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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词学研究的一家之言

——吴世昌《罗音室学术论著》卷二《词学论丛》及《词林新话》评介

刘扬忠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大部头的书:《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词学论丛》(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11月出版,以下简称《论丛》)和《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199110月出版,以下简称《新话》),是吴世昌先生几十年论词文字的结集。吴先生学术研究的范围很广,他曾杂治文史,除了在《红楼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化史等方面有所贡献之外,还发表过许多论词文章,是国内外公认的一位工力深厚、见解独特的词学家。但是,他在词学问题上十分慎重。他生前虽有过将自己的论词文字编为《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的设想,但却不打算过早地结集。这是因为,他认为词学研究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自己发表过的文章还没有深入而圆满地阐明这些问题,还须写出一系列文章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此外,他还打算将自己治词的一些心得体会加以梳理归纳和系统化,写成《词学导论》、《罗音室词话》两种专著。他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这几件事,再编《词学论丛》这一巨帙。不料此愿未果,先生遽归道山。这不仅对于他本人,而且对于词学界都是一件憾事。《论丛》、《新话》二书,是吴先生逝世之后由他的学生施议对和亲属吴令华等人协作,根据他的遗墨整理编辑而成的。编者抱着留传吴先生“全部词学著述”(见《论丛》书末施议对《编后语》)的宗旨,将其论词文字几乎尽数纳入此二书中。客观地说,这些文字的大部分,是吴先生精心结撰的学术成品,它们大多公开发表过,并在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足以代表著者的观点和水平。而被编入“词话”、“词札”、“评××书”等栏目的大量语录体文字,则多是著者阅读一些词籍时信笔写下的批语。这些批语,原本只是为自己深入研究某些问题和撰写文章积累资料的。可以设想,著者如果健在,他可能将其中的一部分整理发表,但必然有许多补充和修正;而有些文字则可能他本人不会同意公开发表。编者为求“全”而一概入录,这不尽符合著者的意愿。这种情况虽是整理编辑已逝学人遗作时常见的,似乎无足深怪,但笔者作为了解吴先生著述概况的人员之一,有义务加以指明,以便读者阅读此二书时能有正确的理解和判断。

应该承认,尽管《论丛》、《新话》二书在整理、编辑时有上述缺憾,但由于它们全面而有条理地编入了吴先生的论词文字,所以极便于我们系统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吴先生的词学思想与词学成果。尽管由于吴先生过早去世,他关于词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但凭着这两本书所提供的吴先生已经说出的这些话,我们对于他的词学观和一系列独到的词学见解亦可得其梗概了。《论丛》一书,共约50余万字,分为六辑。第一辑共4篇文章,自述学词经历及词学观,这是全书的一个总纲。第二辑也是4篇文章,论词的阅读和审美鉴赏。这实际上是著者计划中的专著《词学导论》的第一卷。虽然这部专著未能完成,但这已经写出的4篇自成一个小的体系,其主旨是教人怎样读词,其中多为自身治词体会有得之言,而且深入浅出,无论是初学入门者,还是已有根柢的研究者,皆可从中得到启发。这组文章早在40年代就已发表,70年代末另加引言与余论,合为一卷,作为词学讲座基本教材打印发给学员和研究生。80年代初应《文史知识》之约重刊其中3篇,长期流传,在青年学子中影响很大。第三辑共6篇文章,多是从词史的角度探讨词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重要理论作品。其中《花间词简论》追溯宋词源头,充分肯定了花间词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当年发表时曾引起极大轰动,该文批驳相沿已久的并不科学的豪放婉约“二分法”,为宋词研究摆脱传统格局起了“爆破”作用;《〈草堂诗余>跋》则从大文学史和风俗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解决了一向为人忽视的关于宋词的传播及宋词与宋代其他文学形式的关系等问题。第四辑的一组文章主要为宋词作家作品论(评毛泽东诗词的一篇也附于此),著者集中探讨和论证了两宋9位重要词人的艺术成就。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那篇被日本评论界誉为“创立新说,向传统词论观挑战”的《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该文的主要观点与前述《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互为补充;其次较有影响的是力破宋人笔记小说的迷雾,还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以本来面目的《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第五辑是读词札记,全部收采吴先生在若干种词书上的批语。这些批语绝大多数不曾发表过,是编者从这些遗书上抄录整理编排而成的。其主要内容为评点自唐至清若干词人及词作,并对一些历史上影响甚大的词论提出商榷和反驳意见,涉及范围极为广泛。第六辑为一组论诗文章和《罗音室诗札》,编者列之为外编。《新话》则为一部大型词话,字数28万,系依据吴先生在一些词书上的眉批、夹注及片断手稿、信件等整理编排而成。所采材料,有与《论丛》相同的,故其具体内容不时与后者互相重复。但许多重要内容确为此书所独有,且编排上亦自有特色。此书正编凡五卷。卷一为词论,内容包括词的源流发展、作词要领,评词标准,及对部分词话、词集的评价;卷二至卷五分论唐五代、两宋、金元明清一千多年的词人词作,共涉及一百六、七十位词人,和词作六百余首。另有《诗话》一百十二则作为附录。二书字数相加,近80万字。如果汰去内容互相重复之处,并不算论诗文字在内,那么这两部书向人们提供的吴先生论词文字也还有60余万字。这么多的内容,其中精义纷呈,非戋戋本文所能备述。下面仅就二书所表现的几个足以飧同行而启后昆的特点略作论列。

