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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

吴世昌

《文学评论》编辑部要我为建国三十周年的国庆纪念写些短文参与“笔谈”,题材内容不限制,但当然要与文学有关。因此我想到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人物,需要重新评价。因为历史人物生活在封建统治时代,大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过去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他们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而论定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今日,自然不能原封不动接受封建时代的评价。中国历史这么久,文化这么丰富,历史人物这么多,要一一重新论定是不可能的。只能挑选我们比较熟悉的,或明显有问题、有争论的人物略略谈谈。我所想到的是文学史上的韩愈。

韩愈之所以在中国文化界有如此持久的大名,盖由于另一个封建文人对他的表扬,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1]这几句话,可说是韩愈一生事业的提要。后人对他的敬仰与同情,每部中国文学史对他的赞扬和推崇,也不外乎从上文引伸出来的下列几点:

一 他提倡古文运动,改革了齐梁以来绮靡的文风。

二 他重建了孟轲以后长久中断了的儒家道统。

三 他批判了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谏宪宗李纯迎佛骨入宫中,因此获罪被迁谪潮州。

但这三点都要分别讨论,因为不能归功于他。南朝文风绮靡,初唐继承此风,所以需要改革,并不是韩愈的创见、伟绩。早在唐以前,北朝西魏大统十一年(五四五)宇文泰就提倡政府文告要仿《尚书》的诰谟体裁,命苏绰作《大诰》,不许用骈俪文体。苏绰自己写的六条政治纲领,完全是朴质自然的散文(见《周书》卷二十三本传)。在日常生活的应用文方面,例如著名的阎姬与子宇文护书[2],母子娓娓谈家常,更是明白如口语。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其实即仿此书。到隋朝,文帝也曾提倡过“实录”,而王通著书,则上仿扬雄的《法言》,也即是间接仿《论语》的文体。这些人都是提倡“古文”的先驱者。入唐以后,直接反对南朝绮靡骈俪之风的,在散文(当时称为“笔”,如云“燕、许大手笔”)方面有陈子昂、萧颖士得风气之先,而独孤及、梁肃等则正是韩愈在这方面的领导者。即在诗歌方面,李白也发出了“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宣言。可见初唐以来,一直有人在提倡古文运动,而韩愈是其中一个积极分子,而且他在实践中写了许多堪称模范的散文作品。但如果认为他就是这一运动的发起者或“领袖”,则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至于他重建儒家的道统,自命为孟轲以后的直接接班人,则不仅自大可笑,而且这一道统在中国文化史上、政治史上、思想史上为功为罪,尚待研究,远非定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盂轲以后当然要数荀况,但荀学因受战国别家思想的影响,已稍稍脱离了儒家的正统。荀况的文章中经常引《诗》为证,而诗教却并非儒教的全部,且诗多来自民歌,比礼经更接近民众。孟一变至于荀,荀一变至于韩非、李斯的法家。韩兼学老聃,李兼学商鞅,二人完全脱离了儒家的轨道。接孟、荀以后儒家的道统者,应该是董仲舒、扬雄。如果没有董仲舒,汉武帝不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没有汉武帝这一政策,儒家早已像墨家、名家一样不存在了,连扬雄也不会仿《论语》作《法言》了。韩愈要祧董、扬而直接孟轲,毋乃不自量。

若说韩愈辟佛,他也不是从哲学的观点来辟佛学思想,而是从政治的观点来辟它对于社会经济的腐蚀与损害。这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也许比辟佛教的哲学思想更为迫切,更为重要。从南北朝以来佛教的寺宇变成了政治避难所,变成了躲避徭役和赋税的逋逃薮。国家的户口锐减,而僧尼的人数大增。所以韩愈的辟佛之功,应该写在唐代的经济史和社会史上,而不是写在哲学史上,或文学史上。至于道教的宫观,则不但是避难所,有的甚至于变成了高级的妓院,许多所谓“炼师”都是打扮得花枝招展,接待当时的名流达官的。久旷的宫女和官邸的姬妾,往往求为女道士,借此以求性的解放。所以韩愈虽然辟佛,却不辟道。他在《原道》中说:“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这是因为谈到经济问题,他不能不并举同样不事生产的佛道二教之人,以便合四民而为“六”。他虽然不相信“谢自然”的弃家成仙,但对于《华山女》一诗中的“云窗雾阁”,却并不掩饰他的歆羡之情。他后来竟因服道士的“仙丹”而亡身,其妄诞正与他所批评的“谢自然”差不多。他是《红楼梦》中贾敬的先驱者。

