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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

吴世昌

在近来的许多应时新书中,中国文学史一类的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但是文学史一类的书,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我以为可以不必作。读文学,根本就应当浸到作品的本身里去。但是现在市上文学史特别时髦。这种风气的原因,我想有二种:第一是因为许多弄弄西洋文学的人觉得外国有文学史而中国没有,好像前清的官员觉得外国有国歌而中国没有一样的惭愧,于是随便凑上一个“打牙牌”或“小放牛”的调子,也算一只国歌。另一个原因是现在各学校(包括大学中学)为使课程表好看起见,重要的文学作品本身尽可不研究(如现在大学中就很少以陶诗、李白诗开专班者),文学史一类的空洞课程却不可不有,于是乎许多学生,为求分数,为防考试,对于文学史的要求就很大;而许多敏感的作者,也就开始努力于文学史的写作了。我并不主张不要文学史,自然也并不以为凡是文学史都要不得。文学史是可以写的,是应当写的,假使(一)作者是这方面极精湛的学者,(二)作者是自有其文学批评之新见解或新理论,(三)作者在某一种文学作品的演变上或和社会别方面的关系上有新发现,(四)作者自己是一位受人爱好的文学作者,他的文学史本身即可成为一篇优美的文学。能具备这四种条件的文学史当然是最理想的,但如果只能具备其中的一二种,即使在见解不同的人看来尽有微辞,但到底还不失它自身固有的价值。就国内的著作界来说,属于第一种的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国宋元戏曲一经他严格精密的考订立刻成为定案,在没有新发现的材料以前不能移他只字。属于第二第三类的如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他有他独立的见解。属于第四类的如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我还见到过江山刘子庚(毓盘)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诗词略》,这两部书的本身就是一种经典的(Classical)文学。

郑先生的《文学史》,我最初在《北平晨报·学园》内读到他的序文,据他自己说是并不希望能成“一家言”的。(我那时候自然希望这是一句谦恭的话。)郑先生这么一说,我们就不好意思拿第二个条件——作者自有其文学批评的新见解或新理论——来绳准了。郑先生的序文说,他所注重的是新材料的发现,唐以来的“变文”“戏曲”“小说”等。他又叙述他著这书的经过是“积稿逾尺”,“历时十载”。我们对于郑先生的辛勤,即使仅仅看了这篇序文,便也应当深表感谢。可见郑先生对此书是化极大的时间与心血精心结构的。只可惜其书尚未出齐,我们只能看到从六朝到五代的一部分,未能窥见全书的精深伟大之处。幸而郑先生所特别注意的“变文”,已在此册中提到。“变文”的出现,实在是中国的俗文学中一椿大事,至少在郑先生的文学史中是一件大事,郑先生研究“变文”的结论是这样的:

(一)发生的时间:“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页五八九)

(二)发生的原因:“佛教经典的翻译日多,此新体便为我们的文人学士们所耳濡目染,不期然而然的也会拟仿起来了。”(页五八九)

关于“变文”时代的论断,郑先生是根据字体和序文的。因为“胡适之先生所藏的一卷《降历变文》(按:疑《降魔变文》之误?)序文有了‘……开元天宝……皇帝陛下’”的话,所以郑先生在“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之中,还知道它“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这句话未免令人失望;三代两汉在开元天宝以前,魏晋六朝也在开元天宝以前。郑先生化了这许多时候著这部文学史,而“变文”又是他所特别注意的部分,然而对于变文的起源,却没有费一点考据的工夫,使我们读了他的书,还是不知道在开元天宝以前的茫茫数千年中,到底起于何时,实在使我们有点失望。其实要查考一下变文的起源,并非难事,梁慧皎在《高僧传·唱导第十》的跋论中说:

