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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未作干时计,后世谁知定我文

——吴世昌先生治学之道及成就

施议对

吴世昌字子臧,浙江海宁人。1908105日出生于海宁县硖石镇,1986831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八岁。吴世昌先生是一位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的学者。

先生治学,成名甚早。1930年,二十二岁,当他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释<<>之“诞”》时,还是燕京大学英文系三年级学生。论文发表,名动京师。胡适曾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中加以引述,说:《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前人解释都“不能叫人明白’。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胡适将吴世昌与当时的经学权威王国维、杨树达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代研究古代经书之有成就者。(《胡造论学近著》第一集下册第546)论文并立即被译为德文,后又被译为俄文。 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编著《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称:“吴氏(子臧)就学期间以来,尝试多方面的著述,文、史无所不通。”

先生治学兴趣相当广泛,他的著述几乎涉及了文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五十几年中,出版学术专著五种,诗词集一种,在国内外刊物发表文章数百篇,此外,还有大学讲义三种及待整理书稿若干种,计约五百万字。其治学成就,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词学研究,勇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推倒旧说,创立新说,有关著述,包括大部未刊稿,已依其生前遗愿辑为《词学论丛》(《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即将交付出版;

()红学研究,由脂评入手,从奠基工作做起,在红学界独当一面,其生前已有《红楼梦探源》(英文版)及《红楼梦探源外编》行世;

()文史研究。从甲骨文、金文考释,敦煌学中有关资料的考订,古代社会风俗以及古今文学比较研究,直至古典诗歌、乐府中各种问题的探讨。均有独特见解,所撰论文已辑为《文史杂著》(《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1984年九月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诗、词、文创作,先生治学,不仅重学术建树,而且重创作实践,兼工诗词,并擅古文辞,所作能体现真情性,自成一格,其《罗音室诗词存稿》已在香港刊行二版。

先生著述,质高,量大,然而,他所经历的道路却并非神奇莫测。笔者有幸在先生门下从学多年,耳濡目染,每有所得;值此先生逝世周年之际,谨撰此文以为纪念。

因病成妍贵率真,乱头粗服见丰神。东施未必无颜色,只为效颦笑杀人。

先生为人,注重率真,其为学。也十分讲究一个“真”字。这首诗题为《论诗绝句》,载《罗音室诗词存稿》(增订本)。以绝句论诗,实际上,有关为人、为学的道理都已包含在内。先生作这首诗,颇为自得,曾书为条幅见赠。要了解先生治学之道,也即其成功之路,必须从这一个“真”字入手。

先生《罗音室诗词存稿·词跋》云:“填词之道,不必千言万语,只二句足以尽之。曰:说真话;说得明白自然,切实诚恳。前者指内容本质,后者指表达艺术。易曰:‘修辞立诚’,要不外此。论古今人词,亦不必千言万语,只此二句足以衡之:凡是真话,深固可贵,浅亦可喜。凡游词遁词,皆是假话。‘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伪饰之情,如见肺腑。故圣人恶之。”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先生的词学观,同时也是所谓“真”字的注脚。

为了追求这个“真”字,在治学道路上,先生是费了不少心血、付出许多代价的。

先生为学。全靠自己摸索。他说:“初中时读词,我曾经上当受骗。即:上了索隐派的当,受了注家的骗。”有些词作品,内容与词论家的评语连不在一起,看不懂,当时曾经怀疑。是不是自己不行,天资差?于是,越看越胡涂,越不知其所以然。后来,经过不断摸索,认真阅读、比较、思考,方才大彻大悟,真正认识到:“词作本身是清楚的,是可以读懂的。外加的政治意义不对头。张惠言骗人,常州派的评语都是骗人的。读者受政治解释的骗,并不是受词的骗。”在摸索过程中,先生得出了一条经验。“要读原料书,少读或不读选集和注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脑子认真思考,才能有“真”的见解。(此段参见吴世昌《我的学词经历》,《文史知识)1987午第七期。)

