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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

吴世昌

北平是个风沙很大的地方。很少天然的明山秀水,西山比起南边的山来也是干燥乏味的。春天风沙一大,满天是黄沙和黑土。然而人喜欢北平,从各处挤到这儿来,我也是的。说它是文化都城,那当然也是对的;但许多人却是专来玩,或者因为玩的方便而来住家。北平的好玩,据我看完全是在于建筑。大街上摆着红红绿绿的牌楼和城门座子,白石的桥配着更白的白石栏杆,都是很好看的。当然人到北平来不能光是走走大街就算了,总得还要往各处看看,譬如皇宫,北海,颐和园之类。现在的故宫据陈援庵先生考证是元人也黑迭儿所造。[1]中南海和北海是否元人所造很难说,从许多碑文题字看来,乾隆皇帝大概很有过一番修葺增建的工夫。至于已经给外人毁了的圆明园和还没有给外人毁了的颐和园,这里面的楼台布置,却是经乾隆几次下江南之后参酌了江南的天然山水和许多私家园林而修筑的。据说北平南海瀛台、玉泉山、畅春园的叠石,还是张然的手迹。[2]张然是张涟的儿子,张涟是明末江南的叠石名手,《桃花扇》中说到阮大铖的石巢园,便是他所布置。所以现在北平园林的建筑虽然在国内好傢要首屈一指,但它们的蓝本,却还是江南的山水和园林。

江南的园林又大都是从前朝抄下来的。明朝是一个比较的艺术意味很重的时代,从明人的小说和剧本,以及这些书本的图版可以窥见当时私家园林的一斑。这无疑是受南宋遗传下来的影响。宋也是一个爱美的朝代,徽宗对于太湖石的嗜好,竟促成了政府的南渡。[3]南宋苏杭一带的园林,其盛况恐怕远过于李格非所记的洛阳名园。而《洛阳名园记》所载的许多园林,都是唐人旧构;如大字寺园为唐白乐天园,湖园为唐裴晋公宅园。这样一代一代往上推,推到几时呢?我以为应当推到魏晋六朝。

中国的魏晋六朝,和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是一个不大容易被人了解,有宗教热忱而又浪漫意味很重的时代。“浪漫”是近代人的说法,用古时的话来说,是“旷达”、“风流”。杜牧之所谓“大抵南朝都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一般的说,这时代的人喝酒、服药、清谈、放诞、狂狷、任性、好山水、好艺术,穷奢极侈的享乐和自暴自弃的颓废。中国私家园林的起来,也是在这个时代。

魏晋以前,除了帝王的宫殿和苑囿以外,私家是很少有园林的。. 大概在那时的封建制度之下,也不容许私家有园林。现在所知道的,梁孝王的菟园是一个。《史记》说:“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4]菟园大概就在东苑之内。《西京杂记》记园的内部建筑说:

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作菟园。园中有白室山(一作百灵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宫馆相连,延亘数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靡不毕备,王与宫人兵客,弋钓其中。

但《西京杂记》是魏晋以后的书,恐怕免不了受了当时园林的影响,参考枚乘的《梁王菟园赋》,作一些想当然耳的记载。因为“赋”是照例夸大的铺张,而枚乘又曾躬游菟园,也还没有说到:“瑰禽怪兽,靡不毕备。”只是说:“斗鸡走菟,俯仰射钓”而已。此外就很少见除了帝王还有谁有园林。孟尝君的客人虽然有“珠履三千”,但他也似乎没有特别讲究的园林可以引起当时写历史的人注意。邵平大概是有一个园的,但是可怜,他下了东陵侯的任之后,那园子只能让他种种瓜而已,其简陋也就可想而知了。我想古籍中所说的园,譬如《诗经》的:“园有树桃,其实之肴。”《史记》的:“梁有漆园,楚有橘柚园。”以至于曹参的从吏在隔壁饮酒高呼的后园,董仲舒讲《春秋》讲得太起劲,三年不去瞧它一下的园,多半是这类的果园菜园,并不是有楼台亭池的花园。再不然,就是桑园漆园,听说庄子曾经管过漆园。《说文》:“园树果,圃树菜也。”《周礼》:“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蓏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供其果蓏。享亦如之。”这也可以看见当时人对于园圃的观念。《三辅黄图》(卷四页三)引《云阳宫记》:“云阳车箱坂下有梨园一顷。梨数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车盖。”《三辅黄图》是一部记载汉时宫殿、苑囿、街衢、桥梁等一切建筑的书,而说到“园”的,只此一条而已。另外有一节是很可注意的,在“上林苑”条下:

汉上林苑,即秦之旧苑也。……茂陵富民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西京杂记》作“北邙山”,《太平御览》引作“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珍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培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昝,不能遍也。

袁某不过是一个平民,有一些钱,就这样大治园林,那是皇帝所不允许的。以后怎么样呢?妙得很:

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宫园。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

广汉有什么罪,书上没有说,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猜想,大概是因为他的园子盖的太好。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样看来,截止到汉代为止,私家园林大概是不会有,也不许有的。

至于皇帝御用的呢,上面已说到,《三辅黄图》所记,只有宫殿、苑囿、池沼而无“园”。有之,即是果园。汉代去周未远,还保存着猎狩的风气。帝王贵族要打猎,可是又不愿或不敢当真到荒林旷野中去猎,于是想一个中庸的办法:教别人去捉些野兽来,多半是熊、野猪、狐狸、鹿、兔之类,以可以射逐而不致十分伤人为原则,放在一个大林子内,(我想当时的河南、陕西一带一定还有许多树林,不像现在似的到处是黄土、黄土、黄土!)又在林子外面筑起围墙,不让它们逃走,于是帝王贵族,就在那儿向着已经吃了一次苦的野兽作第二次的追逐。这地方便是所谓“苑”。苑里面当然也有些宫殿、树林。但如果这样的苑大到三四百里见方,那是不会有整个的园林布置的,不过是断断续续,东一所离宫西一所别馆而已。举一两个例子,看看那些苑囿究竟是什么回事:

上林苑中以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腐兔无数。做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

上林苑中天子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赀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因收抚鹿矢,人日五钱。元帝时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汉宫旧仪》卷下,页八,榕园丛书本)

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兽。(《续汉书·百官志》)

汉西郊有苑囿,林数麓泽连亘,缭以周垣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百余所。(<三辅黄图》卷四)孝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苑中有堂室六所,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帏褥甚丽。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短(断?)脰。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三辅黄图》卷四)

秦始皇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兽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史记·滑稽列传》)

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四边。以郎为苑监。宦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汉仪注》,《三辅黄图》卷四引)

有时候别人捉来的是虎、豹、大熊、狮子之类的猛兽,那就不能随便放在苑里,得想法子把它们圈起来,免得伤人。把猛兽圈起来,还有一个用处,像罗马帝国时代一样,可以使罪人搏兽,他们看着玩儿:

李禹(按:李广之孙)有宠于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尝与侍中贵人饮,侵凌之,莫敢应。后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 禹从落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救止焉。(《汉书》卷五四《李广传》)

秦王也做过这样的事,那一次倒霉的是信陵君派去的代表朱亥。袁固则因为瞧不起老子曾经被窦太后放在豕圈中叫他击豕。

这是魏晋以前帝王苑囿的情形。至于宫殿则大都是高大雄壮,很少曲折布置。最多的是台观。那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古代的都城都在陕洛一带,那里平原多于山水。华山是很险峻的,那时还没有人去凿石开路,不能登临;平常远远地望着,往往把它看得非常神秘,认为是登仙得道的去处。[5]渭水和黄河是又脏又浊的。到处臃肿着泥沙,很不容易使人发生美感。因此这时代的人尤其是帝王对于山水还没有发现它的可爱,当然也就想不到在园子里收罗山水之美。(孔子因为生长在泰山脚下,又很游过一些地方,所以比别人更懂得爱好山水。)但是古代帝王却也不甘心老是站在地面上;要登高处,要望远处的理想是有的。于是他们就筑了许多高台。[6]筑台的风气自文王的灵台、卫宣公的新台、秦始皇的琅琊台以来,历代不绝。在台上筑殿便成“观”,如豫章观,蜚廉观之类。“观”本来是观望之意。筑始必须掘土,于是便有了池沼。所以“台”和“池”常常不能分开,有了灵台便有灵沼,有了太液池便有渐台。[7]

至于私家的园林,却是魏晋以后才兴起来的。私家园林的起来,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却是对于山水之美的认识和欣赏。在魏晋以前,知识分子都聚在陕洛;江南秀丽的山水,在当地土人看来是熟视无睹的。一直到魏晋,这一带的自然风景才被人发现。说起来似乎不可信,在魏晋以前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描写自然风景的书。一到此时便不同,我们读王羲之、献之的杂帖,如同读英国前浪漫主义时代诗人葛莱(Thomas Gray),在欧游途中写给Walpole和West的书札一样,渐渐透露出作者对于自然景物的爱好,预示一个艺术上新时代的到临——实际上也的确替唐代预备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中国文人爱好山水的习惯,盛起于此时。这里只能举几个比较熟悉的人物:

王氏一门都是艺术家,自然风景当然是他们的生命。《晋书》本传说王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是他的第二故乡,不用说了;其余东南的名山,他跟着采药的许迈,差不多都游过。王献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羲之说:“大矣造化工,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莫非亲。”[8]对于自然之美有这样深刻的欣赏和了解,那是前人所未有的。他们对自然界有种种的爱好,不仅山川而已。王羲之又爱鹅,爱听鹅叫;他那千金不卖的隶书只有拿鹅去才能换得到。[9]徽之则爱竹,住到一个地方便在那儿种起竹来,竹于他是一天都舍不得的。画家顾恺之尤其酷爱山水。他从会稽游了山回来,人家问他山川之美,他说:“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10]浙江潮、虎丘山,他都游过,还做过赋,写过序,他有文集二十卷,我们相信这里面一定有不少描写自然之美的作品,但是他的集子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者已只七卷,现在则只能从《初学记》、《艺文类聚》等书中见到一鳞半爪。《太平御览》卷九一八引到一句他的《湘中赋》,《北堂书钞》卷一五二引到他的《湘川赋》,可见他也一定游过湘、沅、洞庭。我们看不到这位画家对于山川的欣赏真是一宗极大的损失。王羲之的好友谢安,不消说更是山水的知己,四十岁以前他的生命完全消磨在山水之中。比他们更早一些的有阮籍、嵇康。阮籍一入深山,便是好几天不回家。嵇康也是的,他在山中遇见不少逃世的隐士,我们所知道的有孙登、王烈。他们在山中长啸、弹琴;饿了就掘些黄精、野术来吃,渴了饮石钟乳。他们有一个专事啸傲山川的团体,即所谓竹林七贤。[11]比他们后一些的有陶渊明、谢灵运。谢灵运因为祖上做过大官,他自己也很阔绰,他游山是雇了几百个工人替他凿石开路,他自己又特别制了爬山的木屐。有时明火执仗,呼啸人山,甚至于叫人疑心他们是土匪。老陶虽然穷而且懒,然而他的游兴可也不浅。平常我们在他诗中看不出来,他有一篇《祭从弟敬远文》,有一节说:“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可见他出去玩一次也是好几天不回家的。他如干宝、葛洪、许询、郭文之流,更不用说。并且在当时仅以栖幽见知的人是如此,一般士大夫,大都以爱好山水自负,傲人。明帝问谢鲲,你比庾亮怎么样?谢鲲说:“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周顗也说过同样的话。[12]后来顾恺之替谢鲲画像,因为他说过这句话,就把他画在岩石里;不知道这故事的人问恺之,他说:“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13]这一条记载在画史上很重要,可以看作中国山水画的矫嚆矢。前乎此者,中国画的题材不外乎人物车马,如刘向《说苑》所记齐敬君画妻;《西京杂记》载毛延寿、陈敞等六人画宫女;《续齐谐记》所传魏徐邈画鱼;《华阳国志》说诸葛亮画南夷图。汉武梁石刻的浮雕也只有简单的人物。汉李刚祠堂石室所雕,也只是君臣官属,飞禽走兽。[14]武英殿所藏汉猎壶的图案也不外乎人和鸟兽相搏。晋明帝、卫协诸人多画佛像帝王。顾恺之自己以画人物著名,也画过佛像,唐甘露寺还有他所画维摩诘像。[15]在这以前的画家根本没有发现山水之美,当然不知道图写自然风景。自此以后,有宗炳画他自己所游过的山水。[16]画山水的风气当然要到唐代才大盛,但是种子却是在这时播下的。