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其后卢山释慧远,道业贞华,风才秀发;每至齐集,辄自升高座,躬为导首。这里把唱导的起源说得很清楚。本来要说佛法,因为听众久坐疲倦,所以要请几个会说话的和尚,“杂序因缘”,“旁引譬喻”,以便引起听众的趣味,赶跑他们的睡魔。这里所谓“譬喻”,其实即是故事。这种情形,现在也还有。在江浙一带每年中元节近的盂兰盆会中,和尚们念经念过半夜,看看听众渐渐散去或倦极思睡,他们便编些故事或依原有的佛曲来念唱一起。上面一段文字中的慧远据《高僧传》卷六本传:卒于晋义熙十二年(四一六),年八十三,由此上推,可知生于咸和八年(三三二)。他二十一岁出家,便居庐山,可见唱导之起,远在第四世纪的中叶。《唱导第十》跋论又说:

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繆。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鱼鲁淆乱,鼠璞相疑。

这一段说得更明白:不仅有唱导的人,并且有传抄的唱导的本子。这些唱导的本子,不是变文是什么?唱导在宋代(刘宋,四二O——四七九)已经是和尚们一种专门的职业,宋初祗洹寺的道照,便是“披览群典,以宣唱为业”的。瓦官寺的慧璩,据说是“众技多闲,而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动辞制作;临时采博,罄无不妙。”灵味寺的昙宗,也是“唱说之功,独步当时;辩口适时,应变无尽”的。可见郑先生以为变文的起来由于文人学士对佛经不期然而然的拟仿,未免是下得太快的结论,只怕未必尽然。

其次是关于词的起源。郑先生说:“词的来历,颇为多端,但最重要者则为“胡夷之曲”(页五四六)他根据《唐书·音乐志》:“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种,多用西凉乐;歌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郑先生接下去说:

这可见“胡夷之曲”的如何流行于世。词调中,受这种影响最深。我们或可以说,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的“胡夷之曲”的被保存下的歌辞。可惜唐以前,那些胡曲的歌辞皆已不传,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故我们于唐末五代词外,便绝罕得见以前的乐“词”(页五四六——五四七)

这一段里的词意的自相矛盾且不用说(如一方面说词是“胡夷之曲”的歌辞,同时又说它或竟往往是有曲而无辞的)。郑先生好象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唐书·音乐志》只说到西凉乐和龟兹乐,并没有说西凉歌词或龟兹歌词。我们相信,西凉和龟兹的歌词,并没有传入中国来。我们的史料,并没有西凉或龟兹歌词的译品。怎么词的“来历”,最重要者则为“胡夷之曲”?即使当时一部分的词可以依胡乐以被之管弦,也只能说是受它的影响,如何变成“母子关系”的来历,而且是最重要的来历?何况那些“胡夷之曲”的乐谱有没有歌词这一个先决问题,连郑先生自己似乎都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在先决问题还没有弄清之先,依据先决问题而连带产生的问题当然不能成立,其结论则更可不谈。据我们看,词的起源是很自然的,即使没有“胡夷之曲”,它照样也会发展出来的。诗做得烂了腻了,或者嫌它太拘束了,自然有新东西起来取而代之。并且长短句的方法和词的雏形,不必说齐梁乐府如《江南弄》,《六忆诗》,已具有明显的形式和风格,即从《诗经》之中也可以找出不少线索。刘师培就找出过七八种的证据。(见《论文杂记》页五五——五六)即如唐人的诗中,五七言不必说,六言、四言、三言又何尝没有?李白的《战城南》、《远别离》、《蜀道难》诸诗,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都有。李长吉、王摩诘的诗,也莫不如是。《花间集》中的《渔父》《杨柳枝》《浪淘沙》诸调,唐人也把它们收入诗集,并不十分意识到这是诗以外的一种特殊东西。前人硬要把词算作诗余,固然牵强,但像郑先生那样一定要替它找一个外国爸爸,其实似乎也大可不必的。

   在这册书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论唐诗。关于六朝的部分我有许多话要说,但因为没有见第一册,暂时无从说起。关于唐朝的部分我先提出一点比较重要的郑先生的“创见”来讨论。然后再看全体的大概。