五十几年来,先生治词不断有新的发明,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例如,有关治词的门径,周济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序论》)并以《宋四家词选》为之标榜,影响了好几代词家、词论家,而先生则不以为然。认真读原料书,经过对比,先生发现:两宋词家中,晏几道最为可学。晏几道身为贵介公子,因具有诗人气质,即黄庭坚所说的几个“痴”, (黄庭坚《小山词序》:“叔原,固人英也,其痴亦自绝人。……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 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己信人,终不疑其欺也,此又一痴也。”据(疆村丛书)本。)又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作词,现传《小山词》,比起当时别的词集来,确实令读者有出类拔萃之感。先生并认为:晏几道的词,其文体之清丽宛转,如转明珠于玉盘,而且明白晓畅,使两宋作家无人能继。(《晏几道》。载《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词学论丛》,即出。)这也就是说:晏几道的词。“其语率真”(吴世昌语),一肚子不合时宜,殷勤理之,虽愁恨缠绵,微痛纤悲寓于其中,但情思宛转,明白自然,“能动摇人心”(黄庭坚语),正如 “因病成妍”之西施、乱头粗服,仍见丰神。所以,先生曾说:“我平生为词,不听止庵之所谓 ‘问涂碧山’,而是取径二晏以入清真、稼轩,独不喜梦窗、碧山。” (参见吴世昌《我的学词经历》及拙作《吴世昌传略》,载《晋阳学刊》1985年第五期。)这是从刻苦攻读中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先生治学的经验之谈。

先生治词,力主说真话,因此非常厌恶说假话,反对巧为缘饰。他不喜欢梦窗、碧山,也不满意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之瞎吹捧,曾谓其“为学不诚”,“大言欺人”。先生对于陈廷焯之盲目追随常州派于词外任意发挥的做法颇为不满,逐条批判,其卷末总批曰:“诗词忌应酬之作,然应酬犹对人而言,亦可有真性情流露其间,或朋友所好略同,借他人之韵,写自己所感,亦可有佳作。至于咏物,则降而至于对物应酬,其为无聊,又甚于谀墓祝寿颂圣应制之作。若真有所感,必欲借花鸟草虫以抒写,亦已落为下乘。此玉田、碧山之所以不足贵也。而此编所论。以碧山为极则,视玉田如神品。一若非应酬花草鸟虫,便不算好词,而言情之作,反视为卑不足道。否则即附会比兴,其谬甚矣。此皆中张惠言寄托谬论之毒,而又造沉郁一说以自缚,有以致之。亦峰(陈廷焯)于词颇有所见,而一为谬说所蔽,遂多异论。”并批曰:“看了这些书,有时不免令人同情秦始皇,真岂不悲哉。” (《评<白雨斋词话>》,载《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二卷《词学论丛》,即出。)

由于坚持以“真”的标准读词、论词,五十几年中。先生虽并非全力为词,其所著述却不乏真知灼见:

第一,先生认为:“词是从诗中发展出来的”;为解决词中的问题,非同时读诗不可。曾说:“不熟悉唐人诗而评论宋词,往往会出笑话。”(《小山词用成句及其他》。1981721日《光明日报》。)

1935年,在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当研究生时,先生曾以《罗音室读书偶记》为题,在天津《益世报》的《读书周刊》上发表读词笔记。其中,有一条《<小山词>用成句》,曾指出:“《小山词·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千古传诵,其实这是成句。五代诗人翁翊字仲举有五言《闺怨》一律,上半首是:‘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帷?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两句在翁诗中不见得十分出奇,一经小山和上文配合,便尔惊人。”但是,对于这一奥秘,以前的词论家似乎尚未发现,以至谭献见到小山此联,曾为之惊叹:“名句,千古不能有二。”(《周氏止庵词辨》卷一,谭献评。清刊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所以,先生在《罗音室诗词存稿·初版自序》中曾批评谭氏,谓其“文采斐然,俨然选家。然富于才情。而窘于识力。”