据此看来,前人对于这位韩文公的恭维的话,有些是不实之词,有的则是夸张。

我对于此公素来有些不敬。从小读古文,没有别的书,只有一部《古文观止》,老师首先挑出来教的是韩文,我记得第一篇是《应科目时与人书》。这个题目当时我不大懂,但文章内容倒是明白的。每次读到“若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总觉得有点不自然,继而觉得:这是言不由衷,因为在文章的末了,他明明说“阁下其亦怜察之!”这不正是“摇尾乞怜”吗?有了这个成见,又读他的屡次《上宰相书》和《上郑尚书相公启》等篇,几乎每篇末了总要说:“亦惟少垂怜焉!”“亦惟少垂察焉。”“伏惟俯加怜察!”“伏惟相公怜察。”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说“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但最使我觉得恶心的是他的《示儿》和《符读书城南》二诗。我在一九三〇年写《辛弃疾》传记,曾引韩愈《示儿》诗和辛弃疾的骂子词作为对比,也比较二人品格之高下。[3]《示儿》的开始四句:“始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完全像一个暴发户夸耀他自己如何白手成家的经过。尤其令人齿冷的是下文竟有这样的自我吹捧:“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掌握中央政权)。把孩子从小就培养成趋炎附势的势利之徒,这是连以前的封建文人如胡仔、邓肃、全祖望等都忍不住要指出韩愈“所‘示’皆利禄事也。”“徒以利禄诱子”。“爱子之情则至矣,而导子之志则陋也。”陆唐老说《符读书城南》一诗,“切切然诱其幼子以富贵利达之美。”诗中又有“不见公与相,起身自犁锄”等语,这不是教子下乡,而是劝人弃农就仕,以博富贵。所以洪迈《容斋三笔》说:诗中所说“乃是觊觎富贵,为可议也。”辛弃疾的《最高楼》有一个短序说:“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原词如下: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4],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咄!豚奴!愁产业,岂佳儿!?[5]

这一对比,我想谁都看得出二人品格之高下,任何赞语都是多余的了。我那时读书不多,不知道苏东坡早已注意这一点,不过他用杜甫的《示宗武》诗比韩愈的《示儿》诗。他引了五联韩诗后说:“所示皆利禄事也。”又引杜诗五联,然后结论道:“所示皆圣贤事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一〇二页)

说到韩愈的诗,使我引起深刻印象的也有两首。其所以深刻,也因为对比。

《元和圣德诗》,看题目实在冠冕堂皇,可能还以为是对皇帝宣颁什么“德政”的歌颂。其实是平定一次叛乱以后杀戮俘虏的记录,这在封建帝王统治时代是常有的事。韩愈诗中所述是刘辟的谋叛和被杀。元和初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死后,他的下属刘辟“主后务”,据说他希图谋叛未成,被长安派去的神策军所俘虏,全家老小都被处斩。韩愈最得意的描写是怎样把妇女小孩剥光了衣服残酷地杀死。他用观赏受刑者痛楚的情状来津津有味地描绘用刑的方法:

妇女累累,啼哭拜叩。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挥汗如泻。挥刀纷纭,争刌脍脯……

这样的描写,他竟安上了“元和圣德”的题目,真是别人想不出来的绝妙的讽刺。无怪文廷式批评他写平刘辟之乱:

不详于用兵之方略,而详于用刑之惨酷,不知其何意也!

……“妇女累累”以下云云,噫,酷弄虐政,下及妇稚,乃津津道之,以为“圣德”耶?(《纯常子枝语》)

文廷式只是用一般儒家的道德观点批评此诗,即孟子所谓“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不忍见稚子之将入于井乃至“罪人不孥”等观念。他没有学过现代变态心理学,不知道“妇女累累”以下云云,正是典型的淫虐狂(Sadism)的表现:从别人,尤其是妇女和弱者裸体受刀斧之刑的惨痛苦难中得到快感。但我以为韩愈津津乐道杀死妇稚的残酷,还应该对比他对于毒蛇的仁慈,才能了解这位“文公”的较为全面的心理。他贬官潮州以后,看到南方的一些风物,尝到南方的海鲜食品,写了一首《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他列举了一些海生动物以后,自夸说,“我来御魑魅,自宜味南烹。”但接下去说:

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卖

尔非我罪,不屠岂非情?不祈灵珠报,幸无嫌怨并!”

