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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

郑振铎

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最“变动不居”的东西;不仅现代历史的写作是要和人类的存在同其绵远无了期的,就是古代史,中世史的编纂,到今日也还不曾达到其完整或圆满之境。新材料的不断发现,考古学上的种种的获得,古城、古址、古墓的发掘的结果等等,都使我们对于古代史、中世史的研究几有了日新月异的可惊的进步。剑桥大学所出版的几巨册的《古代史》,其中有数百页以上的新材料是五十年前所著的《希腊史》所不曾知道,或相信其为神话而不敢采用的。同样的,剑桥的《中世史》,也是就若干年来欧洲各国对于古世纪的古址、古墓以及其他文献的被发现的总结果而写出的。

但这仅仅表示最近五六十年来欧、美考古学者,古物学者们的辛劳的一面。我们当然不能说,对于古代史的研究便将以剑桥大学的那庞然数大册为已足,为已告结束。惊人的更进一步的发现,也许会继之而来。

十余年来,中国古代史、中世史的研究,也同样的有了崭新的与前不同的收获。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字的发见,奠定了殷商民族文化与历史的研究的基础。最近寿阳的楚国古器物的发现,也便是“信而有征”的楚国文化的最好的研究的资料。日本人在朝鲜汉城的大规模的发掘汉墓;山东及其他地方的汉画石,汉墓的被曝露于世,也都是足以令我们对于汉代文化有重新估价的必要的。

今日的中国历史家,如果还是守定了那几本古代的破书旧档,视为唯一的资料,其无远大的深刻的收获是必然的。“抱残守缺”是难能有前进的希望与发展的。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何尝不是这样!把诸正史的《文苑传》和各时代的文选,当作了研究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草创”的时代是已经远远地被抛却在后面了。今日所要走的,乃是就许多新的资料的出现而将文学史的局面重为审定的一条大道。

有许多不被昔人所注意的名著,如今是受着盛大的欢迎。有许多已久被忘却在尘土堆里的要籍,如今是开始被发现其重要。有许多不曾被文人们所接触过的野生的文艺,如今是要第一次的被搜采,被研究。有许多的辛勤苦作的伟大的文人们,有许多的天才绝顶的作家们,向来不曾被那一班修史的史臣们或正统派的士大夫们所回眸一顾的,如今也要轮到他们脱颖而出,占领着文坛的重要的一角坫地了。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

我们在三十年前,几乎不能相信,我们会是有这样的一部崭新的文学史的。当光绪末,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第一次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他所讲述的是些什么。而今日却面目为之全新!

因了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对于已有的材料的观念,也便联带的发生了不同的观点,也会得到了与前不同的新考察与价值。例如。韦庄的《秦妇吟》的被发现,是足以燃炽了一般学人们对于唐末诗坛和这混乱的时代的研究的心志的。屠隆的《修文记》传奇的在乱书堆里被搜出,也是可以使我们对于明代三教混合运动。以及向来无人注意的《林子全书》一类的东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称量的。 《混元教宝卷》等等的出现,也可以想得到:那些别创一教宗的野心家,如何的能够利用旧形式以输灌他们的教义。给一般平民们。

说到这些文学史上的许多新资料的被发现,也不过三十年来的新事业。

被紧紧的压伏于八股举业,正统派的桐城古文,乃至选学的探讨,古经学的解释的鸿业之下,差不多一个学者,到了头童齿豁,也还是坐井观天,看不到天地之大,见不到学问之广博。

直到清末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古学的研究已经感觉到枯窘至无路可走,而同时,一声霹雳,新学的运动,又乘此机运而产生。于是一部分的学人才开始从高头讲章,归批《史记》,姚编《古文》,抬起头来。有一部分人便摸索的起立,向前而去。有一部分更勇敢的人却向前、跑到另一个更新的园地里来。而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没有人愿意再被拘囚于“古水不波”的井栏中了。

因了人人想向新的方向跑去,于是新的种种便不断的被搜获、被掘发。那进步是够快!三十年来的努力,已经是出现了一部崭新的不同的文学史在我们之前。

关于这三十年来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的成绩, “说来话长”,这里不能讲,但仅就这三十年来的新资料的发现而略加叙述,也已足以令我们沉醉于我们所要驰骋的广场的面积是太大,所要掘发的古址是过多。有许多还是刚引其绪,刚发其端,尽有给我们踌躇满意的在搜集、研究的余地。

假如有一座宝山,那里面是蓄着无量数的珍奇,我们进去了,难道竟会空了双手,一无所取而出么?

假如有一片无人所属的沃壤,只要我们的铲子和锄头一翻掘下去,我们便可以有了很丰富的收获。难道我们也竟会懒惰到连铲子和锄头去翻掘泥土的精力都不曾有么?

叙讲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的新资料的发现史,我们是具着无限的兴趣和雄心的。

我们该感谢在这三十年里活动着的许多收藏家、刻书者。和许多专门研究的学者们。在其间,有许多只是章实斋所称的“横通”。然而没有他们的努力的采访和收集,进一步的研求是不会有什么成功的。所以他们的活跃,也是不该被忽视的。

宋、元词集的搜集和刊布,是这时代最早的,最成功的工作之一。几乎把见存的元以前的词的片词只语,都已网罗尽了。

在明代,陋书是太多。往往只是钞袭、杂凑、剪贴,便成了一部书。从明初到崇祯初,不要说没有像宋人大规模刻《琴趣外编》的雄心,便是好好的翻刻几部重要名家的词集,也是谦让的未遑着手。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可算是这时代最大的一个词的结集,却只是钞本,未见刊行。所刊行的只是简单的把“花”(《花间集》)和“草”(《草堂诗馀》)翻来覆去的变花样。连杨升庵的《词林万选》,陈耀文的《花草粹编》之流。也不是什么高明之作。其后,万历间有钱允治的《正续草堂诗馀选》(附以《国朝诗馀选》)出现。效颦者纷纷不绝。沈际飞刻《草堂诗馀》四集,潘犹龙刻《古今诗馀醉》,卓人月刻《诗馀广选》,大体都不出钱氏的窠臼。陋习已深,浅尝即止。读者于这种种浅陋的选本之外,盖不复知有所谓宋、元词人的专集。迨毛晋努力于刻书,尤着意于宋、元人词集的收集、刊布,于《六十一名家词》外,复有《词苑英华》之刻,于词的研究的基础遂以奠定。

清代刻词者,若侯文灿之《名家词集》(有原刻本,后收入《粟香室丛书》),秦敦甫之《词学丛书》,号称精刻,实亦未超出毛氏的范围。清末江标、王鹏运辈皆努力于佚词小集的搜辑。所称毛氏影宋钞本的词集也渐出,多有在六十一家外者。江氏的《宋元名家词》,王氏的《四印斋所刻词》,补正毛刻六十一家词,为功至伟。盖多秘籍为朱彝尊,王昶,陶梁所未见者。吴昌绶继之而刻《双照楼景刊宋金元本词》(后版归陶湘,湘为续刻二十余种),而宋、元人词集的本来面目多赖以保存。至朱祖谋的《彊村丛书》出,而三百年来的许多词人对于宋、元人词集的搜辑的工作,始臻“集大成”的地位。

《彊村丛书》告成于民国六年,计收唐、五代、宋、金、元词总集四种,唐词别集一家,宋词别集一百十二家,金词别集五家,元词别集五十家,计共录词集一百七十二部。(其后续有增益,但不甚多。)殆为古今最大的一部词的总集。在校勘方面,也显然有了很大的进步。每种皆附有校勘记,是以治经的方法来整理所谓“小道”的词的。