在《李商隐与温庭筠》这一章中,郑先生有几句极大胆的议论:

……像陶渊明,王摩诘一类的田园诗,其作风不算不闲逸,却不是人人所可得而学得者;韩愈卢仝一类的奇险怪诞的诗,其作风,不能不谓之特辟一境,却因过于险窄,走的人多了,也便走不通,会失掉其特性。李白一类的游仙的与酒人的诗,其作风虽较为阔大可喜,却也不是一般诗人们所可得而追逐于其后者。他们都只是小支与别派,不能说是诗坛的大体与正宗。(第五一四页)

我一向以为诗格越高洁,诗境越深刻,前无古人,后无继起,像陶潜李白一类的诗人,才是最伟大的诗人。谁知不然!一个诗人做诗的时候,原来他是应当专门打算“为人人所可得而学得”,“所可得而追逐于其后者”。不幸陶潜李白诸人喝酒喝得太荒唐,没有顾虑到一千多年后有这么一条规则,于是乎被我们的批评家依据这条罪状,判为“只是小支与别派,不能说是诗坛的正体与大宗”。我想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密尔顿几位真幸福,他们幸而没有投胎到中国。要不然的话,他们的著作也“不是人人所可得而学得者”,万一生在中国,岂不也一并打入“小支与别派”了么?

郑先生所认为两个正体与大宗的诗坛是这样的:第一要像“温(庭筠)李(义山)”的“暧昧”,第二要像“白(居易)”的通俗。至于温李——特别是温——是否暖昧,白是否通俗,当然是另一问题,但郑先生的诗坛,我们知道是要一个暖昧, 一个通俗的。

郑先生对于温李的五七言诗的评价,说是五代与宋的词的“开天辟地”的盘古女娲(见五二八页),然则齐梁的长短句,再早一些的《子夜》《懊侬》之曲,对于词上就全没有一点儿影响吗?还是盘古女娲以前另有一番天地?并且宋词中如《东坡词》《放翁词》《稼轩词》一类作品,算不算是温李一派的产物呢?郑先生的词坛,又何其窄小?

郑先生以李商隐诗“咏蝶者更不止二一见”,所以比他的诗如“粉光斑烂的蝴蝶”(页五二零),并且举了四首咏蝶诗为证。又说白居易是“主张为着人生的艺术的”。此点我也不能和郑先生苟同。李诗咏蝴蝶果然不少,但咏杨柳的似乎更多(计李集中咏蝶的统共只有四首,咏柳的则有十三首),为什么不说他的诗像绿枝娇娜的杨柳呢?并且李诗的好处,决不在咏蝶一类的诗。这类诗在他集中不过是他的游戏笔墨,并不是他认真的作品。他所以能感人至深,实在有他的对于人生深刻的见解,并不是因为他像一只“斑烂的蝴蝶”。他的真正深刻的诗如“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如“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如“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如“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如“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一类的诗,岂是像“斑烂的蝴蝶”么?但是郑先生竟没有提起只字。大概在郑先生看来,觉得这类的诗,远没有《咏蝶》一类来得绚烂悦目,所以不值得提起罢?白居易的诗,郑先生以为謌咏人生,其实据我看,完全是謌咏社会问题的,他并不是为人生的诗人,他是十足的一个社会诗人。他的诗是社会民生一类问题的教训与宣传,并不是对于人生问题的探讨与追问。我举一首大家所不熟悉然而最足以代表他风格的《红线毯》作例子,这首诗的最末四句说:“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在温李的一章中,忽然跑出一个李群玉来。据郑先生说:“李群玉字文山,澧洲人。裴休荐为弘文馆校书郎。……其风格如温李而略为明畅,于《感春》(按:李群玉诗目录中并无《感春》,当系《盛春》之误,我所据是四部丛刊影宋本)可知之:……”(页五二六)