魏晋人物好游山水,直接是受道教思想的影响,间接却是受政治的影响。黄老道士的思想在汉朝虽然也有一部分人信它,如张良、汉武帝、窦太后之流,但毕竟不是当时学术思想的正统。比起董、郑、马诸大儒所领导的儒家思想来是毕瑟可怜的。一到东汉末,自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黄巾起义,断断续续内战了五六十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感到厌恶,近乎无政府思想的老庄便合了他们的胃口。同时政府当局军书旁午,也就没有闲情逸致来提倡正统思想,那些类乎反动的书籍——《老》、《庄》——也就传播得格外快些。恰巧佛教又是在那时候乘虚攻入,佛经的许多思想又和“无政府”、“出世”的老庄思想气味相投,[17]这样推衍到魏晋,第一流的学者如何晏、王弼,索性不谈经术——他们懂是懂的,只是不谈——专治黄、老、庄、易,便是所谓“玄学”。继何、王而起的有阮籍、嵇康、向秀、郭象、诸葛厷。他如王羲之、殷仲堪等虽不著关于老庄的书,也很喜欢这类思想。殷仲堪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晋书·阮籍传》云:“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嵇康给山涛的信中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郭象所注的《庄子》,王弼所注的《老子》、《易经》,到现在还有权威。佛教徒好老庄的则有支遁。同时搜神志怪之书,《山海经》、《神仙传》一类作品也在那时陆续出现。和这些玄学思想连带发生的,便是养性、服食、辟谷、求仙的那一套。魏晋名士最初深入重山的目的,许多是为求仙采药,看下列几段记载就可以知道:

康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返。樵苏者遇之,咸谓神。……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尝得石髓如饴,即自服半,余半与康;皆凝而为石。(《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

(葛洪)或寻书问义,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 闻交趾出丹,求为句漏令。帝以洪资高不许。洪曰:“非欲为荣,以有丹耳。”帝从之。洪遂将子侄俱行。至广州,刺史邓岳留不听去。 洪乃亡罗浮山,炼丹岳表。(《晋书》卷七十二,本传)

(刘驎之)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困。一困闭,一困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困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晋书》卷九十四,本传。)

(陶)淡幼孤,好导养之术。谓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晋书》卷九十四,本传》)

这里所谓服食,服的大概是些黄精、芝术、石钟乳、松脂之类。另有一种五石散是当时名士所常服的,那是汉代就有的东西,但那时吃的人少,到何晏才配合得吃起来有效验。[18]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19]王羲之给朋友的信中说:“服足下五色石,膏散身轻,行动如飞也。”[20]大概这东西吃了之后,和鸦片一样,也是很痛快的,所以大家都爱吃。但它毕竟是药,和鸦片一样,吃得不小心是很危险的;最易犯的是脚肿、生背痈之类。吃了这东西又得走路散发,这也可以促成和帮助他们爬山。爬山要身体轻一点便宜;所以许询比人瘦,爬起山来方便,别人就非常羡慕他,说他“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21]但是胖一点人爬山就容易觉得吃力,于是乎不得不乞灵于顽石,等到“膏散身轻”,也就“行动如飞”了。又譬如吃了药,药性发作了,浑身发热,骨子里都痒出来,生理上的要求,非走动不可.但是走到哪里去呢?老在屋子里转不是事,何况屋子里铺着席子不一定可以转;总在这几条街道上走多腻?于是只好爬城,等到城也爬腻了的时候,只能爬山了。所以吃药和爬山,是相互为用的。

至于黄精、野术、灵芝之类,是山产的植物,很补的,吃了之后,当然可以不吃米饭,即所谓“辟谷”。杜甫逃难的时候,在山里饿的无法,靠他那支白木柄的长饞,常常掘黄精来充饥。我也吃过黄精,在华山半山腰一个道观里,两年以前的春假。那里经道士们用糖来渍过的。形状一条一条像萝卜干,吃起来像陈年的干枣,可就没有那枣子的香味儿。至于别的“服食”,因为我不懂药物学,说不清了。服食养性以求长年,当时人是信之颇笃的。嵇康以为人可以长年,假使他顺自然的法则。他说神仙非积学所能致,只在导养得理。按自然之理,他以为人是可以长年的,然而不能者,其原因多半是因为醇酒腐肠,妇人伐性,喜怒悖气,哀乐伤神。所以他以为普通人的寿不能长至百岁以外,全是不会摄生: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外内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绝;风寒所灾,百毒所伤,中道夭于众难,世皆知笑悼,谓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积微成损,积损成衰,从衰得白,从白得老,从老得终,闷若无端;中智以下,谓之自然;纵少觉悟,咸叹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众险于未兆。

因此他主张:

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菅;非欲而强禁也。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非贪而后抑也:……旷然天忧患,寂然天思虑。……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养生论》,《文选》卷五十三)

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他这思想的根据,完全是从老庄思想发展出来的。他的基本主张是“返乎自然”。

“返乎自然”是各方面的;舍去人事的扰攘,回复到大自然的怀中,欣赏各种自然之美是一方面。用率真坦白的态度处世,任自己的性情,爱说什么话就说什么,爱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不顾传统的礼教,当代的俗套,后世的毁誉是另一方面。魏晋风流中最可爱的一点,便是他们率真坦白的任性。但也就是这一点,最为自以为正人君子的人所不容,从那时候起,[22]一直把他们骂到现在。譬如说,既然是人,而又常见面,当然有感情,见了问好,别时说再见,那是最普通的人情,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阮籍和她作别,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正人君子们却非议了,因为《曲礼》上说,嫂叔是不准通问的。阮籍说:“礼教管得着我们这样的人吗?”于是正人君子们更哗然了。[23]但这班人却一切不顾,还是爱怎么样就怎么干。阮家隔壁酒店里有一个女人是很美的,阮籍常去她那里喝酒,喝醉了便在她身旁睡着了。她丈夫知道阮籍平常为人,也不以为意。(李白喝醉了在胡姬酒肆中睡,也许是学阮籍的)他乡里一个女子死了,她很美,又很有才,他觉得悲伤,便到她家里大哭一顿,虽然他并不认识她父兄。[24]王徽之在会稽,一天晚上刚下完雪,月色和雪色上下朗照,他睡不着了,起来打开门窗,望开去到处是纯洁和澄澈的银光,他一面喝着酒,一面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想起朋友戴逵来,便立刻去找他。在银色的天地中,在清静的寒夜里,坐在小船里听橹声的咿唔,听篙水滴下去的丁东是很有风味的。戴逵住的很远,小船摇了一夜才到,到了戴家门口,月色消逝了,他又忽然不想找他了,便把小船掉了一个头,独自回家了。他爱竹,上面已说过;他在吴中的时候知道有一家有许多好竹,便坐轿到那家,坐在竹子下讽诵啸傲,也不管主人洒扫了等着他。弄得主人没办法,只好把大门关起来,他走不了,才不得不和主人说笑。[25]诸如此类的行为,当然要被人目为狂狷的。还有,儒教的传统训条是教人立德、立功、立言,可以“扬名于后世”,这个他们也反对。名誉本来是别人对于一个人行为思想的评价,但如果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扬名”上着想,那就未免卑鄙而可怜;卑鄙,因为一个人好自己的“名”和好钱、好地位、好权势没有什么分别;可怜,因为一个人做“名”的奴隶和做不论什么的奴隶是一样的。所以张翰的朋友看他一味任性自适,一番好心的劝他说:“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26]

他们这样放纵任性,有许多事是现在看来也有点可异的。其实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一是因为反对汉儒的拘守礼教,局促虚伪;有意提倡率真任性的思想行为:既是矫枉,势必过正。二是因为生当乱世,放纵一点可以分散不利于他们的人的注意力,可以遮盖他们的愤怒。换句话说:是以“玩世”来代替“嫉世”。我们细看他们的行为就可以知道。现在先说反对礼教,再说玩世。

阮籍对于汉以来儒教所孕育出来的所谓正人君子,有极深的厌恶。他讨厌他们胸襟陋窄,定了许多法则礼教来束缚自己,教训别人;不认识天地之大、宇宙之美。他痛恶他们志趣卑劣,除了做官之外,不知道人间尚有更高尚的事,并且还欣欣然有得色。他有一个比方,比那些钻在礼教中的君子,正如钻在裤子缝里的虱子。他说那些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正如同那些虱子“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他甚至于说:“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27]这简直是无政府的思想了。

但如果我们以为阮籍因为有了无政府思想才不问政治,厌恶政治,玩世不恭,那就错了。正惟因为他太关心政治,把政治问题看得太认真,觉得实在没有办法,才来一个反动,才有这类无政府思想。正如同曹雪芹把恋爱看得太严重太认真了,才发出“因色悟空,由空见色”一套议论。至于刘伶,则不仅发发议论而已,他简直和世人开大玩笑。他在屋子里不穿衣服,别人见了讥笑他,他说天地是我的屋子。屋子是我的裤子,谁教你跑到我裤子里来了?[28]他把万物看得极小。以为只如江海之载浮萍。他把自己的生死也看得极透彻,常常坐着鹿车,带一壶酒出去游玩;雇一个佣人扛了一个铁铲子跟在后面;对他说,我要是死了,便掘一个坑子埋我。他是爱开玩笑的,不但和别人,也和他的妻子,他妻子痛哭流涕的劝他戒酒,他说很好,可是他自己戒不了,得在鬼神前面立个誓,要他妻子预备酒肉祭神。他跪了下去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于是神桌上的酒肉一起祭到他肚子里去了。[29]

但他们喝酒也并不是无意识的胡闹,是有原因的。简单的说,就是王忱所谓“阮籍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30]当阮籍的时候,正是五六十年大乱以后,人命是和现在一样,很不值钱的。孔融、何晏、王弼、祢衡……一班稍有气骨和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被统治阶级用这个名义或那个罪名杀掉,连他们同时的嵇康都不免。这当然是很可惨痛的事。他们不满于当时的政治,但又不准表示,不准发表思想。喝酒是装糊涂的妙法:譬如发了很危险的议论,他可以说,是酒醉了说的,算不得数。他们又是才名很高的人,统治者又往往要表示“延揽人才”或者“礼贤下士”,有时候还得“奉召”去做官。你若不愿去,统治者也有话的,譬如说:当今圣明之主在上,你还不出来,安着什么心?罪名是很重的。所以嵇康的朋友向秀本来可以很安心的和嵇康喝酒、弹琴,谈讲庄子、在柳树底下打铁;等到嵇康被杀之后,他反而跑到洛阳去了。文帝挖苦他道:“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他只能撤一个谎说:“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31]