先生指出,这类例子,还可以从《白雨斋词话》中见之。陈廷焯说东坡词“忠厚缠绵”,后人“不能学,亦不必学”,只有吴梅村词“高者有与老坡神似处,可作此翁后劲”。于是,他举了吴梅村《临江仙》(逢旧)的未三句作为说明,谓“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三句“哀怨而超脱,真是坡仙化境。迦陵学苏辛,毕竟不似。” (《白雨斋词话》卷三。)先生说:“其实陈氏所引吴梅村词最后两句全抄唐人油蔚赠别营妓卿卿诗(《才调集》卷七)而斩去每句首二字。原诗云;‘日照绿窗人去住,莺啼红粉泪纵横。’油蔚原诗还向她保证说:‘此生端不负卿卿’。而梅村词的上一句则是‘此生终负卿卿’。此词上片首句‘落拓江湖常载酒’,即用杜牧诗‘落拓江湖载酒行’;第三句‘依然绰约掌中轻’,仍用小杜‘楚腰纤细掌中轻’。陈廷焯如果知道梅村的末联全抄油蔚诗句,整首诗是杂凑唐人旧句而成,大概不会再替他吹捧为‘坡仙化境’了。”并说:“我这样拆梅村的台,未免有点杀风景,但为了实事求是,也只好如此了。”

先生的见解,不仅可为前修补偏,而且对于时贤之读词、论词亦仍有可供借鉴之处。近年来,旅美学者郑树森所著《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曾以先生所举事例为根据,探研中国古典诗歌的结构原则及诗歌作品之间的互为指涉关系。指出:“与英诗比较,成句引用似是中国古典诗的一项特色。”并指出:“对作品之间这种互为指涉的关系欠缺认识。不但影响赏析过程,且会导致评价上的偏差”。可见,先生于几十年前所提出的问题,如今仍有继续探研的价值。

第二,先生认为:词中有故事;读词须有想像,亦即还原的能力,从而神游冥索,去迎合作者所暗示的境界与情调。曾说:若是只看字面,往往会目迷金碧,见树而不见森林。

19461947年间,先生应罗根泽之约,曾在《中央日报》的《文史周刊》上连续发表论词文章。其中《论读词须有想像》一文,以具体事例集中阐明了这种“还原的工作”。先生指出:五代和北宋的小令,不大用典,但其中常常包含着故事。有的好几首合起来是一个连续的故事,有的是一首即是一个故事或故事中的一段。《花间集》所录孙光宪的《浣溪沙》共九首,除第一首(“蓼岸风多桔柚香”)外,其余八首即构成一个连续的故事。孙光宪另有《菩萨蛮》五首,同样可以构成一个连续的故事。先生曾以想像、配合、组织的办法,即“还原”的办法,勾画出《浣溪沙》八首所记故事的轮廓,并将《菩萨蛮》五首重加排比,以列表的形式说明词中所记故事。又,顾夐的《虞美人》六首,记述故事,层次井然。前后呼应,同样也是有意的安排。先生说:“这种以词来连续写一个故事或一段情景的作风,很有点像后世的散曲。”先生并指出:“至于以一首小令写故事的风尚,到宋代还很流行。《清真集》中有许多结构极好,暗含现代短篇小说作法的故事,都能以寥寥数十字出之。”但是,先生认为,词中记述故事,仿佛山水画中的人物:一顶箬笠底下两撇胡子,就算一个渔翁;在艺术的想像力上未受训练的,是看不出所以然来的。

用还原的办法读词,可帮助读者真正读懂一首词,对于认识词的艺术特质及其艺术功能是很有益处的。从许多具体事例可以得知,唐宋合乐歌词,除了为应歌、为妓女立言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功能。词,既可用以言情述志,又可用以记述故事。但先生的还原工作与常州派寻求“言外之意”的做法完全不同。先生说,这与古生物学者的还原工作有点类似:发现兽类的一个牙齿或脊椎,便能算出它的头角该有多大,躯干该有多长。 “四凶”覆灭之后,词学复兴,先生《论读词须有想像》在《文史知识》(1982年第8)上重新发表。先生并且在各种场合,或开课授徒,或讲学,或与国外学者座谈,反复阐述这一方法。据闻,今年春天在北京举办的唐宋词讲座,有关专家也将韦庄的五首《菩萨蛮》合在一起,说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一做法,很受欢迎。

第三,先生认为:读词、论词,要从具体作品出发;以豪放、婉约划线,用“二分法”论词是不科学的。曾说:“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