他不但放了蛇,还向它祝告解说,求它不要错怪他。虽说不希望蛇能以“灵珠”来报他不杀之恩,但心中还是暗暗祈求这蛇也会像隋侯所救护的大蛇那样能衔珠以报他。否则又何必加上这么一句呢,岂不又是“此地无银”的故技?由此可见,他对于毒蛇的仁慈,也还有求报的目的。否则“放生”本来是佛教的“善举”,他这个辟佛的儒家,怎会奉行佛家的教条呢?

既然说到韩愈在潮州的情况,自然令人想到那篇著名的《祭鳄鱼文》。这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潮州滨海地区有鳄鱼上岸为患,这是可能发生的。但他却从这一情况中得到启发,居然因此想出了个吹捧自己的宣传方法。他派人把一羊一猪投入水中“祭鳄鱼”,劝它们迁居,还和它们订了个“约”,要它们三天之内——至多七天之内迁走,否则他要用“强弓毒矢”来对付它们了。这也算是“先礼后兵”罢?说也奇怪,这位自称不信佛不信神仙的儒家大师,竟能使鬼神呼风唤雨,当天晚上就“暴风震雷起湫水中,数日水尽涸”,鳄鱼们乖乖地“西迁六十里”,从此潮州无鳄鱼之患了。这不是“以邻为壑”,嫁祸于人么?潮州西六十里就没居民么?我在中学时代,许多学校选这篇《祭鳄鱼文》为国文教材,教员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听得目瞪口呆。再加苏东坡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证实了这个故事,说“公之精诚……能驯鳄鱼之暴”,影响更广大。现在看来,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无聊之极。但即使在现在,这个“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豪“韩文公”,在某些古文爱好者的心目中,还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最后,要谈谈这位文豪的作品有时也是不足为训的。一个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如果看见学生的作业中有意义重复的字句,他是有责任指出来或代为改正的,否则学生的家长也许要指责老师未尽责任。但是,有谁指责过韩文公作品中这类疵病呢?我没有仔细读过他的诗文全集,但随手翻翻,有时也会有“收获”的。例如他有一首《记梦》诗,竟有连续出现的这样的句子:

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安不危。

神官见我开颜笑,前对一人壮非少。

天风飘飘吹我过,壮非少者哦七言。

从前有人讲笑话,说有个秀才因常做重复的字句,死后被阎王罚进一层地狱。他发现王羲之、苏东坡和秦少游已先在狱中。秀才惊问这些文豪何以也被罚到此。王羲之说他的《兰亭集序》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是重复了。苏东坡自认他的《赤壁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七月”当然是“秋”,何必重复。秦少游说他的《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被人指责后三字意义重复。但地狱中并无韩愈。可见连阎王也慑于他的大名。他的诗文怎么不通也是范本。(例如“衣食于奔走”这样不通的文字,也有人为他转弯抹角地解释,也有后世的古文家摹仿)他的重复的字句如上面所举者,已极可笑:安=不危,开颜=笑,壮=非少。这样的字句尽管出于文豪笔下,也是不足为训的[6]

韩愈的散文在旧时代曾有过广大而持久的读者,尤其是在北宋欧、苏鼓吹以后,清代桐城派的“古文”大都以韩文为范本,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逐渐敛迹。但如从欧阳修在李尧辅(一作“彦辅”)家发现韩集的经过看来,在北宋以前文人对于韩愈的文集是并不重视的(见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若不是欧阳修从“李氏敝筐”中发现“颠倒脱落”的六卷破书,再加上苏轼对“韩文公”的夸张溢美之词,则其传播不会如此其广且久。当然,一经传播,韩愈的散文是很能吸引读者的;尤其是北宋的知识分子在读腻了钱惟演、杨亿等华艳、绮靡的西昆滥调以后,韩文确乎能给人以一种刚健清通、自然畅达的感觉。他的像寓言又像随笔的《杂说》、《获麟解》等短篇,尤其引人人胜。他在文章中常以“龙”“马”自譬,也引起了失意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共鸣。其副作用却不是无足轻重的:直至千百年后,还有人以失水的“蛟龙”或不遇伯乐的“千里马”自居。这就养成了妄自尊大,对自己要求不严,把自己的失败都推给社会对他的“不公平”,不认识他的“奇才”,使他“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总之,都是别人不好,自己丝毫无责任;或者说,都是上级领导不会认识人,任用人,自己是“怀才不遇”。提倡这种意识形态,韩文是着实有“功”的。

韩愈为了提倡“古文”,授业“传道”,还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说这话自有对抗骈俪文体之目的,不能仅凭字面来解说。同时他又主张“穷究经传史记百家之说”,而劝人自出新意,“惟陈言之务去”。这些主张都是为他所参与的古文运动服务的。可是它的副作用是贵古贱今,为一切复古倒退者准备了理论根据,开了绿灯。