民国廿年,友人赵万里先生复辑印《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凡得词一千五百余首,大多数为王氏、朱氏之书所未收的。唐圭璋先生也努力于宋、元逸词的辑录(见《词学季刊》,未成书)。元以前词的结集,在最近的将来,殆将终于斯而不能更有什么大规模的增益的了。

将这许多词的总集作为研究宋、金、元词的基础,当不会是迷失了他的道路,当不会为那些有偏见的选家(像朱彝尊,张惠言之流)所耽误或诱人歧途的。

只有见其“全”,才“能见其大”。

而在那些,未经正统派所淘汰、剔除的词集里,我们所见到的却是另一种的风趣、景色和语调!宋、金、元的整个社会,在其中是可以感到其呼吸和喊叫的。

至于明、清二代词,则搜集之者也大有人在,惟俱未有成书。

一九○七年五月匈牙利人斯坦因《A.Steine》在甘肃敦煌所发见的千佛洞文库,是最近代最惊人的宝库的被发掘者之一。这文库所藏的卷子及杂物,从地上高堆到十英尺左右,其容积约五百立方英尺。在这宝堆里,姑不计他种古文字的卷子及绢画、杂物的重要价值之所在,仅就汉文的写本而论之,已不知要给了我们以多少的新的资料,新的名著!

关于佛教的经典译本及著述,是占着敦煌这宝库的最大成分的。日本人编刊《大正大藏经》的时候,已取其一部分,加入其中,并引用到校勘记里来。但那材料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

最可惜的是,分散在各国,不易有一种有系统的集中的整理。在私人手中的尤难于统计,且不容易见到。

斯坦因为不列颠博物院取走了两大批,至今还未有目录整理出来。据说有六千多卷,完整的最多。柏希和《P.P.peliot》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运走的一批,有一千五百卷,却最早的编了目录出来,也最为我们所知。刘半农先生的《敦煌缀琐》三辑,便是从巴黎钞归的诸重要唐人手卷的结集。

藏在北平图书馆的八千多卷,却最为驽下。(陈援庵先生编有目录,名《敦煌劫馀录》,已印行。)大都为佛教经典,极少数是变文一类的东西。其中重要的罕见的资料,皆已为“识货”的官僚们囊括而去,成为他们的私产。李木斋《盛铎》家里便藏着不少的敦煌的珍贵的写本。听说,仅小说一类的东西(?)已有十几卷之多。而日本人借印的关于古宗教的几卷,已为我们所吃惊的注意到。不知更有多少新的资料在其书室里!惜不得一见。而整理印行,却自更将有待了。

在诗、词一方面,唐人写本的唐诗(罗氏只影印其中的一小部分。伦敦藏的一卷,较他印出的多至数倍)是很重要的材料;词的《云谣集》(今有《彊村丛书》本及比较完善的《彊村遗书》本)也充分的可见出古朴的原始的词的面目。韦庄的《秦妇吟》在质上是很伟巨的一篇名著,其复现于世,当然是最值得赞叹愉快的事。被疑为叶德辉氏伪作的白行简的《大乐赋》,也饶有民俗学上及文化史上的重要的价值。(其实武进董氏曾先以柯罗版印出,叶氏仅就此影印本翻刻。)长篇的叙事歌曲,像《太子赞》、《孝子董永》、《季布歌》,都是很粗豪的东西,用白话文写的小说像《唐太宗人冥记》、《秋胡小说》之流,也足以供我们以最重要的最早的国语文学的研究资料。

但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所谓“变文”的久被掩埋了的文体的发见。“变文”的重复出现于世,关系于近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极大。这是五六百年来,潜伏在草野间而具有莫大的势力和影响的宝卷、弹词、鼓词一类文体的祖先。

变文以散文和韵文交杂组织起来;其结构是袭之于佛经的。讲唱变文,在唐代成为僧侣们的专业。到了宋代,还有所谓“说经”、“说参请”的,大约便是其流辈。但已不尽是僧侣们所独擅,却始终脱离不了宗教的气味,且也还是以僧侣们为主要的人物。

变文之存在于今者,大约总在四五十卷以上。最弘伟的一部名著,便是《维摩诘经变文》;不知究竟有多少卷,但见存者已有十四卷之多,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一)维摩诘经变文残卷凡五卷 (巴黎藏,号数为S.4571)

(二)维摩唱文(?)纲领一卷 (伦敦藏,号数为S.3113)

(三)维摩押座文 (伦敦藏,S.1441)

(四)维摩诘经变文残卷五卷 (伦敦藏,号数为P.2873)

(五)维摩诘经变文,持世菩萨第二卷 (北平藏,号数为光字九十四号)

(六)维摩诘经变文.文殊问疾第一卷 (见罗氏印的《敦煌零拾》)

就所见者观之,关于《持世菩萨》的一部分,已是第二卷了,还未完。《文殊问疾》的一部分,看样子,也不会是用一二卷的篇幅即可以了之的。而从巴黎钞来的“第二十卷”的一卷,只是叙的佛使弥勒菩萨、光严童子去问维摩居士疾,而他们皆日“不任”的一小段。大约全部是不会在三四十卷以下的。像这样弘伟的大史诗,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而其描状又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引人人胜,称之为中世纪文坛上最高的成就之一,殆不为过。

《降魔变文》的一卷,也写得很不坏。《敦煌零拾》里,曾载过一小段,但其全卷,前年冬天忽出现于北平。写佛家和左道斗法事,极幻化神奇,庄严伟丽之能事。(巴黎有《降魔变押座文》二卷,号数皆为P.2187)

关于释迦牟尼的故事的变文,被发见的很不少。北平图书馆所藏者有《八相成道变文》的三残卷(云字二十四号,乃字九十一号及丽字四号)《佛本行集经变文》一卷(潜字第八十号)。著者也藏有《佛本生经》里的《身喂饿虎变文》一卷。但其文辞却都很粗率,远没有《维摩变文》和《降魔变文》那末漂亮。

关于目连救母的故事的变文,存者也很不少,描状得很有力,文辞却不足以运载其想象力之奔驰,故只是粗制品。

(一)大目犍连变文二卷 (北平藏,霜字八十九号,又丽字八十五号)

(二)大目连变文一卷 (北平藏,成字九十六号)

(三)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 (伦敦藏,S.2614)

(四)大目连缘起一卷 (巴黎藏,P.2193)

(五)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卷 (巴黎藏。P.1319)

在这几卷里,以伦敦所藏的一卷最为首尾完备。

其他叙述佛教故事的变文尚有:

(一)父母恩重经变文一卷 (北平藏,何字十二号)

(二)地狱变文一卷 (北平藏,依字三十三号)

(三)温室经讲唱押座文一卷 (伦敦藏,号数未详)

(四)那梨国神话(?)一卷 (巴黎藏,P.3086)

(五)阿弥陀经变文一卷 (巴黎藏,P.2955)

(六)法华经唱文一卷 (巴黎藏,P.2305)

(七)有相夫人升天曲一卷 (《敦煌零拾》本)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在当时也有不少出现,今所见者有:

(一)伍子胥《原作《列国志》》变文一卷 (伦敦藏,S.328)

(二)伍子胥变文一卷 (巴黎藏,P.3213)

(三)伍子胥变文一卷 (巴黎藏,P.2794)这三卷同样的变文的异钞本,当以伦敦本为最长,但巴黎本P.3213号一卷,恰可补伦敦本之所缺。

(四)丑女缘起一卷 (巴黎藏,P.3048)

(五)舜子至孝变文一卷 (巴黎藏,P.2721)

(六)西征记一卷 (巴黎藏,P.3963)