词史上豪放、婉约两派说由来已久,认为词中有豪放婉约两派,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但是,问题并不在于两派说本身,而在于某些论词者,未曾认真读词,人云亦云,简单地以豪放、婉约划线,出现了“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的偏向。先生对此深有所感。 以为这种偏向也是由来已久的。二十年代胡适编《词选》(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明确标榜苏、辛而痛批姜()、史(达祖)、吴(文英),张()。三十年代,胡云翼编著《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 民国二十二年版)及《中国词史大纲》(上海北新书局, 民国二十二年版)。高举胡适旗帜,将词分为女性的与男性的二种,并说苏轼乃将词男性化的第一人。解放后,胡云翼编《宋词选》,一方面宣称“以苏轼、辛弃疾为首的豪放派作为骨干”,一方面批判晏殊、欧阳修一派的词及周邦彦、姜夔、王沂孙、张炎一派的词。(据《宋词·前言》)胡云翼的观点是“言必称苏、辛,论必批柳、周”的典型,他的书一版再版,抢购一空。出现这一现象,除了因为没有另一部合适的选本取而代之,还因为以豪放、婉约“二分法”论词,已为许多人所接受,已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先生力图扭转这一局面。1979年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座《词学专题》时,曾指出:

周济《宋四家词选》,划苏、辛为一派,以辛弃疾作为头头,苏轼归附之,以为稼轩地位在东坡之上,另一派以秦观为代表。这样分派很不全面,不准确。实际上,秦观的词有的说得一点也不婉约,柳永、李清照也有写得很露骨的,而苏轼三百多首词,写得豪放的,仅是个别几首,辛弃疾是带兵打仗的人,也受了李清照很大影响。此外,周邦彦,则既不豪放,也不婉约。两派说,无法包括全部宋词。

先生反对以豪放、婉约二派论词。他的观点,在学生中宣讲,也向同行宣讲。他说:“北宋根本没有豪放派”。对于先生的意见,有感到惊讶的,也有表示不赞成的,明确支持的是少数。但先生坚持自己的看法,并且深入进行探讨。1982年九、十月间,先生赴日讲学,就曾否定北宋有一个以苏轼为主的所谓豪放派。先生的演说,轰动日本学术界。 日报《朝日新闻》称:吴世昌创立新说,向传统词学观挑战。这篇讲演发表在《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上,题为《有关苏词的若干问题》。此后,先生并撰《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九期)一文,就宋人创作情况,对“豪放”、“婉约”的具体含义进一步加以阐发,指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论者“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认为:应该尊重古人的作品,如果说“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就是强加于作者,不但欺骗今人,而且厚诬古人,这是每一位诚实的研究者所不当取的。

先生的意见,或许一时未能阐发得十分周全严密,但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以“真”的标准读词、论词,他的词学观点,必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当然,先生的全部词学成就,并非以上三点所能概括,但以上三点已经足以说明:因为追求一个“真”字。先生在词学方面的建树是甚为独特的。

至于红学研究,是中年以后旅英讲学时开始的。先生在《我怎样写《红楼梦探源>》中说:“我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初中三年级,有一次生病,无法上学。才把它当‘闲书’看着消遣的。至于研究《红楼梦》,说来惭愧,虽然也看过别人写的有关此书的论著, 自己在出国以前,从未下过功夫。抗战时期,许多在昆明和重庆的朋友,在‘莫谈国事’的大前提之下。觉得谈‘红学’最妥当,最‘卫生’。于是谈得很起劲。可是我那时在桂林,不但听不到,连‘红学’的文字也看不到。倒是来到英国之后,因为有的学生研究《红楼梦》。由我指导,使我不得不对此书前后两部分的作者、著作过程和版本年代这些问题重新加以考虑。……” (《红楼梦探源外编》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杜,198012月第一版)。先生治红学,起步较晚,所经历的时间也不算太长,但因其执着地追求一个“真”字,入门途径端正,方法对头。其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从作品实际出发,全面搜集材料。‘五步”考证,寻根探源。为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曾说;‘曹雪芹没有写完全书。或已写完而没有定本,未见流传。我们要知道后半部书中情节,最主要的信息和线索是曾经见过批过后半部分的脂砚斋的评语。” (《红楼梦探源外编·前言》第5页。》经考证,先生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的叔父,宝玉少年时代的模特儿,《红楼梦》中有关人物事件,许多为其“亲见”亲闻”;脂砚斋与曹雪芹关系密切,是雪芹的知已和合作者,脂砚斋评语是靠得住的。因此,先生的研究工作就是以此为突破口的。