郑先生所引的诗恕我不再引。但李群玉跑入温李一派中,实在令人莫解。李群玉,据我们所知,是一位山泽诗人。他虽然也做过一次官,但他所流传下来的诗,完全是在他未做官以前,负琴徒步,啸傲林泉所作。他在他的《进诗表》中说他自己“宗绪凋沦,丘山贱品;幽沉江介,分托渔樵。”他说他自己的作风: “臣所贡前件歌诗,以居住沅湘,宗师屈宋;枫江兰浦,荡思摇情,芜+之余,过于飘野。"怎么他忽然跑进温香软玉,浓艳绮丽的温庭筠李商隐一派中去了?温李的诗,大多数是浓得化不开的,李群玉的诗则恬淡清秀,刚刚和他们一派相反。除了郑先生已引到的《盛春》外,他的诗如"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雨夜呈长官》)如“越水吴山任兴行,五湖云月挂高情。”(《寄张祜》)如“盈手水光寒不湿,流天素彩尽无风。”(《望月怀友》)如“海客云帆未挂时,相与缘江拾明月。”(《落帆后赋昼一绝》)等,清到极点,秀到极点,充分表现他是一个山泽诗人,一点没有温李那种浓艳绮丽,深宮重楼的作风。所以如果依作品来分派,李群玉至多只能归入韦应物刘长卿一派,郑先生把他归入温李一派,又不免令人要大惊小怪的。

因为翻到李群玉的诗,使我对于郑先生书中的史实的真确,根本怀疑。我上面考证到郑先生对于“变文”发生的原因和时代的错误,不过是因为郑先生未加深考,遽下断语,是一种“是不为也”的过失。这也是近来作者常有的事。但是直接从史料中抄下来的史实,我以为终不至于有大错。可是郑书五二六页说李群玉是“裴休荐为弘文馆校书郎”,但据景宋本《李群玉诗集》卷首所列《荐处士李群玉状》则作“大学士仆射令狐相公绹”。以后准李群玉为弘文馆校书郎的敕旨上所附具的,也是令狐绹。不过他那时已是“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执行这道敕旨的是“司勋郎中知制诰臣郑处约”。好像这事并不曾与裴休发生关系。我对于郑先生书中所列的许多诗人和他们的籍贯,生卒年,官职,事迹,当然没有去逐个校对一番,但自从偶然发现李群玉这条后,我本来对于本书的最低限度的信仰——本书至少可为中学生作参考书翻一下的信仰——至此已不得不根本动摇。

现在要就本书的大体上来看一下。郑先生写这本书——特别是唐代的部分——好像有一个公式。他左手是一部《唐书·文苑传》之类,右手是一部《全唐诗》。他一面整段的抄《文苑传》之类,一面便随便引一些陈陈相因大家熟悉的作品,或者竟是不相干不重要的作品,凑上一些从诗话中检来的考语之类,这样就一帆风顺的写下去。他抄《文苑传》的时候,全不融化,整段的抄,所以他的书,别的部分是白话或夹杂文言的白话,但遇到诗人传记的时候,便全是欧阳修先生的古文。在现代的文学史中我们读诗人的传记,还是和读宋代国史馆的玩意儿差不多。有许多诗人,譬如孙逖,卢象,王翰,綦母潜,崔署,薛据,沈干运,贾至……许多人,经郑先生写来,我们只见他们做“官”,不见他们做“诗”。有些地方,(如页三二,四二七,五三三——五三八)郑先生是在写文学史吗?我疑心他是在写流水帐呢!郑先生对于诗人的人格,生活,事迹、思想,个性, 一点儿也不曾触着。他对于诗人的传记描写,不是向作品的本身中求消息。他只抄《文苑传》,而又不全抄,不善抄。他只注意他们的功名利禄,使我们读了如读讣闻。如果被他传的是些政治家,也还罢了,然而不幸是诗人。对于诗文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如音节,气魄,动律(Movement),思想背境,哲学根据等等,作者都没有想到。一个诗人和他的作品有优点也必有缺点,譬如杜甫有他的真挚处也有他的拙劣处,李商隐有他的深刻处也有他的轻薄处,作者都没有看见。我们读完了他的书,对于任何诗人都没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只是一大堆乱七八糟而又不全正确的原料堆在一起。在体例上,本书也不像一部正式的书,标点校对的大错且不说,即如年代后所附的公历,已经乱到可以。有的重要诗人都没有生卒年。作者好像只抄《疑年录》,有的抄上,没有的再不费一点考证功夫。已经抄上的,有的用亚拉伯字母,有的用中文数字,全不一致。