(七)王昭君变文一卷 (巴黎藏,P.2553)

(八)蚜齣新妇文一卷 (巴黎藏,P.3564)

(九)蚜舸新妇文一卷 (巴黎藏,P.2633)

这些变文,最早刊布于世者,有《敦煌零拾》里的佛曲三种(《有夫人升天曲》、《维摩变文》,《降魔变文》残卷)。其后东亚学会印行的《敦煌遗书》有《王昭君》一卷,迨刘半农先生的《敦煌缀琐》 《上辑》出,而巴黎所藏的十余卷皆被搜罗人内。《除《维摩变文》几卷外》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向觉明先生也将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几卷变文全行公开了。只有伦敦的若干卷是不曾有人刊行过。(究竟有多少卷,因目录未公开,不能知道。)而将这许多变文卷子,作为系统的搜辑的,也还没有人从事于此。

“宝卷”是变文的嫡系儿孙。到底在什么时候才把变文之名易为宝卷,则文献无征,不易考知。惟宋初尝严禁诸宗教,并禁及和尚们讲唱变文,则易名改辙,当在其时。《香山宝卷》(一名《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的序,有宋普明禅师于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此之语。这也许只是一段神话。但可知宝卷的来源决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末晚的。

前几年在宁夏发现了许多宋元刻的西夏文藏经,在其中,同时发现有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一卷。这宝卷的时代很早,既同在宋元刻的藏经堆中,颇有即为元人抄本的可能。(其中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封号始于元、大德十一年。)全文的绷勾, “皆用三、三、四”的句法组织成功,离变文的体裁是很近的。前年我得到一部明初的“金碧钞本”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其结构便变动得很不少,已渐渐离开变文而自成为一种新的体裁,至少是在“唱”的一部分,已加进了当时流行的歌曲,像《金字经》、《挂金索》之类了。明初以后的宝卷,殆无一本不是如此。北平图书馆所得的一卷《销释印空实际宝卷》(嘉靖刊?),其中有《红绣鞋》、 《清江引》、 《黄莺儿》、 《驻云飞》、《耍孩儿》、《锁南枝》等俗曲,而我所有的一本嘉靖二十二年刊的《药师本愿功德宝卷》也用到《挂金锁》(即《挂金索》)诸曲子。万历以后诸宝卷,应用俗曲之处尤多。而元抄本的《销释真空宝卷》则尚保持着素朴的本色。

这几年来,宝卷渐渐的有人在收集;以前只算是善书,除了印送之外是没有人要的,收藏家更不用说是不会着眼于此的了。我七八年前尝在上海搜求到百十种宝卷,但皆为新印本,或石印本。前年到了北平,方才发见有刊刻样式甚古的梵箧本的宝卷,大都是嘉靖到康熙初年之间(《天仙圣母泰山源留宝卷》未有“康熙元年”字样)所刻的。万历时代的刻本,似尤多。最可注意的《混元教弘阳中华宝经》和《混元门元沌教弘阳法》二种,足资以研究明代的所谓“混元教”的组织和训条者,也是万历时之所刻。大抵刻这种“善书”“宝卷”的人物,不是后妃,便是内监,他们是有余力及此的,也是最需要此种宗教上的慰安和祈福的。

宝卷也和变文一样可分为数大类。第一类是劝世文,像《药师如来本愿宝卷》,《叹世无为宝卷》,《销释金刚科仪》等等,或释解经语,和泛述因果,其中并不叙述什么故事。《销释印空实际宝卷》的开卷云:

夫《印空宝卷》者,能开解脱之门,妙偈功德,径入菩提之路……印空偈说二十四品, 品品而奧意难穷。

只是用讲唱的通俗的浅近方法来说教而已;故往往也名之为经。(像《叹世无为宝卷》,便一名《叹世无为经》。)第二类是叙述佛教的故事,像《佛说弥勒下生三度王通宝卷》、《目连救母升天宝卷》、《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等等;这些都是原原本本的故事歌曲。许多道教的故事宝卷,像《灶王宝卷》、 《伏魔宝卷》、《药王宝卷》等等,也可附人此类。第三类是纯粹的叙事宝卷,不带有丝毫的宣教传道的色彩,像《孟姜女宝卷》、《梁山伯祝英台宝卷》等等。而《百鸟名》、《百花名宝卷》等也可附之。

关于旧刻的宝卷,年来获得不少,且列其目于下:

(一)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明初抄本,残)

(二)药师如来本愿宝卷(嘉靖刻本)

(三)混元教弘阳中华宝经(一名《弘阳叹世经》,二卷)

(四)混元门、元沌教弘阳法(一名《弘阳苦功悟道经》,二卷)

(五)先天元始土地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六)佛说弥勒下生三度王通宝卷(二卷,二十品)

(七)福国镇宅灵应灶王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八)护国佑民伏魔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九)佛说圆觉宝卷(一卷,二十四品)

(十)销释万灵护国了意至圣伽蓝宝卷(二卷)

(十一)天仙圣母泰山源留宝卷(五卷)

(十二)销释开心结果宝卷(一卷,二十四品)

(十三)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一卷,二十四品)

一作《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经》

(十四)叹世无为宝卷(一卷) 一作《叹世无为经》

(十五)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一卷,二十五品) 一作《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经》

(十六)销释金刚科仪(一卷)

(十七)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二卷)

(十八)太阴生光普照了义宝卷(二卷,九品)

(十九)佛说道德运世忠孝报恩宝卷(二卷)

(廿)药王救苦忠孝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廿一)灵应泰山娘娘宝卷(二卷,二十四品)

宝卷里有许多是体制弘伟,情绪深挚的,虽然文辞不免粗率,其气魄却是雄健的,特别像《香山宝卷》、《刘香女宝卷》一类的充满了百折不回的坚贞的信仰与殉教的热情的,在我们文学里殊罕其匹。《目连救母宝卷》《清代所作的一本,非元抄本《升天宝卷》》和《鱼篮观音宝卷》之类,尤纯是一片利他的牺牲精神的表现。他们只是为了要救人,要度世,一点为我的作用也没有。把他们置在叹穷诉苦,丑态百出的文士们的个人主义的利己的作品之堆里,文士们之作诚不禁要矮了半截。难怪妇女们听了《香山宝卷》之类,无不是双泪涟涟,泣不可抑的。

而像《土地宝卷》,描写大地和天空的争斗的,也是具有极大的弘伟的声气;恐怕要算是中国第一部的叙述天和地之间的冲突的事的。所写土地老儿的疲赖不恭处,也颇滑稽可喜。

弹词也是源出于变文的。不过不带着任何宗教的臭味而已;

他们是叙述人间社会的活动的。其体裁却和“变文”非常的相同。有讲说,有弹唱。弹唱的一部分,大都是以七言韵语组织成的;也间有“三、三、四”或“三、七”的句法,然加于“七字句”之上者,大抵只是助态或增重语势时“衬字”而已。

弹词的收集,也只是十年来的事。我在南方藏得不少,曾编有个草目(见十六年《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丁在君先生在北平,听说也致力于收购弹词,然未见其目。近二年来,我又续有所得,颇多罕见者。但只是乾隆、嘉庆、道光这百余年中所刻的,更早的却几于无有。不过弹词却也并不是什么近百年来的产物,她的历史也是很久远的。也许,变文的讲说佛经的一支流衍而成为宝卷,而其讲说史书、故事的一支却成为弹词了。