旅英期间,先生依据曹雪芹原著和脂砚斋三千多条评语,进行全面研究,撰为《红楼梦探源》。此书计五卷二十章,对《红楼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反映了先生研究《红楼梦》的“五步”次序,即: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与续书探源。经此“五步”工作,对于曹雪芹的身世与《红楼梦》成书过程。《红楼梦》原作的抄本、评者和原稿的许多问题以及《红楼梦》前后两部分的作者与版本等问题,作了较为切合实际的考察。同时。在这部英文巨著中,先生从《红楼梦》的内容和脂评所提供的线索。严肃地指出了“自传论”的错误。并从高鹗与曹雪芹在思想才艺上的差异,对脂本正文与程高本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程高本的缺陷。等等。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无疑将为《红楼梦》的深入研究铺开了道路。先生的《红楼梦探源》(英文版)1961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红学界认为;‘这是六十年代红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在西方《红楼梦》读者和研究者中有很大影响,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可惜的是吴先生归国二十多年,一直没有能够出版本书的中文版,所以在国内未能被广大读者所知。” (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深切悼唁吴世昌先生)。《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四期。》

其次,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独立思考,进行别开生面的研究,在红学界独当一面。

中年以后,先生治红学,有五绝句题于五卷本《红楼梦探源》卷首, 曰:

一往深情到太虚,千秋伟业托华胥。原知此梦人多有。若箇醒来肯著书?

朱墨琳琅满纸愁,几番抱恨注红楼。脂斋也是多情种,可是前生旧石头?

风月繁华记盛时,欲将宝鉴警顽痴。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

残稿迷亡不可寻,程高缀补见深心。将倾大厦终难挽,何必皇恩说到今!

大义消沉二百年,高潮争论薄云天。张皇幽眇诚余事,莫道无人作郑笺。

1962年归国,经历了十年浩劫。、先生晚年,常对人说,已经看破“红尘”,不再写作“红楼”文字。但是,历尽沧桑,参透世态人情,先生的“最后一首诗”,却偏偏是题《红楼世界》。(据《题<红楼世界>一一仿子夜歌》及《附记》,1986921日《光明日报》。又。参见周雷《敢将肝胆照生平一一痛悼吴世昌先生》。《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四期。)诗云:

红楼一世界,世界一红楼。不读红楼梦,安知世界愁。

红楼一梦耳,能令万家愁。只缘作者泪,与侬泪共流。

说部千百种,此是情之尤。不独女儿情,亦见世态忧。

古今情何限,离恨几时休。所以百年内,常抱千载忧。

红楼复红楼,世上原无有。可怜痴儿女,只在梦中游。

前后两次题诗,一次比一次“一往深情”,充分体现了先生对于红学研究及整个红楼世界的总的看法。确确实实,先生是将“红楼世界”及“世界红楼”完全给参透了。因此,无私无畏,不趋时、不趋“新”,在红学界成为一员独当一面的闯将。

在“四人帮”的“评红”热潮中, 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所谓“红学”研究已是昏话连篇,完全丧失了科学性,但先生不理会“四人帮”的那一套,仍然坚持独立的学术探讨。在干校劳动之余暇,撰成《<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一一试论书中人物命名意义和故事的关系》一文(载《文教资料简报》1974年八、九月号),根据书中有关人物命名的意义,结合脂评和前八十回故事中的暗示,推究作者在后半部原稿中的某些故事应该或可能是怎样发展的。这篇论文,考证缜密,言之有物,有理有据,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果然,这篇论文发表后,“四人帮”所操纵的某文艺刊物即于1975年第四期发表署名文章:《警惕<红楼梦>研究中的沉滓泛起》,文章以造谣、漫骂、无限上纲的手段,对先生进行猛烈的攻击,谓其“材料挂帅、知识私有、烦琐考证、测字猜谜、钻牛角、找冷门”,谓其“沉滓泛起,还往往打着革命的旗号”,“以图挽回地主资产阶级‘红学’的一统天下。”等等。但是,先生敢作敢当,毫不畏惧,曾写信给《文教资料简报》编辑部,要求答辩与反击。(详参赵国璋、姚北桦《十二年前红学界的一桩公案——忆吴世昌与<文教资料简报>》,《文教资料》1987年第一期。)