当时内战虽然暂时停了,可是各级的统治者虐杀文人的事却常有的。各政治势力的一度消长,便有一批人要牺牲。还有党羽之间,互相凶杀报复的事。做官的滋味,在感觉敏锐一点的人是知道并不好尝的。于是他们就借一些名义来推诿。李密是说他祖母太老了。阮籍要做步兵校尉,可以整天喝酒装糊涂。张翰却说,因为看见西风起了,想起江南莼菜鲈鱼的滋味,要回家去吃。其他“以病免”、“以疾辞”之类,多到不可胜计。其实这些都是遁词。阮籍是把世事看得很清楚的。本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张翰也是的,他把官丢了不久,他的上司齐王司马冏便在“八王之乱”中被杀了。这些事情他是早料到的,然而一时往往不能摆脱。他刚做大司马东曹掾,便对他的老乡顾荣说:“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32]所谓吃鲈鱼云云,可见得也不过是一句聪明的谎话而已。后人信以为真,那是上了他一个小小的当。

并且一做官,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卑鄙行动,那是稍有自尊心的人所不能忍受的。何况魏晋的文人是自尊心最重,感觉最敏锐的——骄傲是自尊心膨胀到别人身上,或者是在不必要自尊的情形之下过分自尊——王羲之做了几年官,精神上苦痛极了,急得在父母坟前立誓不再做官。陶渊明的情形也是相同。实际上是因为不愿意跪拜长官,鞭扑吏民,才把官丢了。但他这样做是会招人非议的,所以他做了一篇《归去来辞》,在序中说,是因为他妹妹在武昌死了,他要奔丧,才辞官的。[33]这和张翰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却说是想吃莼菜鲈鱼,是同一意思。

上节是说他们的处世,对于人生的态度,因为他们看透了自己对于社会的无能为力,又不愿与社会妥协,于是只好逃避现实,需要刺激,求一时的痛快来沉醉自己。喝酒是一种方法。吃药又是一种。此外是爱好自然界的景物——山水、草木、鸟兽、星辰;[34]爱好艺术,除了字画以外,音乐和雕塑在这时候特别发达。[35]中年伤于哀乐,要靠丝竹陶写余情,恐怕不止王(羲之)、谢(安)二人而已!实际上,上面所说到的人,差不多每人都酷好音乐,不仅精于欣赏,并且自己多少是音乐家。嵇康不用说了,从他《琴赋》的序可以知道他的嗜好有多深;他临刑还弹《广陵散》。阮家叔侄(籍、咸)、荀勖、张华,都不仅是音乐家,而且是审音家。除了乐器以外,他们还会吹口啸,其中阮籍和孙登是最著名的。

他们把人生看得极透彻,但也看得极认真。“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他们越看见当时名士的脑袋一个个被砍下来,越感得自己生命的可贵。这可贵的生命是很短促,很没把握的,那就不能让它平淡的过去。他们的精神生活要有所寄托,要紧张,要不平凡。这可以说是魏晋人物各种性格的总原因。他们都有宗教的热忱,没有给他们发展的机会,便在别的种种行为上表现一种极端主义。中庸主义的儒家思想,当然要为他们所唾弃的。所以若说旷达,魏晋人物并不。那是晋末六朝的事。旷达是须要修养的,须要相当平静的生活。在乱世中,外界、内心,不断的有刺激来打扰,那是不能叫人修养到旷达的。嵇康虽然做“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的文章,但他自己并不能做到那地步。一直要到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才真是“忘欢而后乐足”,“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才真是“遗生而后身存”。但陶渊明的思想中已经掺入了儒家的成分。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魏晋人物并不旷达,便是那时候“游仙诗”特别的多。若是旷达,认清楚生是偶然,死是必然,那就不必在生和死之间这一段通常的生命以外更求超世的神仙生活。只有老陶是了解此理的,所以他说:“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形赠影》)“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神释》)从另一方面看,魏晋人物因为不满于现实生活,所以产生理想的乃至幻想的游仙思想,那也不一定比旷达坏。因为旷达多少有点安于现状,有理想总比没有好些。但不要误会,以为我说陶渊明比他们更能“忘欢”、“遗生”,就说他安于现状。其实他是心肠极热,对政治极不满的人;读他的《咏荆轲》,《读山海经》(第十、十一首)诸诗就可以知道。如果他有时安于现状,那现状是经他自己理想化了的。

魏晋风流,大抵如斯:我不想再谈了,虽然还有许多应当要说的,譬如他们的謦咳吐属,清谈妙语.但我想下面说一说从魏晋风流直接产生的中国私家园林。魏晋以前,只有帝王的宫殿苑囿而没有私家园林,上面已经说过。私家园林的起来,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对于山水的爱好。间接原因有许多,除了上文已说过受老庄返于自然的思想以外,宗教的影响是最大的原因之一。说到宗教,当时的热忱和欧洲中古时相仿,他们杀身求道的精神,令人起敬得多,满不像现在的和尚,一味和要人来往,开开金刚时轮法会,或者青年会的耶教徒,举行些游艺会联青会之类。即如舍身喂虎、燃臂募化、割股供饥民、吞针劝人、点肉身供佛、剖腹感盗都是寻常的事。我们现在并不赞同这些残害肢体的事,但历史事实也不可抹杀。在道教徒,为要采药炼丹,往往徒步千里,穷搜名山。佛教大师也是的。他们要建立清静梵刹,非到深山去找不可。东南有许多山是他们开辟的。尤其是佛教中禅宗一派,这派的大师多半在深山修行。[36]既然要人山采药、炼丹或修行,当然不能在山中露宿,不得不在山中建筑房屋。在山中建筑有许多条件:第一得靠近泉水或瀑布,否则在山中要到远处去取水是很困难的。第二得靠近树林,可以就近伐取木材。第三得找到有岩石的地方,因为在山中风雨皆烈,在泥土上盖屋不够结实,易为山洪所冲。土墙也不行,运砖又极费事,若靠近岩石就省事:悬崖可以当壁,又可以避风,凿下碎石来即可砌垣铺路。靠近泉水,靠近树林,又靠近岩石山崖,这地方的风景一定是好的。许多大刹的禅房佛殿,又极讲究曲折幽邃,于是山刹的起来,他本身便成为绝好的园林。《世说新语》云: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卷下之上,页十七)