我对韩愈提出了这许多批评的意见,是不是我对他有偏见,要否定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偏见,我大概有一些,但这也是从他的作品中得来的。至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谁也不能否定,因为他的地位是由他的作品确定的,而不是后世任何人的主观所能左右。并且,即使除了他不太高明的诗作以外,他毕竟也还有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我不过因为过去文学史的编写者一味对他歌功颂德,甚至不是他的功绩也写在他簿上,而对于这个人的严重缺点则丝毫不触及——尤其是他在教育下一代的主导思想是唯利是图、唯禄是求,实在要不得!这种批评过去也有人提出过,但也有人为他辩护,当然只能是些支离破碎,为封建统治者强词夺理的说法。——新、旧《唐书》都记载潮州的鳄鱼读了他的祭文后真的迁徙的故事,这就可见有关韩愈的“功绩”的传说有多少真实性了。

可是,历来文学史的编著者写韩愈的事迹,都是根据新、旧《唐书》的,却没有任何一部文学史指出:韩愈为自我宣传而捏造的“鳄鱼搬家”的神话,竟被史臣当作历史材料写入正史的传记[7]

后记:韩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庞然大物,又有许多崇拜他的私淑弟子。从宋代的理学家到清朝的桐城派,可说都是他的信徒。谁要是碰他一碰,就像碰了一个胡蜂窝似的,他的信徒们就会蜂涌而出:轻则“嗡嗡”示威一阵子,重则从背后螫你一下。别看他是小虫子,有时也可以致命。所以批评他有时也不免要担些风险。

因此,可以理解,自从此文发表以后,——尽管我在文中还没有提到他的集子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大量谀墓之文——已经颇有人表示不满了。有的读者要为韩文公辩护,例如说,他鼓励儿子读书做官,以求利禄,并无不该之处;别的封建文人也这样做,只是不说而已。韩愈能不讳言,就比别人好。看来“坦白从宽”这一政策,也适用在古文身上。但这里也有内在的矛盾。既然说“坦白从宽”,则其所坦白之事当然是不该做的,当然不是好事。这样,这位仁兄本来要替他的韩文公辩护,反而坐实了他的过失。其实,韩愈的《示儿》诗本来是自负的夸耀,并不是自疚的忏悔,又有什么“坦白”问题呢。

至于别的封建文人希望他们的儿子做大官,这是从来就如此,而且几乎人人如此。但别人有这些愿望,而且笔之于书,我们读了却并不感到恶心,反而觉得天真可爱。试举几个例子,以便与韩愈的诗作比较:

一 唐李商隐的《骄儿诗》希望他儿子将来“为帝王师”,封“万户侯”。这是希望他儿子能像张良那样佐刘邦成帝业,封为留侯。

二 苏轼的《洗儿》诗说: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是牢骚,是反话,是骂世,但读者不觉得他卑鄙,也不觉得恶心。

三 辛弃疾的《清平乐》“为儿铁柱作”,下半首说:

从今日日聪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铁柱,无灾无难公卿。

辛稼轩把东坡的词句拿过来,却一反东坡之意,而结论则同样希望儿子做大官。我们读这三家诗词,主题都与韩愈的《示儿》诗相类。但如果有人把这三家诗词和韩愈的诗作了比较之后,还是不能区别它们的作者的品格之不同,那就不必以言词争论了。

原载《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五期,收入本集时经作者略加补充修改



注释:

[1]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2]见《周书》卷十一《宇文护传》。《北史》卷五十七录此书有删节。

[3]见《新月》月刊第三卷第九期,第五——七页。那篇文章是我在燕大二年级时写的。当时所习为英文系,故读书不多,尚未见胡仔、邓肃、全祖望等各家对韩诗的评语,故文中未称引。

[4]《汉书·楚元王传》说,元王的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特为他设醴。后来王戊即位忘记设醴,穆生预感到王之意怠,遂谢病去。下句指陶潜不愿为五斗米的官俸向乡里小儿折腰而辞官。故下文说“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5]末三句一作“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乃后人妄改。序曰“骂之”,末三句正是骂子之语。改后“更”字失律(应作平声),“非”字出韵(应作四支),且与上文“更作个亭儿……”重得相犯。

[6]杜诗中偶尔也有这类疵病,如“萧条异代不同时”。“异代”岂能“同时”?

[7]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指出“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话)”是韩愈自造的(页三五三)。但对于新、旧《唐书》引用这“神语”入韩愈本传,则未加述评。

原载:《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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