“四人帮”覆灭后,“红楼八股”余毒未消除。英译本《红楼梦》“出版说明”称:“这书是中国封建时代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品。”并称:“这个被称为花柳繁华之地,快乐光荣之家,不过是一个屠宰场而已。”先生于1978年一月见到英译本第一册样本,看完“出版说明”,立即给译者杨宪益写信,指出这是个“撒谎说明”,如照这个“出版说明”,此书应改名为《红楼罪恶史》才切题。先生想以朋友之间通信闲谈的方式,向有关部门转达此意,但得到的反应是:“已经印好了,再版时再说罢。”先生以为,“四人帮”揪出后已过十四个月,再不能以当时的“评红”昏话欺骗国外的英文读者。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不辩。因此,先生撰写《宁荣两府“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吗?(载《读书》1980年第1),对此“出版说明”进行严历的批评。

“早识此身非我有,敢将肝胆照生平”。为人、为学、肝胆照人,这是先生所谓“贵率真”的精神之体现,也是先生之所以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勇于追求真理的原因之一。

雁来天外,暑气今全退。深院静,街声碎。百年飞似羽,银汉飘如带。春去也,何当再与芳菲对。 月旦谁都会,论定须棺盖。身渐老,情犹在。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今古事,茫茫世界人如海。

1978年重阳后一日,先生七十岁生日,曾次淮海韵填制《千秋岁》二首以自寿。这是其中一首。七十生辰,忆昔抚今,能不感慨万千,而“读书常不寐。嫉恶终难改”,却体现了先生的真禀性,也是先生为人、为学的自我鉴定。先生治学能够不断进取,努力创造,与此密切相关。

第一,先生治学,主张言前人之所未能言,发前人之所未敢发。曾说,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真有所得才写的;如果没有新的发现,绝对不动笔。五十几年中。先生所写文章,每一篇都有自己的见解,都曾引起学术界的注视并能在学术上占居一定的位置。

先生治学既以“真”为标准,为追求这一个“真”字,就必须经过自己的摸索与思考,必须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先生指导笔者写作学位论文时曾说:“你所写文章,若是现有一百篇中再加一篇,为一百零一篇,就没有多大意思;你所写文章,当是某一方面之第一篇,将来修文学史者,非找来参考不可,这才真正有价值。”先生对于后生学子,嘱望甚高,对于自己,同样也是以此为目标而严格要求的。

上文所述,先生著《释<><>之“诞”》,一字解经,名动京师。这篇论文之所以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就因为论文所探讨的问题是千百年来经学家所感到为难而错解了的问题,而先生第一个令人信服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先生释“诞”为“当”,他的考释,纠正了古训的谬误,在当时是个创见,现在已成为定论。这篇论文可以作为先生所倡导的“要作文章第一篇”的典型例子。

此后,先生有《诗与语音》 (原载民国二十二年十月《文学季刊》,见《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一文,对于历代诗论中所无法解释的若干文学现象,从语音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即“说明诗的声音和读者读后所受的感动的关系”,从而说出其所以然来。这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工作,在当时诗坛是一个新课题,对于当前国内国外的诗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贾岛的“僧推月下门”与“僧敲月下门”。何故将“推”改为“敲”,这问题不但诗人自己无法解决,他的知己韩愈无法替他解决。好像永远是诗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先生根据字音在诗文中所直接引起的感觉和情绪的不同加以说明,却解决了这一问题。先生指出:

“推”字“tā”平舌音。不仅他原来的意义是,并且他字音的象征也是一种延缓而迟续的动作。“敲”字“ko”(唐音)空腭音,字义和字音都是指一种急剧而间断的动作。我们弄清楚了这些字音所引起的感觉和情绪的不同,再看当时的诗境,也许做诗的时侯下字更能正确一点。或者不至于像贾岛那样推到韩愈身上去,……。

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所引起的情绪是“凄厉’,但为什么是“凄厉”而不是别的什么情绪,王氏未曾说明。先生说:

据我看,“可堪孤馆”四字都是直硬的“k-”音,读一次喉头哽住一次,最后“馆”字刚口松一点,到“闭”字的“p-”又把声气给双唇堵住了一次,因为声气的哽苦难吐,读者的情绪自然给引得凄厉了。

又如李商隐的《无题》“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其中含有无限不尽的情意。后来用同样方法写情的句子有欧阳修的“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及《西厢记》的“当初那巫山远隔如天样,听说罢又在巫山那厢”,均不及李诗情意深挚。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前人似亦未曾说明。先生则抓住“更隔”二字的语音特点作了独到的分析。谓此二字都是“k-”音收声的元音,又都有深近喉部的“u”音,这二音碰在一起读时就得异常使劲。要使劲,读者对于诗中情绪的了解,就不是被动,而是处于主动的地位了。因而对于这首诗的感觉就更亲切,更易于“入神”。

以上数例,很能说明问题。先生写这篇论文,目的在于为诗学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途径。论文发表后,曾使诗界同行引起兴趣并展开了一场小小的争辩,只是这种研究方法,在国内从来没有人进行过,许多方面的知识准备不充分,先生的探讨也就从此中断。但是,他的研究工作,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据闻,六十年代香港有人翻印此文。香港中文大学的叶维廉教授于前几年来京访问,谈起他的研究工作,曾说最先因受此文影响而从事此项研究。至今,有关诗与语音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此外,先生晚年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如1978年发表的《<秦女休行>本事探源——批胡适对此诗的错误推测》(《文学评论》1978年第五期)1979年发表的《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一一试论韩愈其人》(《文学评论》1979年第五期)1986年发表的《晋杨方《合欢诗》发微》(《文史》第二十五辑)等,都表现了深湛的学力与探索精神。先生另有《五言诗起源于妇女文学考》,这是1983年八月先生赴日本参加第3 l届亚洲北非人文社会科学会议的讲演稿,后发表于《文史知识》1985年第十一期。这篇文章引用大量材料。证明五言诗并非起源于东汉,而是起源于西汉甚至西汉以前。指出:戚夫人舂米时唱的歌就是五言诗,项羽自杀时虞姬回唱的歌也是五言诗。《玉台新咏》除第九卷外,其余的第一卷至第八卷、第十卷都是五言诗,并与妇女有关。先生认为:谈五言诗的起源不一定要与苏武、李陵或者古诗十九首这些问题连在一起,它起源于妇女文学,在西汉即已兴起,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以上事实说明,先生治学, 目标远大,他的论文,或为解决千年疑案,或为文学史填补空白,都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史上的重要篇章。

第二,先生治学,注重科学方法,他在学术上的建树是通过多方求索和周密的考察而得到的。

先生治学。没有门户之见,但反对人云亦云,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然后得出结论。书上讲的,同样也要经过自己的检验,所谓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检验,并不是简单地依照别人(或古人)的办法、(或经验)重复一遍,而是经过自己的探索,通过多种实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开辟出新的道路来。先生治学,还很讲究方法。尽管在新近所出现的“方法年”中,先生的方法不曾受到标榜,但我认为,在“方法年”的余热尚未稍退之时,回过头来看看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所从事的工作,却是很有意义的。

先生学贯中西,精通文史,在文史研究领域里是一位通才。(据吴世昌同志治丧办公室(沉痛悼念吴世昌先生》,《文教资料》1987年第一期。)正如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所说,先生曾经尝验多方面的著述,先生早年的研究工作是打破学科界限所进行的一种综合研究工作。例如《诗与语言》。研究对象为诗学中的问题,但其中所涉及的,除了语音学,还有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的问题:而且,在考察诗与语音的关系上,还十分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提出,要说明诗的声音和读者读后所受的感动的关系,——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中心论题,必须做到两点:

()必须分析人类发音器所能发的各种声音的种类,和各类声音所能代表,所能引起的感情;

()研究我们读诗时所必须经历的心理历程(mental process),和在这历程中的种种关系。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先生参照了本国古语音学有关字音探源的研究成果并引进了西方心理学家吕恰慈(I.A.Richards)有关读诗时所经过的心理历程的六步分析法,然后加以融汇贯通,归纳出有关字音和它所引起的情感的原理,并运用这原理解决诗学上的问题。除了上文所说各例外,这篇文章在解释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所说声韵问题时所得结论,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详《诗与语音》,此不赘述。

中年以后。先生的学术造诣,不仅体现在专门学科的研究上,如词学研究与红学研究,而且仍然十分注重各种学科的交叉研究。例如《殷墟卜辞“多介父”考释》。(见《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初稿完成于1956年二月,至1982年一月重订。文章考释“多介父”三个字,就是综合古音学及人类学的成果而后得出结论的。文章共十一节,首先运用古音学的原理论证甲骨卜辞中“多介父”即“多个父”(“介”与“个”古语通假),也就是“多父”或“诸父”。然后,再从人类学的角度,用此结论印证《易经·归妹》所反映的殷周婚制,确认“多介父”即后世之“诸父”无疑。文章指出:《归妹》卦是记录殷王帝乙归妹子周的故事。“归妹以须,未当也。”说明这次婚姻不合制度。即:让阿姊()去充小妹的媵(陪嫁丫头)“未当”。所以,送亲的队伍被打发回娘家。此卦透露了古代社会中一个婚姻问题的“个案”,是古代文献中说到周朝以前的父系社会中一群少女嫁于另一个国家或部落的婚姻制度。这种制度,在人类学中称为外婚制(exogamy)。文章并指出:如果一群少女(包括“妹”、“须”、“娣”)嫁于一群兄弟,则是各原始民族都经历过的群婚制。……从古代保存下来的亲属称谓看来, 中国古代显然也有过群婚制;而卜辞中的“多介父”正好提供充分的证据。文章的考释,不仅说清楚了“多介父”的实际含义,而且也为《归妹》卦辞作了科学的诂解。仅仅三个字,展现出无比广阔的思维空间,一般的考证文章,显然不容易达到这种境界。

如果说先生从青年时代开始所进行的求索,侧重于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多种研究方法的尝试,那么应当说,中年以后至晚年,这种求索则更多地体现在观念的更新上。这是先生为人、为学更加臻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例如上文所说《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一一试论韩愈其人》,这篇文章推倒千年定论,就是从破除旧观念入手的。文章开头即指出:“因为历史人物生活在封建统治时代,大都是封建阶级的成员。过去对他们的评价,都是他们本阶级的知识分子, 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而论定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今日,自然不能原封不动接受封建时代的评价。”从这一基本原则出发,文章重新评价历史人物韩愈,首先对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几句话一一加以否定,然后以一系列具体事实为例证,进一步破除各种旧观念,改变对于韩愈的传统看法。

五十几年中,先生正是这样,刻苦追求,大胆探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平生未作干时计,后世谁知定我文。”五十几年中,先生在学术上的建树举世瞩目。从“文史无所不通”的青年学子,到蜚声海内外的红学家、词学家。学界通才,盖棺论定,其道德文章,人共敬仰。然而,先生的一生,不为名、不为利,不凑热闹、不赶浪头,不作“干时计”。兢兢业业,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努力奋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愿意把我的文章算作铺路的砖石,让这方面的学者踏着走到更远的目标”。“也许他们走到目标时,我这砖石已经踏得稀烂了。我这样希望着。”(据《诗与语音》及《<诗与语音>篇的声明和讨论》,《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252页及259页。)先生的一生,其追求永远无有尽头,其事业尚未完成,但其业绩长在、精神永存。

[作者简介]施议对, 1940年生。 1964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 198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学位。 有《吴世昌传略》、《关世昌论词学研究》、 《吴世昌先生唐宋词新解》等论文及专著《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原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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