一曰独立思考,言必己出,敢于向传统挑战的科学精神。读这两本书,我们明显感觉到吴先生的词学观不同流俗,他对若干重要问题的论述,敢于怀疑前人与时贤的成说,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善于言前人之所未能言,发前人之所未敢发,提出让入耳目一新的独立见解。这种精神与作风,来源于他不愿“随人作计终后人”的学术指导思想,同时也与他个人独特的治学经历有关。吴先生少年孤苦失学,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他青年时从教会中学考入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英文系,主修英文,但却酷爱“国学”,全靠课余刻苦自学而打进文史研究的领域。在词学方面,他绝无师承,不像现代一些词学名家那样或经名师亲炙、或有一段专门的学词经历,而是全凭自己对这一行的爱好和决心,长期摸索,闯出了路子。他自述年轻时读词曾受过“索隐派”和一些注家的骗,走了弯路,后来经过认真刻苦地研读“原料书”,才于此道“大彻大悟”,并总结出“应当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见解”(参见《论丛》第一篇《我的学词经历》)的重要经验。这样的经历使得他治词学时不喜依傍“权威”之说和世俗潮流,而处处要自出手眼。再者,吴先生于40年代末即旅居英国伦敦讲学,60年代中才回国定居,较少受到建国以来思想文化领域“左”的思潮的毒害和束缚,思想较为超脱,能以旁观者清的眼光审视五六十年代国内古典文学研究(包括词学)由于中“左”毒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因而一旦“文革”灾难过去,百业复苏,他有了重操学术之业、用笔发言的机会之后,他就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挺身而出,向传统宣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了。这些见解,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的特色。

吴先生词学新论中反响最大的,是几篇驳斥对宋词进行“豪放”、“婉约”二分法的文章。大家知道,所谓“豪放”、“婉约”,是两个文学风格概念.在宋词中,如果“豪放”是指一部分作品风格趋向阳刚壮大,而“婉约”则指另一部分作品风格趋向阴柔纤美的话,那末这样一对概念的运用是无可厚非的。当着我们并不是为了进行科学而严密的风格、流派研究,而仅仅是在一定的场合为着取便说明、为着粗线条地把握词作风格的大致分野的时候,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不为谬。但是,一则宋词风格繁富多样,远不止豪、婉二种;二则就具体词人而言,自从李后主“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开始改变小词只写儿女柔情的单一状况,而北宋柳永、苏轼又先后扩大词的题材、丰富词的意境之后,宋词有成就的大家多兼写不同风格的词,很难简单地把他们划为“豪放派”或是“婉约派”。尤其是自苏轼起的宋词名家,其个人风格多呈现为复杂多面的结合体,用任何一个单纯化、模糊化的形容词都不能“概其全”。因此,虽然“豪放”“婉约”二分法自明人张綖、清人王士稹倡导以来流行了几百年,但由于弊端很大,难以用之阐明词史,故尔始终没有得到词学界一致认可。解放以后,词学界受文学界把古典文学划分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大潮流的“左”倾思想影响,用“豪放”、“婉约”硬套千汇万状的一部宋词史,对两宋词人划线站队,崇“豪放”而抑“婉约”,这就把问题推向了极端,造成了极大的混乱,阻碍了词学研究的前进。对此吴先生十分忧虑和气愤,他指出:“近来有些词论家把宋词分为婉约与豪放两派,而以苏轼为后者的领袖。这样评价宋词和苏轼,是否符合历史实情?这是一个宋代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这是在解放以前即有人谈起,而解放以后越谈越起劲,越谈越肯定的问题。由此而推演发挥,则豪放一派变为中国词史上的主流或进步或革新的力量,思想性、艺术性、文学价值最高;而婉约派则是保守力量、消极成分、落后乃至庸俗不堪,不值得赞扬提倡,必须加以批判等等。于是不谈词则已,一谈则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连续撰文论辩这个问题,除了要力破积非成是的旧说之外,还有纠正“时弊”的动机。他的有关论述,由于这场讨论刚过去几年,人们记忆犹新,这里不具引。诚然,吴先生撰写那些文章时,对自己的意见尚未能阐发得周全严密,加上他的学术风格中带得有“火”气,因而曾引起过一些争论。但他的基本观点显然是驳不倒的。现在《论丛》、《新话》二书收入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更多的论述文字,有利于人们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他的正确词论。应该承认,吴先生在这一重要词学理论问题上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观点已贏得同行中许多人不同程度的响应和认同。比如老一辈学者中有人承认:“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已不无‘削足适履’之嫌”(程干帆《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文学评论》19836);有的青年学子更说:“我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论宋词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的新框架”(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序》)。吴先生在学术上并不是孤立的。

