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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

吴世昌

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册最先出,我已经在《新月》四卷六期《书报春秋》栏内略加评论。现在第一、三、四各册已陆续出版。截至第四册止,页数已在一千二百以上。我们依此推算,五册出齐,大概总在千六百页左右。在这年头儿,郑先生能费这许多精力和时间,潜心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繁剧工作,殊属难得。但为追寻学术上的真理计,我还有些意见提出,以就正于作者和海内明达。

一 正确性

“史”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为李群玉的出处问题,曾加指摘(参阅后面的附论)。兹读续出各册,无意中又发现不少疑问。例如:

(一)《旅獒》是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郑先生也说这个证实已经“成了一个定谳”(页四三)。但是,他在叙述《尚书》内容“第三类 记事的断片”时,为要证明“《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也不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页四五)。其实,除《旅獒》外,《金滕》便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弃而不用?

(二)引《诗经》原文,也有许多不经意处。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误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语”(页六一)。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误作“匪鸡之鸣,苍蝇之声”。又“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为《郑风·东门》之诗,而郑先生则误作《东风》。同诗:“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也误作“岂不尔思,子不我既”这类的错误,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只凭记忆所及,随手拈来而已。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的(像“匪鸡则鸣”改作“匪鸡之鸣”,相信决不是手民之误。我所引各例,查过《勘误表》,并未改正)。

(三)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

向镐字+之(按;疑豐之之误),河内人,有《喜乐词》。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这样明白浅显的词句,先生为什么“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按这首词,实是李易安作的(见《词统》》,四印斋刊《漱玉词》,把它收入《补遗》里面。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即使先生认为两可,则两可的作品,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又《喜乐词》条下郑注云:“《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案《宋元三十一家词》的目录如下(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

一,逍遥词;二,筠谿词;三,+榈词;四,樵歌拾遗;五,梅词;六,綺川词;七,东溪词;八,文定公词;(以上第一册)九,燕喜词;十,梅山词;十一,拙庵词;十二,宣卿词;十三,晦庵词;十四,养拙堂词;(以上第二册)十五,双溪诗余;十六,龙川词补;十七,龟峰词;十八,梅屋诗余;十九,秋崖词;二十,碎锦词;二十一,潜斋词;(以上第三册)二十二,覆瓿词;二十三,抚掌词;二十四,章华词;二十五,藏春乐府;二十六,淮阳乐府;二十七,樵庵词;二十八,墙东诗余;二十九,天游词;三十,草庐词;三十一,五峰词。(以上第四册)

并没有《喜乐词》。其中《燕喜词》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乐词》之误。另有《四印斋所刊词》,包括《东坡乐府》等十七种,亦不收《喜乐词》。然则,先生所谓“有《喜乐词》”云者,果何所据?

(四)页二零一 “魏与晋的诗人”章中,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并抄了“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梁父吟》——以为证。按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这句话,见于《蜀志》。照字面讲,这里的“为”字可作自己创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郑先生既已经把诸葛亮列为诗人,可见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因此,我们为史料的正确性问题计,不得不辨。我以为《蜀志》所载,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一面哼哼《梁父吟》;是说他喜欢那首歌,不是说他自己作那首歌。若只凭“好为《梁父吟》”五个字,便断定《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群玉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抱膝时为《梁父吟》”(《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也可以说是杜甫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这类例子多到指不胜屈,我们安得把人人都指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也是如此。郭茂倩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谢希逸《琴论》曰:“诸葛亮作《梁父吟》”。《陈武别传》曰:“武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数十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蜀志》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然则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 《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父吟》,与此颇同。(《乐府诗集》卷四十一)

所谓“梁父吟,曾子撰”一类的话,当然未必可靠,但非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 史料的取舍

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 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一)作者对于“赋”——特别是汉赋——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词”,和骚坛的“无病呻吟”。(页二一九)要说《三都》《两京》 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呻吟”,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要用“遍搜奇字,穷稽典实”来呻吟,我想班固张衡诸人,虽然“诗思消歇”,或许不致一笨至此!至于汉赋的体裁,在浮面上诚然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但它气魄的雄伟,典实的精博,词藻的丰富,音调的朗亮,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似不应当受人菲薄。其实它也是诗,是Descriptive Poetry。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真正的Epic( 有些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西游记》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 。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只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没有现成的基础让他们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实际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他们能写Epic的天才,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宏壮,威严,华贵)正是Epic所有的。先生又说:“汉赋的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页二一九)但惜我还没有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三都》《两京》一类的赋!

