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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丛论》序

吴世昌

中国的长篇小说肇源于佛教的宣讲文学,经历晋唐以来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唱导、变文、俗讲、宣卷,演变成后世民间的弹词、说书等大众化的讲唱文学。再由这些讲多于唱、民间故事多于佛教宣传的口语话本,最后几乎全部摆脱了佛教宣传的内容,变成完全华化了的历史故事(如“说三分”即《三国演义》》和朴刀、烟粉、灵怪,乃至人情世态的话本或拟话本。我们现在仍能读到的《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等,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作品。

上述的长篇和短篇小说都是说话人讲话用的“脚本”,所以是口语文学——从前称为白话小说。至于用文言写的笔记小说却来源甚古,而且纯粹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学。凡是古书中一切有主题、有情节、趣味隽永的历史故事,其实都可以视作短篇小说。抗战时期我在大后方一些大学院校教书,不但把《史记》、《汉书》里一些传记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霍光传》、《赵皇后传》等作为短篇小说让学生研读,还从过去认为枯燥无味的《尚书》和《礼记》中找出一些篇章,选作短篇小说给学生读。例如《尚书》中的《金縢》,《檀弓》中的陈子亢反对杀奴以殉葬的故事,石祁子父死不肯沐浴佩五的故事,不但是很好的短篇小说,而且有深入的心理分析。我相信写这些篇章的古人也意识到他们所写不是干巴巴的历史,而是美好的文学。至于先秦诸子中有思想性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古代也有一些神话故事。但在注重理性的文人学士看来,这些“言不雅驯”的东西,“缙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语),所以即使是包含着真实史料的初民神话,也被正统的历史家所摈弃(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没有《三皇本纪》);这种传统,从史学的角度看来是好事,使我国的古史比別的文明古国更为正确,保存得也较好。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来,古代许多荒诞但是美好的神话显然在历史的过程中被扬弃了。屈原在《天问》中提出来的许多问题,在他脑中本来是古史中重要故事,而我们现在,即使号召殷墟甲骨文中的先公先王来一起帮忙拼凑,也所知无几了。这些古代神话传说之所以被淘汰或遗忘,就是因为它们“言不雅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违背常识,难于置信。孔子不信“怪、力、乱、神”,他对于祭祀鬼神这样重要的事情,

也只假定好象有被祭的对象(“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这种极端理性的,几乎是反宗教的态度,使正统派的儒家减少许多荒诞的迷信。但知识分子(搢绅先生)中的一部分和他们以外的老百姓,尤其是在神话比较流传的地区如楚国,则对于鬼神之事还是颇有兴趣,或敬而畏之的。人类对于自己的生前死后或另一世界(天堂、地狱)的好奇是根深蒂固的:连汉文帝都要向贾谊打听鬼神之事,何况其他“苍生”。东汉传入佛教,印度和“西天”的神话故事也被挟以俱来,刺激了民间对于神奇事物的兴趣。中国古代本来就有“苍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淮南子》)。所以魏晋以后,外来的和本土的神奇鬼魔的故事相结合,流行更广。文人学士除了写他们的正经著作外,也写些有趣味的笔记小说,于是产生了所谓搜神志怪之书。另外一些有关天象变易人事反常的“社会新闻”,如男女易性,死而复生之类,也被写入正史的《五行志》。如《晋书》说:“惠帝元康中,安丰有女子周世宁,年八岁,浙化为男,至十七八而气性成。”同书又说:

元康中,梁国女子许嫁,已受礼娉。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得病亡。后其夫还,问其女所在,其家具说之。其夫迳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后婿闻知,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这很可能是依据当时的记录写的,则是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文章。但如果把它收编在二百多年前的《聊斋志异》或《子不语》中,也几乎可以乱楮叶的。

不过笔记小说之类的短篇小品文字,和当时在庙宇中长篇大论宣讲的佛经故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在庙中讲的,为了使老百姓,尤其是文盲的善男信女都能听得懂,当然要用当地流行的口语,而文人学士写的笔记,为了节省书写工具、材料和时间,则力求简短。佛庙中的宣讲务求能吸引听众,感化听众;有口才的和尚为了达此目的,往往把佛经中的故事临时加油加酱、添枝添叶。那些不善于即兴编造的“唱导师”就得预先准备好稿本.以便届时“照本宣科”。这些本子,到唐朝演变成“变文”(参看本书页九五《论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若讲的内容不是佛教故事,而是中国历史上或民间的故事,如伍子胥、韩凭(朋)、王昭君的事迹,就称为“俗讲”(有的和尚也会俗讲,如唐代的文淑),庙里的听众有时听腻了佛经的宣传,打瞌睡了,唱导师为了提高听众的兴趣,有时也夹叙一些民间故事,以吸引听众。从这里就发展成为宋代的话本小说、历史演义,明代的长篇小说和拟话本(如《三言》、《二拍》),一个旁支,是从佛教的“宣卷”演变成后世的弹词、木鱼书之类。这一系统的文学作品,本来是“说话人”(“话”即故事)讲唱的手册或稿本。它们区别于文人学士的笔记小说的最大特色是用口语(白话)写成这一新的传统(唯一的例外是弹词的韵文部分不用口语而用浅近的文言,其对话则甚至于用当地的方言)。而文人的笔记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等,因为是知识分子写给知识分子看的,而且古代的书写工具和材料也昂贵而不易得,所以文字力求简洁,表达方式也只好用经济省字的文言。这种文学“媒介”,从魏晋以来一直用到明清,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由此可见,自魏晋以来,写小说的文字工具大体上发展成为两支:文言与白话。在唐代的文人手中,这种情节动人、文词优美的文言小说,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一般称为“传奇”(这和明清的戏剧也称为“传奇”二者不同)。