传为杨慎所作的《廿一史弹词》,乃是今所见的最早的一部;却只是弹唱历史大事,有类扩大的《万古愁》之流的著作。竟不大有文学的趣味。万历间臧晋叔尝刻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其序云: “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呆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洞于心, 自是元人伎俩。或云杨廉夫避难吴中时为之。闻尚有《侠游》、《冥游录》,未可得。”(《负苞堂文选》卷三,《弹词小序》)但不久又得《侠游录》而刻之。今晋叔所刻,不可得见。假如他的话不差,则元代已有弹词之一体了。

十年间陆续所见弹词,不啻三百数十部。大抵就其所用语体文之种类分之,有吴音、官音的二大别。用吴音写者,像《三笑姻缘》、《珍珠塔》之类,柔语如珠,绵绵不绝,绘声绘影,每有极婉曲细腻的描写,而间失之秽亵。用官音写的,像《安邦定国志》、《天雨花》之类,气势都很阔大,浩浩莽莽有若大江、黄河的东流。在大体上,用官音写者都是需要正襟危坐而听之的,或国家大事,或英雄历险,或一家的兴废;辞正义严,伦理的观念极重。用吴音写的,大都是玩世不恭,滑稽谩骂之流,品无所不谈,谈无所不尽。而其题材,则以男女私情、赠答、苟合为中心。故吴音之作,都为小品,每部不过四册或八册,而官音之作,则有多至四五十册者,如有续作,则每有冗长到一二百册的。

就题材分之,则有专为妇女所作的,有非为妇女所作的。吴音之作,大都不是妇女读物。流行于闺阁、家庭间者,大都为官音之作。尤其像本来是出于妇女作家之手的《笔生花》、 《风双飞》、《再生缘》之类,最为她们所耽读。中国的家庭,受礼教的熏染最深。弹词的妇女作家,其所以作此的原因,每为娱悦其姑,或用以消遣无聊的永日。她们都是高洁而清雅的,故纠绕在一般男性作家的笔端的不洁的描写,她们是永不会有的,也永不肯去写的。

但在其间却寄托着在社会上无出路的被囚守在家庭的狭笼间的有志的妇女们的呼吁与希望。“你们要知道,假如妇女们和男人们有了同等的在社会上活动的机会,她们是决不会落后的。你们将会觉察出,她们是怎样的努力与高尚。”这便是她们的一般的呼声。所以,每一部出于妇女之手的弹词,写的总是女扮男装,考中状元,做了宰相,为国家建大勋、立大功。

可悲的是,当她们将男装脱下,露出本来面目的时候,她们的幻梦却不得不被打得粉碎。她们始终只是家庭里的一个囚徒。连左仪贞那样了不起的女英雄,那样个性极强的人物,却也不得不放下了她的事业,成为人之妻,家庭之主妇,当她的真面目不能掩藏了的时候。

这是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的有志的女性的共同的呼吁,值得我们仔细的慎重的研究之的。

弹词的故事,在近代,也尝侵入文人学士们的活动范围里去,像嘉庆间,孔广林作《女专诸杂剧》,便是取材于《天雨花》的。

弹词的本身,大杰作很不少。 《天雨花》、 《笔生花》之类,可以说是五四以前伟大的妇女的著作。 《天雨花》尤沉痛悲郁,最富于家国的沧桑之感。其中人物,除了左维明有点不近人情,不像“活”的人之外,大体都写得很成功。情节是不断的和黑暗势力作争斗。那样的搏击和死战,每在狭巷上相逢;然而却不用什么观音、如来来排难解纷,纯是以自己的智与力来扫荡其敌人们的。最后,抵抗不了运命的结局,又不甘为亡国之人,只好全家坐在船上,凿穿船底,沉河而殉国。

《安邦志》、《定国志》和《凤凰山》的三部曲,是至今尚未有可以相匹敌的弘伟的史诗。这三种,道光间刊本,共有七十二册,加之以《北史遗文》 《在《安邦志》之前》钞本的四十册.《凤凰钗》(?)的八册(抄本),则共有一百二十册之多了。仅就“量”上讲,也是惊人之作。

《倭袍传》也是一部不坏的书,内容虽间有秽亵之处,描写却很深入。有“开篇”的一种,其每一“开篇”的本身便都是绝好的抒情诗。

写白蛇、许宣事的弹词,有《白蛇传》,又有陈遇乾编的《义妖传》。《义妖传》是人人知道的;那有情有义的白蛇,虽是妖,其不幸的遭遇却赚得不少人的眼泪。那末热情的人物,在我们的文学上是少有的。《白蛇传》罕见传本,写得尤好。我尝得一传钞本,上有崇祯年号,则至迟当为明末之所作。

鼓词或“鼓儿词”的亲祖,也是变文。她和弹词,区别之点并不多。惟鼓词流行于北方,江南罕见之。而弹词南北皆见风行;不过南人嗜之者较多;而吴音之作,尤为北地人民所不能懂得,而这一种也便成了南人所独擅之物。

鼓词的讲唱,其情形也和弹词大体相同。惟南方唱弹词的,以瞽者为多;北方唱鼓词的却似不曾见到有什么盲人在担任着。其讲的部分和唱的部分的组合方法,和弹词也是一样。

但“鼓词”的唱词,虽以七字句为主,而“三言”的“衬字”却使用得极多,几有变成了“十字句” 《或三、三、四句》的模样。像说唱《孙武子雷炮兴兵传》:

自从那盘古氏分了天地 把一颗夜明珠进与朝廷

有苏秦背宝剑去寻真主 说九公十八洞反了胡人

圣天子急差牌将军挂印 请二士入桃园计论军情

又像《大明兴隆传》:

无奈何 傅师正顿人与马 查点伤损八九万兵

仰面朝天叹又气 由不得 又气又恼又伤心

《忠义水浒传》第三十五部《活阎罗水战官兵》:

一个是 越岭登山马背熊 一个是喷云吐雾金钱豹 一个是喊天狮子斗麒麟 林冲的力大枪沉来的勇 杨节庆性烈刚强不怕人……好一个日杀日勇两员将 看不出 谁胜谁负那个匝 对面的立怔权贼高太尉 眼望着 虎将开言问一声

也间有应用了五言六言句以表示错综的趣味的。这也正和唐人变文的间或使用五六言的句法的情形相同。

鼓儿词以叙述金戈铁马之故事为主体,故特注重于战争的描写,殆是北地人士们的偏嗜之所在。南方的弹词,也并不是不写两军对队,却多半是草草的写过,而以全力注重于人情、社会的描写及英雄历险的经过的叙载。所以,像鼓词里一百多册的《大明兴隆传》,数十册的《乱柴沟》、《呼家将》、《北唐传》、《杨家将》、《忠义水浒传》之类,所写的全是金戈铁马,两军对队之事,在弹词里是不大有的。

小型的鼓儿词,也不是没有。像《珍珠塔》、《斩窦娥》、《蝴蝶杯》、《巧连珠》之类,写的也只是悲欢离合之事;不过远不及《呼家将》等大锣大鼓,大打大摔的容易引入注意。

最早的“鼓儿词”,大约在明代产生。然明刊鼓词,却极罕见。尝得《秦王演义》 (亦名《大唐秦王词话》),为明末刊本。写李世民打平天下之事:

唐太子急拈香低声祷告 李世民忙于拜恭敬参神

吾乃是大唐国高皇次子 父李渊,祖李昞,李虎玄孙

忆往岁炀帝崩九州鼎沸 隋恭皇禅宝位让父为君

普天下起烟尘一十八处 剪强梁诛贼寇放赦安民

其写法是很原始的,故其篇幅也就没有《大明兴隆传》等的那样巨量大幅。又有小型的滑稽鼓词,像《东郭野史》(雪樵编)等,但却不多。

鼓词多半是粗制土生的东西,正和变文里的《伍子胥》相同;气魄是够伟大的,所缺乏的是细膩深入的描状。故弹词的杰作甚多,而鼓词则几无可特举者。

北平在嘉庆、道光间又流行着类似鼓词的叙事歌曲,名为东调及西调的,但今似已绝响。大都是小型的著作,未见有长篇大册的。(亦称“子弟书”。梦幻道人云:“旗籍子弟多为之,故又名‘子弟书’。”)东调沉雄似弋阳腔,演忠臣孝子慷慨激昂之事;西调则靡曼如仑山曲,传佳人才子缠绵旖旎之情。但没有散文,全为韵语,这是同鼓词不同之处。韵文的句法则也或以七言为主,间以“三言”作为衬字:

建文帝,呆呆不语如雷震 泪珠儿点点滴滴落满身

忽听得遍地哭声悲惨惨 满城人跑乱纷纷

叹君王鹿绕云山惊破胆 鸡临汤火唬飞魂

转身形一步一跤朝后跑 灯光下奔进昭阳彩风门

这一类“子弟书”今存者尚多,也有人在搜集。孔德学校尝购入车王府散出戏本不少,中央研究院也收藏有零星民间歌曲很多。其中就杂有不少此类叙事歌曲。刘半农先生曾编为《俗曲总目》一书,可以供我们作为研究的参考。

粤音的叙事歌曲,我所见的不下二百多种,都是今日可得的。有的写得很不坏,惟多半是小型的,一二册者为多,最巨大的,也不过二十多册。

起凭危栏纳晚凉,秋风吹送白莲香。只见一钩新月光如水,人话天孙今夜会牛郎。细想天上佳期今日还有会,人生何苦捱凄凉。得快乐时须快乐,何妨窃玉共偷香。但能两下全终始,私情密约也何妨。自古有情定遂心头愿,只要坚心宁耐等成双。山水无情能聚会, 多情唔信肯相忘!但愿世间情重者,勿要半途而废就抛荒。

这是所谓第八才子《花笺记》的开场白,多么富于南国的绮靡的情调呀!又有评点第九才子书《二荷花史》的,大约是模仿《花笺记》而来的东西。金圣叹的才子书的品题和其批评的方法,竟便为粤人所获得,而取来评点粤曲了。

在这里似该顺便的提起这三十年来对于民间文艺作品的搜集的经过了。将无人注意,野生土长,像不知名的岩花幽草似的悄悄的自生自长于山野之间的许多大众文艺的著作,特别的指示了出来,给他们以一种新的估测和研究,这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事业之一。在以前,宋、元、明、清的时代,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在做这搜集的工作;然而他们却是如何的寥寞,其辛苦搜集的成绩,却都烟消云散似的被抛弃了,或被埋藏在破书堆中,竟无人顾问及之。直到了近十余年来,因了民歌搜集的工作的发达,方才连类及之,把他们的著作,也拭拂去重厚的灰尘而给以相当的注意和敬意。

这些古代的民歌集的编纂,宋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是该被算作开山祖的。他虽然只是从古书里搜辑古作,但其见解和努力是很可佩服的。元人杨朝英编的《太平乐府》和《阳春白雪》的二曲集,其间也有少数的民歌在着。明正德间无名氏编的《盛世新声》,嘉靖间张禄编的《词林摘艳》 (即据《盛世新声》而增删的)也有一部分的民歌。而郭勋所辑的《雍熙乐府》则尤为集大成之书,所录元、明间小曲民歌,为数极多。元、明间的民歌赖之得以流传至今。陈所闻的《南北宫词纪》,也载有少数的民曲。冯梦龙、凌濛初都是很知道俗曲之价值的人,冯氏刊印《挂枝儿》和《山歌》,厥功尤伟。惟多改动文句,已不复是本来面目。又万历以来诸坊刊戏曲选,也每多附载《罗江怨》、《劈破玉》、《哭皇天》等等的小曲。浮白山人在明末所刊的“杂著”《未知其总名》,其中也收载《黄莺儿》、 《挂枝儿》、 《夹竹桃》、《山歌》等等的小曲。清初刊本的《山中一夕话》诸刊物上,每多收集或重印那些民歌,以广其篇幅。

乾隆初所刊的《万花小集》载民歌甚多。但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明代流传下来的。

乾隆六十年王廷诏所刊的《霓裳续谱》极可注意。他序云:“以征歌者不尽文医,诸师皆以口相授。相沿既久,或习其调而忘其词,或习其辞而讹其字,或调与词并失传。许多名曲,因无蓝本,渐归湮没。诸部甚憾之。三和堂颜曲师者,津门人也。幼工音律,强记博闻。凡其所习,俱觅人写入本头,今年已七十馀,检其箧中,共得若干本。”是这书原系从歌人口头采集下来的,故多可宝贵的材料。其中除《万寿庆典》及《西调》二百余曲外,余皆为杂曲。

嘉庆间华广生所编的《白雪遗音》(道光八年刊)八册,可喜爱的歌曲也不少。我尝从其中选得若干首,印成《白雪遗音选》一册,颇为读者所欣赏。广生此书,似也系从歌者口头录下来的。高文德序云:“吾友日:初意手录数曲,亦自作永日消遣之法。迨后各同人皆问新觅奇,筒封函递,大有集腋成裘之举。旦暮握管,凡一年有馀,始成大略。”是非华氏独力所采集,其中难保没有一部分文士们的拟作在内。(陆次云、李调元诸人所采集的瑶苗歌曲,似不可靠。)

从五四以后,民歌的搜集,成了一时的风尚。其初只是歌谣的采访,其态度是纯然科学的。北京大学尝刊行《歌谣周刊》若干期,其努力是很可注意的。后渐转注到文学的领域上来。顾颉刚先生的《吴歌甲集》,是这时最好的成绩之一。至李金发诸人所辑的《岭东情歌》之类,则似非纯然的最忠实的口头之纪录。

由口头的采访纪录,而推广到各地小唱本的收集者,则似尚未有人。中央研究院所刊的《俗曲总目》,仅录北平一地之所得。六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尝委托各地商务印书馆代为搜集此类唱本。汪馥泉先生也以其所得赠给我,此外又托书贾们在扬州搜到二百余本。总计从汕头、福州到沈阳、汉口各地之所得。总在一万本左右。刚要分出一部分工夫,为之整理编目,而沪变突起,此一万余种的小唱本遂荡为云烟,存者百不及一。好在这工作将来总会有人作的。最好是,整理编目之后,择其重要者三五十种汇印出来。这并不费力,而对于研究各地方言及民俗学者,乃至批评家等等,却都很有用。

“诸宫调”也是叙事歌曲的一个体裁,显然也是从“变文”衍变出来的。其和变文、宝卷等等大不同之点,在于其唱文的一部分,并不是袭用“七言”的句法,而是采用到流行于宋、金、元的各种曲调以组成之的。宋、元曲调,本分九宫十三调。宋人大曲,也多是叙事的,而仅用一个宫调里的一个曲子,反反覆覆的唱咏着。所谓“诸宫调”者,便是恣意的从九宫十三调里采取各种不同的宫调,会合于一处,用来歌咏一个长篇的故事的。又,其在每一宫调之曲子组成之“套数”里,也不复是宋人大曲之仅反反覆覆的使用着同一的曲子,而是采用在同一宫调中的二个以上的不同曲子组合起来的。

故其歌唱是复杂得多了。始创此新体裁的诸宫调的,是北宋末的孔三传。后乃大流行于世。元人石君宝有《诸宫调风月紫云庭杂剧》一本(见《元刊杂剧三十种》),其写以弹唱诸宫调为生活的女子的情形很详细。