(二)作者因为不满于汉赋,所以后世和赋相类的“骈文”,也同遭摒弃,甚至于和賦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都没有给它们丝毫地位。其实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吴(质)等人的书札,也不一定在他们的五言诗之下。五言诗限于字句,写不酣畅,又往往刻意为之,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如《荐祢衡表》,《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能够表现个性,透露各人心灵的消息。《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其实岂仅公干(刘桢)而已,我们读曹氏兄弟,吴质,和陈琳的书札,比读他们的诗要亲切得多。这些都是当时的白话书札,不应遗弃。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诸葛亮所作,评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可怪的,是作者因为错认了,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除引了《梁父吟》外,还说起了许多“今皆不传”的著作,而于传诵至今,直率动人的《出师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也不应当完全遗弃。本来,中国文体,除诗歌外,有骈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六朝轻清的小赋,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自后汉以至盛唐,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连诗歌都被它逼得“绮靡不足珍”了,一直等到韩愈起来革命。但是令狐楚,李商隐诸人还来一个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诗以下;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有“自从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负!王维的书札,刘知几的《史通》,都脱不了这一体的樊篱。而郑先生在“六朝的辞赋”章中,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总共不到五页(页三零六——三一零)!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不及三百分之一。

(四)关于北朝文学,大体上也嫌简略。《乐府诗集》所收北朝诗歌,如“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和“男儿宁当格斗死,安能拂郁筑长城!”一类极伟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从另一方面看,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即如《西厢记》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类能知之;在文学史中,简要的叙述一次果也不妨,不叙却也没有关系,郑先生则把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叙述至三次之多(页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前后共占十余页,较“八朝的辞赋”一章多二倍有余。故事前后叙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还不在内,又如“讲史及英雄传奇”一章中的《全相平话》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只在“有过这么一回事”上面。一个专门学者,可以把它的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毫无问题,它只能占极少篇幅,只要说明“有过这么一回事”罢了。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特别感到兴趣,把五种平话的故事内容,浩浩荡荡,从“武王伐纣”一直讲到“刘聪灭晋”总共占了十八页(页九三八——九五五)。这一章所占的篇幅,几抵“六朝的辞赋”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诗人”一章还多一倍。其实这些平话的内容,据郑先生自己说:“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军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页九五六)。郑先生一口气把“无稽传说”“神怪军谈”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页(页九五六——九五九)。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页六三三);对于“诗存者不下万首”的陆游,仅仅引了两首七律,连上叙述,不到八行(页七九六)!

在“批评文学的复活”一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很是恰当。但作者说:“从六朝以后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页八零七)。我想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释文》,没有看见刘知几的《史通》,所以才说那样厚诬唐人的话。实则,宋人的批评,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史通》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以言性质,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知识论”方面。说到“专门的批评著作”,恐怕《史通》一类的书不能算不专门,也不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以诗论诗的风气,也是唐人开的。李白《古风》中一首“大雅久不作”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以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义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实开后代论诗绝句(如元遗山)之风。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人及当时人诗句的,也不在少。司空图的《诗品》虽只及原则,不实指诗句,其实不在宋人许多闲谈式的“诗话”之下。后人诗话,多从《诗品》揣摩出来:《艺苑卮言》所用种种拟诗的譬喻,尤为明显。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头又来说他们批评精神的堕落,不能算是一个平心之论。

三 不传及非名作人史

郑先生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写书的时候,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而以各代史书中什么文苑传,文学传的人名单为中心——特别是宋元以前的部分。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最严重的谬误:

第一,许多极重要的作品都被遗弃,或竟潦草敷衍。如前面说起的《乐府诗集》中许多诗歌,魏晋的函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许多美丽的骈文(如《三藏圣教序》等),佛教的许多文学性极重的传记及经典(如法显《佛国记》,《本缘部》的许多譬喻经等),唐代极好的白话文(如《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都占不到地位。又如苏东坡的诗只引五七言各两句;而关于他连同他父亲老苏和弟子由的叙述,通共不到九行(页六一五——六一六),这种忽略的写法,将使读者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从得到明确深刻的印象,无从感觉兴趣,无从觉得他们的伟大——虽然郑先生也不吝惜地用“伟大”“大家”,“晶莹的珠玉”一类不着边际的字眼。

第二,许多极小极不相干的作家,因为偶然在文苑传上占有数行传记的位置,便不管他有无作品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文学,郑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贯,官阶,卒年,依样照开;或者补上一句:“有……集”。连作品极幼稚或竟并无作品传下来的,也都把这个一定的公式套上。试举数例如下:

秦宓有《远游》一诗:“……”颇具稚气,难称名篇。宓字子教,广汉绵竹人,刘备平蜀,以为从事祭酒。后为大司农。(页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圭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页二八二)

叶宪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四艳记》,《玉麟记》……《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宪祖的诸记,……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页一一八一)

车任远宇+斋,号遽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今《四梦》原本未见,唯《焦鹿梦》存耳。此剧……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的感觉……(页二二八)

孙原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页一二一九)

陆世廉,字起顽……长洲人。宏光时官光禄卿。入清,隐居不出。著《西台记》……惜今亦不传。(页二三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与其把这一类既非名作,又多不传的玩意儿来占据宝贵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艺文经籍各志的“集部”或“子部”的东西整个抄了进去!

四 意义不明

郑书颇多晦涩之处。例如:(一) 页一五一:

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体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在这里,既有所谓“《陌上桑》等”云者,则除《陌上桑》外,当然至少还有一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么“只有……一篇耳”?假使“等”是多余的,怎么接着又说“在实际上只有两篇”?究竟是“《陌上桑》等一篇”,还是“《陌上桑》 一篇”?是“只有一篇” ,还是“只有两篇”?

(二) 页一六零

第四类“清商曲”(按此承上页论汉代乐府古辞)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 《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鸪》,《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

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一段对看,似觉自相矛盾。上面说乐府歌辞中五言叙事诗只有两篇(指《孔雀 东南飞》及《悲愤诗》),而这里说到的《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和郑先生所不曾说起的《上山采靡芜》,都是五言叙事诗,不知先生将何以自解?

(三)页一六五:

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四) 页一七二: 。

他(指刘歆) 又极力表章著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礼》。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是他表章了《周礼》,还是他著了《周礼》?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则郑先生是不是以为《周礼》确是所谓“周公居摄以后作”? 如果郑先生也以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是刘歆自己弄出来的玩意儿,那当然是“伪作”为什么郑先生还说“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偏见”?。按照郑先生的意思,这部托名为“周公居摄以后作”的《周礼》,似是大政治家刘歆弄出来的;可是又不准你说是刘歆伪作,你若这样说,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见”。

(五) 页一八六:

既疑《萁豆诗》过于浅薄显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诗本集不载,仅见于《世说新语》;何以又在前页说“子建便也高唱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 考证太简略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写文学史最大困难之一。郑书中关于考据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试举一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页二六六)。不知此语有何根据?据我看,佛教文学在唐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种问题:

第一,因为佛经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个音节,所以译文也随之而以四言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这种工整的文体,促成了后来四六骈文的发展。又因为梵文佛经中有每句十音节的偈语,在译文中遂有五言的诗偈。此种诗偈的五言译文,起源极早。《大藏经》所收后汉时安世高,康孟详,支曜的译文(如安译的《佛说尸迦罗起六方礼经》,《五阴譬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及康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舍利弗摩诃目莲游四衢经》等),便有极朴质畅晓的五言诗偈。此类诗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不仅在于促成了五言诗的发展和运命,并且直接影响了五言诗作者的思想。陶渊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谢灵运的《十譬赞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因为有陶谢的酵,所以才酿成王维王梵志的酒。

第二,是因为梵读的音转,而起中国文字的四声。没有四声,恐怕唐诗,宋词,元剧,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乐性。而四声之起,在唐以前;四声之来,由于佛教文学。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进中国文学的园地,为中国作者所叙述(不是翻译)。试读《水经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更不必求之于法显《佛国记》一类的书。

然而郑先生却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六 其 他

(一)页六六二:“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以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这话未免有些说得过火。要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 《子夜》,王(昌龄)崔(颢)的七绝,张籍的《节妇吟》,李白的《长相思》,和温(庭筠)周(邦彦)的短令长调等果真“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为什么作者对于上述这许多“粪土”又不在摒弃之列呢7.