宋初太平兴国年间(九七七——九八四)曾把自魏晋到五代的笔记小说做过一番总结工作,从收集到的三百四十三种书中,编纂成五百卷的笔记小说总集《太平广记》。这部大书的编者李昉等颇有点文学眼光,他们所引用的原料书中虽然也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史,《庄子》、《管子》、《墨子》、《淮南子》、《抱朴子》等子书,但他们取舍采择的标准则是以文学作品为主,有小说意义而趣味隽永者才能入选。其中有些作品在历史家看来不是重要的故事,只因有文学意味,也照样收录。至于被正统派文人认为“街谈巷议”、“言不雅驯”的作品,也细大不蠲,兼收并蓄。书中较多的故事与宗教有关,如佛道神仙、因果报应、宝境天堂、阴曹地狱,占了较多篇幅。他如山妖水怪、珍禽异兽、狐鬼幻术、鱼龙变化,乃至酷吏土豪、天灾兵祸、民间传说、社会趣闻等等,也尽量收入。这部大书虽编成于宋,但广泛流行,是在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谈恺刻行以后。明清两代文人对这部书发生很大的兴趣,纷纷仿此书写了许多笔记小说。因为这种体裁可长可短,每篇独立,不象章回小说那样要与上下回有联系照应,它可断可续,写写停停也没关系,所以写的人很多(如王士祯的《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后来袁枚的《子不语》、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但都不如《聊斋志异》)。但四百多年(从《太平广记》一五六六年重刻流传算起)来,这一类小说中最杰出的一部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就内容题材而论,《聊斋志异》是《太平广记》的嫡系后裔,只要一比较两书的目录,即可了然。后者收得最多的是有关神仙的故事,共有五十五卷。还有“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兽类之中孤独多,有九卷,其他畜兽共十三卷,水族九卷。但文学价值最高的是《杂传记》十九卷,收罗了唐人最精彩的传奇。每篇字数也最多。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大都取材于此书。《聊斋》多谈狐说鬼的故事,在《太平广记》中这类故事也最多。《聊斋志异》中故事大都很短,一页半页,寥寥数行,戛然而止;但读者余味盎然,觉得它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但也有一些较长而情节复杂的篇章,可以和《太平广记》所收唐人传奇比美。

《聊斋志异》基本上是仿《太平广记》而写的。可是后者成于数百年中数百文人之手,而《聊斋志异》则成于蒲松龄一人之手。即此一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非常显著了。

然而《聊斋》的价值,不在于它和《太平广记》的相同或相似之处,而正在于它的不同之处。《太平广记》因为成于众人之手,历时甚久,内容门类也很多,各个门类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各不相同,也各不相谋,当然不会有共同的主题。(除非在“因果报应”这一点上,许多作者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宣传这种思想,认为它对社会上的恶人可以起克制的作用,同时鼓励了所谓“善举”)在《聊斋志异》中,作者借写狐鬼以鞭挞社会的丑恶人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对于贪官酷吏的描写,从阳间直写到阴曹,也是为攻讦时政,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蒲松龄对于平民的同情,一珍同志在《蒲松龄的为人及其思想》一章中有详尽的讨论,并且引他的诗作为旁证,这是我们平日只把《聊斋志异》当故事读的人所不理会的。他通过对于水、旱、雹、蝗灾害的描写,一方面批评了封建统治者对于人民的灾难不但无动于衷,甚至照样厚敛豪夺;另一方面描写灾民的惨状,富户的奢侈浪费,作为对比,是可以使有心人深思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的。作者对于另一社会现象的不合理,因为他本人有过切肤之痛,所以写得也特别深刻。这是科举考试制度的不合理:不仅所考的内容迂阔无当,而且还要走后门、行贿赂才能考中,这是率普天下之士子以入于虚伪卑劣之路,国家安得不渐渐趋于衰亡。清初三位最杰出的小说家都不约而同地反对科举八股,他们是蒲松龄、曹雪芹、吴敬梓,而蒲是最先提出这问题来的。

《聊斋志异》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是不须多说的。此书之所以能吸引广大的读者,即是因为他书中的“鬼”“狐”有的比人还可爱,而且通人情,讲道理,不忘恩负义,不暗中害人。其行为性情,虽是异物,却令人置信,令人钦佩,令人愿与之为友。

孙一珍同志研究《聊斋志异》多年,她对于蒲松龄的行谊思想,了解得比我深刻,上述各个方面她都已说到。本书所收她的论文可以进一步提高对于《聊斋志异》的了解,对于蒲松龄思想的认识。我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很肤浅,上面的话未必有当,吾亦“姑妄言之”耳。

一九八二、六、十五、北京

原载:《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扫描录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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