最后,关于本书的文字,也要说到一下:这是一本文学史。别类的书写得生硬或艰涩一点,或者还可原谅。文学史的读者是读优美文字的记载。文学史的原料是一国语言文字中最美的材料。文学史的作者便是沉涵淫浸于这种优美的文字中的。我现在抄几节郑先生的文字在此,盖亦可以窥见郑先生著书方法之一斑云。

页三零七:

  他的《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为古今宴游诗序中最为人知的一篇;“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没有什么丝竹管弦之盛,(谨案:此“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之白话译文也。)“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页三一五:

昉为文壮丽,沈约称其心为学府,辞同锦肆。时人云,任笔,沈诗,他闻之,甚以为病;晚节用意为之,欲以倾沈,然终不能及。他的散文,以“大手笔”为多,但也有很好的书启之作。(谨案:唐苏+封许国公,张说封燕国公,二人皆以文著于时,时称“许燕大手笔”。用现在的话说:“大手笔”犹“文坛上的选手”,郑先生的话,如译为更白的白话,便是:“他的散文,以‘文坛上的选手’为多。”)

页三一九:

当他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乃致书与炯道:“寒虫夕叫……”辞意虽甚酸楚,而亦不无几分的恳望在着。特结之以:“唯吴冯之遇夏馥……怜此行乞耳”的云云。有文集。(按郑书中“的云云”颇多,前面引《颜氏家训》的话便有一个“的云云”。)

页四零三:

……其中,七言的律绝,方才刚刚萌芽,还不曾有人用全力去灌溉之;正是诗人最好的一试骋驰的好身手的时候。故开天的诗人们……把握着新发于铡的牛刀,而以其勃勃的诗思为其试手的对象,那些天才的“庖丁”们当然个个的都会“得手应心”“功成而退”的了。

这类生硬的文字,书中随处皆是。我们希望郑先生在这书再版的时候能加一番修改,至少要使它清顺切实才好。

我虽然批评了本书一大顿,但我觉得对于郑先生个人,有些地方是可以原谅的(除了关于文字部分)。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专治传奇小说的,论诗谈文,本非他所长。他的过失,即在他不应当大胆尝试“中国文学史”一类的大著作。在各时代的断代文学史没有完备以前,我相信,决不会有像样的整部文学史出现。虽然我们对于郑先生的勇气和他所费的功夫不得不表示敬意。奇迹在现在这时代大概是不会有的。以王国维的天才和精勤,仅仅能写成一本薄薄的《宋元戏曲史》。恐怕也只有这类的书才能有永久的价值。在五年十年之內,我是并不希望有整部的中国文学史出现。所以郑先生这部书之所以成为《文学大纲》之续,对于作者本身实在用不着深责。我们只希望他以后集中他的心力去弄他的传奇小说之类,使它成为一种像样的东西,不要再像这本书中“变文”一样,把他从晋至唐的一个“头”整个儿切下。那是一种不可恕的疏忽。

但是这书也有几种不能不提到的好处:第一,作者对于插图的收集是应受我们感谢的。第二,据例言说(见二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北平晨报·学园》),本书书末附有索引和年表,这是著作界很好的风气,希望后之作者,不负郑先生苦心提倡之功。这些年表和索引一定会很有价值,假使它们是正确的。

                 十二月四日,一九三二,北平燕大

               原载《新月》四卷六期,一九三二年三月 

原载:据《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扫描录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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