(二)页二四八: “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不知所云。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义不明,希望再版时,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论,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我们也很希望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仍就现有材料,更作精审的研究和著述,完成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附 论 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发表批评郑著《文学史》后,著者即有一函,致《新月》编辑,刊在四卷七期,声辩“变文”发生时代,词的起源,李群玉出处等五点。这五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随即也有一篇很详细的答辩文,寄给《新月》编者。后因印刷方面的问题,《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无法索还;以致有许多人误会我已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承认了郑先生的主张了。其实不然。今乘重评郑著之便,谨再答辩。

(一)关于“变文”发生的时代问题 “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郑先生说他“这话是不能动摇的”有许多理由,都与《插图本文学史》所说的大致一样。无庸代为重述。其实,我也并没有意思要“动摇”这话,因为这话的确不能“动摇”。郑先生如果再稳当一点说:“变文的发生,总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动摇”了。问题是:开元,天宝以前,盖亦久矣夫,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一百年,前二百年”——郑先生问,“则谁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学史的著者应能明白指出。

我认为《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即是变文的起源,先生不承认我的话,理由是因为他读了《广弘明集》卷十五梁简文帝的《唱导文》,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我想先生弄错了。先生大概对于《广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传》所记的,都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内容,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两件绝不相同的事。先生引了一段梁简文帝的文章以证明和“变文”的不同,那当然是不同的,但可惜先生没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内容结构的要点何在。先生读《高僧传》,似乎也只读了“传记”部分,并没读“跋论”部分,以致对于《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未了解。《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谓“唱导文”,或“礼佛唱导发愿文”或“忏悔礼佛文”,其实都是“发愿文”。先生如果把简文帝的文章再耐性一点儿读下去,可以发现:

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

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

奉愿离明内映,合壁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善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

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祐;兴七觉以炳照,冏十智于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 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唱导”的内容是什么?它的《跋论》中说:

昔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序因缘,或旁引譬喻。……

这里所谓“因缘”“譬喻”,都是佛经中专门名词,并不是现在通行的意义,不能等闲看过。“因缘”和“譬喻”都是经名。《大藏经·本缘部》有《佛说妙色王因缘经》,《佛说顶生王因缘经》,《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等;《经集部》有《佛说干佛因缘经》,《卢至长者因缘经》,《佛说光明童子因缘经》,《金色童子因缘经》等若干种。别的经中亦有许多因缘经。《本缘部》又有各种不同的《杂譬喻经》,《旧杂譬喻经》,《众经撰杂譬喻》,和《法句譬喻经》等;《大集部》有《大集譬喻王经》。这些“因缘”和“譬喻”,内容都是一些寓言故事,如《妙色王因缘经》说妙色王因为渴求大法,不惜将爱子娇妻,都让他们舍身给药义生啖,甚至连自己的肉身都舍给药义吃。《杂譬喻经》第四说有贤者死后升天,妻子宰屠牲畜,哀哭献祭,他便幻作牧童,割草来喂一头死牛。许多人笑他,他便说,死牛身躯还在,喂他没有用,你们父亲死了,骨都枯了,祭供有什么用?这类故事,都是《高僧传》卷十三所谓“杂序因缘"的“因缘”,“旁引譬喻”的“譬喻”,请问先生所引《广弘明集》卷十五的那些满纸“奉愿” “仰愿”的文章中,有没有这些故事?而“变文”的中那些故事内容,只怕正是从这些“因缘”和“譬喻”中变化出来的。再就唱导时的实际情形看,《高僧传》说:

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泣含酸。于是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各各弹指,人人唱佛。爰及中宵后夜,钟漏将罢;则言星河易转,胜集难留;又使遑迫怀抱,载盈恋慕。……