吴先生批驳旧词论中的谬误、尽力“拨乱反正”的另一显例,是对常州词派张惠言等“寄托”说的抨击。清人张惠言论词主“寄托”,此论影响至巨,晚清及民初著名词家承其衣钵者尤多。自本世纪初以来,除王国维《人间词话》及现代学人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对之有所批评之外,词论家大多对之持基本肯定态度。吴先生则力斥“寄托”说的虚伪矫饰,主张破除此说,维护词的言素志、抒真情的正常功能。《我的学词经历》从本人学词的经验教训出发,“声讨”张惠言等道:“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论丛》、《新话》中有累万字的篇幅都是用以驳斥张惠言及其后继者诸公用政治寄托曲解词作的谬说的,涉及作品很多,内容也很丰富。其中尤对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盲目追随常州派、任意用政治含义说词深致不满,他对陈氏此书于卷末总批曰:“诗词忌应酬之作,然应酬犹对人而言,亦可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或朋友所好略同,借他人之韵,写自己所感,亦可有佳作。至于咏物,则降而至于对物应酬,其为无聊,又甚于谀墓祝寿颂圣应制之作。若真有所感,必欲借花草鸟虫以抒写,亦已落为下乘。此玉田碧山之所以不足贵也。而此编所论,以碧山为极则,视玉田如神品,一若非应酬花草鸟虫,便不算好词,而言情之作,反视为卑不足道。否则即附会比兴,其谬甚矣。此皆中张惠言寄托谬论之毒,而又造沉郁一说以自缚,有以致之。亦峰于词颇有所见,而一为谬说所蔽,遂多异论”(《论丛》450)。像这样的段落,于驳斥谬说中阐明自己论词主真性情、主明白自然、主独立思考等基本观点,在二书中还有不少。意味深长的是,吴先生一方面猛烈抨击“寄托”说,另一方面又在好几个地方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古代一些确有寄托的优秀诗词作品。例证书中俱在,此不赘引。这说明他仅仅反对谬说之蔽人,并不反对寄托手法本身,其理论意识是极清楚的。

这两本书所表现的吴先生治词特点之二,就是以事物间普遍具有内在联系的辩证眼光看待词,把词学置于整个文学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大范围中去开展,并凭借深厚的“旧学”功底去解词论词。对于词的整理、评论和研究,虽早在宋代就有人着手进行,但几百年间,此事只是传统“国学”的附庸。经过晚清及民初一批大词家的努力,“词学”渐成规模,开始从传统的文史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之学。这是学术进化的必然结果。许多扎实的研究成果,正是在词学成为专门之学后产生的.但时间一久,就出现了新的问题。许多词学研究者人为地把词学同其他学科(甚至包括古典文学的其他门类)隔离开来,自我封闭,自矜“专门之学”,常常就词论词,自限于词学范围处理问题,使自己成为只能搞“单打一”的“单向阀门”。这样既不利于弄清古典文学中的大问题和共通规律,也不利于词学研究本身向深度与广度推进。这个问题对于学问底子广博的老辈学者尚不算迫切,但在晚辈研究者身上就显得严重了。吴先生对此种孤陋寡闻的倾向大不以为然,一再提醒年轻学子要淹通文史,博学多能。在《谈词的名物、训诂和隶事》一文中,他回答“初学者从何着手研讨呢”这个问题时精辟地论说道:“《唐文粹》说到有人要作一篇《海赋》,觉得海中只有水,苦于无法铺叙,因去请教姚铉。姚铉告诉他道:‘谁教你只从海水着想呢?应该从海的上下四旁说起。’我以为要了解词也是如此:应该从词的上下四旁读起。词之上是诗,下是曲,四旁是唐宋的传奇、笔记、小说,以及其他集部之书。这也就是调查娘家的工作,不过同时也调查她的舅母,姑妈,伯叔,姨夫以及堂兄弟,表姊妹之类。若有人抱怨这样太麻烦了,那是没有法子的。对于经数千年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文学,我很惭愧,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简捷的方法,可以一下子就透澈了解。”这段话,浅显而透澈地说明了治词者必须精通古代文学其他门类乃至文史各学科的深刻道理。吴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淹通文史的老辈词学家。由于学问广博,识力高远,因此他虽未专治词学,却解决了此中被人忽视或无人触及过的一些问题。例如《草堂诗余》这个宋代词的著名选本,竟然按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节序”、“花禽”等细目编排作品,俨如类书;而每类下又由选者另加副题如“春思”、“送春”、“避暑”、“雪景”之类。对此后世选家但表不满,却无法解释其所以然。清代著名学者如朱彝尊、陈廷焯等,对此书颇有憾辞,却也不懂其为何如此。现代学者亦未有留意于此者。吴先生深入研究了宋代词与话本的关系,弄清了当时“瓦子”(剧场)中艺人说“话”(故事)须与诗或词相穿插配合的基本情况,以及书坊主人与说话艺人的关系,得出了《草堂诗余》一类选本乃是书坊选家“将名人词分类编排,辄加副题,实为应此辈艺人需要而编”的“专业手册”,“非为词人之选读课本”的正确结论。从而了却几百年一段词学公案(参见《<草堂诗余>跋》)