从前,我们曾听到:俄人在中亚细亚发掘到宋版《刘知远传》的消息,为之惊喜,而尚未敢遽信。前年得到其影片,乃知其为《刘知远诸宫调》。大约是金刻本。文辞古拙浑厚之至,却又描状得异常的生动活泼,决不是什么野生的粗制品。惜缺失其大半。

董解元《西厢记》也是诸宫调的一种。其刊本颇罕见。近暖红室刻出,较为易得;而明代诸刊本,也陆续的出现于世。这部诸宫调也是很漂亮的著作。明人将此书和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对读了之后,却极口的赞许此作,以为实甫的好处,皆从此作窃去。这话虽有些过火,然董解元的描写力却实可令人惊叹。

元王伯成尝著《天宝遗事诸宫调》,原本惜不传。我尝从《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南北九宫大成谱》诸书里辑得此书五十余则。已裒然成一帙,颇可观览。

比起《西厢》和《刘知远》来,伯成的《天宝遗事》未免显得有些脂粉气,已失了诸宫调的浑厚沉着的魄力。但叙事的细腻,却也可称。比起《梧桐雨》剧之仅以四折匆匆了此公案的来,已是进步得多了。

今所存的诸宫调,仅此三部而已。狮子虽少,却胜群羊。对于这个遗失已久的重要的文体,我们是不能不加以重视的。诸宫调的套数的组成法,曾给元代杂剧作家们以很大的影响。故钟嗣成的《录鬼簿》首列董解元,而称其为“创始”之人。

本该对于诸宫调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大都已见之我的《宋金元诸宫调考》一文(见《文学年报》,又收人《疴瘘集》);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三十八章(六百九十五页以下)也已论及,故不多说。

元、明以来戏曲文学的研究,乃是,除“词”之外.这三十年来的最有成绩者。重要之名篇巨制的出现,也独多。研究资料也增加了不少。从前,只是抱定了《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寥寥数书。及王国维的《曲录》及《宋元戏曲史》出,始导人研究的正轨上。其后徐渭的《南词叙录》,徐子室、钮少雅的《南九宫正始》,贾仲名的《续录鬼簿》,姚燮的《今乐考证》等等,陆续的被我们所获得。于是研究的基础便更稳固,而且其地域也更广大。最近十年来,新资料的那么急流似的倾泄而出,万非王国维时代之所能预料得到。

先说元杂剧。臧晋叔刻《元人百种曲》,号称元人的功臣。向来研究元曲,也只是根据于这一百种。此外,则不过再加《西厢》一剧而已。近则,元人刊的《元剧三十种》,既已流行于世,而明人所刊的《古今杂剧选》《息机子》,《古名家杂剧》、《新续古名家杂剧》(均玉阳仙史), 《阳春奏》(黄正位),顾曲斋所刊《元曲)、《古今名剧合选)、《柳枝集》、《酹江集》(孟称舜),也皆为我们所见,除增多了若干本的新资料之外,还使我们明白:臧刻百种曲任意删改的地方是不少。有许多地方。连题目及剧中人名,也是彼此互歧的。《像息机子《杂剧选)中有《王鼎臣风雪渔樵记》,臧刻中有《朱买臣风雪渔樵记》,表面上看来似为二剧,而一对读,曲文、故事竟大体相同,只是主人翁却一作王鼎

臣,一作朱买臣。》这可见元剧流传下来时,其本来面目,只是像《元刊杂剧三十种》似的,不仅说白极少,即连剧中人物也是多半不注明的。明人刻元剧时,只好自己填上,故彼此填的往往相歧异。

把《雍熙乐府》诸书及诸北曲谱里所载的元剧遗文搜辑出来,也是足资学人们的研究的。这工作,我已作毕。

前几年,丁初我氏尝在赵氏旧山楼读到也是园所藏的元曲数百种,想是不会便佚失了的。如果访到了时,元剧的研究,必是要截然一新其面目的。

但最有新的获得者,还要算宋、元及明初的戏文。董氏《读曲丛刊》的印行,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其中有《南词叙录》,是奠定了戏文研究的基石的。从前,我们只知道,最早的传奇是《荆》《刘》《拜》《杀》,是《琵琶》;从前,我们总以为戏文的出现.是在杂剧之后的。但这个谬误的观念,今日是全盘的被推翻了。

《南词叙录》分“宋、元旧篇”及“国朝”戏文二部分。我们根据了这,大略的可以明白宋、元以来南戏的流行的情形。

而不久,《永乐大典》“戏”字韵的一册被发见了;其中竟载着:

(一)小孙屠没兴遭盆吊

(二)张协状元

(三)宦门子弟错立身

的三本很原始的古戏。于是,就《永乐大典》目录而更被掘发出不少的戏文名目来。一时颇炽盛了专门研究戏文的心。

但资料究竟还太少。沈璟的《南九宫谱》虽多载古传奇的遗文,其名目多和《南词叙录》及《永乐大典》目录所载相合,然总还嫌过于单薄。等到蒋孝的《南九宫旧谱》,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吕士雄的《南词定律》,无名氏的《曲谱大成》,一一为我们所得到时。研究便较有把握起来。最后,董康在《书舶庸谭》里第一次提到了徐子室、钮少雅的《南九宫正始骷髅格》一书。但可惜这重要的曲谱,他在离开日本时,竟当作礼物,送给了内藤虎次郎。我没有一时曾忘记了这书,耿耿于心,曾数托过他向内藤借钞,总未得便有成。前三年,在苏州竟获得了此书的六卷,喜可知也!然非全帙。(全书有十卷)最近始辗转托人抄补完全。在这书里.总有一百二十种以上的古戏文的遗文可得。其重要可知。

又,在北平曾获得一部抄本《南北词广韵选》,也很可注意。赵万里先生尝得凌濛初氏的《南音三籁》;孔德学校藏的《格致丛书》里,有《群音类选》残本十六卷,这些对于古戏文的研究,都很有帮助。

至于一部两部……的古戏文重现于世的事,也不是没有。北平图书馆尝一次购得富春堂、文林阁、世德堂、继志斋各家所刻的传奇五十二种,在其间便有元人的戏文:

赵氏孤儿记(世德堂刻本)

吕蒙正破窑记(富春堂刻本)

周羽教子寻亲记(王铵重订,富春堂刻本)

等三本。而明初人之作,像《高文举珍珠记》,《刘玄德三顾草庐记》,《张子房赤松记》以及沈采的《裴度香山还带记》,邱濬的《投笔记》,《伍伦全备忠孝记》等等,尤多被保存于中。

又有《黄孝子寻亲记》、《苏武牧羊记》、《岳飞破虏东窗记》等元人戏文,也皆在近几年来被发现。而《荆钗记》、《白兔记》,《幽闺记》、《琵琶记》的诸明刻本,被发现者尤多,足资比勘的研究。

最有趣的是,李日华《南西厢记》,久成聚讼之端。此李日华非彼万历间之李日华(字君实),亦已为人所知。然明人又说,日华此作是窃之崔时佩者。《雍熙乐府》载有《南西厢记》,其文辞与日华又不同。《南词叙录》则于宋元旧篇里载《崔莺莺西厢记》一本,于国朝下又有同名的一本,下注李景云编。究竟《南西厢》有多少本呢?(后有陆采本,不计人)崔时佩和李日华的关系又是如何的呢?《百川书志》著录:

李日华《南西厢记》二卷 海盐崔时佩编集,吴门李日华新增,凡三十八折。

今忽发见富春堂刊本《南西厢记》,正和《百川书志》所言相同。凡系李日华增人者,下皆注“新增”二字。则日华原是极小心的忠厚人,竭力欲保全崔本面目,本不想攘窃他。至于几个古本。异同如何?李景云是否即李日华?则今日尚不能决定。

至明中叶以后的杂剧、戏文,则所得尤夥,研究的面目几全易旧观。《盛明杂剧》本非易得之书;但自经董氏复刻出来,今日已为人人之所有, 《盛明杂剧二集》尤为罕见。十余年前,来青阁主人杨君尝从杭州得到二集的残本数册,携以见示,其首册插图数十幅,俨然俱在。杨君欣然的说到:“为董氏搜访此书已数载,今始得之,大约可以凑全了吧。”过五六年,二集遂又由董氏刊布于世。又邹式金的《杂剧三编》中载之剧,多珍秘者。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其首册,插图序目俱全。而所存剧文仅有吴梅村、尤西堂作的二种,不足贵,遂置之。后亦为董氏所得。今在北平图书馆睹及此书,如见故人(盖已由他让给图书馆了)。益以从朱逖先先生处购得之若干种,共有十四种。马隅卿先生也藏有十余种,以补北平图书馆之所缺,则又增九种。邹书原有三十四种,是所缺仅十一种耳。难保没有完全发现的时候。黄方胤所作的《陌花轩杂剧》全部,久已佚去,我们也不复作复见之想。不意,北平图书馆乃和《杂剧三编》的数残本同时获得之。(版式完全相同,似亦为邹氏所刻。)

清代杂剧, 《曲录》著录者仅八十余剧,然余所得,已过二百本。近来,续有所见,当在三百本以上。我印行《清人杂剧初集》时,再三致慨叹于洪昇《四婵娟》的亡佚,而今却亦得读到。《清人杂剧二集》的四十种,殆多半为从来所想望而未之见之作。

在明嘉靖、万历时代以来的传奇的区域里,十年来珍本秘册的纷纷出现,几有应接不暇之势。一时也计数不尽,列举不完。其他比较易得之作,像《浣纱》、《还魂》、《绣襦》之流,也迭见古本旧刻。盖我们今日的研究范围, 已完全脱出毛氏《六十种曲》的范围。所谓富春堂、继志斋、世德堂、唐振吾、文林阁诸书贾之所刻;李卓吾、陈眉公、玉茗堂诸家之所评,已携带我们到了一个崭新的园地里去。而北平古宫旧宅里散出的许多旧钞本传奇,也足以增益了重要的贡献。且就沈璟之所作言之,我们从前仅知《六十种曲》本中有他的《义侠记》一本而已。今日则更得他的《桃符记》、《双鱼记》、《一种情》、《埋剑记》及《博笑记》的五种;其《十笑记》,在《群音类选》里也保存了十折。屠隆之作,前仅见《昙花》、《彩毫》二本,今则更得其最重要的《修文》一记。冯梦龙的《墨憨斋十种曲》向来号称难得,而今所得则多至十五种。他若许自昌的《橘浦记》,陈与郊的《论痴符》《四种》,王骥德的《题红记》,周朝俊的《红梅记》,郑之文的《旗亭记》,吴世美的《惊鸿记》,王稚登的《全德记》,卢柟的《想当然》,沈孚中的《绾春园》,孟称舜的《娇红》、《鸳鸯》、《二乔》,吴炳的《石渠五种》,范荀鸭的《香令三种》,孙仁孺的《东郭》、《醉乡》二种等等,今皆已得读之矣。

高奕新《传奇品》所载李玉、朱佐朝、朱素臣、邱园、张大复等数十家之作,前几十年几于珍秘之极,而今则此类剧本,为老伶工所家传者,乃亦逐渐披露于世了。

乾隆时代,惯好演唱全本大戏。往往每部有十本,每本有十折或二十折。实是空前的浩瀚的巨作。——虽然未见得是伟大之作。前所知而可得者,仅刻本的《劝善金科》而已;《昭代箫韶》已罕见。今则全部的《升平宝筏》 (四十本), 《鼎峙春秋》 (十本),《忠义璇图》,《剑锋春秋》,《月令承应》等等皆已出现。

此外,像蒋士铨的《西江祝嘏》,孔广林的《斗鸡忏》,李斗有《奇酸记》之类,不常见的作品,也都蜂拥而出现,实在是难于一一列举的。

“影戏词”的发现和搜集,也当附带的在此一说。“影戏”的来历甚古,影戏的话本,宋也已有之,惜一本不传。今日流行于北方的滦州影,即为其苗裔。滦州影词,被印出者已不少(多小字石印),然卷帙较多者,却仍为传钞本。这几年来,滦州影戏班,解散者时时有之。其影词多散失于市上。缀玉轩最早收购此类本子,然杂庋于昆腔皮黄本子里,不加重视也。车王府散出之大批戏本里,影词也不少。然编目者皆不能区别之。中央研究院尝于去年购得数十种。我也陆续的购进数批,凡得四十九种。今年则同时购得六十多部。合之当共可得三百余种《亦偶有重复的》。此种影词,甚类鼓儿词,多半描写国家大事,两军对垒,山大王造反,番民入寇之事,写男女私情者甚为罕见。其原因殆半因北方人氏们的偏嗜此类武事的本子,半也因影词的趣味,便在人物的夥多,动作的复杂,故缠绵的情语,与乎不能容得第三人在场的人物的相聚,便不得不归之天然淘汰之列。(关于影词,可参读著者的《一九三三年古籍的发见》。)

散曲也是近十余年来的新被注意的研究的对象。清末文士们,专致力于词,对于南北曲却谦让未遑。吴瞿庵先生《梅》殆是第一个着手于这个园地的人。很快的便造成一种研究的风气。

清人之于散曲,最不注意。初期,仅朱彝尊, 中叶,仅厉鹗,道光间仅赵庆熹、许光治等数人,比较得可称得是散曲作家耳。其于前人之作,留意者更少。左右脱离不了元人张小山、乔梦符二家之影响,所翻刻者,亦仅乔、张二家散曲(此外,仅刻白朴之作)。所见不广,所成就乃很有限。清末以来,因收集词集的连带关系,乃亦开始收集南北曲。吴瞿庵、董绶经二氏最为努力。董氏刻《江东白苎》及《萧爽斋乐府》,明曲乃为人所知。徐积余先生复刻黄荛圃藏杨朝英的《阳春白雪》,世人乃知元曲于乔、张、白外,更有如许好文章。同时因了元、明二代戏曲之为人注意,南北散曲,也便“附骥尾而名益彰”(《曲录》所载,并及散曲)。后来, 《四部丛刊》收入杨氏的《太平乐府》,又,正德本的《盛世新声》,嘉靖本的《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也相继地为人所知,较易得之。陈所闻《南北宫词记》流传更广。而无名氏之《乐府新声》、《乐府群玉)、《乐府群珠》,沈璟之《南词韵选》,王稚登之《吴骚集》,张琦之《吴骚二集》,三集《三集未见》及合编,三径草室之《新编南九宫词》,张栩之《彩笔情词》,乃至周之标之《吴欲萃雅》,圻山山人之《三径闲题》,许宇之《词林逸响》,冲和居士之《缠头百练初集》、二集皆相继出现,南北曲研究之门庭始大。专集之出现也极为可观。杨慎之作,于《陶情乐府》外,乃别有《玲珑唱和》一卷;王九思之作,原来仅知有崇祯本,而今则嘉靖本也为我们所见。汤舜民、康海、陈大声、常伦、施绍莘、冯惟敏、顾仲谊、王磐、张炼、黄周星、赵尚星、王屋等人所作,也皆为学人们所读到。这些岂是十年前所能梦想得到的盛况么?友人任讷氏曾编《散曲丛刊》(中华书局),用力至劬,然所载尚多习见之品。若在今日而言曲刊,则其珍秘可惊之程度,必远胜之。