这些情形,恐怕也不是简文帝和王僧孺的文章所能感动。所以先生以为《广弘明集》的文章即是《高僧传》所谓“唱导”所用的本子,那是错了。因此而“爽然若失”的确是很不幸的。因此而否定“变文”的起源由于“唱导”似乎也是很“不幸”的。

(二)关于词的起源问题,我真得请先生和读者原谅我的直率,因为我只能说,先生对我那篇书评,至少关于词的部分的批评,他尚未看懂。我并没有说词不受胡夷之曲的“影响”,但我决不承认先生所谓“唐五代宋词的一部分,便是周隋以来‘胡夷之曲’保存下的歌辞气 。“影响”和“来历”是有分别的。我以前说:“先生好像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我现在可以说:“先生的确对于‘乐’和‘词’的‘来历’和‘影响’并不能够分清楚。”先生在答辩信中说:“爱国护道之士, 一定要一足踢开这个‘外国爸爸’是做不到的!胡夷之曲,只要其乐谱介绍到中国来,便已能发生出极大的影响来。至其歌辞是否也曾同时被译成中国文字,那是第二问题”。若使《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只说到“影响”,我就无话可说。但先生说“词是被保存的胡夷之曲的歌辞”,“词的来历,最重要者则为胡夷之曲”。胡夷之曲有无歌辞?歌辞有无译文?这是先决问题,也是逻辑上的大前提。这先决问题,这大前提,连郑先生自己还没有弄清楚,底下怎么能有结论?而先生竟把这问题认为“第二问题”!说得再清楚些,如果依先生说:

词(唐、五代、宋)=胡夷之曲的歌词(周、隋)又说:

胡夷之曲的歌词=0或8(因不知胡夷之曲有无歌词。若无,即=0,若有,即=8)

依此逻辑,结论就会变成:

 词=0或8

试问这还成什么话!我说“诗做得烂了腻了,或者嫌它太拘束了,自然有新东西起而代之”,而不承认词即胡夷之曲的歌辞。我是列举了许多历史事实的证据而说的:甲、长短句的用法和雏形,齐梁乐府如《江南弄》,《六忆诗》,已具有明显的风格和雏形,其时且在周隋以前。乙、《诗经》中有不少长短句的诗篇。丙、唐人诗中自一言二言以至十言十一言的句法都有,我且指出集名篇名。丁、《花间集》中的《渔父》,《杨柳枝》,和《浪淘沙》诸调,唐人也收入诗集,并不以为这是诗以外的东西。郑先生对我上述各项证据,无可非难,避而不论,只是说:“那样陈旧的论调是要不得的”。学术上的事实问题,我以为只有“真”与“不真”,没有“陈旧”或“新鲜”的。开元天宝时代二加二等于四,《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时代也还如此,再过几千年,我想也不会不如此。至于「爱国护道气好像与这问题并无多大关系。

(三)李群玉出处问题 写历史和写小说或故事不同:写小说或故事,可以但凭趣味及作品,不妨掇拾闲谈,随便编述;写历史必须忠于史实,要忠于史实,必须选择史料。选择史料虽然是比较专门的问题,但有几条大原则是很普通的,稍受历史训练者都能知道:第一,同类的史料应当采用当代的,不该采用后代的;第二,同一时代的史料。应当、采用档案,官报等直接材料,不应当采用街头巷尾,村姑茶役的闲谈传说,特别是关于政府官吏的出处进退(风俗民情间或可采用传说,但须受精当的审查与评判)。郑先生说李群玉是被裴休荐为弘文馆校书郎,是根据于:

甲 《全唐诗话》宋廖莹中为贾似道撰,伪托尤袤

乙 《唐诗纪事》宋计有功撰

丙 《唐才子传》元西域辛文房撰

这些书究有多少价值,有多少历史上的正确性呢?纪晓岚答道:

《全唐诗话》十卷,内府藏本。原本题宋尤袤撰。袤有《梁溪遗稿》,已著录。考袤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以光宗时(按即:一一九零——一一九四)卒,而自序年月,乃题咸淳(按即:一一九零——一一一九四),时代殊不相及。校验其文,皆与计有功《唐诗记事》相同。……其为后人刺取影撰,更无疑义。考周密《齐东野语》载贾似道所著诸书,此居其一。盖似道假手廖莹中。而莹中又剽窃旧文,涂饰塞责。后人恶似道之奸改题袤名,便行世,遂致伪书之中,又增一伪撰人耳。(《四库总目》卷一九七)

《四库总目》卷一百九十五,也说到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据纪老先生的考证:计有功是南渡时人,是一个“耽味禅悦之士”而能留心风雅,采摭繁富,很有辑录之功。但他所“采摭”的,有多少历史上的正确性?据纪氏说:“唯其中多委巷之谈。如谓李白微时,曾为县吏。并载其牵牛之谑,溺女之篇,俳谐猥琐,依托显然。”至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更是后了三代的西域人,采摭前人旧说而作,其历史价值,更可不谈。先生所根据的书虽有三部之多,但是:第一,它们多是后代人摭拾前朝传闻的著作;第二,作者所采摭的,多系里巷猥谈,是十分要不得的;第三,这些书都是互相剽窃传抄,是些一而二,二而一的玩意儿。我指出李群玉是令狐绹所荐,是根据唐大学士仆射令狐相公绹《荐处士李群玉状》的原文。所以《四部丛刊》的《李群玉集》,我虽然只是“随手翻到”,但翻到的却是唐朝当代的正式挡案,决非“委巷之谈”,亦无“伪中之伪”。并且《四部丛刊·李群玉集》是景印宋本的,那部诗集刊成时,《唐才子传》的作者还没有投胎呢!我因为查考此条的究竟,使我对于郑先生书中史实的真确,根本怀疑之处,更加肯定。舍当代档案不用,而采伪书猥谈,愚蠢如我,见了这种写历史的方法,诚不免为先生讥为“大惊小怪”也。

(四》白居易诗的内容问题 这个问题的是非,比黑白还分明,而郑先生竟也提出答辨,真太有兴味了。我没有误会郑先生的话;从他的答辩中,更可以证明我并未误会。郑先生以为“白居易主张着为人生的艺术的”,我以为“白居易主张着为社会的艺术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当然不同。对于白居易的认识,郑先生的话对,还是我的对,请读者评判,其实郑先生自己既然也知道“本书四六五——四六六页,所引的白居易‘歌咏社会问题’的诗,和‘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相类的,岂止一句两句”(郑函页五)。为什么他还舍不得放弃“白居易主张着为人生的艺术的”那种自相矛盾的见解?我说“他是十足的一个社会诗人”郑先生说我的话“文不对题”,证以“本书四六五——四六六页,所引的白居易‘歌咏社会问题’的诗”然则白居易诗,毕竟为人生乎,为社会乎?“文不对题”者,郑先生欤,抑某也?

(五)“大手笔”问题 “他的散文,以‘大手笔’为多,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即便依郑先生自己的解释,‘大手笔’指章奏诏令之属,则“他的散文,以大章奏诏令为多”,似乎也不大妥当。并且“章奏诏令”则“章奏诏令”耳,何必“手笔”而又“大”之?这当然是比较小的问题,在我的书评中,不过是最末最小一点的四分之一的举例而已。但郑先生既然愿意提出来,不妨也说到一下。有一句话我愿意提醒郑先生:这部书是写给现代的活人看的,并不是写给六朝或隋唐的死人看的。

郑先生最后说:“其余的空话,实在没有功夫去一一的分辨气、”我愿请教:郑先生的不分辨,是因为“没有功夫”,还是因为“空话”?如其因为“没有功夫”我们便可以原谅他。如其因为是“空话”,那我愿更进一步的请教: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潜和李白究竟算是诗坛的大体与正宗,还是小支与别派;山泽诗人李群玉是否应当归入艳情诗人温庭筠,李商隐一派;李商隐的诗是不是可以《咏蝶》诗为代表;记载诗人是不是应当注重他们的功名利禄而丢开他的作品内容。凡是我所提出的这类问题,郑先生如认为“空话”,那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智”以外,再有何说!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 一九三四年

原载:《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三卷扫描录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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