在北边则有道安,他曾经和竺法汰住在飞龙山,又到太行山、恒山创立寺塔,再到陆浑山修行,以后又派大弟子法汰去扬州,法和入四川立寺讲道。自己带了四百余弟子,到襄阳再建檀溪寺。[37]他的弟子慧远,跟着他遍历太行、恒山;到襄阳以后,又带了数十弟子南下荆州。这些和尚都是一时知识分子,趣味(taste)极高的人;又都游过名山,选择风景是他们的特长。慧远本来要去罗浮山,但他经过庐山时便舍不得这片清静的诗境了。他是一个最好的园林布置家:

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迳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

远闻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龙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国那竭呵城南古仙人石室中,住道收流沙西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每欣感交怀,志欲瞻睹。会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远乃背山临流,营筑龛室。妙算画工,淡彩陶写。色疑积空,望如烟雾,……(《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在慧远四周,还有许多人,有的帮他建寺,譬如当时浔阳刺史桓伊便是。有的加入他的白莲社,便在庐山各处筑起别墅来。并且因为深识山水之美,以后离开庐山到别处去,便在别处盖起园林别墅来。《莲社高贤传》云:

宗炳,字少文。……炳妙善琴书,尤精元(玄)理。殷仲堪,桓玄并以主簿辟,皆不就。刘毅领荆州,复辟为主簿,答曰:“栖丘饮谷,三十年矣。”乃入庐山筑室。依远公莲社。……雅好山水,往必忘归。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山中,怀尚平之志。(页一二至二三)

雷次宗,字仲伦。……入庐山预莲社,立馆东林之东。元嘉十五年(四三五),召至京师,立学馆鸡笼山。……复征诣京师,筑室钟山,谓之报隐馆。(页二二至二三)

庐山别的和尚,也有只在莲社附近筑茅屋的。但是山水园林的趣味,却因莲社而引起传布。

这类山中的寺观,当然不止庐山一处,在广东虎市山有晋僧律的

精舍,[38]上虞兰风山有葛洪的旧居,[39]这些都是风景绝佳的地方。其他不详名称的寺观,散见于典籍者还不少:

滱水自倒马关(今河北唐县西北)与大岭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岭下,东北流出峡。峡右山侧有祇洹精庐。飞陆陵山,丹盘虹梁,长津泛澜,萦带其下。(《水经注》卷十一,页十一)

肥水自黎浆北迳寿春县故城东。……西南流迳导公寺西。寺侧因溪建刹五层。屋宇闲敞,崇虚携觉(?)也。……肥水西迳寿春县西北,右合北溪水。导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颓隍。水上长林插天,高柯负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渊寺左。……溪水沿注西南,迳陆道士解南精庐,临侧川溪。(《水经注》卷三十二,页八)

沮水南迳沮县西。……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楼倾岳,恒有落势。风泉传响于青林之下,岩猿流声于白云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玩,情不给赏。是以林徒栖托,云客宅心。泉侧多结道士精庐焉。(《水经注》卷三十二,页十二)

阳水东迳故七级寺禅房南。水北则长庑偏驾,迥阁承阿,林之际则绳坐疏班,锡林闲设;所谓修修释子,眇眇禅栖者也。(《水经注》卷二十六,页十七)

溱水又西南迳中宿县会一里水,其处隘,名之为观歧。连山交枕,绝岸壁竦。下有神庙;背河面流,坛宇虚肃。庙渚缵石巉嶷,乱峙中川。(《水经注》卷三十八,页二十四)

这些例子都可以证明山中寺观僧舍和园林布置的关系和渊源。但实际上私家园林的起来,比莲社好像还早些。我们现在所最习知的,在北部有河南的金谷园,在江南有会稽的兰亭。假使就拿这两处为中心,我们可以把洛阳的寺宇,归于金谷园这系统之下,因为北魏洛阳的寺宇有许多是当时的权贵舍宅所立,而那些所舍的住宅里面的楼亭布置,当然要受洛阳附近的金谷园的影响的。在南边我们可以把东晋名流的别墅归于兰亭这系统之下,因为参与兰亭盛会的,在财力上,在知识上,在趣味上都是有资格自筑园林的。

先说金谷园:石崇自己作的《思归叹序》和《金谷诗序》,很可以看见当时的盛况。因为别的关于金谷园的材料太少,现在一并录下,以见大概:

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任二十五年。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 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一作柏)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 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 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瑟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思归叹序》,《全晋文》卷三十三,页十一)

余以元康六年(二九六),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立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金谷诗序》,《全晋文》卷三十三,页十三)

“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这是世纪末的悲哀。所以他们极度的享乐,极度的颓废。他们的奢侈荒唐,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晋书》说石崇和王恺斗奢,王恺以粕澳釜,石崇以蜡代薪。王恺以赤石脂泥壁,石崇以椒泥壁。王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即使我们把“四十里”、“五十里”打几次七折八扣,算他四里五里,也已经够荒唐了。《世说新语》有一条骇人听闻的记载,但以当时人放诞纵欲而论,多半是可信的:

石崇每要客宴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卷下之下,页三十二)