这是解决较大问题的例子。在二书中,由于著者知识广博、旧学功底深厚而正确解释字、词、句、篇之义的小例子,就更举不胜举。比如敦煌曲子词《抛球乐》末句“淡薄知闻解好么”,历来注家未有正确注解者,当代一位著名学者的选本中将它勉强意译为“薄倖的相知懂得人的好心么”,大误。吴先生广引唐人笔记及有关诗文证明:“知闻”乃唐人习语,即“朋友”、“认识的人(所识)”、“交友”之义;“淡薄知闻”即“泛泛之交”。从而联系前文“莫把真心过与他”一句加以疏解道:“末句乃思量后自问之词:当初不该把真心给他,若淡薄相知,即无今日相思之苦,岂不好些?(《新话》7576)像这样解词,的确工夫老到,令人信服。

末了要指出特点之三是:吴先生对于词有极为敏锐准确的艺术感受力,有堪称行家里手的审美把握的眼光。他不但是精于“旧学”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当行本色的旧体诗词作家。他曾出版过自己的创作集《罗音室诗词存稿》,在诗词创作界名望很高。以深识此中甘苦和深谙长短句艺术形式的作家的身份来说词,自然能中肯綮,处处搔着痒处,令人不得不赞叹。《论丛》、《新话》二书的大量鉴赏分析词作的段落,便能证明这一点。比如他提出:读词须有想象,亦即还原的能力,有了这种艺术还原的工作,才能神游冥索,去迎合作者所暗示的境界与情调,从而与千载以上的作者相视会心而笑。据此他发现了唐宋词人常借写一段故事情节来寄寓感情的重要现象。在《论读词须有想象》一文中,他不但证明了孙光宪《浣溪沙》八首联起来是一个故事、另有《菩萨蛮》五首同样也构成一个故事之外,还通过对周清真作品的生动解析,证明:“至于以一首小令写故事的风尚,到宋代还很流行。《清真集》中有许多结构极好,暗合现代短篇小说作法的故事,都能以寥寥数十字出之”。在《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一文中,他进一步总结出周邦彦词在艺术上的重要贡献是:“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这样的论述,比起前人对清真词“模写物态曲尽其妙”、“章法回环曲折”等空泛赞美来,可谓说到了实处。此外,词为“声学”,词要能优美感人,除却情、景、事的恰当安排,还须充分利用它的音韵节奏特点。吴先生对此极为内行,书中多有精彩赏析。例如对于周邦彦的名作《隔浦莲近拍》,吴先生用了近两干字的篇幅详细分析了该词声调、句式、韵位与其摇曳悠闲之词情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指出:“此词最能利用音韵节奏之美,使音节与文义浑然同化,令人即仅聆其音节而不审其文义,亦能与作者情感同起节奏”,“全首每句每列文义皆与韵节相配合,布局结构亦无一不佳”(《新话》176178)

最后附带说明,这两本书中的某些地方,著者在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时,语气比较激烈,有时即使对当代学人也显得不客气。这是可能引起某些误解的。不过读者只要知道本文开头所说出的书中有些内容本来是不一定要原样发表的这一情况,并且理解吴先生是在表达思想,探索问题,并不是要和什么人过不去,也就可以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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