十一

小说,在这三十年来之所得,和戏曲是同样的令人可惊诧。近十年来,所见异本珍籍尤多。有人说,十九世纪以来,人类的进步,十余年便可抵得上从前几个世纪。我以为,文学上新资料的发现。近数年来的成绩,也可以抵得过从前的中国几十百年。只要看,从亚东图书馆标点的《红楼》、《水浒》印行以来,离现在还不过十五六年,而我们的眼界竟扩大了多少,我们之所见、所得,竟比前增加了多少倍。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极精粹的一部著作,有许多见解,有许多史料,都是不能搬动一步的。但当他论叙宋人话本的时候,所见的只是《醒世恒言》,《西湖二集》等等,而今日,在这范围之内是增加了多少的新资料进去。

鲁迅先生所未能见到的“三言”里的“二言”: 《警世通言》和《古今小说》,如今是见到了;而此外,清平山堂所刊话本,竟在日本、在中国都发现了。日本内阁文库藏的《清平山堂话本》(十五种),北平古今小品书籍刊行会已为之印行;最近在宁波发现的《清平山堂话本》(《雨窗集》, 《欹枕集》)凡十二种,几无一种和日本藏本相同的。其中,像《花灯轿莲女成佛记》,《曹伯明错勘赃记》,《董永遇仙传》,《老冯唐直谏汉文帝》,《汉李广世号飞将军》,《夔关姚卞吊诸葛》,《雪川萧琛贬霸王》等都是不见于“三言”的崭新发见物。

其已见于“三言”的,像《错认尸》 (即《警世通言》之《乔彦杰一妾破家》), 《戒指儿记》《即《古今小说》之《闲云庵阮三偿冤债》》,《羊角哀死战荆轲》《《古今小说》之《羊角哀舍命全交》》,《死生交范张鸡黍》(《古今小说》)及《李元吴江救朱蛇》(《古今小说》之《李公子救蛇获称心》)等五篇,也都足以作比勘的研究。

有一点最足重视。我们从前,总以为“三言”里的许多叙述古代故事的话本,当出于明末人手笔。今见《羊角哀》、《萧琛》、《范张鸡黍》、《诸葛亮》、《李广》、《冯唐》诸作,在嘉靖时已经出现(嘉靖藏本,仅有《柳耆卿》、《张子房》等数本)。则采用了古代的历史与传说以组成话本者,乃是嘉靖以前的事。因此,产生了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是,宋元及明初的说话人,其话本的题材,也是时感枯窘的,故不得不乞灵于历史上的故事。第二,这类话本,本不完全是“说话人的底本”。元、明以来)或者宋代便已开始了这风气),文人们便已拟之,作为案头的读本,而不复是“讲述”的大纲或“底本”了。因为像《冯唐》、 《李广》一类的故事,离开民众的趣味已远,当不会是“书场”上的直接的产物。

《元刊全相平话五种》的发现,断定了元代通俗的讲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五代史平话》一类的书的性质也更可以明了些。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之为改良的讲史,而非真正说话人之所作的事实,也使我们可以下个判语。由是,宋、元以来讲史的进展的路线便可以确定。

从前《三国志演义》,我们只知道有毛评本;《水浒传》,我们只知道有金评的七十回本;《西游记》,我们只知道有悟一子的《西游真诠》; 《隋唐传》,我们只知道有褚人获的《隋唐演义》;《金瓶梅》,我们只知道有张竹坡的《第一奇书》;《平妖传》,我们只知道有四十回的冯氏改本;《列国志》,我们只知道有蔡元放的《评东周列国志》……但现在,这些陋见, 已完全的被扫除了。我们已发现了不止七八种的明刊《三国演义》,还发现了一种元刊的《三国志平话》。不仅罗贯中原本《嘉靖刊的》的面目为我们所知,且也明白了他所根据的底本。我们也发现了许多种的明刊《水浒传》,一百回的,一百十五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使我们证实了金圣叹七十回本之为腰斩古作。我们发见了《永乐大典》中的所载《西游记》的一节,万历刊本的《西游记》,隆庆间刘莲台刊的《西游释厄传》,还有好些明末的刊本。这些,都使我们更明白:吴承恩的书是怎样写成的,又是怎样被书贾们所删节改削的。我发见了好几本的《隋唐志传》(最早的是嘉靖本)。发现了明末的《隋史遗文》和《隋炀艳史》。这也使我们明白褚氏的演义是怎样的东抄西袭以成之的。关于《金瓶梅》我们不仅发现了较张竹坡评本更古的崇祯本,且还发见了万历末所刻的《金瓶梅词话》。这也使我们知道,这部明代伟大的小说的性质。是由何因素而决定的。而《东周列国志》的为书,如今只是见其陋.因为我们不仅发现了其祖本冯氏梦龙作的《新列国志》,且也发现了不止一种刻本的冯氏的祖本《列国志传》。

这些“古本”的发见,对于中国小说的研究是极关重要的。文人学士们往往喜凭其臆见,改正旧本,特别是小说,他们认为小道,是不妨随意笔削的。以此原本的好处、真处,往往为三家村学究们所斫丧以尽。今得古本证之,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在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社会,其所产生的小说,原来是这样的,是恰足以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与生活的。

其他明、清二代的小说,不经见的,不知在这若干年间出现了多少。说起来便要像开列目录。且止于此,不再多说了。

十二

最后,还该说一说诗文集及其他要籍的发现。

唐、宋人的专集,几无什么重要的增加。元人的专集,偶有几种为前人所未见者,却也不甚重要。明刻的六朝人集,唐宋人集,足资文辞上的比勘者却为数甚多。黄荛圃所藏的唐人诗集若干种,今藏于松江韩氏;有出售之说,不知已否售去。北平图书馆得明朱警编的《唐百家诗》一百八十四卷《明抄本》,在勘正《全唐诗》的谬误的一点上,是甚为重要的资料。宋、陈思编的《两宋名贤小集》传钞本存者甚多,如取来和《四库全书》本及顾氏刊本对勘。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明人专集。散逸者至多。一来不为世人所留意,二则也因经过清代的几次的查禁烧毁。久闻编《明诗纪事》的陈田氏,家藏明集至多,颇心焉向往之。后知其全归蒋孟苹氏。又闻蒋氏并获有从天一阁窃出之明人集若干种。蒋氏书归涵芬楼后,其中却无此种明人集。前年陈乃乾先生从蒋家购得这一批明集。我们极力怂恿他,让归北平图书馆。其间几为书贾们所得,一被获得,则必散佚各地。幸让售图书馆之举,终于告成。于是这六百余种的明人专集,中多人间孤本者,皆得为人人之所快睹!这可以说是近十年来最重要,最快人意的事。

清人集,易得而难全聚。盖为数过多,收不胜收,而比较难见的,却又绝不多觏。近来专收清集者,颇有人在。颇盼其能够各就所藏,编为目录。将来也是黄氏《千顷堂书目》的一流,足为清代文学留下一个总的帐本。

佛教文学书的发现,这几年来也是热闹。最重要的是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的五千多卷的宋或金版的佛经。其中很有不少中土所未有的孤本佚籍。惜全部目录尚未清理出来,究竟有多少宝藏:一时尚未之全悉。 (参读著者的《一九三三年古籍的发见》)

原载:《郑振铎文集》,第5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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