和石崇同时游宴的都是一时要人,这种风气是很容易传布的。陆翙《邺中记》所载石虎的园林,其奢侈更甚于金谷。《洛阳伽蓝记》中有许多庙宇都是显宦舍宅所立,可以见得他们的住宅已很擅园林之胜:

建中寺: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博敞宏丽,诸王莫 及也。(卷一,页八)

这不过是说他屋宇众多,宏大美奂而已,还没说到园林。但下面一段,可以说是中国初期私家园林中最详尽的记载:

敬义里南有昭德里。里内有……司农张伦等五宅。……惟 伦最为奢侈:斋宇光丽,服玩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塞相属。深溪洞壑。逦迤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卷二,页七)

在这些山情野兴之士中间,有一位能文的姜质志,(一作姜质)写一篇《亭山赋》,描状这园子的风景,也是很重要的记载:

……尔乃决石通泉,拔岭岩前。斜与危云等并,旁与曲栋相连。下天津之高雾,纳沧海之远烟。……

若乃绝岭悬坡,蹭蹬蹉跎;泉水纡徐如浪峭,山石高下复危多。五寻百拔,十步千过:则知巫山弗及,未稔蓬莱如何?其中烟花雾草,或倾或倒;霜干风枝,半耸半垂。玉叶金茎,散满阶墀。……羽徒纷泊,色杂苍黄,绿头紫颊,好翠连芳。白鹤生于异县,丹足出自它乡:皆远来以臻此,藉水木以翱翔。……(卷 二,页七)

这篇赋中其余许多铺张夸美之词,上面引时都已略去。但此文可以补羊街之记载的不足,譬如文中说园里有禽羽,即是上文所无的。这园 中既有“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可见这园很有历史,树木不是一时所能长大的。大抵是前人旧园。不过到张伦时才加以修筑扩充罢了。

其他以私家而有园林的,《伽蓝记》所载都是一时王公贵族。因为北魏比较有一时的安宁,承平日久,大家就争尚山水之好。

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 室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迎风馆子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钤,金龙吐佩。素柰朱李,枝条入檐;伎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忽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经河阴之役,诸元歼尽。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寿邱里间,列刹相望。祇垣郁起,宝塔高凌。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殿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入其后园,见沟渎蹇产,石磴嶕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唧唧。虽梁王兔苑,想之不如也。(卷四,页七——九)

从这条记载,可以知道:第一,他们互相竞争园林之胜,大都是受石崇的影响。第二,这时宅第和园林分开,所以有“人其后园”之语。第三,这时已有初步的叠石。第四,这时有“飞梁跨阁”的建筑,不知是不是现在南边园林中的“桥亭”?如果是的,那是很难得的记录,因为这种建筑在北边很少,北京只有颐和园有一个桥亭。(也许私人园林中尚有,我们不知道。)

《伽蓝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园林的记述,但这几条是最重要的。有许多庙宇,即使不是由私宅改建,也都雅擅园林之胜。因为那些庙宇大都是王公贵族所建,其作用和现在要人们的别墅差不多,专为游观休息的。有些庙宇西晋时就有(如宝光寺即石塔寺)。可以想到西晋的庙宇也一定有美好的园林风景。

《伽蓝记》所述寺观毕竟都在城市里或近郊,还不在真山真水之中。真正在自然中建设园林的,北魏有冯亮和茹皓。

《魏书·逸士冯亮传》云:

冯亮,宇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隐居嵩高……亮既雅爱山水,又兼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栖游之 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 等,周视嵩高形胜之处,遂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

《魏书·恩倖茹皓传》云:

茹皓,字禽奇,旧吴人也。……皓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40]徙竹汝颖,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悅之,以时临幸。

至于南朝的园林,可以拿兰亭做一个代表。兰亭盛会中的领袖王羲之,当时人是把他比之石崇的。《兰亭集》中所作的诗,传于今者有王氏父子、谢安兄弟、孙绰等二十六人的作品。[41]而王氏的好友李充、许询尚不见作品,那多半是失传了。这些人大都爱好山水,多半是有别墅的。《晋书·王羲之传》云:

羲之……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 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 名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

这些人所建筑的“室”规模如何,因为没有记载,很难查考。惟有《世说新语》(卷上之上页四四)注引孙绰《遂初赋叙》云:“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却感于陵贤妻之言,怅然悟之。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从这寥寥数句,可知江南名士的别业和北部的园林建筑是大不相同的,他们比那些富贵气扑人的石崇之流更懂得自然之美。依此类推,其余诸人的园林大概也不外如此。

稍后一点的谢灵运也是一个游宴的领袖,和他同游的有他族弟惠连、何长瑜、荀雍、羊璿之、王弘之、孔淳之诸人。《宋书》本传云:“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但这些别墅的内容建筑是怎么样的,颇费悬测。他的诗中虽然偶而说到,但也只是一些很模糊的印象:

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卜室倚北阜,启扇面南江。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对窗。靡迤趋下田, 迢递瞰高峰……(《田南树园激流植援》)

跻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 俯濯石下潭,仰看条上猿……(《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但谢灵运是很富有的,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别墅一定要比“五亩之宅”的好些。本传又说他:“奴童既众,义故门人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可以想见他的经营园林,规模是像样的。《南史》本传录存他的《山居赋》“并自为注”,可参看。

