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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几点看法

吴世昌

我治学先求理解,再作(或不作)评论,故考证十分必要。社会科学中要有考证,正如自然科学中必须有数学作基础。不懂数学,任何科学都不能作;不懂考证,什么学科也搞不好,甚至不能搞。有人反对考证,给它戴上“繁琐”的帽子,以便加罪而去之,这是读书无用论的旁支。试读马列著作,无考证即无论据。反对考证是懒汉思想。清代学者主张考据、义理、词章三者不可缺一。此三者中考据即为求真之学,义理即为求善之学,词章则属于美文,为求美之学;亦即康德所谓纯粹理性、实用理性、美育评论,亦即知识论、伦理学、美学三者之雏形。二百年前之清人对治学之道能有此分析,殊为难得。

因为我对中国文学有深切爱好但又常苦有不解之处,故常寻根追究,有时因一字不识,寝食不安。因爱之深,故求解之心切。有时苦思冥索,不得真解;但决不妄信古人,或当世权威,不得其解即不动笔。故我敢断言:平生为文,如无创见确解,决不下笔。认为人云亦云,取之伤廉,再加传布,徒以欺人,二者皆丧德。这不是说我的每句话是真理,这当然不可能。但如有错误,人所共见,也不难改正,有过则改,决不文过饰非,护短自欺。

对于写作一部大文学史,我素有愚见,至今仍然,即: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历史,其中未解决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王国维曾自认书诗中他能懂的只有十之七八或更少。我们如不先求其真,以正确了解其意义,则一切评述,都不足取。故我素来主张求真(即确解)为第一步,一旦得其确解,则原作的妙义胜义自见,一切评论将为蛇足。若不知确义而强为评说或望文生训,当然只能误引读者。故我主张不必忙于编一部求全求美的大著作(那是不大可能的),而应该集中精力研究一个文学史的横截面,即断代文学,或纵剖面,即文学专史(如诗歌史、小说史等),这样才能使这一部“史”真正能成为权威著作,既省后人精力,也使后之求知某代文学者知所依据。若忙于写一部大史,势必顾此失彼,在真正专家看来,可以指为挂一漏万乃至千疮百孔;作为类书、辞典,资料则显然不足,不全;作为专史则其中又塞满了空洞的议论,不如去找第一手原料书更为切实可用;作为大学课本或一般社会读物,则又大而无当,不知从何入手,且亦不易读完。

古典文学研究不应该是文学评论的“附庸”,不能把研究古典文学的专业机构作为某一刊物的“书评”小组。我并不是说批评、指导当代作品的评论不重要。而是说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意义已不明白的古典作品,可不像写当代文学作品评论那样容易。只强调“评论”,实在是对懒于作考证研究的人大开方便之门。

有的青年人进文学研究所的目的是想写小说,或学作诗,那又错了。因为研究所不是搞创作的。当初大学毕业以后如果明确地想搞创作,那就先得进专业创作机构,证明你能搞创作,则在那儿得其所哉。而文学研究所却不是这样的机构,也无人指导创作。古今中外的文豪诗人,没有一个是从什么研究所里培养出来的。

做研究工作需要一套专门技术,以古典文学而论,如果要评论诗(中国历史上诗人特别多),你必须先看懂你所研究的诗,知道做诗的甘苦。既要知此中甘苦,就得自己会做,懂得诗的基本格律技术。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技术,你连看都看不懂,怎么能大言批评古人的作品,信口雌黄,强不知为知?我初到文学研究所时,曾劝青年朋友学会辨汉字的平仄,学会用韵,记住常用的韵部,这样不但可以更好地判断和评论古人诗的优劣,读多了还能辨别唐宋诗的不同,明清诗的不同,也可以自己学会做诗。不料“文化革命”一起来,我这些话立刻成为大字报上的罪状。

编者按:本文是著者参加一次会议的发言提纲,写于一九七九年。

原载:《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扫描录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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