是在当时的白话诗歌——乐府——之外,我们又多了一种廊庙的文学;又因为赋中名物词藻的堆积,它同时又有给初学者当类书的作用。但士大夫阶级同时也感到那些赋的制作太呆板,太严重,因此也仿民间歌谣作些诗歌,以表达他们的真性情。所以从那时起,中国文学便因士大夫和民间两种趣味的不同的而逐渐分成二派主流。

士大夫仿制民间的歌谣,做到后来,一定会渐渐走上高古雅致的路,渐渐流入贵族文学的主流中去。我们看看曹子建、谢灵运那些人的乐府诗,可以知道即使当时的民众,大概也不会感到十分兴趣的。可是一方面《五更转》、《子夜》等民歌,却从征夫思妇的心中流露了出来,不以卑俗为病,不以雅致为高,因为是绝无矫饰的心声,自然就占据了民间儿女的心境。而那些士大夫的制作者,在廊庙或山林中搅得不耐烦了,或者看着那些民间作品虽然真挚,然而太卑俗了,也就自告奋勇的加入这团体来模仿制作。作到后来,又会渐渐的变成高雅;而爱好卑俗的民众们却并不感谢士大夫的修饰或改良。他们依然流行他们的。就这样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就在这交互影响,逐渐分化的过程中,垂下两条平行的主流。

那些民间的文艺,用中国的老话说是“民风”,包括歌谣、故事等,除了在文学上不断的供给士大夫的作者以种种新的刺激、作风、语汇、题材外,同时还保存了一部分以前入很少注意的学术材料。最明显的如方言上的材料,是语音学中最好的资源;礼俗上的材料,可以印证古史;歌曲的形式,可以诠释不易了解的乐府;故事的传说,可以反映各地民众生活的实况,以及他们心目中的道德观念之类。而在专制时代,人民对于政治无法表达其舆论,有时也依托歌谣来表示。例如《凤阳花鼓》中的:“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便可以看见明代一般民众对于政府怨毒之深。

至于在政府方面,中国历来也颇注意到民间的制作。古代的“采风”之说,我们暂且不管它是否确有其事,但即此观念,已足以见古代有心人对于政治的理想和观念。各时代又常常有些人假借民众的名义,造出一些“童谣”之类,利用统治者的迷信心理,对于腐败的政治加以警告或恐吓。有时政府确也“像煞有介事”的设官采风,作为对民间施政的参考材料;并且也有官老爷自己仿民间的作风制出许多歌谣来讽谏帝皇或劝励人民的,前者如白居易的“白氏讽谏”,后者如近年桂省当局编的劝人民当兵的山歌,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假使深切认识歌谣感人之易而且深,便可了然于古代采风之说并不是无意义的空想,而足以给任何时代的关切人民的政府借鉴的。

但是大家对于民间歌谣和风俗充分认识它在学术上的价值的,还是“五四”以后的事。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开始收集歌谣,民国十一年才正式发刊《歌谣》周刊。这周刊发刊了两年多,社会人士对它不但感觉兴趣,并且逐渐认识了它的学术上的价值。从此以后,广东有《民俗周刊》的刊行,私人方面收集的渐多,各书店也渐渐肯印各地歌谣及民间故事的册子了。可惜北大的《歌谣》周刊后来因事停止,直到今年春天才恢复过来。我们创办本刊,也是因为在北方既已有了《歌谣》,在这子夜吴歌发祥地的江南,也正不能不有一个姐妹刊物,使大家对于研究歌谣的兴趣更加浓厚。同时我们觉得光是歌谣的研究还是太窄,我们民间其它的故事、传说、谜语、笑话、忌讳、迷信、婚丧礼俗、祭礼则例、时令节序都是学术上顶宝贵的材料,其价值并不亚于三代鼎彝、唐宋名画、四库珍本、工商统计。在这整个变动的中国,我们深觉有把它们及早记录保存的必要。

我们在这发刊之始,初步工作大致可分为收集材料和调查研究报告二种。属于材料方面的.凡与上述各项有关而未经他书著录者均所欢迎,属于调查或研究方面的,我们欢迎有系统的叙述和整理。当然,我们也并不是不希望有理论的探讨,那也许正是我们最后的鹄的,但此刻我们只可把它当作意外的收获。我们这块园地是小的,但是种子撒下去了,希望读者大家来灌溉,如果能收下果子来,还可以播种到别的园地里去!

原载《中央日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

(《民间周刊》由北京风谣学会(会长顾颉刚)主办)

原载:《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扫描录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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