《晋书·王献之传》还说到苏州顾辟疆的园子很有名。但这园子究竟是怎么建筑,有些什么,却全无可查。

在南朝,因为没有记载园林或庙宇的专书,材料颇不集中。但从散见于史籍的一鳞半爪看来,当时名流的宅第也很讲究园林,虽然在气概上毫无问题没有北魏王公的园林伟大华丽。江南山水复□幽美,别业大都是依山傍水而筑,可以不必大兴土木,便能延致自然之美。大抵北部的园林以楼台建筑胜,江南则以邱壑点缀胜。在北部,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有能力建筑园林。在江南则不然,陶渊明穷到向人乞食,饿得好几天不能起床,然而他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还有“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时运》)这种清福是北部的平民所不能享的。还有因气候和土质的关系所种的植物也不同,北部多种松柏,江南则多竹菊。这也影响到园林建筑,和松柏相配的建筑自必浑雄壮大。以竹菊点缀的便较幽雅清秀。他们对于园林之好的旨趣也不同。北部园林中的主人穷奢极欲,正是富贵气极重的享乐,江南人士却以园林作为退隐的处所。他们说:“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北部的园林中有的是歌舞女乐,椒房崇台,而江南名士的园宅则“门无乱辙,室有清弦。”就拿金谷的豪华,来比兰亭的并无丝竹管弦之盛,只有“一觞一咏”,便可以看见两种全不相同的风趣了。

这篇文字原意是要考证私家园林的起源,因为要说到这个问题,非连带说明魏晋的人物的性格思想不可,便写成这样一篇东西。魏晋是一个极有趣味的时代,当时人的性格有许多和现 在的国人很相像。近来治中国史者好弄古史,始者非三代两汉 之书不敢读,今则非钟鼎甲骨之文不足贵矣。但我想魏晋这时 代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了解现在中国人的性格上,了解唐以 后各时代的文化上。这时代可以说是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文 化上的一个转折点。现在是又要转到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关键 了。关于近人研究这时代的著作我还只见过鲁迅先生一篇论魏 晋文学及药酒的讲稿,此外没有了。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引起当 代学者的兴趣,整理一下中国艺术史的部分,虽然我是做得那样 简陋潦草。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日写完记。在燕大图书馆

原载一九三四年《学文》月刊第二期

附记:最近见到《后汉书》卷三十四《梁统传》(附梁冀传)的 一段记载,其中说到梁冀“广开园囿……殆将千里”,如无夸张,当然要算园林。又,他当时的地位,实已超过帝王,恐怕在西汉的梁王也不如他。梁传文字如下:

冀乃大起舍第,而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 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后蹬,陵跨 水道。……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 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城,殆将千里。又起菟苑子河南城西,经瓦数千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

一九八三年十月



注释:

[1]见(燕京学报》第二期《元西域人华化考》下,页一八六——一八九。

[2]见王士祯《居易录》卷四。

[3]见冯琦《宋史纪事本末》卷五五“花石纲”条。

[4]《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索隐》云:盖言其奢,非实辞。或梁国对城之方。

[5]《水经注》卷十九,页二十:“(又东过华阴县北。)县有华山。”《山海经》曰:“其高

五千仞,削成而四方。远而望之又若华状。”西南有小华山也。韩子曰:“秦昭王令工使

钩梯上华山,以节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常与天神博于是。

《神仙传》曰:“中山卫叔卿尝乘云车,驾白鹿,见汉武帝。帝将臣之,叔卿不言而去。

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华,见父与数人博于石上,敕度世令还山。”

山层云秀,故攘灵抢异耳。

[6] 但最原始的台,我想是因为举烽火及宗教仪式而筑的。

[7] 见《三辅黄图》卷五。又见《水经注》卷十九页九引《汉武故事》。

[8] 见《全晋诗》卷五,页十二《兰亭诗》。

[9] 今人盛道王羲之的草书行书。但在当时,他的隶书比草书更知名。事见《晋书》本传。

[10] 见《世说新语》卷上之上页四五,《四部丛刊》本。

[11] 但七贤中无孙登、王烈。

[12] 见《世说新语》卷中之下,页二十五。《四部从刊》本。

[13] 见《世说新语》,卷下之上,页三十四。

[14] 见《水经注》卷八,页二十四。

[15] 见《历代名画记》卷二,页四十九,王氏画苑本。

[16] 见《莲社高贤传》页二十二,汉魏丛书本。

[17] 见《弘明集》卷一,牟融《驳难佛论》。

[18]《寒食散论》,见《世说新语》卷上之上注引,页二十三

[19]《寒食散论》,见《世说新语》卷上之上注引,页二十三。

[20] 见《全晋文》卷二十六,页九。

[21] 散见王羲之杂帖,《全晋文》卷二十五、六。其他服食的利弊,又见《颜氏家训·养生篇》。

[22] 见《晋书》卷三五《裴秀附裴頠传》,卷五六《江惇传》,卷七五,《范宁传》。

[23] 见《世说新语》卷下之上,页三七。

[24] 见《晋书》卷四九,本传。

[25] 见《晋书》卷八十,本传。

[26] 见《晋书》九二,本传。

[27] 见《全三国文》卷四六《大人先生传》。

[28] 见《世说新语》卷下之上,页三七。

[29] 见《晋书》卷四九,本传。

[30] 见《世说新语》卷下之上,页四八。

[31] 见《晋书》卷四九。

[32] 见《晋书》卷九二,本传。

[33] 陶潜的《归去来辞》并非弃官时作。《陶集》卷八《祭从弟敬远文》云:“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意。”可见陶弃官而归,“众意”对他不满,只有这位从弟是他知己。《归去来辞》之作,大抵和前人的解嘲答宾戏之类同一作用。此点前人都未言及。

[34] 所以《水经》、《洞冥记》、《竹谱》、《南方草木状》、《禽经》、《星经》一类的书,皆在此时写成。

[35] 唐代音乐虽然发达,但唐代受西域胡乐影响太多,当作别论。晋代乐器以中国原有之琴箫为盛。

[36] 禅宗起源甚早,晋初已有,但未盛行耳。见《高僧传》卷十一。

[37] 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38] 见《水经注》卷三八,页二一。

[39] 《水经注》卷四十,页二十。

[40] 由此条可知来人米芾爱石,徽宗兴花石纲之役,乃是由茹皓的先例所引起的。

[41] 见《全晋诗)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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